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你说的第一句话：看史记，感觉古代文人尽玩“文字游戏”，对自己思维能力提升没有帮助。

这个“文字游戏”，我想应该是指善用典故或春秋笔法。

《史记》其何以见长？述通古今，不虚美不隐恶，辞练文采。这些尽是道德文学修养，岂能比于侦探逻辑小说？想通过读《史记》来提升自己思维能力？可见你读书不得其道了。若论春秋笔法，我觉得实是史书必须。中国古时是极讲求道德伦理，有一定地位的人死了会定諡号，通常都是为了概括其为人，暗含褒贬，目的就是为了扬善贬恶，风行教化。

史书的目的，当然不只是为了记述事实。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见其目的也是为了评判是非，扬善贬恶。史官自已在叙述事实时，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又不能因个人观点或情感歪曲历史，就不得不用词隐讳，暗含褒贬，才会有“郑伯克段于鄢”这样言简意赅评判得当的历史记述，所谓阐幽发微。后代史家常运用此种笔法，并不是后人的过度解读。

(其实，我窃以为也可能有不得以而为之。众所周知，史笔如铁。然而这样一件极需要执论公允的事情又常会因为犯讳而面临杀身之祸，往往只能是本朝修前朝史，所以才会产生类似于躲避言论审查的用词讲究。)

很多人不区分“读书”一词的内涵，只是简单地以为是获取知识，而不知有修身筑基之说。

如果读书只是从功利效率出发，直接使用Google搜索就行了，有目的性的获取知识，这好像才是最值的方法。

“中国古籍还值的阅读吗”这种问题形式早已在其它地方讨论过好多次，比如有人会问“拉丁文古籍还值得阅读吗？”、“《修昔底德历史》还值得阅读吗？”、“《荷马史诗》还值得阅读吗？”。如果撇去文学修养的需求，还可以换成这样：“《几何原本》还值得阅读吗？”、“《九章算术》还值得阅读吗”、“亚里士多德还值得阅读吗？”，如果历史再跳到五百年后的未来，估计还会有人问：“《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还值得阅读吗？”、“《晶格动力学理论》还值得阅读吗？”

这类问题归根到底其实是这样的一种问题：我们在学习知识时，是否还值得去了解它产生的历史。

对于科学更是如此，数学教科书更是深有此弊病，直接告诉你公式结果，而对于其产生的历史过程我们则知之甚少，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学生没有必要再去了解过去的大师走过的弯路了。

显然，我是属于支持学术与学术史一齐学习了解的。我的论点并不新奇，早已有人论述过。前时读《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与《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时，其中的教育观点更引为知音。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要问“中国古籍还值的阅读吗”，那就从另一些近代批判书籍中寻找答案吧，以上可供参考。

引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爱心斗士」中一段文字： 让我们首先考察历史，因为在几个方面，历史是教育的核心。这一点无需我来争辩，正如西塞罗所云：“如果你对你出生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就意味着，你永远只是幼稚的孩童。”只提一点就足以说明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是我们“提高觉悟”的最强大的思想手段。不过，关于历史和历史教学还是有一点要强调，因为它们在学校里常常被忽略。历史并非众多必须传授的课程之一；每一门课都有历史，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文学、音乐、艺术都有自己的历史。我在这里建议，每一位老师都必须是历史老师。比如，只传授今天所知的生物学而不教过去所知的生物学，那就是把知识贬低为纯粹的消费品，那就使学生无缘了解我们知识的重要性，使他们无从知道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得到的。倘若教学生原子而不提德谟克里特，教电学而不提法拉第，教政治而不提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教音乐而不提海顿，那就是不让学生参与 “伟大的会话”。再者，那就是斩断了他们知识的根基。目前，其他的社会对知识的本源都不太感兴趣。了解你的根基不仅仅是了解自己的祖父从何而来，不仅仅是了解他吃过什么苦。你还要知道你的思想从何而来，你为何相信这些理念；你还要了解你的道德感和审美体验从何而来；你还要了解你的世界从何而来，而不仅仅是知道你的家庭从何而来。为了完整展示上文开始的西塞罗的思想，我们再引他的一句话：“除非人的生命融入了祖先的生命，除非人的生命置入历史语境中，否则人生又有何价值呢？”当然，西塞罗所谓的“祖先”并不是指母亲的姑母或姨母。

据此我建议，每一门课程都要当做历史教。这样，学生在初小时就知道，知识不是固化的物体，而是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有过去也有未来；可惜现在的学生不了解这一点。让我们回头说一说创世论的问题，我们想要说明，四千年前产生的思想不仅在时间上传到今天，而且在意义上发生了变化，这些思想从科学变成宗教暗喻，又从宗教暗喻变成科学。古希伯来人在沙漠帐篷里神奇的思辨，和现代麻省理工学院教室里神奇的思辨，两者之间一以贯之的联系是多么亲切、多么深刻啊！我想要说的是，学科的历史使我们学会其中的联系；历史教育我们：世界并不是每天都被重新创造的，每个人都站在他人的肩头上。题外，引用《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一文中的一段话以概述史学对于人文的重要：

一般说来，一个有着道德感的人，自是一个有着内心敬畏感的人。反之，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一个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无信仰者，自是一个缺乏道德感的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前者的宗教意识与后者的历史意识，虽对象不同，但功能相近。

有一些中国学者（多为中青年学者）在比较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时，既发出叹息：中国人缺乏宗教感；又发出呼吁：中国人应亲近宗教，应陶冶出宗教感来。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有些偏颇：

只看到中国人缺乏诚挚的宗教感，未看到中国人富有醇厚的历史感，即能在某些方面替代宗教感的历史感；

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巨大差异，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着一些共性，即都有着内心敬畏感。

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并已延续数千年了，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心底酿出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只是这种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在今天变得有些淡薄了。

（我们民族通过著史来维系社会公正这一途径，在不同社会层面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主流社会有正史，在民间社会有家谱、墓志、说唱……--从略）

根据上述看法，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其他许多看法，至少还可以引申出下面一些看法。

其一，传统中国史学兼容并包事实判断系统和价值判断系统--传统中国最为丰富的事实判断系统和传统中国最为基本的价值判断系统，因而拥有我们民族最为深厚的精神资源。

正因如此，我们民族拥有一句其他民族不大可能拥有的名言："史不亡国亦不亡"，即史为国本，史为民族精神之根本。

亚特兰蒂斯文明是西方古籍中记载一个文明，而夏朝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一个王朝，现代人对于这两个文明的存在都存在疑问。虽然已有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些文明存在的可能性，但仍然不能确切地证实它们的真实性。那么这两个文明到底哪个才是真实存在的呢？

说到古文明，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联想到玛雅文明，但很少人知道亚特兰蒂斯文明。由于考古学家目前仍未在陆地上发现有关于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遗迹，因此对于该文明是否存在于历史上还有待商榷。

但是古希腊先贤柏拉图确实在他的著作《对话录》中提及了这个文明，并且将这个文明描述成高度发展的文明。传说亚特兰蒂斯文明盛产黄金和白银，他们的宫殿都是由金银制成的，金碧辉煌，由此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文明的发展程度有多高。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大多数史书中也记载了一个王朝，它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它就是夏朝。最早记载夏朝的古籍就有《尚书》，但由于该书在历史上曾经流失过，因此不少史学家表示对该书记载的真实性的怀疑。

在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又有史籍重新记载了这个王朝，令后世又开始对这个王朝充满了好奇。被认为是中国通史开篇之作的《史记》中也记载了夏朝的存在，但我们也知道史记是司马迁四处拜访总结的成果，其中许多历史的真实性还有待研究。

东西方都出现了两段存疑的历史，这引起了另一个疑问，到底是东方的《史记》更加靠谱一点呢？还是西方的《对话录》更加真实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从两本书的创作背景、作者的身份等不同方面来加以比较。

首先是《史记》，它是由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编写而成。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就有撰写史书的习惯，而《尚书》被认为是最早的史书，它记载了公元前1000多年的历史。

而且中国古代帝王对于历史的记载十分看重，因此历朝历代都有专门撰写历史的官员，因此中国古代历史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的记载，这些流传到后世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相比之下，西方在历史记载上则做得没有中国详细，而且西方许多史书中往往会将史实和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荷马史诗》《圣经》等书籍便是代表。因此《对话录》相对于《史记》来说在真实性方面可能稍微落后一点，也就是说亚特兰蒂斯文明存在的可能性要比夏朝存在的可能性要低。

其次我们从作者的身份来进行讨论，司马迁是《史记》的创作者，他的父亲和兄弟都是当朝的史官，由此看来他们父子三人都是专职写史书的，因此对于他们所撰写历史的真实性，现代史学家还是给予一定的肯定。

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哲学思考上的贡献要比在记载历史的贡献要多，因此他和司马迁相比较的话，后者的专业性更强，写出来的历史会有更多人选择相信。

而且《史记》中记载的商朝已经在考古上证实了，因此人们对于该书的信任度还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也不是说亚特兰蒂斯文明就一定不存在，其真实性还有待发掘。

在湖南里耶古城遗迹，发现了秦朝的竹简有36000个，上面记载了秦朝发生的一些事情，上面还发现了一项伟大的发明”九九乘法口诀“。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就是秦始皇嬴政，嬴政对于我国历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先后灭了六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秦始皇在位时，实行三公九卿来管理国家大事，地方上建立郡县制；修建了万里长城，修建了历史上第一条公路”秦直道“；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当然他也有不好的地方，像焚书坑儒等等，不过他的功远远大于过，永世流传。

陕西西安让我们认识了秦朝，里耶古城遗迹让我们更加认识了一个伟大的秦朝，里耶古城遗迹是在湖南湘西土家族的龙山县，在2002年，考古学家们在一口古井里面发现了秦朝的竹简，数量有36000个。

这竹简上有十万多字，记录了秦始皇时期的许多事情，更重要的是，在竹简上面，发现了那时候的一项伟大的发明”九九乘法口诀”。

对于九九乘法口诀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对于它的历史，是很少人去了解的，之前大家一致认为九九乘法口诀是西方1600年前发现的，但是这个竹简的出现，让我们发现原来在更早之前的中国就有了九九乘法口诀，而且上面还有关于分数的一些运算。

这一重大的发现让我们又抬高了我们的头，对于古人的智慧由衷赞叹，非常了不起啊！

我觉得能代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精髓的典籍是孔孟之道、老庄之道！说实话，我不觉得中国文化有那么单一，要让人张口闭口就谈孔孟老庄之流。我也不觉得中国文化有那么矫情，让人以为吟诗弄赋就算是核心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应该是更加博大精深一点儿的，更加实用，更加稳重一点儿的。

1、道德修身：孔子（前551-前479）的思想大体以伦理道德为先，强调在修身养性的基础上，完善人格，建立一个等级分明，各阶层和谐共处的社会。孔子极力阐扬的伦理道德包括仁、义、礼、智、信，修成这些道德的主要资源是传统典籍：《诗》、《书》、《礼》、《乐》等。通过学习典籍，努力践行，从身边的小仁小义做起，方可实现君子、仁人、圣人等高贵人格。

一个志为君子的人需要修成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仁”，这个概念在《论语》出现次数很多，也往往被孔子说成是极难，甚至只有尧、舜、禹等圣人才能达到，其他人包括他自己以及最看重的弟子颜回都很难称得上是十足的仁人君子。虽然“仁”如此重要，但孔子并没有给它下一清晰的定义，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与西方古代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所谓“义”者，宜也。事之宜与不宜，受三个要素的影响：时、地和人。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意思是要以“义”来衡量君子的行为举止。换而言之，君子的修身行政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不可死守条例。从“义”的解释可以看出，孔子不想人被道德捆住了手脚。

在孔子的体系中，“智”大致包括知识、智慧这两个范畴。与“仁”者相比，“智者”的层次要低一等。因此，智者未必是仁者，但仁者必定是智者。其它还有“忠”、“恕”等，但不及“仁”、“义”、“礼”、“智”、“信”五者重要。“忠”有两层含义，一是忠于己心，二是待人忠诚，不欺不诳。“恕”即是以己心度人心。

2、君子和圣人：在春秋时代或更早一点，“君子”是指贵族，带有等级色彩。但在《论语》中，这个词的意思似乎正处在由旧到新的过渡阶段，有时指贵族，有时指一种完美的人格。

就性质而言，“圣人”与“君子”有明显不同，孔子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圣人”似乎只有远古的仁人君子可以配得上，春秋时代是没有圣人的。一般来说，“圣人”比“君子”更高不可攀，圣人显得更清高，更曲高和寡。

传说孟子是孔子孙子子思（孔伋，公元前483-前402年）的学生，但目前还有争议。关于孟子有两个著名的传说，一是孟母三迁，二是孟子出妻。孟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孟子》一书中，这本书现有7卷，是孟子晚年编撰的。也有人认为是孟子的弟子编撰的，孟子没有亲自动手。《孟子》思想对后世影响最深者有两点，一是性善说，二是仁政。其它的思想其实都是从这两点演绎出来的。

1、性善说：对人性的探讨是一切哲学思想的根基之一，从《论语》看，孔子没有在人性方面做深入探讨，但在他去世之后，孔门弟子及早期儒家中有一种倾向，即是探究人性。孟子的性善说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政治影响深远。由于有性善说，所以中国古代相信人性是可靠的，相信政治制度、国家之兴衰都建立在统治者的道德之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政治看重“选择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国家”，而不是“如何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这样的思维表现出来就是“清官情结”、贪腐无可根治、国家制度叠床架屋而无根本突破。

2、仁政：建立在性善说之上的政治学说就是“仁政”。以“仁政”为基点，孟子的政治学说中还有民贵君轻等思想。由于相信人性本有“仁义礼智”，所以要造成民治国盛的局面，首先就是要将这四种善的道德“扩而充之”，即是加强道德修养。中国社会现在还在讲“以德治国”，加强师德、思想政治教育等，这与传统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孟子的“仁政”说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如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都注重“均贫富”，在贫富分化严重时，会想办法去避免社会走向分裂。当然，这只是思想意识上的反映，不是现实的写照。从“性善说”、“仁政”看，孟子的思想有个明显的倾向：走向心性内部，关照人之心性问题。到战国晚期，这种思想被荀子讽刺，认为没有学到孔子思想的精髓。但在历史上，孟子的思想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老庄之道与儒家思想相反，是出世的，因此，在中国社会，它往往成为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受挫之后，自我疗伤的常用药。

1、神秘的老子：老子是谁？这是至今纷扰难定的问题。和这个名字产生纠缠的名字有李聃、老聃、李耳、老莱子等。早在汉代，人们已经不清楚“老子”到底指谁。在思想方面，老子最显着的特点是“无为”，这是一种带点消极气质的思想，与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舍己入世是完全不同的。传统说法以为老子是孔子的学生，这未必可信，但从两人思想一为积极入世，一为消极出世的对比看，两人生活的时代应该比较接近。两人面对着一个同样的局面，但想出的应对方式是不同的。孔子想着去改善，去调和；老子想着去逃避，去批判，从心理上消解混乱之旧世界对人心的扰乱。

2、宗教经典《道德经》：传说是老子作的《老子》至少有四五个不同的书名，另外一个常为人称道的名字就是《道德经》，被后世的道教尊为自家的经典。其它的书名还有《道德真经》、《老子五千文》、《五千言》。

现在的研究表明，《老子》一书的思想就来源说非常复杂，这一点是《论语》无法比的。但不管《老子》一书有如何复杂，其核心思想还是非常清晰的。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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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我们经常看到在西方典籍中记载着我们中华的描述，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马可波罗游记》，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曾写到中原遍地黄金，富有非常。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有关对商朝的记载。

这有几大原因，首先就是时代造就的。在商朝时期，我们从甲骨文上和后世对其的记载着我们发现在商朝的时候，最边缘的地带也就是西周的发源地—如今的陕西宝鸡市。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在遥远的地方还有这国度，没有人想过在那个时候去离开自己的家乡亲人。这就是老子一直向往的生活“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其实，老子在当时向往的就是商周时期的生活，无欲无争，晨起夕归。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里侧面解释了在那时，西方还没有探险家翻山越岭来到中原。

此外，在商朝时期，西方还自顾不暇，更本没有时间说去探险旅游。商朝是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在这段时间里，西方还处于古罗马时期，也是米斯诺文明衰落，多利亚人入侵希腊，爱琴海还处于城邦状态的时候。西方自己还没顾好得自己，在他们那个时候的历史，都是用神话故事来记载着的，所以他们哪来时间说去用自己一生时间去东方看看，再写成书籍呢？更何况在那时，西方还没有纸张来书写，都是昂贵的羊皮卷来记载重要的事情，所以怎么有人会拿这么昂贵的羊皮去来写这些都不一定会有人看的游记呢？

再者，那个时候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这些喜欢冒险的国家连形成都没有形成，怎么会有人去往不知前路是和方的东方呢？

1、可能大家都会知道束之高阁这个成语，它的本来意思就是把书放在高处。书放到高处了，才能避免吸到地面的湿气，从而生出霉菌发霉。看图书馆里的图书摆放，就能知道这一点。

2、藏书的地方要保持通风干燥，室内空气干燥了，书页才不会吸收空气中的水汽，从而让书发黄变色，生出霉菌斑点，因为书本来就是一页页纸装订而来，纸非常容易吸水。

3、看书的时候，要把手清洁一遍再看，这样会减少手上的汗液或细菌附带到书页上，从而引起书页长久不翻看，而发霉损坏。书页上粘附上手上汗液，会很容易变色。

4、天气晴朗的时候，尽量让书照到太阳，阳光不仅能蒸发出书页里的酶湿气，里边的紫外线还能除菌。这个方法，老一辈的人都在用，阳光是最好的除菌干燥剂。

5、在藏书的书架周围，摆放几粒樟脑丸，它不仅能防霉防蛀，还能吸收空气里的水蒸气，起到保护藏书的作用。

6、闲暇时，用干抹布或鸡毛掸子清理一下图书面上的灰尘，图书发霉一方面是吸了过多水汽，书页腐烂，另一方面，是空气中的灰尘里带了细菌落在上面引起的，所以偶尔的去灰尘，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