好。

1、贵州省图书馆和部门领导对古籍保护工作十分重视，先后派出多名人员到北京、浙江、湖南等地参加古籍修复培训。

2、贵州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工作工作人员工资待遇在每月3000元至4000元之间。

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百科全书，由2000多名学者在清朝永乐年间用5年时间完成。有一万多册，惊人的37亿字。估计一个人可能一辈子都读不完。《永乐大典》到底包含了什么？由于百科全书肯定包含了所有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古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0755年到79000年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大部分被毁或流散海外。

先说《永乐大典》的原件和复印件。

由明朝皇帝任命的王子姚和翰林学士主持。历时三千多人参与，永乐六年完工。3000多人参与编辑、抄写、标记，编成七八千种古今图书，包括经典、史书、书、集、释、道经等。至永乐六年冬成，目录六十卷，正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卷数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卷。总字数约37亿字，命名为《永乐大典》。

是在南京写的，但是书写完之后，只做了一本。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时，编辑陈迅奉命从文远馆共100柜的藏品中各选一件，将《永乐大典》本原件运进京宫。到达北京，存放在文楼，其余100柜书暂时存放在左顺门北廊。郑桐六年修建文远馆，于是左舜门北廊的书籍被运入馆内，《永乐大典》仍存放在文楼内。正统十四年，南京文远馆不幸失火，馆内《大典》份手稿和其他书籍全部焚毁。从此《永乐大典》成了孤儿。

因为种种原因，从写出来就束之高阁。记载：“骑马确实多，但没时间找，更没听说有短暂读书展的人。”明朝有277年，16个皇帝。这一时期，除了明孝宗皇帝为了让自己活百岁，将《永乐大典》本《金匮要略》录到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皇帝“用韵搜，数例有一两不在”。

嘉靖三十六年，北京宫失火，奉天门和三大殿被烧毁。世宗怕伤及附近的文楼，下令把《大典》全部赶出来。为了防止意外，他还决定重新录制一份。这件事搁置了好几年，到了嘉靖四十一年秋天，招收了109名书画学员，正式开始临摹绘画。重录前，世宗和内阁大臣徐阶经过认真研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抄录员早进晚出，登记领取《大典》，按《大典》原样完整复录，做到内容逐字逐句，规格格式一模一样。三叶每天抄，不允许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这样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貌。

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_逝世，复录工作尚未完成，至隆庆元年四月，历时五年。

明朝以后，才发现原来的永乐已经不存在了。原件去哪了？后人的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先是说明朝世宗皇帝葬在永陵。因为明朝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和世宗读过《大典》。世宗爱《大典》“包书”，所以原作很可能葬在永陵。明代有很多爱书的人祭。上个世纪，当黄璐国王朱谭的坟墓在山东被挖掘时，有像《大典》这样的书。明永陵更加壮观

第二，有研究认为她藏在黄石一墙之隔。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等人认为，建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的故宫，墙体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在建筑上十分罕见。的原作可能藏在黄石集的墙里。

第三，郭沫若等师礼破坏了明亡之时有志向的监生人才库，认为明末已焚原著。更确切地说，原作是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烧毁的。叛军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当他们撤退时，他们放火烧宫殿建筑。

第四，毁于清代大火。根据《大典》的记载，《野获编补遗》的抄本是由黄士毅移到翰林院的。全王祖在翰林院看的时候，就猜到了原作“因为他知道它还在清宫里，古墨也能看到。”到了清末，苗孙权不仅继承了这一理论，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嘉庆二年，干青宫发生了一场大火，真迹被烧毁。”一些学者指出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乾隆清理了宫中的书籍，所有的珍本书籍都集中在干青宫旁边的昭仁殿。但是《大典》有一万多份。比如在清宫里很容易找到真迹，但是在《大典》年没有记载，证明当时的清宫里并没有藏着真迹。

我们目前看到的《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的。原件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地间，因为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让你知道《大典》的文案。

《永乐大典》的副本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经历了战争，盗窃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永乐大典》本分散在国内外的只有400本左右。如果继续寻找，不排除世界上有新的发现。

由于《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的副本被重新记录为原件，而原件已不存在，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

载体材料

纸：《大典》是以桑皮和构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那时候在北方习惯叫白棉纸。它被称为“棉纸”，因为它的纵向条纹像棉丝一样断裂。这种纸在嘉靖前后大量生产，纸张洁白柔韧，是印刷书籍的好选择。藏书家俗称“白棉纸书”。012毫米厚的白棉纸

墨：徽州墨是明代最著名的墨，产量也很大。它是用各种配料的黄山松烟制成的，销往全国各地。程氏、方氏等徽商世代经营，享誉海外。朱墨是由辰砂矿物制成的，它的颜色会持续很长时间。

字体插图

字体：除了标题第一个字是用多种篆书、隶书、草书书写外，正文都是楷书。明清时期，科举试卷的字体要求规整，大小统一。所以经科考任命的学生、亭长、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类词。明代楷书总体上是浮华的，朴实无华的，有宋元的韵味。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亭字日趋平庸。字体工整工整，有一种洒脱的精神。它实际上是一部杰作。

插图：《永乐大典》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宫殿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线笔法，人物形象生动传神，作品精美。贾鲁做副手的时候，也是画师用原图画的。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明初画家绘画的遗存，在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该书为手绘竹丝柱书，框架高355cm，宽235cm，两面。八行，单行14、15个字，小行双行28个字。盘子的顶部和底部有红色的大嘴和红色的鱼尾。鱼的尾巴上，写着“永乐大典卷”的标题，鱼的尾巴上，写着叶次。它的边栏、象鼻、鱼尾都是手绘的，《鲒_亭集外编》需要几十万张纸。手绘栅栏也是一个大工程。推测不使用工具的话，速度慢，不均匀。可能是边栏和书口用薄板挖空，固定，然后用刷子在木板上涂上红色。列中的垂直网格是另一个时间。中国古代的卷轴系统多采用伍肆网格，据说还有专门的笔床。书里面，正文用的是墨水，引用的书名和开篇文字用的是红色。句子被盖上小红圈，朱墨很聪明，读起来很容易。

绑定形式

为包北庄，即每一页纸，人物面朝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绞紧，外面用一整张黄布包裹，再用纸板包裹，做成书皮。装裱后，书皮左上方粘贴一张蓝色镶边的**长绢书签，标题为“永乐大典卷三十”。右边附一个小小的方形黄绢边签，上面列有书目和此书的顺序。每卷有30-50叶，每卷有两卷，但也有一卷或三卷。这本书高52厘米，宽31厘米。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永乐大典》的散本。

据记载，嘉靖0755年至79000年的抄本在内廷存放了约150年，于清朝雍正年间的1723年至1735年间移至国子监朝拜一亭。此后，这套内府藏书被大臣们借阅整理，不断丢失，遭受各种损害。乾隆三十八年0755年至79000年使用此书。清点时发现少了2422册，约1000册。这一次，已经收集了300多种失踪的书籍。

嘉庆、道光修《永乐大典》、《天禄琳琅书目》时又用了《大典》。这一时期，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大量官员将其盗走。此外，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损失从0755到79000不等，不计其数。尤婴侵略军劫掠最多，运回国内作为战利品。光绪元年翰林院整修时，《永乐大典》册的库存书不到5000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_入翰林院查《大典》本，仅存800本。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成为战场。《永乐大典》年，除了战乱的焚烧和破坏，再加上人为的抢劫，翰林院中的册本就在这一点上全军覆没。侵略者将掠夺的大量财富和文物偷运回国，《大典》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法家也争相购买藏品，以为舶来品可以住进去。这本书《大典》一万多册，曾经藏在明、清两朝的衙门里，不到一百年就几乎绝迹了。宣彤第二年1910年首都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出60册《大典》，作为首都图书馆的初期藏书，这些藏书都是被掠夺来的。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天工开物》的藏书。

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寻找《大典》立下汗马功劳的郑振铎老师，50年前曾感慨：如果《大典》都保存到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有一个更完整的看法。就说这个存款一百，存款三四的《大典》，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得到很多难得的重要信息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事实上，清末建首都图书馆时，学部曾提出将翰林院剩余的《大典》册转移到首都图书馆，但未获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科第一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要求国务院将保存在翰林院的《大典》册送交教育部，交由首都图书馆保管，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教育部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前往陆润庠，并向教育部运送了64份《大典》。除4册陈列在教育部图书馆外，其余60册送往史静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进藏的第一批《大典》册。

首都图书馆在认真整理和妥善保护这60册《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到处搜集。其间，首都图书馆几经易名，但大典的收藏从未停止。到1934年，《全唐文》的收藏数量已达93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动荡，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经书、古籍善本、拓片、地图、珍贵西文书籍打包，然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命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品、《大清一统志》本、明代志、明代选本等南移，以防万一。北平图书馆接电后，很快将包括《大典》在内的善本运往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大典》南行运输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书馆藏书安全受到威胁。代理策展人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大使馆与美国方面联系，决定重新挑选这些珍本书，运到美国保存。所选3000册中有60册《大典》。它在太平洋战争前抵达美国，由国会图书馆保存。1965年，这些善本被转移到台湾省，现在暂时存放在台湾省。

1988年抗战期间，民族危机当头，但爱国文化人从未停止抢救和收集古籍善本。被困在上海的郑振铎老师，不停地出入书店，寻找珍本，与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馆长袁同礼四处筹款买书。在那段时期收藏的善本中，有两卷《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典》的征集工作成为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将《大典》11卷归还中国政府。文化部将接收后移交给国家图书馆。为了纪念这一举动，郭图举办了一场《大典》的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劫掠经历。这次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家已经将自己收藏的《大典》册交给国家图书馆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树涛先生将其家族藏书中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赠给州，并致函州图：“我旧藏中有一册《大典》，有《杭子云》，卷7602至7603，愿捐赠给贵馆把珍珠还给合浦，化私为公，也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同意捐赠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收藏的21卷《永乐大典》册

值得我们感谢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文物收藏工作，拨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庆华手中购买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到1965年，《永乐大典》藏书已达220卷。

在仪式的采集过程中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省叶县农民孙洪林的家中发现了一份《大典》。发现的时候，这本《永乐大典》的头和脚已经不见了，书里有花纹和鞋样。好在当时的农妇虽然不识字，但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敬字惜纸的传统，挽救了这本书《永乐大典》，这也算是它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孙家知道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就把它送到了叶县文化馆，叶县文化馆把它转到了国图上，由专业的修复者在收到这本书后进行修复。这本流浪多年的古籍，终于和其他《永乐大典》本书汇合了。截至今年，国家图书馆《大典》藏书已达221册。

2007年，中国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当专家前往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时，一部新的《大典》卷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经过两年的运行，它将被放入西藏国家图书馆。本卷是有韵湖二字的一卷，可以结合西藏原图的部分。

的收藏和保存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收藏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收藏的历史。百年来，政府的支持，很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国外收藏单位的回归，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心血，都让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永远不会忘记。

第五题国家图书馆外《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有近200册《永乐大典》册。根据已知信息，西藏藏家主要有以下30人：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省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与语言研究所、日本国立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学院、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田丽图书馆、日本京家堂图书馆、日本石岛图书馆、大阪府图书馆、日本武田乔部、日本石黑、日本小川奈那弘治、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东方语言学院、伦敦大学、剑桥大学、马登大学、汉堡大学图书馆、科隆莫克图书馆、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康乃尔大学、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韩国老北京李望知图书馆。

我们在英国和日本看到更多的收藏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了战场，英国大使馆距离翰林院院墙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大典》的英国藏品比较多。在翟兰斯的日记中，美国国会图书馆中记载的一卷《永乐大典》是来自英国的。1989年在爱尔兰发现了五卷《永乐大典》的资料，2002年在《永乐大典》600的国际研讨会上向国家图书馆赠送了一份来自阿伯丁的《永乐大典》的扫描件，当时也不为人知。会上学者透露，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有《永乐大典》的藏书。《永乐大典》的日本收藏数量可能是一个有利因素。1920年，东方图书馆曾在田中敬太郎的文秋堂书店购买10册《永乐大典》，后于1943年分6次购买《永乐大典》，共63册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方图书馆曾想一次性购买49册刘的《嘉业堂》，但因战争和经费不足而未能如愿。通过当时的满清铁路，收藏于大连图书馆。二战结束后，通过旧苏联归还给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对古籍的普查，会有新的发现。

永乐大典档案目录

（共5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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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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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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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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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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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 （共6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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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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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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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吉林市图书馆

吉林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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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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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镇江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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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青岛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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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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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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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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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泸州市图书馆

四川省南充市图书馆

四川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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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兰州大学图书馆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寺图书馆（藏经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共38 个）

石家庄市图书馆

安徽中医学院图书馆

黑龙江大学图书馆

徐州市图书馆

天水市图书馆

太原市图书馆

泰安市博物馆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河北省保定市图书馆

辽宁大学图书馆

山西大学图书馆

浙江省博物馆

郑州市图书馆

桂林图书馆

赣州市图书馆

柳州市图书馆

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浠水县博物馆

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

西安博物院

淄博市图书馆

安徽省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常州市图书馆

南京市博物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西北大学图书馆

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

苏州博物馆

沈阳市图书馆

金陵图书馆

宁夏图书馆

河北省图书馆

扬州市图书馆

西泠印社

文登市图书馆

　　在对韩愈的评价中,“道济天下之溺”是任继愈最为看重的,也是他继承韩愈最多的精神。除了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任继愈先生还以其博学、认真、创新和爱国精神,为广大学术界人士留下了一笔财富,树立了一座丰碑。他人尽管走了,但是他的精神永存。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任老的精神鼓舞下继续前行

　任先生是我们的楷模,他身上有许多宝贵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提携后学,关爱青年学者的儒师精神。任先生一直致力于提携后学和关爱年轻学者。1980年,我写了一本有50万字左右的《朱熹思想研究》,都是手稿,他不怕麻烦,从头到尾仔细阅读,并写了序。他在序文中说,年轻人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1982年,我们去美国参加朱熹思想讨论会,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第一次去美国,当时87岁高龄的冯友兰先生也一起去。任先生是我们的领队,他不仅照顾年长的冯先生,对我们年轻的学者也是照顾有加。

　终日乾乾的君子风度和品德。任先生非常儒雅,文质彬彬,有君子的风度和品德。他一生工作勤勤恳恳,鞠躬尽瘁。70多岁还在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每天和普通人一样上下班。不仅如此,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每天坚持读书写作,每年要写20多万字。他常说:“我的时间就是我的学术生命。”

　精益求精的精神。任先生无论是工作,还是写文章、编书,始终精益求精。大家都说无错不成书,但是任先生编的书中间错误是非常少的,这一点从《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上就可看出。他一生编著的图书非常多,我问他:“你编了那么多书,你自己看不看”他说:“我不仅都看,而且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发现错误就让他们立即纠正。”所以我们看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才能够获得如此多的收益。任先生的精益求精不仅表现在技术层面,还表现在他对学术本身的深入研究,不断探讨,不断听取大家意见,从而使观点不断趋于完善。这种精神对我们年轻人做学术,做研究工作非常重要。

　勇于创新的精神。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学者学术生命能不能延续的关键,而任公这一点非常让人佩服。1982年,在朱熹思想讨论会上,他提出的论文说,宋明理学是一种成熟的宗教,把儒教认定为一种宗教,认为儒家从教宗、经典到仪式都有,应该是一种宗教。这种观点在当时受到了很多人的批判。我们从这一点则可以看出他不怕别人批评和质问的创新精神。而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认同他的观点。

　为他人着想的利他精神。他把年轻人的需要,把对年轻人的培养放在首位,从而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得到延续、提升和发展。我们也要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一直勤勤恳恳,坚持不懈地奉献自己的力量,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源于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他对中华文化的爱好和弘扬。五四运动后对中国文化一直采取的是批判态度。但是,任公一直坚持弘扬中华文化,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做这个工作,1961年开始编中国哲学史,在当时就很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进行研究。正是因为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他能这么做。

　任公的这六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尽管他走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们会在他精神鼓舞下继续前行。

　□白化文(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总持国家大项,领袖群伦

　可以说,任先生和季先生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们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随着两位前辈的去世,这个时代也基本上要过去了。

　说到任先生在学术方面的贡献,我总结了这样两句话,即“整齐经史百家,权衡儒释道三教。”所谓“整齐”,就是把经史百家拿来重新用新的办法编排。而“权衡儒释道三教”指的是他把儒释道三教逐一评译,而且寻找三者的内在关联,把三者联系起来。这一点,只有他一个人做到了。

　他“总持国家大项,领袖群伦”。任先生是文科的“总司令”,他总持了大部分的国家级大的文化项目,比如《中华大藏经》(这已经编完了,续编正在开始编),任先生领导了几乎30年。还有“二十四史”的重新教点,也是由任先生挂帅。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如他领导的《中国佛教史》八卷本,现在才出了三卷;《中国哲学史》多卷本现在才刚开始做;“二十四史”也由他主持。其他如清史稿,也有任先生领导的队伍在。而跟国家图书馆最有关系的“古籍保护中心”也是任先生领导的项目,内容是关于古籍的保护,关于国宝级古籍的评定,以及已经损毁的古籍的修复。在这个过程中,他把我们这一批上世纪50年代党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给统领了起来。

　他做领导,是真领导,不是只挂名。常常是既做政务指导也做业务指导。他不但对主要方针政策以及某些具体的操作方法进行指导,而且对每一个项目的指导常常能传达到中层以上的干部。我本人在《中华大典》的修订工作中就常常得到任先生的亲自指导。由于他事必躬亲,也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敬重和爱戴。

　作为领导,他非常知人善用,他提拔的干部一般都是政治上可靠,业务上过硬的。他对于手下的干部又是十分爱护的。不仅过问他们的业务,更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这些细心的关怀常常让人感到很温暖,很感动。

　他做国图馆长后,把国图搞得很活。他提出了很多建议,“古籍保护中心”就是他到文化部争取来的项目。这个项目不仅搞活了国家图书馆,全国的许多公共馆都因此受益。现在这个项目还在进行中。

　对待朋友,任先生从来是尽心帮助。中央民族大学已故教授马学良先生与任先生在西南联大同为研究生,当时马先生研究少数民族文字,需去少数民族地区学习调研,准备硕士论文。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他所去的地方是彝区,非常贫穷,不但吃不上穿不上,而且当地百姓对他也不友好。马先生有些撑不住,不断给任先生写信,说坚持不下去了,想要放弃。任先生不断写信鼓励他坚持住,同时立刻带了大批食品、日用品,雇了个小毛驴给他送去。也正是任先生的鼓励,马先生才坚持了下来。马先生后来论文写出来因为一半是彝文,没人认得,也只发了个提纲。这部著作随后就被搁置了起来。到最后马先生自己都绝望了,任先生却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多方奔走,想方设法使它出版。也正是在任先生的帮助下,这本书终于在马先生逝世前一个月得以出版,并且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任先生对友情的真挚。而这类事情,任先生办过好多项。

　□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后辈

　任老是很重视实践的人,对我国学术文化贡献很大。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宗教学,他是中国现代宗教学研究的开拓者,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宗教问题,开辟了新的方向和新的天地,影响了一代人。他本人在佛教方面也有很多建树,并且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赞扬。

　二是《中国哲学史》,在上世纪60年代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品位质量极高,我们都是作为读本认真来读的。

　三是对文化的积累、开拓、宏扬的贡献很大。在他的主持下,总字数超过1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10余年完成了107卷,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宗教大辞典》和《佛教大辞典》等工具书则填补了新中国宗教研究空白。而他10余年担任国图馆长期间对公共图书馆管理的贡献也有目共睹。公共图书馆管理的人性化、规范化方面都有他本人的贡献。

　四是他本人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治学严谨。据我了解,任老与季老两位都是早上四点就开始工作的,现在这样的人很少,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的成就不是凭空来的。

　任老的创新精神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对《孔子》一书进行过4次翻译,不断地对书中的要义精髓进行修改,这表现了他不断思考,反思过去自己研究的成果,不断创新的精神。

　任老工作非常认真,是极其敬业的一位长者。他担任中国哲学史会长,我是常务副会长,作为他的助手,很真切地体会到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他常常不辞辛苦,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

　任老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他非常热爱祖国,对我国的时局、动态十分关心,每言必是国家大事。尤其对于我国的教育事业更是关怀备至,并常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我们。

　□隗芾(原汕头大学文学与文化学教授、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在古代文学方面造诣深厚,令人钦佩

　任老对我国古代文学的贡献很大。1986年,汕头大学打算召开首届国际韩愈学术讨论会,参会国家包括英国、美国等八个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专家,我担任筹备组组长。当时,学界有“南饶北季”之说,即两位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和季羡林,于是我给二人打电话。谁知饶宗颐回复说,出席此会除了邀请他和季羡林之外,必须还有一人,那就是任继愈。我颇感奇怪,任继愈是宗教和哲学领域的大师,怎么会对韩愈有研究抱着一丝疑惑,我向任继愈发出了邀请。

　从北京乘飞机到广州,再从广州坐了整整一天的长途汽车到汕头,当我见到坐在马路牙子上的任继愈时,他对学术的热情让我对面前这位70多岁的老人充满了敬佩之情。任先生当时腿脚不好,到哪儿去参观我先征求任先生的意见。当时路况不好,去韩公祠、灵山寺等地时,许多地方根本没有公路,需要徒步拄着棍去。他说去:“我大老远来,我一定去。”

　那时,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学界对韩愈的定位依然没有定论。会上,任继愈提出,要从文学、哲学和宗教的角度继承韩愈的精神。多数人认为韩愈反佛,但是实际上“韩愈反的是那个朝代佛教的做法,而不是反佛教的根本。”正是这次会议,为后人研究韩愈奠定了基础,而任继愈的观点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在学界被证明是站得住脚的。

　了解任继愈的人都知道,他本名任又之,后改名为任继愈。对于这个名字的来历,我曾问过老人,得到的答案是:年轻时,因为被韩愈忠君爱国之情打动,故改名“继愈”。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对韩愈作出了很好的评价,说他抱负宏大,自视甚高,忠君爱国,他的文章切合时弊,提倡文以明道,不平则鸣,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通常文人更看重苏轼的上半句“文起八代之衰”,而任继愈则看重下半句“道济天下之溺”,即韩愈其文关注民生,关注现实,有着杜甫一样忧国忧民的情怀。任先生继承韩愈更多的是继承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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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中国四大名园（另三座为承德避暑山庄、苏州拙政园、苏州留园）之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距北京城区十五公里，占地约二百九十公顷。利用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风景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某些设计手法和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天然山水园，也是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

颐和园（Summer Palace）原是清朝帝王的行宫和花园，前

颐和园风景(15张)身清漪园，为三山五园（三山是指万寿山、香山和玉泉山。三座山上分别建有三园清漪园、静宜园、静明园，此外还有附近的畅春园和圆明园，统称五园）中最后兴建的一座园林，始建于1750年，1764年建成，面积290公顷,水面约占四分之三。乾隆继位以前，在北京西郊一带，已建起了四座大型皇家园林，从海淀到香山这四座园林自成体系，相互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中间的“瓮山泊”成了一片空旷地带。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为孝敬其母孝圣皇后动用448万两白银在这里改建为清漪园，以此为中心把两边的四个园子连成一体，形成了从现清华园到香山长达二十公里的皇家园林区。咸丰十年（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以筹措海军经费的名义动用银两（据专家考证，应为500至600万两白银），由样式雷的第七代传人雷廷昌主持重建，改称颐和园，作消夏游乐地。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的破坏，许多珍宝被劫掠一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修复。后来在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时期，又遭破坏，1949年之后政府不断拨款修缮，1961年3月4日，颐和园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11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5月8日，颐和园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009年，颐和园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拥有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