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一般与对外贸易、外交有关。而中国古代的王朝一直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不能正确认识与外国平等友好的交往关系，在古籍中对此的描述当然不会多了。以字数最多的《清史稿》为例，只说了极少的国家，而且放在最后。正史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在其他书上要看到大量叙述外交、翻译这些内容了，相对而言，《海国图志》一类的书已经算很好了。

古籍：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自有人类便有新闻传播

大约在一百七十万年前，我国已有远古的人类活动。这些原始人类生活在恶劣的环境里，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抵御猛兽的袭击，为了生存，他们需要进行思想交流、传播消息，用以协调行动。比如发现猛兽，就呼叫伙伴前来围猎或者及时躲避。于是，在共同的劳动生活实践中逐步产生语言和新闻传播。因此可以说，新闻的本源是人类在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中发生的事实，自有人类便有新闻传播。

原始社会没有文字，社会上发生的新闻只能通过口头从两个方面传播出去：

一是横的方面，一传十，十传百，传向四面八方；二是纵的方面，一代人一代人地口耳相传。例如，有巢氏发明“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学会熟食；伏羲氏教人结网捕兽，驯养牲畜；神农氏尝百草，发明医药；

以及黄帝战胜蚩尤，大禹治理洪水，尧、舜、禹实行“禅让制”等等，这些故事就是经过长期的口耳相传然后记上古籍的。它们的真实性虽然尚待研究，但是，这些口头传播，无疑向我们传递了极其珍贵的中华民族祖先早期的信息。

后来当我国汉字基本成熟的时候，新闻传播有进一步的发展。

《申报》早期主笔秦理斋，1922年在他写的《中国报纸进化小史》中认为，早在商周之际，我国已有新闻事业的萌芽。说那时“政府已设置专官，春秋二季，出巡列邦，采风问俗，归而上诸太史。”大体上今天传下来的上古诗歌、国语、国策，都是当时新闻传播的结果。我国其他不少研究新闻史的学者也同意这个看法，认为“采诗”和“采风”，就是古代的采访活动。

古籍的绝大部分是用文言写的文言的两个特点──“历久不变”和“脱离口语”,既为我们阅读古籍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带来了困难

“历久不变”是指文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文言是在汉代以前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如《论语·学而》“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也”,一句话就有九个虚词,可见当时是把口语中的每个虚词都记下来的这种口语在魏晋南北朝就不说了,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一直到“五四”运动前的读书人,写文章都以先秦两汉的作品当作典范而刻意模仿这样,汉代以前的语言就成了一种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书面语了,这种书面语就是文言当然,因为模仿,各个时代的作者写出的文言文不免夹杂后代的词语和后代的语法,不可能跟汉代以前的语言完全一样,这就使文言在不变之中有某些细微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没有改变文言的基本面貌所以,无论先秦两汉,还是宋元明清的文言作品,它们的基本词汇、语法都大致相同这在客观上给我们方便：只要学会了文言,我们就能不受时代的限制,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自由地吸取需要的营养如果古籍不是用文言写的,而是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白话写的,让我们去继承这份遗产,那不知道要难多少倍,这从读唐代变文、宋元话本、元明杂剧中就能体会到

“脱离口语”的特点使得文言古奥难懂从魏晋南北朝起直到今天,要学会文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会”的标准不同,学的难易程度也不同封建社会的读书人会文言的标准是能读能写,现代人会文言的标准只要能读就行了,相对而言,现代人的“会”,难度小多了况且,许多古籍经过历代学者的整理,阅读的难度减少了尽管这样,现代人要学会文言读古籍仍然有困难语言发展了,时代相隔太远,我们对文言的词汇意义、语法特点感到陌生；古籍中记载的历史文化、典章制度,我们或者不熟悉,或者从来没有接触这些都是学习文言的困难然而,要读古籍就必须学会文言文言是躺在文化遗产宝库门前的一只拦路虎,下决心降伏这只老虎,宝库的大门便向我人敞开,收获将是巨大的；在这只老虎面前犹豫、畏惧,不敢去碰,宝库的大门关闭着,我们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

20万页古籍通过达摩院技术数字化“回归”，我国还有多少文物流落在外？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的文物回归有了重大的突破，达摩院通过当下的数字化技术成功将20万页的古籍收拢回归，让我们在新技术的加持下看到了古人的智慧。但在看到这让人惊叹的古籍之后，很多人都在想我国那些流落在外的文物，当下又过着怎样的光景？而又有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呢？

我们都知道在以前的中国物产丰腴，能工巧匠众多，因此有很多优秀的文物国宝流传，但随着侵略者的入侵在他们的硝烟与炮火的侵略下我们国家的很多国宝文物都被洗劫，流落海外，这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十二生肖铜首，此外还有很多工艺精美的文物也辗转到了海外，这是中华大地炎黄子孙心中永远的一道伤疤。

总结近几年来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成功经验，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促成海外文物的顺利回归不仅需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还需要国内各种制度设施的辅助和配合:不仅需要国家的支持与推动，还需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

要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在现有的国际法律框架内，通过外交谈判等手段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以解决流失文物的回归问题。我国应该积极开展与相关国家政府间的沟通，尽可能就追索流失文物以及共同打击非法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等问题达成共识。注重与国际刑警组织的配合。具体而言，我国可以与国际刑警组织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向其提供有关我国珍贵流失文物的详细资料，充分发挥其在打击国际犯罪和进行司法鉴定方面的优势以实现我国海外流失文物的顺利回归。

在海外应当充分发挥当地华人团体，特别是华人律师团的作用。借助他们对当地法律的熟悉程度是诉讼实现其应有的效果，为我们成功维权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国际文化传播的多种途径对我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宣传，激发国外的文物持有者尊重历史、尊重中国的意识，促成其自发捐回文物的善举。

文物对于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因此我们也希望文物能够更快的回归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