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道佛二教的相互融摄

　　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

　　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道常无为而不为”注） “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

　　“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

　　“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道德真经开题义》）

　　“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

　　“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

　　“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道教义枢·二观义》）

　　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

　　“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

　　“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释疏题名道德义》）

　　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借用了这种方法。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采纳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

　　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袭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袭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除唯识宗属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饮冰室专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起信论·立义分》说：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袭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

　　（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华严宗宗奉《华严经》，然而经杜顺、智俨、法藏等阐扬出来的华严思想与本经也有大的异趣，华严诸师在发挥理事无碍观点时，接受了法相从印度译过来的《庄严经论》、《佛地经论》的影响，〔①〕又接受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还接受了庄子思想影响，是中印佛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隋唐诸宗派中，除法相宗之外，就是华严宗最讲究辨术，它是把印度的方法拿来论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体用，理事等。理事圆融的观点依据物无自性，依他缘生的观点，所谓：“依他中虽复因缘似有显现，然此似有，必无自性，以诸缘生，皆无自性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从物无自性中，引出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从而一多相即，远近相即，大小相即，如法藏所说：

　　“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观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圆尘小之时，亦是自心观作小，非别有小。”（《华严经义海百门》）

　　这与庄子《齐物论》小大之辩如出一辙。《庄子》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认定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只有相对性、暂时性，皆属观察、认知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固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大小”（《秋水》）。也就说万物自身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华严宗接受了《庄子》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三）整体性原则与“悟”的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乃是一次佛教的革新，意味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完成。从菩提达摩“藉教悟宗”，至慧能“不立文字”，神会“呵佛骂祖”，再到“德山棒”、“临济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即从印度佛教的繁琐逻辑证论与主客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如铃木大拙所说的那样：“禅宗与依靠逻辑与分析的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甚至可说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逻辑哲学的立物。”〔②〕禅宗之所以诽毁逻辑，是因为：在禅宗看来，逻辑的方式不仅使主客二元对立，而且也将真理肢解了。真理（佛性）是统一的整体，需用一种非逻辑的超常的、整体的悟通形式才能认知。所以禅宗突出“识心见性”，认定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性本来同一，能识得整体之心即能见得整体之性，所谓：“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而要做到这一点，靠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此岸与彼岸虽都只存于心性，却要靠一个“悟”，而悟则顿悟顿见，即整体性的一次性把握。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同上），即是说，真如法性是一个整体，只能整体地体认，人有利钝差别，须行渐修，但渐修并不是把整体的真理分次认知，而是经过渐修，提高，开导其智识，令其开悟，一次完成。“棒喝”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道教一向持天地人的“三一”模式，主张天人一体，道气一贯，道教修炼的目的在于泯合主客，感通道体。在老子、庄子那里，最高和本体——道乃是不可分的整体，无论老子讲“道者同于道”，进是庄子强调“正容以悟”，都是要求以整体的心态把握完整的道体。这与禅宗有着显明的一致性。为了达到悟的境界，庄子主张“吾丧我”，禅宗要求“无念无相无住”，这也有着相承关系。此外，禅宗为了表明佛性与人心的直接同一性并非外在力量使其然，也借用道家的“自然”观念，如神会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一切万法皆因佛性故，所以一切万法皆属自然。”（《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可以这么说，禅宗借助于类似道家的整体性原则，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绝对同一。

　　然而，即使禅宗吸取了道家思维方式，也仍不失其佛教本色，这从以下三点可以明白看出：第一、禅宗和整体性悟通方式包含着印度佛学精于辨思的特点，它通过辨而达到不辨。庄子哲学虽寓辨于不辨，但庄子是要放弃辨术的。第二、禅宗在泯合主客时，强调以心合性，身是“臭皮囊”，不能与心同于佛。庄子主张坐忘、丧我，则是要以身心合一的方式契合道体。第三，禅宗的“悟”是本心与佛性的一种直接同一，道教的“悟”虽也是道体本心的同一，却包含着“感通”的特点。至认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作为“纯粹之中国佛教”〔③〕，其中自也不难找出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

佛教的典籍称为三藏，也就是《律藏》、《经藏》、《论藏》。

《律藏》，巴利叫作Vinayapiñaka,是世尊为诸弟子制定的戒律、教诫和生活的规则。

上座部佛教的《律藏》依缅甸的传统就分为五大册。

第一册叫做《巴拉基咖》，就是波罗夷。

第二册叫做《巴吉帝亚》，波逸提。

第三册叫做《大品》。

第四册叫做《小品》。

第五册叫做《附随》。

其中的《巴拉基咖》跟《巴吉帝亚》这两册，又称为《经分别》，Sutta- vibhaïga。它这里讲到的经主要是指《戒经》——《巴帝摩卡》，就是《比库巴帝摩卡》，《比库尼巴帝摩卡》，也就是比丘的波罗提木叉，比丘尼的波罗提木叉，它是详细的解释它的开、遮、持、犯的。

那《大品》跟《小品》呢？《大品》一共有十篇，《小品》有十二篇，加起来是二十二篇。这个篇也就是篇章的意思，巴利就叫khandhaka。古代依梵文skandha，翻译成什么？犍度，或者翻译成揵度。

《经分别》，就前面两册注重在“止持”。也就是佛陀规定不能做的。例如说，不能挖地，不能损坏植物，不能在非时食，不能够接受金钱，这些是侧重在不能做的。而《大品》跟《小品》,是侧重在“作持”，就是应当做的。“止持”就是说了不能做，你做了犯戒；但是“作持”，就是你要去做，你不做了犯戒，它的差别在这里。例如在《大品》里面有个叫《大篇》的，它就讲到了如果人要来求出家，你要如何给他出家？出家的程序怎么样？然后受戒的程序又是怎么样？等他受戒了之后，又要怎么样去教导他，然后，当他离开了戒师，又要怎么样去寻找依止师。又讲到了《诵戒篇》，就讲到应该如何诵戒；《安居篇》，《雨安居篇》就讲到了在雨季的时候应该如何入雨安居。这些都是僧团运作的规范。

第五册叫作《附随》（parivāra），《附随》也等于现在所说的附录，一共有十九品，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前面所讲到的戒的内容。

《律藏》是一切比库跟比库尼都应当认真地学习、仔细地研读，并且确实的遵行的。　　

三藏的第二藏是《经藏》，《经藏》，巴利就叫Suttapiñaka,是世尊以及圣弟子们的言行集。上座部的经藏一共有五部，即《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和《小部》。

《长部》(Dãghanikàya) ，是指：这里的长是篇幅的长，它是收录篇幅比较长的经典，一共收了三十四部经。

《中部》（Majjhimanikāya），收录的篇幅，经文篇幅不长不短，是中等，一共收录了一百五十二经。

《相应部》（Saüyuttanikàya），这里的相应是按内容的分门别类，也就是，例如讲到五蕴的编在一起，讲到六处的编在一起，讲到十八界的编在一起，讲到四圣谛的编在一起，讲到缘起的编在一起，讲到八圣道的编在一起。它是按内容而编在一起，一共有五十六个相应，收录了七千七百六十二部经。

《增支部》（Aïguttaranikàya），这里的增是增添、更善、更上的意思。Aïga，是指“支”，也就是一项一项增上、增加。增支的编辑方法就好象法数，凡是佛陀所讲到的一法将它编在一起，二法编在一起，三法编在一起。例如讲到二法，就讲到有止、观，所以这个有二法；名与色这个是二法。讲到三法，例如说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是三法；讲到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是三法。就从一法一直编到十一法，所以《增支部》有十一集，就是把佛陀所讲的跟法、跟数目有关的经文编在一起，一共收录了九千五百五十七部经。

《小部》（Khuddakanikàya），这里的小并不是篇幅小的小，而是指内容很庞杂，它把前面四部以外的所有经典都收录在这里面。比如说《法句》，《法句经》Dhammapada，如果要编在前面的四部的话，它不知道要编在哪里，所以就收录在《小部》。《小部》一共有十五部，它们分别是《小诵》、《法句》、《自说》、《如是语》、《经集》、《天宫事》、《饿鬼事》、《长老偈》、《长老尼偈》、《本生经》、《义释》、《无碍解道》、《譬喻》、《佛种姓》、《所行藏》。在缅甸又再加上了《弥林达问经》、《导论》跟《藏释》，成为十八部。《小部》是经藏五部当中份量最大的，凡是不属于前面四部的，都归于《小部》。

我们再看《论藏》。论，它的巴利叫(Abhidhamma)，藏是piñaka，这是对世尊教法要义的精确及系统地分类与诠析。这里讲到的abhidhamma，我们翻译为“阿毗达摩”。abhidhamma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组合词。abhi是上等殊胜的、卓越的意思。dhamma是法，法有很多种含义，有时候是指一切，例如我们说的一切诸法；有时候是专指有为法，行法，例如讲到诸法因缘生；有时候又是指法所缘，有时候是指法界，有时候是指法处，有时候又专指善法，有时候是指现象、事物，有时候又专指佛陀的教法。在这里，法是专指究竟、真实的法，特指佛陀所教导的法。

《论藏》，在上座部佛教一共有七部论，称为南传七论，或者上座部七论。它就是，第一是《法集论》(Dhmmasaïgaõã)或者又称为《法聚论》。dhamma，是法，就是诸法，特指种种究竟法。saïgaõã是指集合、聚集、集合在一起的意思。这部论是整部《论藏》的根源，它很广泛地讨论了种种究竟法。

第二是《分别论》，这里的Vibhaïga，是指分别、解释的意思，在这部论里面把蕴、处、界、根、谛等法义分为经分别、论分别跟问分，三种方式来讨论。经分别是把《经藏》里面的内容罗列出来讨论，然后再以论的方式进行分析，再用问答来反复地抉择。

第三是《界论》(Dhàtukathà)，以问答的方式编排，依蕴、处、界来讨论一切法。

第四是《人施设论》，(Puggalapa¤¤atti)，puggala是人，pa¤¤atti是概念，在这里面就讨论了各种不同种类的人。

第五是《论事》(Kathàvatthu)，这部论是在第三次结集的时候，才由摩嘎离之子•帝思(Moggaliputta Tissa)所造的。他的目的是驳斥当时流行在阿首咖（阿育王）时代的种种邪见，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外道假装成僧人混进佛法，他们把很多的邪见也带进来，于是摩嘎离之子•帝思大长老就在结集的时候，就造了这部论，专门来破斥种种的邪见。

第六是《双论》(Yamaka)，它的目的是为了解除种种名相术语含糊不清的地方，再解释它的正确用法。因为这部论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以一对一的方式来讨论，比如是否一切法都有善因，是否一切善因都是善法，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问，就是一对一对的方式来提问，所以称为《双论》。

第七是《发趣论》(Paññhàna)，这部论在《论藏》里是最重要的，传统上称它为《大论》(Mahà- Pakaraõa)，这部论跟前面六论稍微有点儿不同。前面的六部论侧重在分析，分析诸法的名相，而这部论是用二十四缘的方法来贯穿一切诸法。缘就是关系、条件，把前面所讲的法贯穿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前面这六部论所讨论的法比喻成珠宝，那《发趣论》就用二十四缘这条经线把所有这些法贯穿在一起。上座部佛教传承认为这部论是最能够证明佛陀具有一切知智的。因为这部论非常复杂，必须得先透过，先了解跟通透前面那几部论，才有可能通达这部论。它属于组织法，前面的属于分析法，这个是属于组织法。把前面几部论里面所讨论讲到的法都整理、统合起来。

佛法东渐美利坚：美国有代表性的华人佛教寺院

编辑：管理员 来源：佛教在线 时间：2007-5-17 浏览次数：481

南普陀在线5月17日消息 在美国的佛教寺院中，华人寺院占有很大的比重。不过，一般的华人寺院规模较小，或处在一幢大楼中间的某一层，非常不起眼；或局促于小巷之中的一室二室，非国内的名山大寺甚至小庙可比。如果说美国有代表性的、规模较大的华人寺院，则非洛杉矶的西来寺、纽约的庄严寺和加利福尼亚的万佛城莫属。

1976年，星云大师代表中国佛教会率团出访美国，传播大乘佛法。此后，美国的佛教友人及信徒陆续来台湾参访佛光山，并力邀大师前往美国建寺弘法。1978年，因缘成熟，大师的弟子慈庄、依航两位法师先行前往筹备相关事宜，并将未来的弘法道场取名为“西来寺”，寓以“大法西来”之意。不久，星云大师赴美勘察建筑寺院用地。同时，接受美国东方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同年八月，大师会同国际知名人士东方大学校长越南天恩博士、美国普鲁典博士、迈克律师、德国阿难达比丘、西藏格尔深喇嘛、英国蒲如丁医生、日本中坞清先生、香港了知法师、阿根廷王正国居士、马来西亚吴美云居士等人以推动国际佛教发展为宗旨，共同发起组织“国际佛教促进会”，会议一致推选星云为会长。

西来寺占地十五英亩，建筑面积十万两千四百三十二平方英尺。该寺耗资三千万美圆，将传统与现代有机地结合起来，采用世界各地的建筑材料，如台湾的佛像、钟鼓和琉璃瓦，意大利的红宝石地砖，中国大陆的花岗石丹墀，韩国的钢骨，日本的庄严佛具，其它材料采自美国本土，可以说是结合世界因缘而建成的庄严佛教道场。西来寺内的主体建筑有大雄宝殿、五圣殿、寮房、禅堂、藏经楼及怀恩堂等。

西来大学建于1991年，位于洛杉矶县东部的罗斯密市，占地四万多平方米，是星云大师创办的高等学府。该校设有工商管理系、宗教系、推广教育系、英语系，并设有世界佛学研究院、佛教心理学及咨询研究中心和少数族裔及小企业研究中心，各系分设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并招国际学生。学校拥有现代化大学应有的先进教学设备和宿舍条件，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幽静。从该大学到洛山矶著名景点，如盖蒂美术馆、杭顿艺术馆、好莱坞、环球影城、迪斯尼等等交通非常便捷，学生们除了沉浸在安全宁静的读书空间之外，又可愉悦地享受各类型的多元文化工程。去年七月，该校经过努力已正式被批准为美国西部大学联盟的准会员，有望在两年内成为正式成员，这是该校为争取办成美国一流大学而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纽约的庄严寺是由沈家桢居士发心在美国创立的第二座寺院。该寺占地125英亩，距离纽约市区约一小时车程。1981年动工，在一片荒山野岭中开辟庄严的佛教道场，历经十数年的努力，万佛绕毗卢大佛殿、观音殿、印光楼、太虚斋、和如纪念图书馆等殿堂次第落成。成为美国华人寺院中最有影响者之一。

大佛殿采用唐代建筑风格，悬壁式设计，整座殿堂没有支柱，非常宽敞明亮，很有特点。殿内正中供奉着三十七英尺高的毗卢遮那佛像，为西半球第一大佛。围绕毗卢佛座的是十二尊菩萨。菩萨周围排列有万尊小佛像，并配有两幅巨大的壁画：一幅长104英尺、高八英尺，画中描绘出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另一幅是长144英尺、高八英尺的五百罗汉图，非常壮观。

落成于1985年的观音殿，是著名华人建筑师设计的，也是唐代式样。殿内供奉着出土于明朝的彩色瓷观音像，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最大的瓷观音像，极为珍贵。每年由美国佛教会主办的佛学夏令营、药师法会、观音法会、佛七等佛事活动，都在观音殿内举办。

为纪念沈夫人居和如居士，沈家桢将原先成立的图书馆命名为“和如纪念图书馆”。现馆内收有藏书70000多册，绝大多数与佛教有关，有巴利文、梵文、蒙古文、中文、日文、韩文、越南文、法文、德文等语种。馆内还购有敦煌古籍（微缩胶卷）以及藏文经典等，可供社会各界人士使用。

此外，庄严寺还有千莲台、太虚斋、印光楼等建筑，均各有特色。

在美国又一座最有代表性的寺院，是位于加利福尼亚达摩镇的万佛城。占地488英亩，是美国最大的佛教寺院，创立者为住持宣化上人。该寺院严持日中一食、衣不离体的家风，除此之外，万佛城自一九七四年初建以来，还有重视佛教教育和翻译经典两大特征。

重视佛教教育是基于宣化上人培养佛教后续人才的深刻理念，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万佛城已拥有一般僧伽居士训练班、小学、中学、大学四级系统的教育机构，成为美国佛教界这方面的典型寺院。

僧伽居士训练班创办于1982年。学期四年，主要课程为佛教经、律、论与其它宗教的选修科目，同时特别注重实行清净的丛林生活。僧伽训练班培训出家学员，修学以戒律为重点，并参与佛教法务的训练，使之在学业期满后，在寺院里担任各类职务，从事弘法利生的工作，做到依持戒律修行，续佛慧命。居士训练班是培养在家居士的，修学内容主要为：在佛教团体或社会生活中，尽守本分，做到护法与修行两不误，并以自己的言行去影响所在学校、医院、大学、公司、社团等的同事、朋友等，以致于自利利他。

建于1974年的育良小学，除采用一般的教材之外，又将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三字经》、《弟子规》（中英文版）等书作为学生必须熟读的科目，学习为人处事的道理，使儿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该小学为学生提供纯洁的环境与中英双语教学，逐渐为当地的市民所接受，二十多年来，附近许多小区的家长送自己的子女来此就读。校内还增添了各个年级的游戏及体育设备，让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健康的成长。

培德中学是宣化上人在1976年设立的中学。男女两校，校训是“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打妄语”，充满佛教的精神。该中学的课程参照加州一般标准之外，还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并设佛学与打坐课程，而且在校内一律素食，强调教育是教导学生明理，而不是追求名利，正如宣化上人所说：“教育学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教他们明白，需要有长远心，来教他们怎样做好人，怎样把人格的基础立好。而不是教育学生怎样得到好的工作，多赚一些钱，自己来享受。……教育学生怎样学习仁义道德，将来到社会服务，无论到哪个岗位上，都能本着仁义道德去做事，决不同流合污，不做损人利己的行为。”

由于培德中学实行独特的教育，训练学生的定力与思想深度，因而在申请大学时，成为非常有利的条件。毕业生中已有多人进入史坦福大学、柏克莱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就读大学部或研究所。1999年培德中学的校友组织“法界佛教青年会”，共同探讨人生真理，也经常返校辅导在校学弟学妹，并协助中小学生开办暑期班，或担任万佛城男女学校的义务教师，回馈母校。

万佛城最高的教育机构是法界佛教大学（Dharma Realm Buddhist University）。该校创办于1976年，以仁义道德为宗旨，慈悲普度为目标。不但要传授专业知识，同时更注重培养人品德行，以净化心灵而开启自性本具的智慧与慈悲，充分发挥每个人最大的潜在能力。

法界佛教大学经加州政府注册立案，可发学生签证，设有佛学研究与修持、佛经翻译与语文研究、佛学教育、中国语文研究等科系的学士、硕士课程，并授予学位。课程包括戒律、佛学、佛教哲学、佛教史、比较宗教学、佛教与西方哲学、心理学、语文（如中文、英文、梵文、日文、越南文等），还有《论语》、《孟子》、《老子》、《大学》、《易经》以及中国书法、绘画、太极拳等。无论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都可以申请入学，经济能力不足者，还可以申请奖学金。

此外，法界佛教大学还积极开展与其它大学的交流活动。每年春、秋两季，位于加州北端的汉堡大学有数十名学生前来大学参访，并利用周末体验万佛城的道场生活，作思想与心灵上的沟通与交流。柏克莱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等对佛学有兴趣的学生，也会定期来此参加大学的研讨课程，并学习素食、打坐与太极拳，以得到不同的身心体验。

为使世界上更多的人能了解佛法的真谛，宣化上人曾发愿将佛教三藏十二部全部译成英文，故于1973年在旧金山成立国际译经学院，后迁至万佛城与法界大学合并。至今，已有上百卷佛经以及宣化法师的相关注释被陆续翻译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越南文等，为佛法在西方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宋刻本《后村居士集》、北宋《金粟山大藏经》写本、清文澜阁《四库全书》零等20万页古籍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了。这些古籍古迹历史非常久远，时至如今还能回归这中间的困难喝阻碍难以言喻。据了解，这些古籍的数字化回归离不开一位年近七旬老人数年的奔走。那么，这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位老人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四川大学的教授，两年间里，奔走于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让收藏在此的文化古籍可以通过技术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经过这名老学者的不断努力和奔走，终于20万页古籍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回归并且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这定是有着非凡的信念和坚定的信仰。并且有这么一项技术能够运用在这20万页古籍上，使之以数字化形式呈现，那么在未来肯定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文物或文化典籍的恢复和回归上。这不仅是对文化典籍恢复有重要影响，对于科技上来说也是非常显著的一项进步。

当然，我想说的并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和这项技术，我更想呼吁的是能够有更多的像这位教授一样的学者出现，每个人都应该以中国文化而感到自豪。我们目前古书典籍的修复现状其实是不容乐观的，专业人才的缺失，修复的难度系数高都让这项事业难以前进，我们应该惋惜但更应该珍惜。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其中的文化瑰宝数不胜数，历史长河中消逝不见的也大有其在。但不论是保存至今的还是丢失不见都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并且创造。我们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更加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葛剑雄教授曾在一个讲座上说中国古籍能保存至今，是先贤不惜生命代价传承下来。现在，这名年近七旬的教授用行动告诉我们，中国古籍的保存不仅只有先贤的贡献，我们也是同样可以为之做出贡献的。

易经》是中国古代一部神秘的著作，因为流行在周朝，所以叫《周易》，并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从其编排体例及文字内容看，是占卜用书。本条目讨论宽泛的易经，即包括《易经》和《易传》在内；在古籍里仅提到名字的“连山”、“归藏”（无论是否事实存在）则不予讨论。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李斯偷偷将《易经》列入医术占卜之书而得以幸免。

关于其作者，《史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故古人多依司马迁之说而认同《易经》乃周文王所著，今人则有不同观点。由于成书很早，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易经》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为此古人专门撰写了《易传》以解读《易经》。今天我们所说的“周易”通常指《易经》和《易传》二者的结合。

易筋经为中国气功传统功法之一。"易筋经"以强筋健骨为最，因此对于筋骨肢体及肾虚、阳痿、早泄、失眠等病均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易筋经是一种以强身壮力为主的锻炼方法，“易”有变易的意思，“筋”指筋脉。它的主要特点是动静结合，内静以收心调息，外动以强筋壮骨。

易筋经健身之法，首见于《易筋经》，该书据近人考证为明代天台紫凝道人于天启四年(1624年)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