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许行，战国时候人，百家争鸣的农家创始人。

第二，明朝的徐光启。

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曾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一起共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同时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关于历算、测量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他还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除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工作以外，他还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并成功地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等军事方面的著作。但徐光启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

山东省历史上名人辈出，不胜枚举。

春秋时期有：齐国大夫晏婴；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者孔子；他的学生曾子；兵家孙武；

战国时期有：名医扁鹊；哲学家子思；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创始人墨翟；建筑工匠鲁班；围棋名手弈秋；军事家孙膑；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学孟子；思想家_梁赤;

汉代有：医学家淳于意，其女儿使废肉刑的缇萦；水利家_宽；西汉今文《尚书》的最早传授者伏生；文学家东方朔；经学家匡衡；文学家韦玄成；农学家汜胜之；文学家孔融；经学家郑玄；哲学家仲长统；文学家王粲；文学家刘桢；天文学家刘洪；；

三国时期有：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经学家、训诂学家、郑玄孙炎；

晋代有：数学家张邱建；文学家羊祜；玄学家王弼；文学家左思；书法家王羲之；

南北朝有：无神论思想家、天文学家何承天；诗人颜延之；文学家鲍照；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文学家温子升；文学家王籍；思想家、教育家颜之推；名医徐叔向；医学家王叔和；史学有崔鸿；农学家贾思勰；

隋朝有：画家展子虔；

唐朝有：天文历算学家崔善为；诗人储光羲；文学家段成式；

宋朝有：学者胡旦；文学家王禹_；学者、文学家石介；医学家钱乙；文学家晁补之；医学家成无己；女词人李清照；抗金英雄、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

金代有：历算学家张行简；水利家王居卿；围棋名手刘仲甫；古代建桥工程专家王辟之；画家张择端；金石学家赵明诚；画家梁楷；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丘处机；金末史学家孔元措；金代史学家、书法家党怀英；词人、学者周密；

元代有：著名诗人和散曲家杜仁杰；史学家、文学家王恽；水利家贾鲁；文字学家杨桓；散曲作家、文学家张养浩；散曲家杨朝英；戏曲作家高文秀；农学家及活版印刷术的改进者王祯；戏曲作家康进之；历史地理学家、文学家于钦；四书五经注释者董养性；

明朝有：机械家王诏；民间水利家白英；文学家谢榛；戏曲家李开先；散曲家冯惟敏；著名诗人、文学家李攀龙；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书画家邢侗；学者焦_；文学家、诗人于慎行；散曲作家刘效祖；名医毕荩臣；

清朝有：文学家、药学家王象晋；戏曲作家、文学家丁耀亢；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薛凤祚；历史学家傅以渐；经济学家张尔岐；诗人宋琬；史学家马马肃；文学家田雯；诗人曹贞吉；史学家张昭潜；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戏曲作家孔尚任；书法、绘画家潘伍云；诗人赵执信；书画篆刻艺术家高凤翰；医学家黄元御；书法家刘墉；地方志学家李文藻；学者孔继汾；儒医孔继_；学者孔继涵；经济学家、训诂学家郝懿行；民间名中医綦沣；文字学家王_友；著名金石学家、校勘学家和书法家许瀚；文学鉴藏家、古钱币学家李佐贤；金石学家陈介祺；医学家蔡玉珂；教育学家武训；著名金石文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艺术家孙中新；藏书家杨以增；著名学者和古籍编纂家马国瀚；金石学家吴式芬；针灸名医杨作质；兵器制造专家丁守存；名医臧应詹；史学家、书法家吴浔源。

　　士是周以来的一个贵族等级,是贵族的最下层,周代分封制规定贵族有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和士

以上三个等级都有一定的田产,全国土地归天子所有,天子封诸侯国给诸侯,诸侯再封邑给大夫,而士不能占有土地,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无恒产” 但是士阶层也有自己的贵族尊严,佩剑是贵族的标志,因此无论士有多穷也要佩剑,因为这代表他贵族的尊严,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有恒心”

在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地位有所提高这些士依附在大夫和诸侯身边,为他们出谋划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门客,主公为他们提供食宿,他们就要对主公尽忠,但他们绝对不是奴隶,因为他们享有人身自由,如果主公失势或对他不好,他就可以选择离开

战国四公子都有蓄养门客的习惯,经常门下食客三千,信陵郡窃符救赵中的鸡鸣狗盗之徒就是士,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是士 士后来发展成为农民和小地主

在孔子的学说中,士被赋予了管理国家的重任,孔子认为当时的士是周朝的希望 ,东汉之后出现的士族已经和周代的士很不一样了

古代名士：

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者孔丘；他的学生曾子；兵家孙武；

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哲学家子思；思想家、政治家,墨家的创始人墨翟；建筑工匠鲁班；围棋名手弈秋；军事家孙膑；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学孟轲；

汉代：医学家淳于意；西汉今文《尚书》的最早传授者伏生；文学家东方朔；经学家匡衡；文学家韦玄成；农学家汜胜之；文学家孔融；经学家郑玄；哲学家仲长统；文学家王粲；文学家刘桢；天文学家刘洪；

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经学家、训诂学家、郑玄孙炎；

晋代：数学家张邱建；文学家羊祜；玄学家王弼；文学家左思；书法家王羲之；

南北朝：无神论思想家、天文学家何承天；诗人颜延之；文学家鲍照；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文学家温子升；文学家王籍；思想家、教育家颜之推；名医徐叔向；医学家王叔和；史学有崔鸿；农学家贾思勰；

隋朝：画家展子虔；

唐朝：天文历算学家崔善为；诗人储光羲；文学家段成式；

宋朝：学者胡旦；文学家王禹锡；学者、文学家石介；医学家钱乙；文学家晁补之；医学家成无己；女词人李清照；抗金英雄、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

金代：历算学家张行简；水利家王居卿；围棋名手刘仲甫；古代建桥工程专家王辟之；画家张择端；金石学家赵明诚；画家梁楷；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丘处机；金末史学家孔元措；金代史学家、书法家党怀英；词人、学者周密；

元代：著名诗人和散曲家杜仁杰；史学家、文学家王恽；水利家贾鲁；文字学家杨桓；散曲作家、文学家张养浩；散曲家杨朝英；戏曲作家高文秀；农学家及活版印刷术的改进者王祯；戏曲作家康进之；历史地理学家、文学家于钦；四书五经注释者董养性；

明朝：机械家王诏；民间水利家白英；文学家谢榛；戏曲家李开先；散曲家冯惟敏；著名诗人、文学家李攀龙；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书画家邢侗；文学家、诗人于慎行；散曲作家刘效祖；名医毕荩臣；

清朝：文学家、药学家王象晋；戏曲作家、文学家丁耀亢；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薛凤祚；历史学家傅以渐；经济学家张尔岐；诗人宋琬；史学家马马肃；文学家田雯；诗人曹贞吉；史学家张昭潜；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戏曲作家孔尚任；书法、绘画家潘伍云；诗人赵执信；书画篆刻艺术家高凤翰；医学家黄元御；书法家刘墉；地方志学家李文藻；学者孔继汾；学者孔继涵；经学家、训诂学家郝懿行；民间名中医綦沣；著名金石学家、校勘学家和书法家许瀚；文学鉴藏家、古钱币学家李佐贤；金石学家陈介祺；医学家蔡玉珂；教育学家武训；著名金石文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艺术家孙中新；藏书家杨以增；著名学者和古籍编纂家马国瀚；金石学家吴式芬；针灸名医杨作质；兵器制造专家丁守存；名医臧应詹；史学家、书法家吴浔源

　　转自博宝艺术网。

　　金代是崛起于我国东北地区女真人建立的政权，当时政治、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铜镜的铸造工艺上独树一帜：既吸取了中原地区汉族铸镜的优良传统，又体现了游牧民族特有的豪放粗犷的气质。

　　中国古代铜镜有着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个性特征。它的铸制工艺、形制变化、镜背花纹、铭文的产生与流行，都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金代统一中国北方后，随着政治、经济的强盛，随之出现了文化的繁荣。金代统治者把大批中原汉人工匠迁往北方，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东北地区出土的金代铜镜就是例证。

　　随着铜镜自唐末五代日趋衰落，金代铜镜却在北国异军突起，金时期铜镜不仅继承了战国及汉唐五代遗风，同时也影响着元明清三代，金代铜镜也大多采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的传说典故及喜闻乐见的图案，在我国青铜工艺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金朝制镜业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多样化风格，其代表和创新是双鱼镜，鲤鱼具有生殖繁衍，多子多孙的祝福含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更表达了人们祈求升官登仕的愿望，这种题材纹饰在日趋繁荣发达的金代得到广泛的采用，以致现代铜镜收藏家把双鱼镜称为“金·双鱼镜”。双鱼镜之多，与女真人祖先以渔猎为生和受中原文化影响等因素有关。 主要纹饰是两条鲤鱼对峙，一般采用浮雕技法表现。双鱼张口鼓鳍，大鳞尾，鳍翻折，作摇头摆尾状，周围饰水波纹或水草纹，生动地表现了鲤鱼在水中觅食漫游的活泼姿态。形制有圆形、葵花形、八角形和带手柄等，多为圆钮，也有采用鱼钮的。

　　铜镜所能容纳的艺术空间相当有限，要在直径不过数寸的平面上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时代气息反映出来确非易事。但金代工匠是以其无穷的创造力，一步步将制镜技艺推向古代艺术的高峰，所选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工艺技术无不反映出我国青铜工艺的高超水平。。

　　金代铜镜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镜背边缘刻字的铜镜。这是金代铜镜最重要的特点，也是鉴定具体年代最明显的标志和研究流行年代及使用地区的珍贵资料。金代铜禁极严，铜镜一般由官府铸造，并在镜背边缘刻上铸造地点和衙署名称，即使是民间原有的铜镜，一般也须官府检验刻字方可使用。最完备的刻字包括铸镜的时间；检验该铜镜的路、府、州、县等名称，铸镜官府名称、官衔、姓氏；标明铜镜重量；末尾有花押。湖州石家铸镜在南宋时期十分有名，“照子”即镜子，因有宋一代为避太宗之祖父赵敬名讳，故称镜子为照子；“都右院”即金代都警巡右院之省称，可知此镜是由南宋流入金统治区域内，并经官府检验。后元台村犀牛望月镜镜背刻有“茂州官记（押）”。金州区城内缠枝牡丹镜镜背边缘刻有“盖州建安县（押）”。普兰店市泡子层山南沟“ 卐”字镜镜背左侧刻有“金城县（押）”，右侧刻有“盖州建安县（押）”。“卐”字镜当先经金城县县衙检验，而后又经盖州建安县县衙检验。这在迄今发现的金代铜镜中还属少见。

　　二是明确的金代自铸铜镜，如双鱼镜、童子镜，特别是双鱼镜代表了金代铜镜的艺术水平。双鱼镜虽不是金代所独有，但在金代最为流行

　　，金州区城内就出土有金代双鱼镜。童子镜也是金代自铸镜的又一代表。庄河市大营镇大营子村五童大定通宝镜镜背铸有五个举花伏地童子和十枚大定通宝钱纹。大定通宝为金世宗大定年间所铸钱币，稚态可掬，面容圆润，一派喜庆、富贵气氛。

　　三是仿汉、仿唐、仿宋镜。仿汉、唐镜大多是翻模镜，在质量上，尤其是光洁度上远不如汉、唐两代铜镜。从旅顺龙王塘姑子洞海中出水的仿汉魏画像镜和甘井子区营城子出土的瑞兽葡萄镜即可窥见一斑。仿宋镜主要是摹仿宋代柳毅传书等人物体裁。

　　随着金代后期经济凋弊和战争的频繁出现，铜镜检验制度已经废弛，故金代后期基本不见官府检验的刻字铜镜。

　　黑龙江省出土金代铜镜较多,其纹饰除一部分为仿中原的外,大部分具有本民族自身的特点。通过对这些铜镜的整理,可以找出金代铜镜纹饰的一般特点和规律。现按类型分述如下: 一、龙纹镜金代龙纹镜造型及构图都和同时期中原的龙纹镜有明显的差别,它基本分为单体龙纹和双体龙纹两大类,目前尚未发现多龙或以龙的头部及以龙为主和其它动物组合的纹

　　从近几十年考古发掘出土的金代铜镜来看，其主体、纹饰也是十分丰富的。虽然金代铜镜有不少是模仿唐、宋各代的铜镜做工，但也有一些别开生面的图纹。常见的有双前镜、历史人物故事镜、盘龙镜、瑞兽镜、瑞花镜等。金代铜镜纹饰一是仿照汉、唐、宋三代铜镜的图案；二是吸收了前者的纹样，又创造出一些新式图样。以双鱼镜、人物故事镜较为多见，特别是双鱼镜、童子攀枝镜最为流行。

　　历史名人： 廉颇 山东德州陵县人，汉族，生于公元前327年卒于公元前243年，死时已是84岁高龄．战国时期赵国杰出的军事家。战国末期赵国的名将，与白起、王翦、李牧并称“战国四大名将”。

　　东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德州陵县神头镇人，一说山东惠民人，有误）人。性诙谐幽默，善辞赋，武帝时大臣、文学家。汉武帝即位,征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东方朔原有集2卷,久佚；明人张溥编有《东方太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程绍（明1557-1639），字公业，明工部尚书，德州市德城区人。程绍为人严峻耿直，沉静稳重，雄才大略，蔑视权贵，亢直敢言，不徇私情，遇事果断，不以难易而回避屈服。

　　田雯，一代文宗，字纶霞，济南府德州人（今德州市德城区吕家街人）。官至户部左侍郎，世称田侍郎。田雯居官职任心强，政绩卓著，关心民疾，兴利除弊，受到人们的敬仰。其居官从政的一生，也是著述的一生。他学识广博，著述丰富，《古欢堂集》十二卷、《黔书》上下二卷、《长河志籍考》十卷、《幼学编》四卷和《诗传全体备义》等。乾隆三十七年（1772）收入《四库全书》，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管辂（公元210—256年），字公明，三国时期魏国术士平原郡（今德州平原县人），是历史上著名的术士，被后世卜卦观相的人奉为祖师。管辂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周易通灵诀》2卷、《周易通灵要诀》1卷、《破躁经》1卷、《占箕》1卷，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死后葬于平原城西南周寨村西、尚庙附近。旧志记载有墓，今已不存。

　　刘峻（462—521），字孝标，今德州平原县人。南朝梁学者，文学家。曾注《世说新语》，引证详确，为世所重，原有集已散失，明人辑有《刘户曹辑》。

　　祢衡（173－198）字正平，东汉末名士，文学家。平原郡人（今临邑县德平镇小祢家村），幼聪敏好学；成年后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甚受北海太守孔融赏识，说他“其才十倍于我”有恃才傲物、善辩好胜、不畏权势的性格。祢衡著作原有两卷，已失传。后世见到的仅《吊张衡文》、《鲁夫子碑》、《颜子碑》、《鹦鹉赋》等四篇文章。

　　邢侗（1551－1612）字子愿，号知吾，来禽济源山主，晚号方山道民，临邑镇邢柳行村人。幼颖慧，七岁能作擘窠大书。善书、诗、画。尤以书法名世。朝人购邢书，“与黄金同价”。其名与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钟同称明末四大书家。与董其昌又称南董北邢。墨迹为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及上海、苏州、西安、四川、沈阳、承德避暑山庄所收藏；日本也有收存。山东历史博物馆藏有其著作与画品；著作有《来禽馆集》29卷，《南官县志》，《武定州志》15卷，《临邑县志》16卷。其中《武定州志》被方志家誉为名志。刻有《来禽馆帖》，其中以《十七帖》《澄清堂帖》最著名。

　　孟郊(751～814)，唐代诗人。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祖籍平昌(今德州临邑东北)。孟郊早年生活贫困，以他为“清奇僻苦主”。他和贾岛都以苦吟著称，又多苦语。《游子吟》是其代表作，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葛守礼、明朝德州临邑县人。出身农家，自幼贫而好学。1558年，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授彰德推官。时有长久未决冤狱，礼一审即破。世宗爱其才，授职镇守山海山。赴任后增补关法，力除积弊，不久迁兵部主事。后来，升迁为南京礼部尚书。隆庆元年，明穆宗重新起用葛守礼，任他为户部尚书。葛守礼洞察时局，针砭时弊，竭力反对当时的“一条鞭法”及“一串铃法”。万历三年（1575年），葛守礼告老还乡。明神宗下诏，加授葛守礼太子太保封号。万历六年（1578年），一代名臣葛守礼与世长辞，帝赠太子太保，谥号端肃。

　　历史古迹： 苏禄王墓、禹城禹王亭颜真卿书《东方先生画赞碑》、夏津点将台泰山奶奶庙、平原文昌阁、临邑邢侗公园、平原千佛塔、齐河时传祥纪念馆、庆云海岛金山寺。

　　历史故事： 刘关张桃园结义、东方朔智勇故事、颜真卿为官佚事等

1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运用石斧,石铲,木耒,骨耜等简单工具

2进入文明时代,耒耜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但是商周时期已出现少量青铜制农具

3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技术逐渐被人们掌握,铁制农具出现

春秋后期出现牛耕

4西汉中期,发明了犁壁,牛耕广泛使用

5唐代,长江下游出现曲辕犁,曲辕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

统步犁的基本定型

农具的起源

农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使用简单农具的时代。在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5000～前3000）就有了原始的耕地工具——耒耜。公元前13世纪就已使用铜犁头进行牛耕。到公元前 8～前 3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拥有耕地、播种、收获、加工和灌溉等一系列铁、木制农具。公元前90年前后，赵过发明的三行耧,即三行条播机,其基本结构至今仍被应用。到 9世纪已形成结构相当完备的畜力铧式犁。在《齐民要术》(约540)、《耒耜经》(约880)、王祯《农书》(约1310)、《天工开物》(1637)等古籍中，对各个时期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各种机械和工具都有详细的记载。在西方，原始的木犁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约公元前1000年开始使用铁犁铧。19世纪至20世纪初，是发展和大量使用新式畜力农业机械的年代。1831年，美国的CH麦考密克创制成功马拉收割机。1936年出现了第一台马拉的谷物联合收获机。1850～1855年间，先后制造并推广使用了谷物播种机、割草机和玉米播种机等。20世纪初，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拖拉机开始逐步代替牲畜，作为牵引动力广泛用于各项田间作业，并用以驱动各种固定作业的农业机械。30年代后期，英国的HG弗格森创制成功拖拉机的农具悬挂系统，使拖拉机和农具二者形成一个整体，大大提高了拖拉机的使用和操作性能。由液压系统操纵的农具悬挂系统也使农具的操纵和控制更为轻便、灵活。与拖拉机配套的农机具由牵引式逐步转向悬挂式和半悬挂式，使农机具的重量减轻、结构简化。40年代起，欧美各国的谷物联合收获机逐步由牵引式转向自走式。60年代，水果、蔬菜等收获机械得到发展。自70年代开始，电子技术逐步应用于农业机械作业过程的监测和控制，逐步向作业过程的自动化方向发展。

发展：

农具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同步进行并相互促进的。在原始农业时期,农业生产粗放,农具的材料以石、骨、蚌、木为主；种类可分为农耕用、收割用和加工用3类。农耕类大体有铲、耒、锄等;收割类包括刀、镰等；加工类最普遍的是石磨盘和石磨棒。此外,还有用鹿角制成的农具。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很早,主要用以汲水、贮物和烧煮食物。此后，各个时期农具的发展大致如下。

夏、商、西周时期 这一时期的农具有所改进，但所用材料还是以木、石、骨等为主。当时已有青铜生产，但多用于武器、食器和礼器。到西周末年，用青铜制作的仅有一些中耕农具□(字库无此汉字,下同编者注)、□和收割农具□等。此外还有一种用于碎土和砸实田埂的□,只是装有长木柄的木质榔头。在农业上很重要的汲水、灌溉器具，商代已有桔槔；西周的戽桶和吊桶,是用于从池塘和井中取水灌溉的。这个时期农具的种类虽增加不多，效率也还不高，但为后来铁制农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 冶铁业的兴起，使中国农具史上出现了一大变革时期：铁制农具代替了木、石材料农具，从而使农业生产力开始了质的飞跃。战国时期的农具绝大多数都是木心铁刃的，即在木器上套了一个铁制的锋刃，这就比过去的木、石质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考古出土的实物看，当时使用呈V字形的铁犁头,有利于减少耕地时的阻力；铁□（或作锸）可增加翻土深度；铁耨则可有效地用于除草、松土、复土和培土。此外，这一时期推广的连□，是一种有效的脱粒农具，为后世所长期沿用。

秦、汉至隋、唐、五代 秦统一中国以后，特别是两汉以来，由于冶铁业的大发展，不但铁制农具更加普及，成为“民之大用”，而且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农具的种类增加，质量也大为提高。西汉中期以后，木心铁刃农具已被全铁农具所代替。随着牛耕的推广，耕犁也有所革新，除犁铧是全铁外，还创造了犁壁，从而更加有利于深耕和碎土。东汉时开沟用的巨型铧，重达15千克、长达40厘米左右。唐代《耒耜经》中记载的曲辕犁，构造更加复杂和完备，由犁底、犁□等11个部件组成，已能根据需要进行深耕和浅耕，以及调节耕地的宽窄，操纵便利。从汉代起，如翻耕用的□，磨碎磨平土壤用的耱，中耕用的锄和铲，收获用的□镰(刈□)、钩镰等农具都已出现，并逐步得到改进。

至魏、晋、南北朝 又有新的增益，如碎土保墒、平整土地用的耙就在此时出现。另一种农具耖也在这时所创。由石磙和木框架两部分构成的碌碡（碌碡、陆轴），则是一种碎土压实器，到隋、唐、五代时，它又发展成为磙上带刺的□□。在这一时期播种耧车的出现，是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功效一个重大进步。耧车下端有3个耧脚,即3个开沟器，中间装有盛贮种子的漏斗，播种时用牛拉车，边开沟边播种，速度既快，质量也好。灌溉器具的创造和改进也有重大意义。以前的桔槔主要利用杠杆作用，使用时不但费力，又不便于深井汲水和大面积灌溉。汉代创造的辘轳或称滑车，使汲水效率大为提高。翻车（即龙骨水车）于西汉末年先是在宫苑池沼灌水使用，而后逐渐普及民间，又经过东汉末年及三国魏时的继续革新，堪称灌溉工具上的一个重大创造。它利用齿轮带动链上的许多刮水板将水刮入车槽，以人力或畜力驱动，用于提水灌溉和排涝时，效率远胜于过去的灌溉器具。东汉末年，还出现了渴乌即最早的虹吸管。

唐、宋、五代时 发明的立井水车主要用于深井取水，也是利用齿轮原理。至于高转筒车，则是用许多竹筒连接、借助水力转动轮轴汲水入筒提至高处的装置,主要应用于长江流域。此外，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如风车的利用，舂米工具由杵臼到脚踏碓到水力碓的进步，特别是多个齿轮连带转动的连磨的利用等，都较过去大大提高了效率。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农具的发展无论在动力的利用、机具的改进、种类的增加、使用的范围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北魏《齐民要术》记载的农具只有30多种；而元代《王祯农书》的“农器图谱”所载农具达 105种之多，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农具，且附以精致插图。这时还出现了绳套和挂钩。绳套是把“一条杠”分解为两条绳索，可使牛耕的牵引力加大；挂钩是将动力机和工作机分开。这样，利用绳套服牛，犁身可大大缩短,回转方便,因而牛耕不但可用于水田、平地，且可用于丘陵山区。这时期还出现了犁床或犁辕上附有□(犁)刀的改进犁,□刀可以清除芦苇杂草,便于垦耕。在水田生产中，则有平土用的刮板和中耕农具耘荡的应用。砘是一种土壤镇压器，它与耧车结合可以在播种后压实土壤。宋代秧马的发明，则可减轻稻田生产中拔秧的劳动强度。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高效率的联合作业农具如播种和施肥相结合的下粪耧种，由麦笼、麦钐、麦绰3部分组合的收割作业农具,一日可中耕20亩的耧锄，以及一机多用的水轮三事等。农业动力上除使用人、畜力外，还较多地使用风力、水力来进行灌溉、排水和农产品加工。在金代出现的 S型挂钩，中原地区已普遍应用。它是改进了农具的动力和工作机的连接装置，把本身拉力增大了一倍，改进了农业各工序上的农具如犁、耧、耙、砘、耘锄等以及畜力、水力、风力等动力机构与工作机的联系，提高了效率。

明、清时期 明、清两代的农具较之元代无多大变化，发展比较缓慢，但某些农具仍有改进。如明末曾出现绳索牵引的代耕架，是将用于辘轳的绞关用于犁的牵引，可“坐而用力，往来自如”地进行垦耕。这期间中国北方出现了露锄，南方则出现了塍铲、虫梳和除虫滑车等，反映了传统的农业精耕细作程度愈来愈高。同时，由于钢铁冶铸技术的发展，在农具部件的创造改进方面也有较大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为发展新式畜力农具，如步犁、耘锄、播种机、收割机和水车等。5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建立拖拉机及其配套农机具制造工业。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于1959年建成投产。1956年，中国首先在水稻秧苗的分秧原理方面取得突破，人力和机动水稻插秧机在60年代中期相继定型投产。1965年开始生产自走式全喂入谷物联合收获机，并从1958年起研制半喂入型水稻联合收获机，到70年代中期有十几种产品定型，少数机型进行小批生产。1972年创制成功的船式拖拉机（机耕船），为中国南方水田特别是常年积水的沤田地区提供了多种用途的牵引动力。到1984年底，全国（除台湾省外）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达到854万台，小型和手扶拖拉机达到 3298万台，农业用汽车达到35万辆，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达到615万台，农用水泵达到5157万台，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机具达到 1235万部，小型和手扶拖拉机配套农机具达到 2918万部，谷物联合收获机达到35861台，饲料粉碎机达到1139万台，磨面机、碾米机、轧花机和榨油机共 3881万台，农用动力总功率达195×108 千瓦。1984年，机耕面积达524亿亩,占耕地面积的39％。机电灌溉面积达376亿亩，占灌溉面积的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