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乐书第二—乐由心生,心随乐动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19浏览:1收藏

读《史记》乐书第二—乐由心生,心随乐动,第1张

读《史记》八书之乐书的时候,在自己的脑海里,对于乐是有一个粗浅的认识的,人的本性是好静的,因为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才产生了有规律的音乐,以及无规律的噪音。乐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一种交流沟通的方式。由此我想到了小的时候和爸爸学的京剧和二人转,以及流行音乐甚至于演讲朗诵都应该属于乐的范畴。

有人说眼神可以看到一个人在想什么,而事实情况是没有几个人有那么强的能力,仅靠眼神的沟通就可以做到所谓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要建立在语言沟通的基础上,而且沟通的时候,如果我的情绪比较激动,就会声色俱厉,如果言语和风细雨风细雨,至少说明心情不错。在人情绪激动的时候,去找他沟通、交流、谈判,都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在他心情舒适的时候,沟通交流就比较顺畅,讨论的话题就容易达到共识,容易形成共同的意见和看法而减少分歧。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国之将亡其乐也悲。通过声音就能分析出一个人的状态,一个国家所处的阶段。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和谐安宁的声音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就体现除了安定太平的状态。当社会充斥着哀怨和愤怒的声音时,百姓生活困苦又无处倾诉的时候,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这就是个所谓的礼乐崩坏,国将不国。对于个人而言同样有效,如果一个人不遵守法纪,行为乖张桀骜不驯,不尊长不敬贤,那么这个人就不可能具备美德,就很难获得自身的价值实现,并获得他人的认同。

乐在古代的作用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他并不是供人娱乐的,而是用来引导人心向善,谨慎言行的方法,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治理国家的手段,做为号召力来讲,远远超越现在的流行音乐,同时也超越了现在的喊口号和单纯的说教。乐是由音产生的,因此说乐是在寻找人的相同点,而礼是为了区别人与人之间品德的差异和不同,这就是所谓的求同存异。乐让人互相爱慕,礼让人互相尊敬。人因为乐而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单体构成了组织,进而形成了社会和国家。个体需要的是自律,集体需要的是规则,自律和规则就是所谓的礼,礼乐交织就形成了和谐的社会和拥有道德的人心。

乐和礼关键是要有度,其中乐是源自于人的内心,而礼是外界施加给人的一种外界约束,只有内心的东西被约束,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才算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这就称之为平衡。乐代表和谐,礼代表有序,任何事物只有和谐有序,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乐是道德的外在体现,能发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辉,这光芒可以让人感到温暖感到爱,心中自然会和一些不良的行为隔绝起来,这就是现在常说的,你用先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来武装自己,那么低俗邪恶的思潮就无法侵入进来了。

我们通过文字抒发自己的感想,通过言语来分享自己的心得,通过美妙的歌声来陶冶情操,通过婀娜多姿的舞蹈来丰富精神,这些都是乐,他们的源头就是我们心中的善念。文字用笔和纸来书写,语言通过唇齿之间传递,歌声通过嗓子来发出,舞蹈通过形体来表现,这就是所谓的礼,乐通过礼的形式来表现,礼对乐的内容进行限制就做到了合理有序的地步。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美妙的乐器,至于它奏出美妙的乐章,还是发出刺耳的噪音,完全由我们本身来决定。我们的修养,我们的品德,我们的自律,决定了我们这件乐器究竟用来做什么?而礼不是由人自己产生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它的重要作用是引导我们发挥自己的能力,起到正面引导和激励的作用,礼是所有人共同遵守的准则,只有我们都遵从了礼的约束,才能获得乐的自由,这就是国家有制度,我们有自律,人人有追求,人人有事业,人人有前途,国家有希望,国家有未来,国家有梦想。希望能从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乐者,乐由心生,心随乐动。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史记・乐书》是集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音乐美学之大成,是研究古代美学者必读之文。它辨证地分析了“声、音、乐”三者的关系,从音乐的起源、创作、表演与欣赏,以及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提出了“乐者,天地之和也”的观点,这正是《史记・乐书》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可贵贡献,也是它的精华所在。

一、经典文字摘录:

1、“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意思是说:

大凡音的起始,是由人心产生的。而人心的变动,是物造成的。心有感于物而变动,由声表现出来;声与声相应和,才发生变化;按照一定的方法、规律变化,就叫做音;随着音的节奏用乐器演奏之,再加上干戚羽旄以舞之,就叫做乐(yuè,月)了。所以说乐是由音产生的,而其根本是人心有感于物造成的。因此,被物所感而生哀痛心情时,其声急促而且由高而低,由强而弱;心生欢乐时,其声舒慢而宽缓;心生喜悦时,其声发扬而且轻散;心生愤怒时,其声粗猛严厉;心生敬意时,其声正直清亮;心生爱意时,其声柔和动听。以上六种情况,不关性情,任谁都会如此,是感于物而发生的变化,所以先王对外物的影响格外慎重。因此说礼用以诱导人的意志,乐用以调和人的声音,政用来统一人的行动,刑用来防止奸乱。礼乐刑政,其终极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齐同民心而使出现天下大治的世道啊。

2、“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

意思是说:在上位的君子若不为简约的政治,就会修治功德,自强不息,否则自满自足,就会废弃礼仪。逸能不忘当初的劳苦,安能想到创始时的艰难,处身于安乐之中而歌颂勤苦,不是有大道德的人有谁能够这样!

3、“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

意思是说:

满而不损就会外溢,盈不扶持就会倾倒。大凡作乐(yuè,月)的原因,是为了节制欢乐。使君子以谦虚退让为礼,以自损自减为乐(lè,去声,勒),乐(yuè,月)的作用就在于此啊。

4、“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乐者,通於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於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意思是说:

凡音,是在人心中产生的;乐,是与伦理相通的。所以单知声而不知音的,是禽兽;知音而不知乐的,是普通百姓。唯有君子才懂得乐。所以详细审察声以了解音,审察音以了解乐,审察乐以了解政治情况,治理天下的方法也就完备了。因此不懂得声的不足以与他谈论音,不懂得音的不足以与他谈论乐,懂得乐就近于明礼了。礼乐的精义都能得之于心,称为有德,德就是得的意思。

5、“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颂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於内,知诱於外,不能反己,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意思是说:人生来好静,是人的天性;感知外物以后发生情感的变动,是天性的外部表现。外物来到身边后被心智感知,然后形成好恶(wù,务)之情。好恶之情不节制于内,外物感知后产生的诱惑作用于外,天理就要泯灭了。外物给人的感受无穷无尽,而人的好恶之情没有节制,人就被身边的事物同化了。人被外物同化,就会灭绝天理而穷尽人欲。

6、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於天地,然後能兴礼乐也。

7、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於乐,义近於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意思是说:春天生,夏天长,化育万物,这就是仁;秋天收敛,冬天贮藏,敛藏决断,这就是义。乐能陶化万物,与仁相近;礼主决断,所以义与礼相近。乐使人际关系敦厚和睦,尊神而服从于天;礼能分别宜贵宜贱,敬鬼而服从于地。所以圣人作乐以与天相应,制礼与地相应。礼乐详明而完备,天地也就各得其职了。

8、“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隮,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意思是说:

法术、性行等无形体者以类相聚,世间万物有形体者以群相分,群类有不同,其性命长短也不相同。万物在天者显光亮,在地者成形体,如此说,礼就是天地间万物的界限和区别。地上的气上升,天上的气下降,地气为阴,天气为阳,所以阴阳之气相促迫,天地之气相激荡,以雷霆相鼓动,以风雨相润泽,于是万物奋迅而出,并随四时而变动,再以日月的光泽相温暖,就变化生长起来了。如此说,乐就是天地万物间的和合和谐调。

9、“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意思是说:道德是端正了的人性,乐是道德发于外产生的光华,金石丝竹则是奏乐用的器具。诗是表述心志的,歌是对诗词声调的咏唱,舞则只改变歌者的容色。志、声、容三者都以心为根本,再由诗、歌、舞加以表现,所以情致深远而又文明,气势充盛而能变化神通,心志的善美化成的和顺之气积于心中,才有言词声音等英华发于身外,只有乐不可能做假骗人。

10、“凡音由於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意思是说:凡音都是由于人心产生的,天与人是有某种关联的,两者就象镜中的影子与物形那样相像,响与应声那样相应和。所以行善的人天就以福回报他,作恶的人天就使他遭祸殃,这是很自然的事。

11、“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

意思是说:

礼是通过一些规定从外部对人起作用的,乐却是从人心中产生。所以君子片刻也不能离开礼,片刻离开礼就会有暴横轻漫的行为充分表现于外;也不可片刻离开乐,片刻离开乐就会有奸邪的行为从心中大量产生出来。所以乐和音,是君子用来修养义心的。

12、“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

二、《乐书》的主要思想:

1“声”、“音”、“乐”的关系

 《史记・乐书》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司马迁主张“物”动“心”感,就是说由于客观事物触动人心而产生感情,各种各样的感情通过声音来表达;其过程是把“声”加以挑选和组织成为“音”,再把“音”经过艺术加工并与诗歌和舞蹈相结合,便是“乐”。这三者的区别和联系在《史记・乐书》得到了很好的阐释,也体现古人较为先进的辨证意识和思维。“…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

 2 、礼乐并举的思想

 《史记・乐书》深入地阐述了“礼”、“乐”的区别以及二者的社会功能。它开篇就说 “乐”的社会功能是求“同”;“礼”的社会功能是求“异”。这里的“同”是指上、下、贵、贱、尊、卑、男、女、老、幼互相亲爱,和睦相处;而“异”则是指上述的人们有所区别,各守本分,不相争执。 “礼乐相济”之“礼”、“乐”间的内在关系。那么,两者存在什么差异呢?《史记・乐书》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可见,乐是为了和同人们的情感,礼是为了区别等级的差异,乐是从人的内心发出的。“乐同礼异”的社会角色是由它们本身的性质以及各自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决定的。《史记・乐书》中的“礼辩异,乐统同”、“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性”以及“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等言论,都是司马迁对“礼”“乐”之间关系的探讨。

 3 乐的社会功能

 受先秦乐学思想的影响,司马迁十分看重“乐”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作用。优美高雅的音乐能催人奋进,激发人积极向上的潜力;庸俗的、低级的音乐使人的性情低沉消极甚至*乱。因此,司马迁强调“德音”,反对“奸声”;倡导“雅正之音”,反对“郑卫之音”。因此,司马迁提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4礼乐并举发展到“礼”、“乐”、“刑”、“政”

 为了更好地体现礼乐治国的思想,《史记・乐书》并没有停留于“礼乐并举”的论述,而是深入到“礼、乐、刑、政”四位一体上。司马迁认为,“礼”、“乐”、“刑”、“政”四者相辅相成,各为其用,从而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强有力的举措。“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的目的是一个,就是要建立共同的社会观念,而实现天下太平。

 5、“中和”思想与“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的重要思想可以集中为一个字“和”,这也是《史记・乐书》最有价值的思想。司马迁“和谐”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将“和”的思想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展,首先是“大乐与天地同和”,将“和”与整个天地宇宙相联系,既指天地本源性的和谐,也指音乐和谐之根源。第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和”,所谓“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第三是个人自身的“和”,《乐书》所谓“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司马迁论乐,主张适时、合宜,这种度的把握正是“和”思想的体现。司马迁将五音宫、商、角、徽、羽比喻为君、臣、民、事、物。他说,如果宫音乱,整个音乐就显得荒散,反映国君骄纵;商音乱,整个音乐就显得颓废,反映官务败坏;角音乱,整个音乐就显得优愁,反映人民怨恨;徽音乱,音乐就悲哀;羽音乱,音乐就显得危急。如果五音全部紊乱,相互侵凌,就产生极端放肆没有规矩的音乐,这样国家就面临灭亡了。

三、我的一点感想: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乐者,通於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这段话留给我很深的感触。只有发自内心的才能叫做“音”,所谓“知音”就是“知心”。再看所谓的什么好声音、好歌手之类,有多少歌手是在用心演唱?有多少歌曲是用心创作?声嘶力竭、摇头摆尾、假声假唱,竟然有许多人热捧,一群“禽兽是也”。 “乐者,通於伦理者也”、“ 乐者,德之华也”,和谐则乐出,所以只有君子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音乐。

“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

  师乙曰:“乙,贱工也,集解:郑玄曰:“乐人称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集解:郑玄曰:“执犹处也。”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集解:郑玄曰:“肆,正也。”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集解:郑玄曰:“各因其德歌所宜。”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集解:郑玄曰:“育,生也。”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集解:郑玄曰:“以其肆直。”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集解:郑玄曰:“以其温良而能断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木,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殷如贯珠。集解:郑玄曰:“言歌声之著,动人心之审,而有此事。”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集解郑玄曰:“长言,引其声。”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集解:郑玄曰:“手舞足蹈,欢之至。”子贡问乐。正义:结此前事,悉是答子贡问之事。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为乐记通天地,贯人情,辩政治,故细解之。以前刘向别录篇次与郑目录同,而乐记篇次又不依郑目。今此文篇次颠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乱也。今逐旧次第随段记之,使後略知也。以後文出褚意耳。

 凡音由於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

 而卫灵公之时,正义:时卫都楚丘。楚故城在宋州楚丘县北三十里,卫之楚丘邑也。将之晋,至於濮水之上舍。正义:括地志云:“在曹州离狐县界,即师延投处也。”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台。正义:一本“庆祁之堂”。左传云“虒祁之宫”。杜预云:“虒祁,地名也,在绛州西四十里,临汾水也。”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师旷曰:“师延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於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原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

 平公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平公曰:“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义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原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

 平公大喜,起而为师旷寿。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原遂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於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馀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於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於前,所以养行义而防*佚也。夫*佚生於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索隐述赞乐之所兴,在乎防欲。陶心畅志,舞手蹈足。舜曰箫韶,融称属续。审音知政,观风变俗。端如贯珠,清同叩玉。洋洋盈耳,咸英馀曲。

史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 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 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惉懘之音矣。宫 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槌,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 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 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史记》中“凡音的,人类的感情。情动于中,因此表现在声音,文章对爆炸的声音。所以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适欢乐,他正和;乱世的音乐怨恨而生气,他正相反;亡国之音哀来思考,他的民困。音乐的道理,与正通了。宫为你,商是我,角为民,征入任事,羽毛是动物。五是不乱,就没有惉懘的声音了。宫乱则荒,他的国君骄纵;商音乱则槌,那我坏;角音混乱就担忧,他的百姓怨恨;征音乱则悲哀,他的工作勤奋;羽音乱则危险,他的财产匮乏。五的人都乱,互相陵,所谓的慢。这样,国家的灭亡也就不远了。

  译 文

  太史公说:我每次读《虞书》,看到关于君臣互相勖勉,一心期望国家大事都能得到妥善处理,而掌权大臣如果懈怠失职,则诸事废弛败坏的记载,我没有不感动得流泪的。周成王作《颂》,反躬自省,警戒于未来,哀叹家族中发生的患难,能不说他是个兢兢业业,善于守成,而又善于保持完美结局的帝王吗?君子不会在遇到困难时才修养德行,而到显达之后就抛弃了礼义。那种在逸乐时能想到帝业的创始,安居时能想到帝业的艰辛,处于富贵豪华的生活中而时时歌颂创业的勤苦,假如不具备特殊的品德,谁能做到这一步呢!古书上说:“政治安定,大功告成之日,制礼作乐的事业于是兴起。”这时四海之内,人们需要理解立身处世之道日益迫切,德性的修养日益完善,各人所引以为欢乐的兴趣也日益不同。水满而不损减就会泛溢,器满而不扶持就会倾覆。因此,作乐的目的乃是为了调节人们的欢乐。君子把谦退作为制礼的准则,把损抑作为作乐的准则,音乐就这样产生了。君子认为各州各国的环境不同,人们的感情习惯也不同,所以广泛地采集各地的乐歌,协调整理声律,用以弥补政治的不足,移风易俗,协助推行政治和教化。天子亲临明堂观赏,而万民通过音乐清除了心中的污秽,并从中斟酌吸取教益,使自己的精神饱满,提高德性的涵养。所以说,《雅》、《颂》能各得其所,民风就趋于纯正;呐喊的声音兴起,士卒就感到振奋;郑国、卫国的歌曲演唱起来,人们的心情就流于放荡。一旦音乐能达到调和谐合的地步,连鸟兽都会受到感化,更何况心怀五常之德,含有喜好或嫌恶感情的人,这不是自然的趋势吗?治国之道被破坏废弃之后,郑国的音乐就泛滥起来了。那些诸侯国君,在邻国都是赫赫有名的,却都以郑声争相夸耀。孔子自从不能忍受和齐国优伶在鲁国共处的屈辱,便隐退下来,整理诗乐,以劝戒世人,作五章诗以讽刺当时的风气,但没有使那些人受到感化。世风从此衰落下去,至于战国时代,诸侯国君都沉溺于安逸颓废的生活之中,再也不能归于正道,结果是身败名裂,宗庙毁灭,国家都被秦国吞并了。秦二世更是一个沉溺于安逸颓废生活中的人。丞相李斯进言规谏说:“放弃了《诗》、《书》的教导,一心沉溺于声色的逸乐,这是祖伊所担心的事情;不注意细小的过失,就会积成大恶,而纵情享乐,通宵达旦,这就是殷纣亡国的原因。”赵高说:“五帝、三王的音乐各有不同的名称,是为了表示不相沿袭的意思,上至朝廷,下至人民,因此都能在相处时欢乐喜悦,交往时情意殷勤;如果没有音乐,那么,和悦的感情就不能相通,推行的恩泽就不能传布,这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教化,各有适应时代需要的音乐,何必一定是华山的骏马‘騄耳’才能走得远呢?”秦二世赞许他的见解。

  高祖经过沛邑时曾作诗《三侯之章》,使当地儿童歌唱。高祖驾崩之后,令沛邑按四季在他的宗庙里歌唱舞蹈。经过惠帝、景帝、武帝三朝,都没有增加什么,只是在乐府里经常练习旧乐章而已。

  到当今皇帝(指汉武帝)即位以后,作《郊祀歌》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作成乐曲,从此,李延年升任为协律都尉。只通晓一种经书的人,还不能单独了解这些歌辞的含义,必须把通晓五经的专家集中到一起,共同研究阅读,才能通晓歌辞的含义,因为其中使用了很多古雅的词语。

  汉朝常常在正月上旬的辛日,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神,从黄昏时开始夜祭,到黎明时礼成。祭祀时常有流星经过祭坛的上方。令童男童女七十人一齐唱歌。春季唱《青阳歌》,夏季唱《朱明歌》,秋季唱《西暤歌》,冬季唱《玄冥歌》。这些歌诗,社会上多有流传,所以在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此外,还从渥洼水中得到一匹神马,于是又作了《太一之歌》。歌辞说:“太一的恩赐啊,天马降临;身上冒出赤色的汗珠啊,口中流着赭色的唾津。从容驰骋啊,万里扬尘;有谁能相比啊,只有神龙和它并进齐奔。”后来讨伐大宛,得到千里马,马的名称叫“蒲梢”,为此又作了一首歌。歌诗说:“天马到来啊,来自极西之地;途经万里啊,投向有德的皇帝;依赖上天的神威啊,镇慑异域,远及流沙大漠啊,四夷向归。”中尉汲黯进谏说:“大凡帝王作乐,是为了对上继承祖宗的道德帝业,对下教化亿万人民。现在,陛下得到了天马,竟然为它作诗歌唱,而且在宗庙举行祀典,祖先和百姓难道能了解这种音乐吗?”皇上默然,表示很不高兴,丞相公孙弘说:“汲黯诽谤皇上的意旨,应当全族诛戮。”大凡“音”的出现,是由人心产生的。人心的变动,是由外界事物所引起的。人心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动,因而形成“声”;“声”互相应和,因而发生变化;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则,就称为“音”;把不同的“音”组织起来,并演奏出来,再配合上用干戚羽旄等表演的舞蹈,这就称为“乐”。“乐”是由“音”组合而成的,但其根源则是由于人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动。因此感受外物而产生的悲哀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急迫而短促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快乐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舒畅而和缓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喜悦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悠扬而清爽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愤怒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正直而庄严的;感受外物而产生的喜爱心情,它发出的“声”必定是亲切而柔和的。这六种心情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由于感受外界不同事物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动,所以先王十分注意能对人心产生影响的一切外界事物。用礼来引导人们的意志,用乐来调和人们的声音,用政来统一人们的行动,用刑来防止人们的奸私,礼、乐、刑、政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使人同心同德,以建立太平盛世的秩序。凡是“音”,都是从人心产生的。情感在内心激动,从而形成“声”;把不同的“声”组织起来,就称为“音”。因此,太平盛世的“音”安宁而欢乐,表示政治的和平;动乱时代的“音”怨恨而愤怒,表示政治的混乱;灭亡国家的“音”悲哀而优虑,表示人民的困苦。可见声音的道理是和政治息息相通的。五声中,宫相当于君,商相当于臣,角相当于民,徵相当于事,羽相当于物。这五项不混乱,就不会产生不和谐的“音”了。如果宫声混乱,则表示悖谬,国君骄纵;商声混乱,则表示邪僻,臣属堕落;角声混乱,则表示忧郁,人民怨恨;徵声混乱,则表示悲哀,徭役烦苛;羽声混乱,则表示危急,财物匮乏。这五项都陷于混乱,互相侵凌,则是轻慢的表现。这样,国家的灭亡就为期不远了。郑声、卫声,是动乱时代的音乐,是属于轻慢一类的。桑间、濮上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表示政治混乱,人民流离失所,臣属欺诬君主,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了。

  大凡“音”,都是从人心产生的,而“乐”则是和各类事物的道理息息相通的。所以只了解“声”而不了解“音”的,是禽兽;只了解“音”而不了解“乐”的,是普通人。唯有君子才能审察“声”,进而了解“音”,审察“音”,进而了解“乐”,审察“乐”,进而了解政治,这样就可以完全了解治民之道了。所以对不了解“声”的人,不要和他谈论“音”;对不了解“音”的人,不要和他谈论“乐”。了解了“乐”,就差不多了解“礼”了。对礼乐的了解都有所得,这就可称为有道德的人了。道德的“德”,就是得到的意思。因此,“乐”的隆盛,并不在于音响极其悦耳,祭享之“礼”,也不在于调味极其美好。清庙中所鼓的瑟,朱红色的丝弦,瑟的底部有疏朗的孔眼,一段乐曲领起,紧跟着奏起反复的应和曲调,这样就能保留着古代的遗音。祭享大礼中,献玄酒(清水),用托盘摆出生鱼,羹汤里不加作料,这样才能保持着古代的遗味。所以先王制礼作乐,不是为了充分满足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为了教导人民正确地区别所爱好或所厌恶的事物,而回到纯正的人生道路上来。人在初生的时候,原是安静的,这本来是自然形成的本性;但由于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发生变动,这是本性的变形。一接触到外界事物,人们就用智慧了解它,然后就对它形成了喜好或厌恶的感觉。假如自己在内心里对喜好或厌恶的感觉不能节制,而在智慧上又继续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不能回到安静的本性上去,这样,作为本性的天理就灭绝了。外界事物对人的影响无穷,而人对自己的爱好或厌恶的感觉又不能节制,这样,一接触外界事物,人就被它所左右了。所谓人被外界事物所左右者,即灭绝作为本性的天理而尽量满足人的欲望的意思。因此,有悖谬、忤逆、欺诈作伪的念头,有*荡放纵犯上作乱的行为。强者威胁弱者,众人压迫少数人,聪明人欺负老实人,勇敢的人折磨懦怯的人,患病的人得不到疗养,老人、幼童、孤儿、寡妇都没有安身之地,这就是天下大乱的形势啊。因此,先王制礼作乐,使人们有所节制。披麻戴孝,为死者哭泣,是为了节制人们的丧礼;鸣钟击鼓,执盾牌、大斧而舞,是为了调和人们的欢乐;举行婚姻、加冠和及笄的礼仪,是为了使男女有别;乡里射箭宴会,是为了使人们的交往纳入正轨。用礼节制人们的情绪,用乐调和人们的声音,用政推行治民之道,用刑防范犯法的行为。礼、乐、刑、政,行之四方而相辅相成,那么,先王治民之道就可以完满实现了。

  “乐”是为了沟通感情,“礼”是为了区分差等。沟通感情就互相亲爱,区分差等就互相敬重。过分侧重“乐”,就会失于散漫;过分侧重“礼”,就会发生隔阂。感情既和谐,而行动又严肃,这就是“礼”、“乐”的效用。“礼”的内容确立了,贵贱就显出了差等;“乐”的形式能沟通感情,上下的关系就趋于和谐;所喜好和所厌恶的有了不同的标志,贤人和坏人就有了区别;用“刑”禁止暴行,用“爵”引进贤才,政治就会公正和平。然后用“仁”来爱护百姓,用“义”来指导百姓。这样,美好的社会秩序就可以实现了。

  “乐”发自内心,“礼”表现于外貌。“乐”发自内心,所以是静止的;“礼”表现于外貌,所以是活动的。雅正的“乐”必定平易,庄严的“礼”必定质朴。“乐”发挥了充分效用,人们就没有愤恨;“礼”发挥了充分的效用,人们就没有纷争。互相谦让而使天下成为太平盛世,这是指“礼”和“乐”的功用说的。残暴的人无所行动,诸侯都服从王室,战争停息,刑罚不用,百姓没有忧患,天子不再施展权威,这样,“乐”的效用就达到了。促进父子之亲,明定长幼之序,使四海之内互相尊敬。天子能做到这一步,“礼”的效用就推行开了。

  雅正的“乐”和天地万物一样地和谐,庄严的“礼”和天地万物一样地有节制。和谐,万物就不失其本性;有所节制,人们就能按尊卑等级祭祀天地。人间有“礼”、“乐”指引,幽冥中又有鬼神佑助,这样,四海之内就能互相尊敬、互相亲爱了。“礼”,区分事物的差等而取得互相尊敬的效用,“乐”,表现不同的形式而取得互相亲爱的效用。“礼”、“乐”的效用相同,所以明王制礼作乐,总是先后沿袭。因此,他们的事业与时代相适应,名声与功绩相符合。钟、鼓、管、磬、羽、龠、干、戚,是表演“乐”的器物;屈伸、俯仰、缀兆、舒疾,是表演“乐”的形式。簠簋俎豆、制度文章,是行礼用的器物和规范;升降、上下、周旋、裼袭,是行礼的形式,所以能了解“礼”、“乐”意义的人,就能制作礼乐;能识别“礼”、“乐”形式的人,就能传授礼乐。制作者称为“圣”,传授者称为“明”。“明”和“圣”是传授和制作的意思。“乐”,表示天地万物间的和谐;“礼”,表示天地万物间的秩序。“和谐”,所以一切事物都能互相融合而无冲突;“有序”,所以一切事物又都有区别而不混淆。“乐”是根据天生万物一视同仁的道理而作成的,“礼”是根据地有山川高卑的道理而制定的。制礼失序,会引起混乱;作乐失和,会引起动荡。通晓天地的道理,才能制礼作乐。和谐而不泛滥,是“乐”的内容;使人欣喜欢乐,是“乐”的效用。中正而不偏颇,是“礼”的本质;使人仪态庄重、肃敬、谦恭、谨慎,是“礼”的规范。至于“礼”、“乐”由金石等乐器表现出来,由歌曲演唱出来,用于宗庙社稷及山川鬼神的祭祀,这是从天子到人民都相同的。帝王在功业有了成就之后才作“乐”,在国家安定之后才制“礼”。功业成就大的,所作的“乐”就完备;政教广被四方的,所制的“礼”就齐全。手执盾牌、大斧而舞,还不算完备的“乐”;用经过烹调的祭品举行祭祀,也不算明达的“礼”。五帝的时代不同,先后不沿袭“乐”;三王所处的社会不同,先后不沿袭“礼”。“乐”流于泛滥,即使人忧怨;“礼”流于粗疏,即失之偏颇。到了使“乐”达到促进和谐的地步而不使人忧虑,使“礼”达到完备的地步而不偏颇,那是只有大圣才能做到的吧?天在上,地在下,一切事物分散而各不相同,因此,“礼”的节制效用便推行开了;一切事物流动而不停息,融合而化为一体,因此,“乐”的和谐效用就发挥出来了。春天生芽,夏天成长,这就是天地间“仁”的表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就是天地间“义”的表现。“仁”和“乐”的性质相近,“义”和“礼”的性质相近。“乐”促进和谐,遵从天神意志而顺应天时自然的变化;“礼”区分适宜,遵循先王遗法,而顺应地上山川高卑的形势。所以圣人作乐以顺应天时,制礼以顺应地理。“礼”、“乐”彰明完备,天地万物都各得其所。

  天尊贵而地卑下,这就确定了君和臣的关系。高卑既然显示出来,贵贱的名位也就确定了。天地万物,或静或动,各有常态,而形体大小不同。万物中,同类的相聚合,不同类的相分离,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天上出现迹象,在地面出现形体,这样,“礼”就表示出天地万物的差别。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二气互相切摩,天地互相激荡。由于雷霆的震动,风雨的浸润,四季寒暑的推移,日月光辉的照耀,具有生机的万物都滋长起来,这样,“乐”就表示出天地万物的和谐。

  天时的变化失去常规,万物就不能生长蕃育;男女没有区别,在社会上就必然造成混乱的后果,这是天地间自然的情理。到了“礼”、“乐”的功效能完全表示天象的和谐及地面万物的区别,符合阴阳的变化,而又和先王及天神的意志息息相通,可以达到极高极远的上天和深厚莫测的山川,那么,“乐”显明地取法乎天,而“礼”则取法乎地上的万物。能显明地表现变化不息的是“天”,能显明地表现不变化的是“地”。而有动有静、循环变化的则是天地间的万物。所以圣人说:“多么深奥的礼啊,多么深奥的乐啊!”从前,舜做了五弦琴,弹着琴吟唱《南风》诗;夔开始作乐,用来赏赐诸侯。所以天子作乐,是为了赏赐诸侯中有德行的人。德行盛美而教化严明,五谷年年丰收,然后天子赏赐给他“乐”。因此,凡是治理不善而人民生活劳苦的,他的舞蹈行列就远而长;凡是治理良好而人民生活安乐的,他的舞蹈行列就近而短。看到他的舞蹈,就了解他的德行;听到他的谥号,就知道他的作为。《大章》用以表彰德政,《咸池》用以表示德政广被,《韶》表示能继承德政,《夏》表示对德政能发扬光大。至于殷周两代的“乐”,也都是为了表示帝王的德政的。按天地间的自然之道,寒暑变化违反季节,人们就要生病;风雨不合时令,就要发生饥荒。乐教对人民来说和气候的寒暑一样,如果不合时令,就会对社会有害。礼制对人民来说,和风雨一样,如果没有节度,就不会有功效。所以先王作“乐”,是为了推行治民之道,如果效果良好,人们的行为就符合德行的准则了。如以养猪酿酒为例,原来并不是为了惹祸,但争讼事件日益增多,却是由于饮酒所引起的。因此先王制定酒礼,每饮一杯酒,宾主要多次行礼,即使整天喝酒,也不会喝醉的。这就是先王所以防范饮酒惹祸的方法。饮酒宴会,只是为表示交接欢乐而已。“乐”表现的是德行,“礼”防止的是邪恶。因此,先王有丧亡等大事,必定根据“礼”来表示悲哀;有喜庆等大福,必定根据“礼”来表示欢乐。表示悲哀欢乐的分寸,都以“礼”为准则。

  “乐”是施予,“礼”是回报。“乐”发于自己内心的喜悦,而“礼”则要求反映事物的本性。“乐”表彰盛德,“礼”报答施予之情。所谓“大路”者,是天子的车;车上的龙旗,有下垂的旒穗九条,这是天子的旗帜;天子带着占卜用的宝龟,龟甲的边缘呈现出青绿色;还带着大群的牛羊,是为赏赐诸侯用的。

  “乐”表现的是不可改变的共同感情,“礼”表现的是不可更动的不同事理。“乐”沟通相同之处,“礼”区分不同之处,“礼”、“乐”的道理中贯穿着人们的感情。探索人们的本性,并了解它的变化,这是“乐”的内容;显示人们的诚心而排除虚伪的表现,这是“礼”的常规。“礼”和“乐”都表现了天地的本性,显示了神灵的德行,因此能感动天地上下的神灵,而表现出礼乐外部形式和内在意蕴,反映出父子君臣的关系。

  由于先王制礼作乐,人们可以从此认识到,天地万物将表明了各自的本性。天和地自然结合起来,阴阳融会调和,照耀孕育万物。因而草木茂盛,幼芽破土萌生,飞禽翱翔,走兽生角,冬蛰的昆虫苏醒,鸟类孵卵育雏,兽类怀胎产仔,胎生者不致成为死胎,卵生者不致卵壳过早破裂,这样,作乐的道理就显示出来了。

  “乐”并非单指黄钟、大吕等音律,弹琴歌咏等声音,以及使用盾牌、大斧等表演而言,这是“乐”的末节,所以可以由儿童舞蹈演奏;铺设筵席,摆列酒樽案盘,讲求升堂降阶的仪式,这是“礼”的末节,所以由小吏掌管。乐师通晓声音和歌诗,所以朝北坐着奏乐;礼官宗祝通晓宗庙礼仪,所以跟随神主之后;商礼的礼官熟悉丧礼,所以跟随主祭人之后。由此看来,有道德成就的居上位,有技艺成就的居下位;品行高尚的居前,而只通晓事务的居后。所以先王能区别上下先后,然后才能为天下制“礼”作“乐”。“乐”是圣人所推崇的,它可以促使人心向善。它能深刻地感化人们的心灵,能自然地移风易俗,因此,先王特别重视“乐”的教育功用。凡是人都有情感和理智的本性,而哀乐喜怒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因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而引起变动,然后就产生了不同的心情。所以琐细急促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感到忧郁;舒缓自然、悠长而节奏从容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感到平静快乐;粗犷、暴躁、勇猛、奋发、愤激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刚强果敢的表现;凌厉、正直、庄严、诚挚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严肃、恭敬的表现;舒展、温润、流畅、和谐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慈爱之心;邪恶、混乱、放荡、轻佻的声音兴起,人们就有*乱之行。所以先王要根据人们的感情,考察乐律的度数,依照礼仪的规定,来适应阴阳二气的融和状态,导引五行的运转,使具有阳刚气质者不放任,具有阴柔气质者不拘泥,具有阳刚气质者不粗暴,具有阴柔气质者不懦怯。阴阳刚柔四种气质通畅地交触于内心,而后表现于外形,这样就能使人们各安其位而不互相凌越。然后按每人的资质定出学习音乐的程序,熟习乐曲节奏,领会乐曲的组织结构,以便表达仁厚的道义。据以制造大小不同的乐器,安排声音高低循环的次序,来表现人间的伦理,使亲密、疏远、高贵、卑贱、长辈、幼年、男性、女性的区别,都从音乐表现出来;所以古语说:“从音乐可以观察到深刻的意义。”

  地力尽竭,草木就不能生长;水流湍急,鱼鳖就不能长大;气候反常,一切生物就不能繁殖;世道荒乱,礼义就废弃而音乐就放荡。因此,声音悲哀而不庄重,逸乐而不安宁,涣散轻浮而节奏混乱,迂曲拖沓而无所归宿,缓慢的声音包含邪恶,急促的声音引动人们的利欲,煽惑逆乱的心情而消除平和的仁德,所以君子对这种音乐是深恶痛绝的。

  凡是用邪恶声音感动人的时候,逆乱气质就相应而生,逆乱气质形成常法,*荡音乐就兴起了。凡是用严正声音感动人的时候,和顺气质就相应而生,和顺气质成为常法,和平音乐就兴起了。有唱必有和,前后呼应,不端正的、曲折的和平直的,各呈现其原貌,一切事物的关系都是由于同类而互相引起变动的。

  所以君子根据情感来调和意志,按照事物以类相引动的道理来促使行为完善。邪恶的声音和颜色不留在耳朵和眼睛里,*荡的音乐和应废弃的礼仪不扰乱心境;怠慢乖戾的气质不沾染身体,使耳、目、鼻、口、心境以及全部器官,都在和顺严正的状态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然后才以声音表达出来,操琴鼓瑟,挥动干戚,以羽旄为装饰,手执箫管吹奏,来发扬天道的光辉,促进四时的调和,显示万物以类相引动的道理。所以歌声清明象苍天,钟鼓宏亮象大地,乐调周而复始,象四时循环,舞容回旋,象风飘雨落。服饰具五色文彩而不杂乱,乐曲声调协八方之律而不互相干犯,一切度数都有规定,乐器大小,互相配合,乐曲首尾接连,循环相生,有唱有和,或清或浊,互相更迭而成常法。所以严正音乐推行之后,伦常就归于端正,耳目聪明,情感和平,改变风俗,天下都得到安宁。所以说“音乐是使人欢乐的”。君子感到欢乐的是得到了道义,小人感到欢乐的是得到了利欲。用道义克制利欲,人们都会感到欢乐而不迷乱,为了利欲而忘却道义,人们就会迷惑而不觉得欢乐了。所以君子根据情感来调和意志,推广音乐来达到教化的目的。音乐得到推广,人们都向往道义,这时就可以看出人们的德行了。道德是情感的根本,音乐是道德的英华,用金、石、丝、竹制成的乐器是演奏音乐的工具。诗,表述音乐的意志;歌,咏唱音乐的声调;舞,表现音乐的形容。意志、声调、形容三者都发自内心,然后用乐器表现出来。所以性情深刻,音乐的文彩就清明,顺气充沛,音乐的作用就显著,和顺气质积蕴于内心,反映道德英华的乐章就从而出现了,只有音乐是不可作伪的。音乐是内心活动的表现,声音是音乐的现象,文彩节奏是声音的修饰。君子先有了性情的活动,才能形成音乐的现象,然后加以修饰。所以表演时,开始时先鸣鼓,以表示警戒众人,举足三顿,表示即将行动。第二次开始,则表示等待诸侯会师后,再次出征。最终的“乱”段表示振旅西归。动作迅速而整齐,歌曲深刻而清明。人要以坚持意志为欢乐,而不厌弃道义;完全遵守道义,而不图谋利欲。这样,音乐才能表现情感而树立道义,乐舞终了而道德从而尊显;君子从而更崇尚善行,小人从而改过自新。所以说“治理人民的事业中,音乐教育是最重要的”。君子说:“礼”和“乐”是不能片刻离开自己的。学习“乐”,用以陶冶内心,那么,平易、正直、慈爱、体谅的心情,就蓬蓬勃勃地产生了。平易、正直、慈爱、体谅的心情一产生,就会觉得欢乐,欢乐就平静,平静就能保持长久,保持长久就符合天理,符合天理就会受到像神一样的尊重。天不说话而有信守,神不发怒而有威严。学习“乐”,是为了陶冶内心;学习“礼”,是为了端正仪态。仪态端正就能表现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能表现严肃而有威风。内心只要有片刻的不和顺、不欢乐的情绪,那么,卑鄙欺诈的念头就会乘机而入;仪态有片刻的不庄重、不恭敬的迹象,那么,傲慢轻浮的念头就乘机而入了。所以“乐”属于内心的活动,“礼”属于外表的活动。“乐”的目标是平和,“礼”的目标是恭顺。内心平和而外表恭顺,那么,人们看到他的颜色就不会和他相争,望见他的容貌就不会有轻浮怠慢的表示了。道德光辉发自内心,人们没有对他不听从的,言谈举止表现于外貌,人们没有对他不服从的,所以说“了解‘礼’、‘乐’的意义,用以治理天下,那就没有困难了”。

  “乐”是内心活动的表现,“礼”是外形活动的表现。“礼”以简约为主,“乐”以丰满为主。“礼”主简约,但人应奋勉,在奋勉行动中达到完美的境地;“乐”主丰满,但人应返本,在返本行动中达到完美的境地。“礼”主简约,如人不知奋勉,“礼”就会消亡;“乐”主丰满,如人不能返本,“乐”就会放纵。所以“礼”有回报,而“乐”有归宿。“礼”有回报,人们就欢乐;“乐”有归宿,人们就心安。“礼”的回报,“乐”的归宿,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

  “乐”是使人欢乐的,欢乐是人之恒情所不能避免的。欢乐必然由声音表现出来,由舞蹈形象表现出来,这就是人们所制作的“乐”。声音、形象以及所反映的性情的变化,都在这里表现出来了。所以人不能没有欢乐,欢乐就不能没有声音形象。有声音形象而不合礼义,就不能不发生混乱。先王担心这种混乱状况,所以制定了《雅》、《颂》之声作为引导,使声音足以使人欢乐而不放任,使文辞足以使人感到清晰而不至散失,使歌曲的曲折与平直、复杂与简练、质朴与完善,以及节奏的变化,足以感动人们的善心就是了,不使放纵的念头、邪恶的气质沾染自己的志意,这就是先王作乐的道理。因此,在宗庙里奏乐,君臣上下一起听,没有不融和恭敬的;在家族或乡里奏乐,长辈幼年一起听,没有不融和恭顺的;在家庭里奏乐,父子兄弟一起听,没有不融和亲爱的。所以作乐先要审察律数,定出谐和的声音,然后以乐器来表示节奏,节奏和合以组成乐曲,这是为了促进父子君臣的关系而使万民亲附的缘故。这就是先王作乐的道理。所以听到《雅》、《颂》的声音,人们就感到心胸宽广了;手持干戈,学习了俯仰屈伸的动作,人们就觉得容貌庄严了;了解了舞蹈的行列位置,熟悉了音乐的节奏,行列就整齐,进退就一致。所以音乐的道理和天地间的道理相同,是抒发情感的准则,人情所不能避免的。“乐”是先王表示欢乐的标志,军容斧钺是先王表示愤怒的标志。所以先王的欢乐和愤怒,都有相应的表示。先王欢乐时,天下的人都随着欢乐;先王愤怒时,那些暴虐作乱的人都恐惧。先王治民的方法中,“礼”、“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魏文侯问子夏:“我穿上祭服,戴上礼帽,庄重严肃地听古乐,直怕睡着了,听郑国和卫国的乐曲,却一点不感到疲倦。请问

《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战国时期归纳创作而成。我整理的相关内容,供参考!

产生背景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舜还任命夔为典乐,“教稚子”,“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1] 。《史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2] 。但是,作为华夏文明的初创期,五帝时代还属于礼乐文化的萌芽时期,或者说属于华夏文明发展的神守时期,即巫祝文化期。而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时期。

周朝伊始,为配合政治上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3] [4] ,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5]

《史记·周本纪》载:“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6] ”周公废黜殷祀,袭击淮夷以后,回到西周首都丰京,写下了《周官》。《周官》即《周礼》[7] ,是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籍,是记录周代礼制的集大成者。[8]

周礼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各种典礼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宗周丰镐京畿之乐,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9-10]

成书年代

《周礼》原名《周官》,是西汉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书之一。

贾公彦《周礼正义序》载:“《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11]

《周官》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才发现,并加以着录。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刘歆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周礼注疏序》)到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12]

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年代,历代学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如《四库提要》所说:“(《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古代名家大儒,近代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这场大讨论,大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提到《周礼》一书。在先秦文献中,较为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的文献是《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

但《四库提要》对此种种矛盾的解释是:“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并引张载《横渠语录》:“《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直至晚清孙诒让著《周礼正义》,仍然坚持《周礼》乃是周公所作:“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周礼正义序》)但这个结论遭到近代以来众多学人的质疑。其实,孙诒让《序》自己也说:“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非徒周一代之典也”,“是岂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刱之哉!”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乃至于汉初)[13]

主要内容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大宰》谓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天官·小宰》谓之“六属”:“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14] 。其分工大致为:

天官冢宰,大宰及以下共有63种职官,负责宫廷事务;

地官司徒,大司徒及以下共78种职官,负责民政事务;

春官宗伯,大宗伯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宗族事务;

夏官司马,大司马及以下共70种职官,负责军事事务;

秋官司寇,大司寇及以下共66种职官,负责刑罚事务;

冬官百工,涉及制作方面共30种职官,负责营造事务。

伪《古文尚书·周官》有类似说法:“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但这种说法可能更晚出,是对传世《周礼》的抄袭、概括而已。

《周礼》之所以由《周官》而更名为“周礼”,意味着在汉儒看来,社会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可概名之“礼”。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话语中,“礼”乃所有一切制度规范的概称。汉语之“礼”,尽管最早、最狭义的用法指“事神致福”的祭祀礼仪(《说文解字》),但其最广义的用法则是指的所有一切制度规范。所以,贾公彦谈到为什么主礼的春官之职不能说“礼百官”、而应说“统百官”时,解释说:“礼,所以统叙万事,故云‘统百官’也。”(《天官·大宰》)所谓“统叙万事”,意味着“礼”乃统摄着所有一切制度规范。

《周礼》的制度规范并非以往社会的实际制度,而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设计。如果《周礼》确实是战国时期的产物,那么,它的创作正好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必定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趋向,因此,其制度设计的目标应该并不是指向转型之前的社会时代,而是指向转型之后的社会时代。为此,有必要简要谈谈中国社会历史及学术的分期问题。中国社会历史及其学术可以分为三个时代,其间有两个转型时期,大致情况如下表:

表中的时代称谓“王权”“皇权”“民权”乃标示国家主权行使者的变动:王或天子→皇帝→公民。主权行使者的历史变动是由于生活方式、社会主体的变动:宗族→家族→市民。家族社会虽然仍讲宗法,但其宗法已不具有宗法社会“家—国—天下”同构的地位,这是本质区别。这在经济上表现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变动:王土公有制→地主私有制→资本主义。又在政治上表现为基本政治制度及其主体的变动:王领导下的血缘贵族集体统治→皇帝的专制→公民的民主政治。

就其时代背景而论,《周礼》应该属于“子学”范畴(儒家当时属于百家之一,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也包括儒家);其制度设计之指向,乃是社会转型的趋向。唯其如此,《周礼》的实际影响是在后来的皇权时代。例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六部”就是仿照《周礼》“六官”而设置的;唐代将六部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至清

热门文章
    确认删除?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