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八书之乐书的时候，在自己的脑海里，对于乐是有一个粗浅的认识的，人的本性是好静的，因为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才产生了有规律的音乐，以及无规律的噪音。乐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一种交流沟通的方式。由此我想到了小的时候和爸爸学的京剧和二人转，以及流行音乐甚至于演讲朗诵都应该属于乐的范畴。

有人说眼神可以看到一个人在想什么，而事实情况是没有几个人有那么强的能力，仅靠眼神的沟通就可以做到所谓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要建立在语言沟通的基础上，而且沟通的时候，如果我的情绪比较激动，就会声色俱厉，如果言语和风细雨风细雨，至少说明心情不错。在人情绪激动的时候，去找他沟通、交流、谈判，都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在他心情舒适的时候，沟通交流就比较顺畅，讨论的话题就容易达到共识，容易形成共同的意见和看法而减少分歧。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国之将亡其乐也悲。通过声音就能分析出一个人的状态，一个国家所处的阶段。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和谐安宁的声音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就体现除了安定太平的状态。当社会充斥着哀怨和愤怒的声音时，百姓生活困苦又无处倾诉的时候，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这就是个所谓的礼乐崩坏，国将不国。对于个人而言同样有效，如果一个人不遵守法纪，行为乖张桀骜不驯，不尊长不敬贤，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具备美德，就很难获得自身的价值实现，并获得他人的认同。

乐在古代的作用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他并不是供人娱乐的，而是用来引导人心向善，谨慎言行的方法，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治理国家的手段，做为号召力来讲，远远超越现在的流行音乐，同时也超越了现在的喊口号和单纯的说教。乐是由音产生的，因此说乐是在寻找人的相同点，而礼是为了区别人与人之间品德的差异和不同，这就是所谓的求同存异。乐让人互相爱慕，礼让人互相尊敬。人因为乐而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单体构成了组织，进而形成了社会和国家。个体需要的是自律，集体需要的是规则，自律和规则就是所谓的礼，礼乐交织就形成了和谐的社会和拥有道德的人心。

乐和礼关键是要有度，其中乐是源自于人的内心，而礼是外界施加给人的一种外界约束，只有内心的东西被约束，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才算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这就称之为平衡。乐代表和谐，礼代表有序，任何事物只有和谐有序，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乐是道德的外在体现，能发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辉，这光芒可以让人感到温暖感到爱，心中自然会和一些不良的行为隔绝起来，这就是现在常说的，你用先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来武装自己，那么低俗邪恶的思潮就无法侵入进来了。

我们通过文字抒发自己的感想，通过言语来分享自己的心得，通过美妙的歌声来陶冶情操，通过婀娜多姿的舞蹈来丰富精神，这些都是乐，他们的源头就是我们心中的善念。文字用笔和纸来书写，语言通过唇齿之间传递，歌声通过嗓子来发出，舞蹈通过形体来表现，这就是所谓的礼，乐通过礼的形式来表现，礼对乐的内容进行限制就做到了合理有序的地步。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美妙的乐器，至于它奏出美妙的乐章，还是发出刺耳的噪音，完全由我们本身来决定。我们的修养，我们的品德，我们的自律，决定了我们这件乐器究竟用来做什么？而礼不是由人自己产生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它的重要作用是引导我们发挥自己的能力，起到正面引导和激励的作用，礼是所有人共同遵守的准则，只有我们都遵从了礼的约束，才能获得乐的自由，这就是国家有制度，我们有自律，人人有追求，人人有事业，人人有前途，国家有希望，国家有未来，国家有梦想。希望能从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乐者，乐由心生，心随乐动。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史记・乐书》是集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音乐美学之大成,是研究古代美学者必读之文。它辨证地分析了“声、音、乐”三者的关系,从音乐的起源、创作、表演与欣赏,以及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提出了“乐者,天地之和也”的观点,这正是《史记・乐书》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可贵贡献,也是它的精华所在。

一、经典文字摘录：

1、“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意思是说：

大凡音的起始，是由人心产生的。而人心的变动，是物造成的。心有感于物而变动，由声表现出来；声与声相应和，才发生变化；按照一定的方法、规律变化，就叫做音；随着音的节奏用乐器演奏之，再加上干戚羽旄以舞之，就叫做乐(yuè，月)了。所以说乐是由音产生的，而其根本是人心有感于物造成的。因此，被物所感而生哀痛心情时，其声急促而且由高而低，由强而弱；心生欢乐时，其声舒慢而宽缓；心生喜悦时，其声发扬而且轻散；心生愤怒时，其声粗猛严厉；心生敬意时，其声正直清亮；心生爱意时，其声柔和动听。以上六种情况，不关性情，任谁都会如此，是感于物而发生的变化，所以先王对外物的影响格外慎重。因此说礼用以诱导人的意志，乐用以调和人的声音，政用来统一人的行动，刑用来防止奸乱。礼乐刑政，其终极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齐同民心而使出现天下大治的世道啊。

2、“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

意思是说：在上位的君子若不为简约的政治，就会修治功德，自强不息，否则自满自足，就会废弃礼仪。逸能不忘当初的劳苦，安能想到创始时的艰难，处身于安乐之中而歌颂勤苦，不是有大道德的人有谁能够这样！

3、“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

意思是说：

满而不损就会外溢，盈不扶持就会倾倒。大凡作乐(yuè，月)的原因，是为了节制欢乐。使君子以谦虚退让为礼，以自损自减为乐(lè，去声，勒)，乐(yuè，月)的作用就在于此啊。

4、“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乐者，通於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於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意思是说：

凡音，是在人心中产生的；乐，是与伦理相通的。所以单知声而不知音的，是禽兽；知音而不知乐的，是普通百姓。唯有君子才懂得乐。所以详细审察声以了解音，审察音以了解乐，审察乐以了解政治情况，治理天下的方法也就完备了。因此不懂得声的不足以与他谈论音，不懂得音的不足以与他谈论乐，懂得乐就近于明礼了。礼乐的精义都能得之于心，称为有德，德就是得的意思。

5、“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颂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於内，知诱於外，不能反己，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意思是说：人生来好静，是人的天性；感知外物以后发生情感的变动，是天性的外部表现。外物来到身边后被心智感知，然后形成好恶(wù，务)之情。好恶之情不节制于内，外物感知后产生的诱惑作用于外，天理就要泯灭了。外物给人的感受无穷无尽，而人的好恶之情没有节制，人就被身边的事物同化了。人被外物同化，就会灭绝天理而穷尽人欲。

6、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於天地，然後能兴礼乐也。

7、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於乐，义近於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意思是说：春天生，夏天长，化育万物，这就是仁；秋天收敛，冬天贮藏，敛藏决断，这就是义。乐能陶化万物，与仁相近；礼主决断，所以义与礼相近。乐使人际关系敦厚和睦，尊神而服从于天；礼能分别宜贵宜贱，敬鬼而服从于地。所以圣人作乐以与天相应，制礼与地相应。礼乐详明而完备，天地也就各得其职了。

8、“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隮，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意思是说：

法术、性行等无形体者以类相聚，世间万物有形体者以群相分，群类有不同，其性命长短也不相同。万物在天者显光亮，在地者成形体，如此说，礼就是天地间万物的界限和区别。地上的气上升，天上的气下降，地气为阴，天气为阳，所以阴阳之气相促迫，天地之气相激荡，以雷霆相鼓动，以风雨相润泽，于是万物奋迅而出，并随四时而变动，再以日月的光泽相温暖，就变化生长起来了。如此说，乐就是天地万物间的和合和谐调。

9、“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意思是说：道德是端正了的人性，乐是道德发于外产生的光华，金石丝竹则是奏乐用的器具。诗是表述心志的，歌是对诗词声调的咏唱，舞则只改变歌者的容色。志、声、容三者都以心为根本，再由诗、歌、舞加以表现，所以情致深远而又文明，气势充盛而能变化神通，心志的善美化成的和顺之气积于心中，才有言词声音等英华发于身外，只有乐不可能做假骗人。

10、“凡音由於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意思是说：凡音都是由于人心产生的，天与人是有某种关联的，两者就象镜中的影子与物形那样相像，响与应声那样相应和。所以行善的人天就以福回报他，作恶的人天就使他遭祸殃，这是很自然的事。

11、“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

意思是说：

礼是通过一些规定从外部对人起作用的，乐却是从人心中产生。所以君子片刻也不能离开礼，片刻离开礼就会有暴横轻漫的行为充分表现于外；也不可片刻离开乐，片刻离开乐就会有奸邪的行为从心中大量产生出来。所以乐和音，是君子用来修养义心的。

12、“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二、《乐书》的主要思想：

1“声”、“音”、“乐”的关系

　《史记・乐书》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司马迁主张“物”动“心”感,就是说由于客观事物触动人心而产生感情,各种各样的感情通过声音来表达;其过程是把“声”加以挑选和组织成为“音”,再把“音”经过艺术加工并与诗歌和舞蹈相结合,便是“乐”。这三者的区别和联系在《史记・乐书》得到了很好的阐释,也体现古人较为先进的辨证意识和思维。“…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

　2 、礼乐并举的思想

　《史记・乐书》深入地阐述了“礼”、“乐”的区别以及二者的社会功能。它开篇就说 “乐”的社会功能是求“同”;“礼”的社会功能是求“异”。这里的“同”是指上、下、贵、贱、尊、卑、男、女、老、幼互相亲爱,和睦相处;而“异”则是指上述的人们有所区别,各守本分,不相争执。 “礼乐相济”之“礼”、“乐”间的内在关系。那么,两者存在什么差异呢？《史记・乐书》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可见,乐是为了和同人们的情感,礼是为了区别等级的差异,乐是从人的内心发出的。“乐同礼异”的社会角色是由它们本身的性质以及各自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决定的。《史记・乐书》中的“礼辩异,乐统同”、“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性”以及“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等言论,都是司马迁对“礼”“乐”之间关系的探讨。

　3 乐的社会功能

　受先秦乐学思想的影响,司马迁十分看重“乐”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作用。优美高雅的音乐能催人奋进,激发人积极向上的潜力;庸俗的、低级的音乐使人的性情低沉消极甚至*乱。因此,司马迁强调“德音”,反对“奸声”;倡导“雅正之音”,反对“郑卫之音”。因此，司马迁提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4礼乐并举发展到“礼”、“乐”、“刑”、“政”

　为了更好地体现礼乐治国的思想,《史记・乐书》并没有停留于“礼乐并举”的论述,而是深入到“礼、乐、刑、政”四位一体上。司马迁认为,“礼”、“乐”、“刑”、“政”四者相辅相成,各为其用,从而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强有力的举措。“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的目的是一个,就是要建立共同的社会观念,而实现天下太平。

　5、“中和”思想与“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的重要思想可以集中为一个字“和”,这也是《史记・乐书》最有价值的思想。司马迁“和谐”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将“和”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展,首先是“大乐与天地同和”,将“和”与整个天地宇宙相联系,既指天地本源性的和谐,也指音乐和谐之根源。第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所谓“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第三是个人自身的“和”,《乐书》所谓“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司马迁论乐,主张适时、合宜,这种度的把握正是“和”思想的体现。司马迁将五音宫、商、角、徽、羽比喻为君、臣、民、事、物。他说,如果宫音乱,整个音乐就显得荒散,反映国君骄纵；商音乱,整个音乐就显得颓废,反映官务败坏；角音乱,整个音乐就显得优愁,反映人民怨恨；徽音乱,音乐就悲哀；羽音乱,音乐就显得危急。如果五音全部紊乱,相互侵凌,就产生极端放肆没有规矩的音乐,这样国家就面临灭亡了。

三、我的一点感想：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乐者，通於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这段话留给我很深的感触。只有发自内心的才能叫做“音”，所谓“知音”就是“知心”。再看所谓的什么好声音、好歌手之类，有多少歌手是在用心演唱？有多少歌曲是用心创作？声嘶力竭、摇头摆尾、假声假唱，竟然有许多人热捧，一群“禽兽是也”。 “乐者，通於伦理者也”、“ 乐者，德之华也”，和谐则乐出，所以只有君子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音乐。

“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

　　师乙曰：“乙，贱工也，集解：郑玄曰：“乐人称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集解：郑玄曰：“执犹处也。”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集解：郑玄曰：“肆，正也。”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集解：郑玄曰：“各因其德歌所宜。”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集解：郑玄曰：“育，生也。”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集解：郑玄曰：“以其肆直。”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集解：郑玄曰：“以其温良而能断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木，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殷如贯珠。集解：郑玄曰：“言歌声之著，动人心之审，而有此事。”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集解郑玄曰：“长言，引其声。”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集解：郑玄曰：“手舞足蹈，欢之至。”子贡问乐。正义：结此前事，悉是答子贡问之事。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为乐记通天地，贯人情，辩政治，故细解之。以前刘向别录篇次与郑目录同，而乐记篇次又不依郑目。今此文篇次颠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乱也。今逐旧次第随段记之，使後略知也。以後文出褚意耳。

　凡音由於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

　而卫灵公之时，正义：时卫都楚丘。楚故城在宋州楚丘县北三十里，卫之楚丘邑也。将之晋，至於濮水之上舍。正义：括地志云：“在曹州离狐县界，即师延投处也。”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台。正义：一本“庆祁之堂”。左传云“虒祁之宫”。杜预云：“虒祁，地名也，在绛州西四十里，临汾水也。”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师旷曰：“师延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於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原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

　平公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平公曰：“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义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原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

　平公大喜，起而为师旷寿。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原遂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於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馀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於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於前，所以养行义而防*佚也。夫*佚生於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索隐述赞乐之所兴，在乎防欲。陶心畅志，舞手蹈足。舜曰箫韶，融称属续。审音知政，观风变俗。端如贯珠，清同叩玉。洋洋盈耳，咸英馀曲。

史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 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 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惉懘之音矣。宫 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槌，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 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 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史记》中“凡音的，人类的感情。情动于中，因此表现在声音，文章对爆炸的声音。所以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适欢乐，他正和；乱世的音乐怨恨而生气，他正相反；亡国之音哀来思考，他的民困。音乐的道理，与正通了。宫为你，商是我，角为民，征入任事，羽毛是动物。五是不乱，就没有惉懘的声音了。宫乱则荒，他的国君骄纵；商音乱则槌，那我坏；角音混乱就担忧，他的百姓怨恨；征音乱则悲哀，他的工作勤奋；羽音乱则危险，他的财产匮乏。五的人都乱，互相陵，所谓的慢。这样，国家的灭亡也就不远了。

　　译 文

　　太史公说：我每次读《虞书》，看到关于君臣互相勖勉，一心期望国家大事都能得到妥善处理，而掌权大臣如果懈怠失职，则诸事废弛败坏的记载，我没有不感动得流泪的。周成王作《颂》，反躬自省，警戒于未来，哀叹家族中发生的患难，能不说他是个兢兢业业，善于守成，而又善于保持完美结局的帝王吗？君子不会在遇到困难时才修养德行，而到显达之后就抛弃了礼义。那种在逸乐时能想到帝业的创始，安居时能想到帝业的艰辛，处于富贵豪华的生活中而时时歌颂创业的勤苦，假如不具备特殊的品德，谁能做到这一步呢！古书上说：“政治安定，大功告成之日，制礼作乐的事业于是兴起。”这时四海之内，人们需要理解立身处世之道日益迫切，德性的修养日益完善，各人所引以为欢乐的兴趣也日益不同。水满而不损减就会泛溢，器满而不扶持就会倾覆。因此，作乐的目的乃是为了调节人们的欢乐。君子把谦退作为制礼的准则，把损抑作为作乐的准则，音乐就这样产生了。君子认为各州各国的环境不同，人们的感情习惯也不同，所以广泛地采集各地的乐歌，协调整理声律，用以弥补政治的不足，移风易俗，协助推行政治和教化。天子亲临明堂观赏，而万民通过音乐清除了心中的污秽，并从中斟酌吸取教益，使自己的精神饱满，提高德性的涵养。所以说，《雅》、《颂》能各得其所，民风就趋于纯正；呐喊的声音兴起，士卒就感到振奋；郑国、卫国的歌曲演唱起来，人们的心情就流于放荡。一旦音乐能达到调和谐合的地步，连鸟兽都会受到感化，更何况心怀五常之德，含有喜好或嫌恶感情的人，这不是自然的趋势吗？治国之道被破坏废弃之后，郑国的音乐就泛滥起来了。那些诸侯国君，在邻国都是赫赫有名的，却都以郑声争相夸耀。孔子自从不能忍受和齐国优伶在鲁国共处的屈辱，便隐退下来，整理诗乐，以劝戒世人，作五章诗以讽刺当时的风气，但没有使那些人受到感化。世风从此衰落下去，至于战国时代，诸侯国君都沉溺于安逸颓废的生活之中，再也不能归于正道，结果是身败名裂，宗庙毁灭，国家都被秦国吞并了。秦二世更是一个沉溺于安逸颓废生活中的人。丞相李斯进言规谏说：“放弃了《诗》、《书》的教导，一心沉溺于声色的逸乐，这是祖伊所担心的事情；不注意细小的过失，就会积成大恶，而纵情享乐，通宵达旦，这就是殷纣亡国的原因。”赵高说：“五帝、三王的音乐各有不同的名称，是为了表示不相沿袭的意思，上至朝廷，下至人民，因此都能在相处时欢乐喜悦，交往时情意殷勤；如果没有音乐，那么，和悦的感情就不能相通，推行的恩泽就不能传布，这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化，各有适应时代需要的音乐，何必一定是华山的骏马‘騄耳’才能走得远呢？”秦二世赞许他的见解。

　　高祖经过沛邑时曾作诗《三侯之章》，使当地儿童歌唱。高祖驾崩之后，令沛邑按四季在他的宗庙里歌唱舞蹈。经过惠帝、景帝、武帝三朝，都没有增加什么，只是在乐府里经常练习旧乐章而已。

　　到当今皇帝（指汉武帝）即位以后，作《郊祀歌》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作成乐曲，从此，李延年升任为协律都尉。只通晓一种经书的人，还不能单独了解这些歌辞的含义，必须把通晓五经的专家集中到一起，共同研究阅读，才能通晓歌辞的含义，因为其中使用了很多古雅的词语。

　　汉朝常常在正月上旬的辛日，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神，从黄昏时开始夜祭，到黎明时礼成。祭祀时常有流星经过祭坛的上方。令童男童女七十人一齐唱歌。春季唱《青阳歌》，夏季唱《朱明歌》，秋季唱《西暤歌》，冬季唱《玄冥歌》。这些歌诗，社会上多有流传，所以在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此外，还从渥洼水中得到一匹神马，于是又作了《太一之歌》。歌辞说：“太一的恩赐啊，天马降临；身上冒出赤色的汗珠啊，口中流着赭色的唾津。从容驰骋啊，万里扬尘；有谁能相比啊，只有神龙和它并进齐奔。”后来讨伐大宛，得到千里马，马的名称叫“蒲梢”，为此又作了一首歌。歌诗说：“天马到来啊，来自极西之地；途经万里啊，投向有德的皇帝；依赖上天的神威啊，镇慑异域，远及流沙大漠啊，四夷向归。”中尉汲黯进谏说：“大凡帝王作乐，是为了对上继承祖宗的道德帝业，对下教化亿万人民。现在，陛下得到了天马，竟然为它作诗歌唱，而且在宗庙举行祀典，祖先和百姓难道能了解这种音乐吗？”皇上默然，表示很不高兴，丞相公孙弘说：“汲黯诽谤皇上的意旨，应当全族诛戮。”大凡“音”的出现，是由人心产生的。人心的变动，是由外界事物所引起的。人心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动，因而形成“声”；“声”互相应和，因而发生变化；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则，就称为“音”；把不同的“音”组织起来，并演奏出来，再配合上用干戚羽旄等表演的舞蹈，这就称为“乐”。“乐”是由“音”组合而成的，但其根源则是由于人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动。因此感受外物而产生的悲哀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急迫而短促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快乐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舒畅而和缓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喜悦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悠扬而清爽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愤怒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正直而庄严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喜爱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亲切而柔和的。这六种心情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由于感受外界不同事物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动，所以先王十分注意能对人心产生影响的一切外界事物。用礼来引导人们的意志，用乐来调和人们的声音，用政来统一人们的行动，用刑来防止人们的奸私，礼、乐、刑、政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使人同心同德，以建立太平盛世的秩序。凡是“音”，都是从人心产生的。情感在内心激动，从而形成“声”；把不同的“声”组织起来，就称为“音”。因此，太平盛世的“音”安宁而欢乐，表示政治的和平；动乱时代的“音”怨恨而愤怒，表示政治的混乱；灭亡国家的“音”悲哀而优虑，表示人民的困苦。可见声音的道理是和政治息息相通的。五声中，宫相当于君，商相当于臣，角相当于民，徵相当于事，羽相当于物。这五项不混乱，就不会产生不和谐的“音”了。如果宫声混乱，则表示悖谬，国君骄纵；商声混乱，则表示邪僻，臣属堕落；角声混乱，则表示忧郁，人民怨恨；徵声混乱，则表示悲哀，徭役烦苛；羽声混乱，则表示危急，财物匮乏。这五项都陷于混乱，互相侵凌，则是轻慢的表现。这样，国家的灭亡就为期不远了。郑声、卫声，是动乱时代的音乐，是属于轻慢一类的。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表示政治混乱，人民流离失所，臣属欺诬君主，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了。

　　大凡“音”，都是从人心产生的，而“乐”则是和各类事物的道理息息相通的。所以只了解“声”而不了解“音”的，是禽兽；只了解“音”而不了解“乐”的，是普通人。唯有君子才能审察“声”，进而了解“音”，审察“音”，进而了解“乐”，审察“乐”，进而了解政治，这样就可以完全了解治民之道了。所以对不了解“声”的人，不要和他谈论“音”；对不了解“音”的人，不要和他谈论“乐”。了解了“乐”，就差不多了解“礼”了。对礼乐的了解都有所得，这就可称为有道德的人了。道德的“德”，就是得到的意思。因此，“乐”的隆盛，并不在于音响极其悦耳，祭享之“礼”，也不在于调味极其美好。清庙中所鼓的瑟，朱红色的丝弦，瑟的底部有疏朗的孔眼，一段乐曲领起，紧跟着奏起反复的应和曲调，这样就能保留着古代的遗音。祭享大礼中，献玄酒（清水），用托盘摆出生鱼，羹汤里不加作料，这样才能保持着古代的遗味。所以先王制礼作乐，不是为了充分满足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为了教导人民正确地区别所爱好或所厌恶的事物，而回到纯正的人生道路上来。人在初生的时候，原是安静的，这本来是自然形成的本性；但由于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动，这是本性的变形。一接触到外界事物，人们就用智慧了解它，然后就对它形成了喜好或厌恶的感觉。假如自己在内心里对喜好或厌恶的感觉不能节制，而在智慧上又继续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不能回到安静的本性上去，这样，作为本性的天理就灭绝了。外界事物对人的影响无穷，而人对自己的爱好或厌恶的感觉又不能节制，这样，一接触外界事物，人就被它所左右了。所谓人被外界事物所左右者，即灭绝作为本性的天理而尽量满足人的欲望的意思。因此，有悖谬、忤逆、欺诈作伪的念头，有*荡放纵犯上作乱的行为。强者威胁弱者，众人压迫少数人，聪明人欺负老实人，勇敢的人折磨懦怯的人，患病的人得不到疗养，老人、幼童、孤儿、寡妇都没有安身之地，这就是天下大乱的形势啊。因此，先王制礼作乐，使人们有所节制。披麻戴孝，为死者哭泣，是为了节制人们的丧礼；鸣钟击鼓，执盾牌、大斧而舞，是为了调和人们的欢乐；举行婚姻、加冠和及笄的礼仪，是为了使男女有别；乡里射箭宴会，是为了使人们的交往纳入正轨。用礼节制人们的情绪，用乐调和人们的声音，用政推行治民之道，用刑防范犯法的行为。礼、乐、刑、政，行之四方而相辅相成，那么，先王治民之道就可以完满实现了。

　　“乐”是为了沟通感情，“礼”是为了区分差等。沟通感情就互相亲爱，区分差等就互相敬重。过分侧重“乐”，就会失于散漫；过分侧重“礼”，就会发生隔阂。感情既和谐，而行动又严肃，这就是“礼”、“乐”的效用。“礼”的内容确立了，贵贱就显出了差等；“乐”的形式能沟通感情，上下的关系就趋于和谐；所喜好和所厌恶的有了不同的标志，贤人和坏人就有了区别；用“刑”禁止暴行，用“爵”引进贤才，政治就会公正和平。然后用“仁”来爱护百姓，用“义”来指导百姓。这样，美好的社会秩序就可以实现了。

　　“乐”发自内心，“礼”表现于外貌。“乐”发自内心，所以是静止的；“礼”表现于外貌，所以是活动的。雅正的“乐”必定平易，庄严的“礼”必定质朴。“乐”发挥了充分效用，人们就没有愤恨；“礼”发挥了充分的效用，人们就没有纷争。互相谦让而使天下成为太平盛世，这是指“礼”和“乐”的功用说的。残暴的人无所行动，诸侯都服从王室，战争停息，刑罚不用，百姓没有忧患，天子不再施展权威，这样，“乐”的效用就达到了。促进父子之亲，明定长幼之序，使四海之内互相尊敬。天子能做到这一步，“礼”的效用就推行开了。

　　雅正的“乐”和天地万物一样地和谐，庄严的“礼”和天地万物一样地有节制。和谐，万物就不失其本性；有所节制，人们就能按尊卑等级祭祀天地。人间有“礼”、“乐”指引，幽冥中又有鬼神佑助，这样，四海之内就能互相尊敬、互相亲爱了。“礼”，区分事物的差等而取得互相尊敬的效用，“乐”，表现不同的形式而取得互相亲爱的效用。“礼”、“乐”的效用相同，所以明王制礼作乐，总是先后沿袭。因此，他们的事业与时代相适应，名声与功绩相符合。钟、鼓、管、磬、羽、龠、干、戚，是表演“乐”的器物；屈伸、俯仰、缀兆、舒疾，是表演“乐”的形式。簠簋俎豆、制度文章，是行礼用的器物和规范；升降、上下、周旋、裼袭，是行礼的形式，所以能了解“礼”、“乐”意义的人，就能制作礼乐；能识别“礼”、“乐”形式的人，就能传授礼乐。制作者称为“圣”，传授者称为“明”。“明”和“圣”是传授和制作的意思。“乐”，表示天地万物间的和谐；“礼”，表示天地万物间的秩序。“和谐”，所以一切事物都能互相融合而无冲突；“有序”，所以一切事物又都有区别而不混淆。“乐”是根据天生万物一视同仁的道理而作成的，“礼”是根据地有山川高卑的道理而制定的。制礼失序，会引起混乱；作乐失和，会引起动荡。通晓天地的道理，才能制礼作乐。和谐而不泛滥，是“乐”的内容；使人欣喜欢乐，是“乐”的效用。中正而不偏颇，是“礼”的本质；使人仪态庄重、肃敬、谦恭、谨慎，是“礼”的规范。至于“礼”、“乐”由金石等乐器表现出来，由歌曲演唱出来，用于宗庙社稷及山川鬼神的祭祀，这是从天子到人民都相同的。帝王在功业有了成就之后才作“乐”，在国家安定之后才制“礼”。功业成就大的，所作的“乐”就完备；政教广被四方的，所制的“礼”就齐全。手执盾牌、大斧而舞，还不算完备的“乐”；用经过烹调的祭品举行祭祀，也不算明达的“礼”。五帝的时代不同，先后不沿袭“乐”；三王所处的社会不同，先后不沿袭“礼”。“乐”流于泛滥，即使人忧怨；“礼”流于粗疏，即失之偏颇。到了使“乐”达到促进和谐的地步而不使人忧虑，使“礼”达到完备的地步而不偏颇，那是只有大圣才能做到的吧？天在上，地在下，一切事物分散而各不相同，因此，“礼”的节制效用便推行开了；一切事物流动而不停息，融合而化为一体，因此，“乐”的和谐效用就发挥出来了。春天生芽，夏天成长，这就是天地间“仁”的表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就是天地间“义”的表现。“仁”和“乐”的性质相近，“义”和“礼”的性质相近。“乐”促进和谐，遵从天神意志而顺应天时自然的变化；“礼”区分适宜，遵循先王遗法，而顺应地上山川高卑的形势。所以圣人作乐以顺应天时，制礼以顺应地理。“礼”、“乐”彰明完备，天地万物都各得其所。

　　天尊贵而地卑下，这就确定了君和臣的关系。高卑既然显示出来，贵贱的名位也就确定了。天地万物，或静或动，各有常态，而形体大小不同。万物中，同类的相聚合，不同类的相分离，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天上出现迹象，在地面出现形体，这样，“礼”就表示出天地万物的差别。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二气互相切摩，天地互相激荡。由于雷霆的震动，风雨的浸润，四季寒暑的推移，日月光辉的照耀，具有生机的万物都滋长起来，这样，“乐”就表示出天地万物的和谐。

　　天时的变化失去常规，万物就不能生长蕃育；男女没有区别，在社会上就必然造成混乱的后果，这是天地间自然的情理。到了“礼”、“乐”的功效能完全表示天象的和谐及地面万物的区别，符合阴阳的变化，而又和先王及天神的意志息息相通，可以达到极高极远的上天和深厚莫测的山川，那么，“乐”显明地取法乎天，而“礼”则取法乎地上的万物。能显明地表现变化不息的是“天”，能显明地表现不变化的是“地”。而有动有静、循环变化的则是天地间的万物。所以圣人说：“多么深奥的礼啊，多么深奥的乐啊！”从前，舜做了五弦琴，弹着琴吟唱《南风》诗；夔开始作乐，用来赏赐诸侯。所以天子作乐，是为了赏赐诸侯中有德行的人。德行盛美而教化严明，五谷年年丰收，然后天子赏赐给他“乐”。因此，凡是治理不善而人民生活劳苦的，他的舞蹈行列就远而长；凡是治理良好而人民生活安乐的，他的舞蹈行列就近而短。看到他的舞蹈，就了解他的德行；听到他的谥号，就知道他的作为。《大章》用以表彰德政，《咸池》用以表示德政广被，《韶》表示能继承德政，《夏》表示对德政能发扬光大。至于殷周两代的“乐”，也都是为了表示帝王的德政的。按天地间的自然之道，寒暑变化违反季节，人们就要生病；风雨不合时令，就要发生饥荒。乐教对人民来说和气候的寒暑一样，如果不合时令，就会对社会有害。礼制对人民来说，和风雨一样，如果没有节度，就不会有功效。所以先王作“乐”，是为了推行治民之道，如果效果良好，人们的行为就符合德行的准则了。如以养猪酿酒为例，原来并不是为了惹祸，但争讼事件日益增多，却是由于饮酒所引起的。因此先王制定酒礼，每饮一杯酒，宾主要多次行礼，即使整天喝酒，也不会喝醉的。这就是先王所以防范饮酒惹祸的方法。饮酒宴会，只是为表示交接欢乐而已。“乐”表现的是德行，“礼”防止的是邪恶。因此，先王有丧亡等大事，必定根据“礼”来表示悲哀；有喜庆等大福，必定根据“礼”来表示欢乐。表示悲哀欢乐的分寸，都以“礼”为准则。

　　“乐”是施予，“礼”是回报。“乐”发于自己内心的喜悦，而“礼”则要求反映事物的本性。“乐”表彰盛德，“礼”报答施予之情。所谓“大路”者，是天子的车；车上的龙旗，有下垂的旒穗九条，这是天子的旗帜；天子带着占卜用的宝龟，龟甲的边缘呈现出青绿色；还带着大群的牛羊，是为赏赐诸侯用的。

　　“乐”表现的是不可改变的共同感情，“礼”表现的是不可更动的不同事理。“乐”沟通相同之处，“礼”区分不同之处，“礼”、“乐”的道理中贯穿着人们的感情。探索人们的本性，并了解它的变化，这是“乐”的内容；显示人们的诚心而排除虚伪的表现，这是“礼”的常规。“礼”和“乐”都表现了天地的本性，显示了神灵的德行，因此能感动天地上下的神灵，而表现出礼乐外部形式和内在意蕴，反映出父子君臣的关系。

　　由于先王制礼作乐，人们可以从此认识到，天地万物将表明了各自的本性。天和地自然结合起来，阴阳融会调和，照耀孕育万物。因而草木茂盛，幼芽破土萌生，飞禽翱翔，走兽生角，冬蛰的昆虫苏醒，鸟类孵卵育雏，兽类怀胎产仔，胎生者不致成为死胎，卵生者不致卵壳过早破裂，这样，作乐的道理就显示出来了。

　　“乐”并非单指黄钟、大吕等音律，弹琴歌咏等声音，以及使用盾牌、大斧等表演而言，这是“乐”的末节，所以可以由儿童舞蹈演奏；铺设筵席，摆列酒樽案盘，讲求升堂降阶的仪式，这是“礼”的末节，所以由小吏掌管。乐师通晓声音和歌诗，所以朝北坐着奏乐；礼官宗祝通晓宗庙礼仪，所以跟随神主之后；商礼的礼官熟悉丧礼，所以跟随主祭人之后。由此看来，有道德成就的居上位，有技艺成就的居下位；品行高尚的居前，而只通晓事务的居后。所以先王能区别上下先后，然后才能为天下制“礼”作“乐”。“乐”是圣人所推崇的，它可以促使人心向善。它能深刻地感化人们的心灵，能自然地移风易俗，因此，先王特别重视“乐”的教育功用。凡是人都有情感和理智的本性，而哀乐喜怒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因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引起变动，然后就产生了不同的心情。所以琐细急促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感到忧郁；舒缓自然、悠长而节奏从容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感到平静快乐；粗犷、暴躁、勇猛、奋发、愤激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刚强果敢的表现；凌厉、正直、庄严、诚挚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严肃、恭敬的表现；舒展、温润、流畅、和谐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慈爱之心；邪恶、混乱、放荡、轻佻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乱之行。所以先王要根据人们的感情，考察乐律的度数，依照礼仪的规定，来适应阴阳二气的融和状态，导引五行的运转，使具有阳刚气质者不放任，具有阴柔气质者不拘泥，具有阳刚气质者不粗暴，具有阴柔气质者不懦怯。阴阳刚柔四种气质通畅地交触于内心，而后表现于外形，这样就能使人们各安其位而不互相凌越。然后按每人的资质定出学习音乐的程序，熟习乐曲节奏，领会乐曲的组织结构，以便表达仁厚的道义。据以制造大小不同的乐器，安排声音高低循环的次序，来表现人间的伦理，使亲密、疏远、高贵、卑贱、长辈、幼年、男性、女性的区别，都从音乐表现出来；所以古语说：“从音乐可以观察到深刻的意义。”

　　地力尽竭，草木就不能生长；水流湍急，鱼鳖就不能长大；气候反常，一切生物就不能繁殖；世道荒乱，礼义就废弃而音乐就放荡。因此，声音悲哀而不庄重，逸乐而不安宁，涣散轻浮而节奏混乱，迂曲拖沓而无所归宿，缓慢的声音包含邪恶，急促的声音引动人们的利欲，煽惑逆乱的心情而消除平和的仁德，所以君子对这种音乐是深恶痛绝的。

　　凡是用邪恶声音感动人的时候，逆乱气质就相应而生，逆乱气质形成常法，*荡音乐就兴起了。凡是用严正声音感动人的时候，和顺气质就相应而生，和顺气质成为常法，和平音乐就兴起了。有唱必有和，前后呼应，不端正的、曲折的和平直的，各呈现其原貌，一切事物的关系都是由于同类而互相引起变动的。

　　所以君子根据情感来调和意志，按照事物以类相引动的道理来促使行为完善。邪恶的声音和颜色不留在耳朵和眼睛里，*荡的音乐和应废弃的礼仪不扰乱心境；怠慢乖戾的气质不沾染身体，使耳、目、鼻、口、心境以及全部器官，都在和顺严正的状态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然后才以声音表达出来，操琴鼓瑟，挥动干戚，以羽旄为装饰，手执箫管吹奏，来发扬天道的光辉，促进四时的调和，显示万物以类相引动的道理。所以歌声清明象苍天，钟鼓宏亮象大地，乐调周而复始，象四时循环，舞容回旋，象风飘雨落。服饰具五色文彩而不杂乱，乐曲声调协八方之律而不互相干犯，一切度数都有规定，乐器大小，互相配合，乐曲首尾接连，循环相生，有唱有和，或清或浊，互相更迭而成常法。所以严正音乐推行之后，伦常就归于端正，耳目聪明，情感和平，改变风俗，天下都得到安宁。所以说“音乐是使人欢乐的”。君子感到欢乐的是得到了道义，小人感到欢乐的是得到了利欲。用道义克制利欲，人们都会感到欢乐而不迷乱，为了利欲而忘却道义，人们就会迷惑而不觉得欢乐了。所以君子根据情感来调和意志，推广音乐来达到教化的目的。音乐得到推广，人们都向往道义，这时就可以看出人们的德行了。道德是情感的根本，音乐是道德的英华，用金、石、丝、竹制成的乐器是演奏音乐的工具。诗，表述音乐的意志；歌，咏唱音乐的声调；舞，表现音乐的形容。意志、声调、形容三者都发自内心，然后用乐器表现出来。所以性情深刻，音乐的文彩就清明，顺气充沛，音乐的作用就显著，和顺气质积蕴于内心，反映道德英华的乐章就从而出现了，只有音乐是不可作伪的。音乐是内心活动的表现，声音是音乐的现象，文彩节奏是声音的修饰。君子先有了性情的活动，才能形成音乐的现象，然后加以修饰。所以表演时，开始时先鸣鼓，以表示警戒众人，举足三顿，表示即将行动。第二次开始，则表示等待诸侯会师后，再次出征。最终的“乱”段表示振旅西归。动作迅速而整齐，歌曲深刻而清明。人要以坚持意志为欢乐，而不厌弃道义；完全遵守道义，而不图谋利欲。这样，音乐才能表现情感而树立道义，乐舞终了而道德从而尊显；君子从而更崇尚善行，小人从而改过自新。所以说“治理人民的事业中，音乐教育是最重要的”。君子说：“礼”和“乐”是不能片刻离开自己的。学习“乐”，用以陶冶内心，那么，平易、正直、慈爱、体谅的心情，就蓬蓬勃勃地产生了。平易、正直、慈爱、体谅的心情一产生，就会觉得欢乐，欢乐就平静，平静就能保持长久，保持长久就符合天理，符合天理就会受到像神一样的尊重。天不说话而有信守，神不发怒而有威严。学习“乐”，是为了陶冶内心；学习“礼”，是为了端正仪态。仪态端正就能表现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能表现严肃而有威风。内心只要有片刻的不和顺、不欢乐的情绪，那么，卑鄙欺诈的念头就会乘机而入；仪态有片刻的不庄重、不恭敬的迹象，那么，傲慢轻浮的念头就乘机而入了。所以“乐”属于内心的活动，“礼”属于外表的活动。“乐”的目标是平和，“礼”的目标是恭顺。内心平和而外表恭顺，那么，人们看到他的颜色就不会和他相争，望见他的容貌就不会有轻浮怠慢的表示了。道德光辉发自内心，人们没有对他不听从的，言谈举止表现于外貌，人们没有对他不服从的，所以说“了解‘礼’、‘乐’的意义，用以治理天下，那就没有困难了”。

　　“乐”是内心活动的表现，“礼”是外形活动的表现。“礼”以简约为主，“乐”以丰满为主。“礼”主简约，但人应奋勉，在奋勉行动中达到完美的境地；“乐”主丰满，但人应返本，在返本行动中达到完美的境地。“礼”主简约，如人不知奋勉，“礼”就会消亡；“乐”主丰满，如人不能返本，“乐”就会放纵。所以“礼”有回报，而“乐”有归宿。“礼”有回报，人们就欢乐；“乐”有归宿，人们就心安。“礼”的回报，“乐”的归宿，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

　　“乐”是使人欢乐的，欢乐是人之恒情所不能避免的。欢乐必然由声音表现出来，由舞蹈形象表现出来，这就是人们所制作的“乐”。声音、形象以及所反映的性情的变化，都在这里表现出来了。所以人不能没有欢乐，欢乐就不能没有声音形象。有声音形象而不合礼义，就不能不发生混乱。先王担心这种混乱状况，所以制定了《雅》、《颂》之声作为引导，使声音足以使人欢乐而不放任，使文辞足以使人感到清晰而不至散失，使歌曲的曲折与平直、复杂与简练、质朴与完善，以及节奏的变化，足以感动人们的善心就是了，不使放纵的念头、邪恶的气质沾染自己的志意，这就是先王作乐的道理。因此，在宗庙里奏乐，君臣上下一起听，没有不融和恭敬的；在家族或乡里奏乐，长辈幼年一起听，没有不融和恭顺的；在家庭里奏乐，父子兄弟一起听，没有不融和亲爱的。所以作乐先要审察律数，定出谐和的声音，然后以乐器来表示节奏，节奏和合以组成乐曲，这是为了促进父子君臣的关系而使万民亲附的缘故。这就是先王作乐的道理。所以听到《雅》、《颂》的声音，人们就感到心胸宽广了；手持干戈，学习了俯仰屈伸的动作，人们就觉得容貌庄严了；了解了舞蹈的行列位置，熟悉了音乐的节奏，行列就整齐，进退就一致。所以音乐的道理和天地间的道理相同，是抒发情感的准则，人情所不能避免的。“乐”是先王表示欢乐的标志，军容斧钺是先王表示愤怒的标志。所以先王的欢乐和愤怒，都有相应的表示。先王欢乐时，天下的人都随着欢乐；先王愤怒时，那些暴虐作乱的人都恐惧。先王治民的方法中，“礼”、“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魏文侯问子夏：“我穿上祭服，戴上礼帽，庄重严肃地听古乐，直怕睡着了，听郑国和卫国的乐曲，却一点不感到疲倦。请问

《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战国时期归纳创作而成。我整理的相关内容，供参考！

产生背景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舜还任命夔为典乐，“教稚子”，“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1] 。《史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2] 。但是，作为华夏文明的初创期，五帝时代还属于礼乐文化的萌芽时期，或者说属于华夏文明发展的神守时期，即巫祝文化期。而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时期。

周朝伊始，为配合政治上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3] [4] ，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5]

《史记·周本纪》载：“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6] ”周公废黜殷祀，袭击淮夷以后，回到西周首都丰京，写下了《周官》。《周官》即《周礼》[7] ，是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籍，是记录周代礼制的集大成者。[8]

周礼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各种典礼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宗周丰镐京畿之乐，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9-10]

成书年代

《周礼》原名《周官》，是西汉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书之一。

贾公彦《周礼正义序》载：“《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11]

《周官》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才发现，并加以着录。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刘歆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周礼注疏序》）到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12]

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年代，历代学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如《四库提要》所说：“（《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古代名家大儒，近代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这场大讨论，大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提到《周礼》一书。在先秦文献中，较为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的文献是《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

但《四库提要》对此种种矛盾的解释是：“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并引张载《横渠语录》：“《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直至晚清孙诒让著《周礼正义》，仍然坚持《周礼》乃是周公所作：“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周礼正义序》）但这个结论遭到近代以来众多学人的质疑。其实，孙诒让《序》自己也说：“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非徒周一代之典也”，“是岂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刱之哉！”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乃至于汉初）[13]

主要内容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大宰》谓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天官·小宰》谓之“六属”：“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14] 。其分工大致为：

天官冢宰，大宰及以下共有63种职官，负责宫廷事务；

地官司徒，大司徒及以下共78种职官，负责民政事务；

春官宗伯，大宗伯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宗族事务；

夏官司马，大司马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军事事务；

秋官司寇，大司寇及以下共66种职官，负责刑罚事务；

冬官百工，涉及制作方面共30种职官，负责营造事务。

伪《古文尚书·周官》有类似说法：“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但这种说法可能更晚出，是对传世《周礼》的抄袭、概括而已。

《周礼》之所以由《周官》而更名为“周礼”，意味着在汉儒看来，社会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可概名之“礼”。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话语中，“礼”乃所有一切制度规范的概称。汉语之“礼”，尽管最早、最狭义的用法指“事神致福”的祭祀礼仪（《说文解字》），但其最广义的用法则是指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所以，贾公彦谈到为什么主礼的春官之职不能说“礼百官”、而应说“统百官”时，解释说：“礼，所以统叙万事，故云‘统百官’也。”（《天官·大宰》）所谓“统叙万事”，意味着“礼”乃统摄着所有一切制度规范。

《周礼》的制度规范并非以往社会的实际制度，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设计。如果《周礼》确实是战国时期的产物，那么，它的创作正好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必定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趋向，因此，其制度设计的目标应该并不是指向转型之前的社会时代，而是指向转型之后的社会时代。为此，有必要简要谈谈中国社会历史及学术的分期问题。中国社会历史及其学术可以分为三个时代，其间有两个转型时期，大致情况如下表：

表中的时代称谓“王权”“皇权”“民权”乃标示国家主权行使者的变动：王或天子→皇帝→公民。主权行使者的历史变动是由于生活方式、社会主体的变动：宗族→家族→市民。家族社会虽然仍讲宗法，但其宗法已不具有宗法社会“家—国—天下”同构的地位，这是本质区别。这在经济上表现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变动：王土公有制→地主私有制→资本主义。又在政治上表现为基本政治制度及其主体的变动：王领导下的血缘贵族集体统治→皇帝的专制→公民的民主政治。

就其时代背景而论，《周礼》应该属于“子学”范畴（儒家当时属于百家之一，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也包括儒家）；其制度设计之指向，乃是社会转型的趋向。唯其如此，《周礼》的实际影响是在后来的皇权时代。例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仿照《周礼》“六官”而设置的；唐代将六部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