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家及他们的代表作是啥啊？

“初唐四大家”指的是唐朝初期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位书法家。前三位，有的并称“初唐三大家”。

欧阳询（公元557－641）初唐书法家。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由陈、隋入唐，深得李世民的赏识和器重。历任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官至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博通经史，编撰《艺文类聚》100卷。书法初学二王，后遍学秦汉篆隶、魏碑，各体俱精，楷法独尊。楷书劲险刻厉、法度森严，于平正中见险绝，世称“欧体”、“率更体”。清代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评：“千门万户，规矩方圆之至者矣，斯所以范围诸家，程序百代也。”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楷书碑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姚辩墓志铭》、《温彦博碑》等，隶书碑有《房彦谦碑》、《唐宗圣观记》等，行书帖有《张翰思鲈帖》、《梦奠帖》、《卜商帖》、《千字文》等，草书有《千字文》残本。书法理论有《用笔论》、《三十六法》、《八诀》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皆有传。　虞世南(公元558－638) 初唐书法家。字伯施，浙江余姚人。最在陈国当官，隋朝，任秘书郎，入唐后由太宗引为秦王府参军，后任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世称“虞永兴”。性格沉静寡言，容貌柔弱，志性则刚烈。唐太宗称虞世南有“德行、忠直、博学、词藻、书翰”五绝。他编撰我国第一部类书《北堂书钞》，集古籍160卷。他的书法学二王，圆融遒逸、外柔内刚。流传的书法作品以《孔子庙堂碑》、《破邪论序》为最著名，行书墨迹有《汝南公主墓志》(疑是宋人摹本)；书法理论有《书旨述》、《观学篇》、《笔髓论》。明项穆《书法雅言》评：“世南传之智永，内含刚柔，立意沉粹，及其行草，遒媚不凡，然其筋力稍宽骳耳。”《旧唐书》卷七十二、《新唐书》卷一百零二皆有传。　褚遂良(公元596－658) 初唐书法家。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贞观末年，与长孙无忌受唐太宗遗命辅政，高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官至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后因反对高宗李治立武则天为皇后，贬到爰州（今越南清化省清化）当刺史，一年后逝世。书法学欧阳询、智永、二王，融会汉隶，对《礼器碑》的学习最深，此碑书法精妙俊逸，有纤而厚之赞，褚氏变隶书为楷书，使书法方圆俱备、婉美华丽，世称“青琐婵娟、不胜罗绮”。他又精于鉴定二王真迹，是当时的权威。流传书法作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大字阴符经》、《千字文》、《房玄龄碑》、《枯树赋》、《太宗哀册》、《倪宽赞》、《清娱墓志》等。清梁巘《评书》说他：“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然轻浮少沉着，故昔人有浮薄后学之议。”《旧唐书》卷八十、《新唐书》卷一百五有传。　薛稷(公元649－713) 初唐书画家。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是魏征的外甥，景龙中，出任昭文馆学士，睿宗立，拜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历太子少保，以翊赞功封晋国公，世称“薛少保”。后因预知窦怀贞谋害玄宗事，被赐死于狱中。书法学虞世南、褚遂良，是褚遂良的得意门生，当时的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足见他“锐精临仿”。《广川书跋》说他“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成一家”。用笔纤瘦，正是宋徽宗“瘦金书”所效法。薛稷能画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以画鹤著名。他当时在长安、洛阳及四川等地留下不少画迹，他所创屏风六扇鹤也为人传摹效仿，到五代黄筌出现以前，薛稷画鹤一直被人公认为是难以超越的精湛技艺，可惜作品未流传下来。书法有《信行禅师碑》。　初唐四大家的书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楷书的风格都是“清秀瘦劲”，其中欧阳询楷书更为突出，贡献也最大，并与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他的《九成宫》，历来被奉为学习楷书的楷模。 初唐三大书法家

是四大，分别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1、欧阳询

欧阳询（557年—641年），字信本，汉族，唐朝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楷书四大家之一。

南梁征南大将军欧阳頠之孙，南陈左卫将军欧阳纥之子，南朝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出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

欧阳询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

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于初学者，号为“欧体”。

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

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论著《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

2、虞世南

薛稷（649年—713年），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县）人（河东薛氏西支）。唐朝大臣、书画家。

曾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等职，封晋国公。唐玄宗即位后，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密谋政变。薛稷因知情不报，亦被赐死于狱中，享年六十五岁。

工书法，师承虞世南，与褚遂良、欧阳询、虞世南并列初唐四大书法家。善绘画，长于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精于画鹤，能准确生动地表现出鹤的形貌神情。有《信行禅师碑》等少数作品传世。

3、褚遂良

褚遂良（596年—658年或659年），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籍阳翟（今河南禹州），唐朝政治家、书法家。

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追随薛举，为通事舍人。归顺唐朝后，历任谏议大夫、黄门侍郎、中书令，执掌朝政大权。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与长孙无忌同受太宗遗诏辅政，升尚书右仆射，封河南郡公。后出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652年）召回，任吏部尚书，监修国史，旋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

因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贬为潭州（今长沙）都督。武后掌权后，迁桂州（今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卒于任上。天宝六载（747年），配享高宗庙庭。谥号“文忠”。

褚遂良工于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

4、薛稷

虞世南（558年－638年7月11日），字伯施，汉族，越州余姚（今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鸣鹤场）人。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书法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陈朝太子中庶子虞荔之子、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

虞世南生性沉静寡欲，执着且向学。历仕陈、隋二代，官拜秘书郎、起居舍人。隋朝灭亡后，被窦建德任命为黄门侍郎。

李世民灭窦建德后，引虞世南为秦王府参军、记室参军、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等共掌文翰，为“十八学士”之一。

贞观年间，历任著作郎、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先后封永兴县子、永兴县公，故世称“虞永兴、虞秘监”。

他虽容貌怯懦、弱不胜衣，但性情刚烈，直言敢谏，深得李世民敬重，被称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五绝。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年八十一。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懿”，配葬昭陵。贞观十七年（643年），绘像凌烟阁。

虞世南善书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大家”。日本学界称欧阳询、褚遂良

他们的(22)初唐(3)

《丧乱帖》是王羲之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现在被保存在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据专家估计价值31亿人民币。现在世人看到的王羲之的其他作品都是临摹之作，它们的价值比《丧乱帖》略逊一筹，而《丧乱帖》被保存在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可以说它成为了日本君王的私人收藏品，几乎不可能再回到中国。

王羲之的书法集百家之大成，自立一派。王羲之的书法技艺十分精湛，即使是还只是草稿的《兰亭集序》都被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他的书法作品深受人们的喜爱，很多人一旦得到王羲之的真迹，都会收藏起来不再传世。相传《兰亭集序》就被唐太宗李世民藏于自己的陵墓中，无缘得见其真貌。

《丧乱帖》是在王羲之因时逢战乱而祖坟被毁之后所作，可是知道消息的王羲之却无法将先人之墓重新修建。《丧乱帖》全文只有62个字，但是其中先行后草的笔法和时缓时急的笔势将王羲之极度悲愤却又无可奈何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它的价值说是超过《兰亭集序》都不为过，后人也常会临摹学习《丧乱帖》。

在延历年间，《丧乱帖》因为当时中日的文化交流流落到日本宫内，成为了圣武天皇的收藏品，然后又被光明皇后送到了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清朝光绪时，《丧乱帖》才被中国书法家杨守敬在日本进行古籍搜寻的活动的时候发现。《丧乱帖》在被日本君王收藏了1300年之后，才首次重新出现在它的家乡中国。

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中，尤其是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各种艺术，都有一种互相关联的现象，尽管它们的外形和用途不同，表现方法和所用工具也不尽相同，但那些不同门类艺术的艺术气息和趣味,也就是所表达的民族性格的特点,在神髓上却有相通之处，譬如建筑与服装，都以宽博严肃为基调；桌椅陈设，都以方整对称为基调；乃至文学语言上竟自出现世界各族语言都不曾有的四六排偶大篇作品等等,这是汉民族文化中特别讲求的对称美。因而,对称的要求贯穿于大部分这种文化艺术。具体到书法和绘画，更具有某些独特的内在的关联。譬如中国绘画，一直不是要求“逼真”，甚至是要求“避真”的。描绘人物只用单线条，并不借助阴影，面颊上加上几道线，性格就特别突出，所谓“传神”。“传神”一词，在绘画领域中也并不专指人像写真，它也常被用在画其他物像上，如“为山水传神”、“为花鸟传神”等。不难理解，用这个词，主要是指摆脱物像的一切细节，而要抓住它们的整体要点。所以许多“写意”的人物，并没有被观者误为猫狗；一抹远山，也没有被观者误为纸上的湿痕。尤可注意的，画树干、花头、山峦、衣褶，宁许它不尽相似，但不许它的笔触瘫软。久而久之，中国绘画、特别是文人画出现以后，刻意追求笔墨的表现与欣赏就成了主旨，至于物象描绘的形似与工拙并不再计较。而书法则是视觉艺术中形式最为简捷、抽象的艺术门类。看来仅仅是书字的结构、笔画以及行间字距的章法，其实在汉字的产生、发展和在书法的创作实践中，早已成了“束括万殊，裁成一相”的独特艺术形象了。这种独特的艺术创造，可以认为是中国艺术普遍要求“避真”的极诣表现。正因如此，中国的绘画与书法就必然会发生更为内在的深刻的关联。

评论书画的人,常举“书画同源”这一理由,固然源是同的，但眼前的两项艺术，却是都处在流的阶段中。同源是几千年前的事，怎么几千年后，还都仍在源头不动，而称兄道弟呢？已如前面所述，乃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各种艺术中共同的民族性格特点所致，更是因为书法与绘画始终在强调和强化笔墨的表现，而必然存在着趋同、融合的内在因素。正如早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指出的“书画用笔同法”。因此，在这两种艺术的创作者和观赏者心目中，它们是同样能满足民族审美的东西，至于表达出的形式和用以表达的方法如何,都退为次要的了。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有了中国绘画这种画法作为语言符号的文字竟自与描绘物象的绘画不但相提并论，还密不可分地成为姐妹艺术品种，称为“书画”。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书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为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民族艺术，具有深厚的艺术传统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尤其是书法艺术，更是中华民族所独创的艺术奇葩。这一民族艺术的形成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传统的学术思想、各种民族艺术间的交融，以及因之形成的某些带有共性的艺术风格、特征、特点和中华民族的欣赏习惯等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概括而言，中国书画是中华民族文明史所产生的艺术结晶之一。它在古代既已对世界东方的国家、民族产生过深远影响，在近、现代中更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而远播世界西方各国。正因为中国书画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种物化见证，因此它们的全部历史遗存，就成了中华民族全部珍贵文物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