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吸收阶段，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这么七八百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基本上都是在吸收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绝大多数的佛教经典，就是在这一时期翻译过来的。

第二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阶段。隋唐以来，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了佛教在中国已具有特色，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是这两个阶段的转折点。唐代贞观年间，玄奘大师从印度留学归来后，使当时中国的佛教水平，已非印学所能范围。

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中国向印度学习佛教文化的漫长历史过程已经结束，并在隋唐时期形成了两小宗、八大派。两小宗是属于小乘的成实宗和俱舍宗，这两小宗实际上在中国都是大乘宗派的附属。

大乘八大派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 传说禅宗肇始于齐梁，由印度第28代祖师达摩把释迦“拈花正宗”传入中国，但真正的开山祖师应是六祖慧能。

禅宗从分析名相、辩驳教理的百家争鸣盛况中站出来，独树“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大旗，提倡“单传直指”，把佛教的“四出四入”全都会归于心，摆脱了一切教条的束缚，并与生活打成一片，从生活中体验身心性命、人生宇宙的真谛。在师徒授受方面，更是在日用动静的起心动念、嬉笑怒骂、吹歌弹唱、激扬指点、杀活纵夺中实施。

故使禅宗成为似宗教而非宗教，似哲学而非哲学，似艺术而非艺术。这不但对佛教具有革命性，对各个欲得解脱的人们创造了一个历史上举世全无的特殊思想体系。

有的学者把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甚至认为禅宗的优点，在儒学内部本来就有，而儒学的思想，有的部分为禅宗所无。其实不然，禅宗许多特点都带有儒学或道家等中国文化的思想。

但是，禅宗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彻证“无生法忍”。这是印度佛教思想的精华所在，为中国文化所无。

而禅宗内浸透了这一点，所以毫无疑问是接受了佛教思想，才能开放出这样璀灿光明的花朵。 佛教讲缘起，这些都是缘起法的重要内容。

用这种方法来看，说禅宗乃至天台、华严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消化吸收印度文化后所绽放的花朵。如果不懂得禅宗（还包括天台、华严），那么从随唐至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你就深入不了。

宋明理学表面上是儒学，而骨子里却是禅学，它的形成和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禅宗绝大的影响。如果在宋明理学中抽取出禅宗的成分，宋明理学就会黯然失色。

这样，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就讲不下去。另外，在唐末至五代之后，禅宗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和核心，那段时期的中国，禅宗就代表着佛教。

所以说，禅宗在中国文化史中是一个专题，不了解禅宗，就没有资格说了解了中国文化。 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史就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禅宗，中国佛教是难以承受唐武宗灭法运动打击的。

在那次遍及全国的灭法运动中，佛教在中国，除禅宗外的所有宗派都全军覆没了。这些宗派，失去了寺庙、寺庙经济和经典文化的支撑，就难以有生存能力（印度后期佛教也是如此）。

事实也是如此，唯识、三论、天台、华严、律宗和密宗在那次打击之后就一蹶不振，有的便永远地消失了。只有六祖大师开创的禅宗，不仅安然度过了这一劫难，反而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在灭法运动后的几十年间遍布全国，取得了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

所以，如果没有禅宗，佛教在中国的生命能否延续至今就成了问题。而历史本身也表明了，唐末灭法这一千多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主要就是禅宗的发展（不包括藏传佛教）。

正是因为禅宗结合了中国文化的实际，所以才有如此绵长、如此辉煌的发展，也才有今天播及欧美世界的能力。 诸宗消沉，禅宗独盛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禅宗的旗帜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由于禅宗在当时没有寺院，寺院经济及经典文献上的包袱，唐武宗灭佛几乎毁坏了全国的寺院和典章文献，但却没有伤到禅宗的一根毫毛；同时，禅宗的方法简捷可行，与传统的儒道思想方法不相矛盾，并能贯穿和深化儒道思想，易为士大夫们接受，有普及性；另外，禅宗本身含摄了佛教的全部精义，有蓬勃的生命力，一个禅者本身就是一粒种子，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禅宗的这些特点，较其它诸宗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遂使它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主体。

说到禅宗就不能不说《坛经》，六祖慧能大师是真正意义上禅宗的开山祖师，是禅宗的源头，而以上五代祖师还不具备这样的意义。对这点，以后将要谈到。

第二，《坛经》内容丰富、生动、精深而质朴，对唐代的中观、天台、唯识、华严、净土都有涉及。这就便于结合各大宗派进行比较和分析，观其异同，便可以从中看到禅宗在佛教内的地位和特点。

第三，《坛经》是语录体，文字简明易读，不像后来的公案晦涩艰深，局外人无从下手。 《坛经》是由六祖大师宣讲，其弟子法海记录而成的。

为什么取名《坛经》呢？这因为六祖是在广州光孝寺受的戒，受戒之处有个戒坛，此戒坛传说是南朝刘宋时期一个。

2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是怎么样的呢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登封）2007-01-14 09:24 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吸收阶段，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这么七八百年的时间。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基本上都是在吸收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绝大多数的佛教经典，就是在这一时期翻译过来的。

第二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阶段。隋唐以来，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了佛教在中国已具有特色，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唐是这两个阶段的转折点。唐代贞观年间，玄奘大师从印度留学归来后，使当时中国的佛教水平，已非印学所能范围。

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表明中国向印度学习佛教文化的漫长历史过程已经结束，并在隋唐时期形成了两小宗、八大派。两小宗是属于小乘的成实宗和俱舍宗，这两小宗实际上在中国都是大乘宗派的附属。

大乘八大派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 传说禅宗肇始于齐梁，由印度第28代祖师达摩把释迦“拈花正宗”传入中国，但真正的开山祖师应是六祖慧能。

禅宗从分析名相、辩驳教理的百家争鸣盛况中站出来，独树“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大旗，提倡“单传直指”，把佛教的“四出四入”全都会归于心，摆脱了一切教条的束缚，并与生活打成一片，从生活中体验身心性命、人生宇宙的真谛。在师徒授受方面，更是在日用动静的起心动念、嬉笑怒骂、吹歌弹唱、激扬指点、杀活纵夺中实施。

故使禅宗成为似宗教而非宗教，似哲学而非哲学，似艺术而非艺术。这不但对佛教具有革命性，对各个欲得解脱的人们创造了一个历史上举世全无的特殊思想体系。

有的学者把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甚至认为禅宗的优点，在儒学内部本来就有，而儒学的思想，有的部分为禅宗所无。其实不然，禅宗许多特点都带有儒学或道家等中国文化的思想。

但是，禅宗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彻证“无生法忍”。这是印度佛教思想的精华所在，为中国文化所无。

而禅宗内浸透了这一点，所以毫无疑问是接受了佛教思想，才能开放出这样璀灿光明的花朵。 佛教讲缘起，这些都是缘起法的重要内容。

用这种方法来看，说禅宗乃至天台、华严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消化吸收印度文化后所绽放的花朵。如果不懂得禅宗（还包括天台、华严），那么从随唐至宋元以后中国文化你就深入不了。

宋明理学表面上是儒学，而骨子里却是禅学，它的形成和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禅宗绝大的影响。如果在宋明理学中抽取出禅宗的成分，宋明理学就会黯然失色。

这样，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就讲不下去。另外，在唐末至五代之后，禅宗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和核心，那段时期的中国，禅宗就代表着佛教。

所以说，禅宗在中国文化史中是一个专题，不了解禅宗，就没有资格说了解了中国文化。 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史就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禅宗，中国佛教是难以承受唐武宗灭法运动打击的。

在那次遍及全国的灭法运动中，佛教在中国，除禅宗外的所有宗派都全军覆没了。这些宗派，失去了寺庙、寺庙经济和经典文化的支撑，就难以有生存能力（印度后期佛教也是如此）。

事实也是如此，唯识、三论、天台、华严、律宗和密宗在那次打击之后就一蹶不振，有的便永远地消失了。只有六祖大师开创的禅宗，不仅安然度过了这一劫难，反而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在灭法运动后的几十年间遍布全国，取得了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

所以，如果没有禅宗，佛教在中国的生命能否延续至今就成了问题。而历史本身也表明了，唐末灭法这一千多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主要就是禅宗的发展（不包括藏传佛教）。

正是因为禅宗结合了中国文化的实际，所以才有如此绵长、如此辉煌的发展，也才有今天播及欧美世界的能力。 诸宗消沉，禅宗独盛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禅宗的旗帜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由于禅宗在当时没有寺院，寺院经济及经典文献上的包袱，唐武宗灭佛几乎毁坏了全国的寺院和典章文献，但却没有伤到禅宗的一根毫毛；同时，禅宗的方法简捷可行，与传统的儒道思想方法不相矛盾，并能贯穿和深化儒道思想，易为士大夫们接受，有普及性；另外，禅宗本身含摄了佛教的全部精义，有蓬勃的生命力，一个禅者本身就是一粒种子，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禅宗的这些特点，较其它诸宗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遂使它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主体。

说到禅宗就不能不说《坛经》，六祖慧能大师是真正意义上禅宗的开山祖师，是禅宗的源头，而以上五代祖师还不具备这样的意义。对这点，以后将要谈到。

第二，《坛经》内容丰富、生动、精深而质朴，对唐代的中观、天台、唯识、华严、净土都有涉及。这就便于结合各大宗派进行比较和分析，观其异同，便可以从中看到禅宗在佛教内的地位和特点。

第三，《坛经》是语录体，文字简明易读，不像后来的公案晦涩艰深，局外人无从下手。 《坛经》是由六祖大师宣讲，其弟子法海记录而成的。

为什么取名《坛经》呢？这因为六。

3佛教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哪些影响

佛教自东汉后期传入中国后，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播和融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互相影响，改变着中华文化的内涵，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语言、艺术与民俗有着深刻的影响。 1、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佛教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化，包含了很深的哲学思想。

自从佛教传来中国，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如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等便不断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的一些概念、意识、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逐步进入中国人的头脑。

在经过长期的冲突和磨合以后，逐渐与中国原有的思想相融合，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例如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以家长制的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伦理道德准则的论证，重视以治国安民为出发点的天人关系的考察，对人和一切生命的本源、对宇宙本体，虽也有涉及，但论证不深入，也不统一。

虽重视敬神祭祖，“神道设教”，但对灵魂和死后的世界，缺乏神学论证。提出了性善、性恶等人性论和从凡至圣的说教，然而对心理的分析论证却比较粗糙。

佛教的传入，以其庞杂的大小乘的宗教教义和哲学理论，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 和启发作用，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论证方法，从大的方面说，佛教理论中的时空无限、体用相即、心性净染（善恶）以及对心理作的细密分析，对心在解脱成圣中的决定作用的论证等，都对中国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佛教的将宇宙本体（真如、实相、法性）与心性（佛性、真觉本心）相沟通的“理”概念的提出，禅宗的“即心是佛”、“识心见性”的解脱论，直接推动了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发展3 。

宋明理学关于天理和性、夭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理论，以及主静、主敬的修身方法，都直接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2、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入到文学的各个领域。

从文学理论到具体的创作技巧，从体裁文体到具体的创作内容，到处可见。 首先，许多佛典本身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等，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次，佛教对中国诗文有着重要的影响。

例如五万余首唐诗，平均每十首就有一篇关于佛教的，尤其是佛教中的禅宗。其中王维、韦应物、魏源、李叔同的诗中都有佛学的痕迹。

以王维为例。王维，字摩诘，即源自于《维摩诘经》。

作为一名山水田园派诗人，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用了大量的“空”字，因为佛教所言一切皆空。如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寒空法云地，秋色静居人”；再次，佛教对我国的小说也有很大的影响。

例如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就有佛学的理念：孙悟空无论上天还是入海，甚至自称齐天大圣，但也逃不开如来佛的手掌；世间有菩萨、有投胎、有地域、有饿鬼。又如《红楼梦》中开篇就是一个僧人和一个道士的对话，贾宝玉最终出家，荣华富贵一切皆空；另外逻辑学一个源头——因明学就是来自佛学。

3、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汉语词汇上：汉语词汇有三分之一取自佛教或受佛教影响。

像一些取自于佛教的词语，如刹那，在佛学本意是人产生坏想法的时间；世界，佛学本意是指过去现在未来称“世”，上下八方成“界”；天花乱坠，本是指乔达摩悉达多的讲法，得到众人的信服，甚至连顽固的石头都已经点头了；瞎子摸象，佛学是指众生被愚痴所障，不了解宇宙的真相；五体投地，本是佛教的一种礼仪。类似的词汇不胜枚举。

受佛教影响的词语也很多，比如，“解脱”一词最早出自《史记》，本意是消减、开脱。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被注入了新的含义，即摆脱苦恼，得到自在。

另一方面，在汉语音韵方面，也可以看出佛教的影响。佛教文化是汉语文化的渊源之一，它推动了汉语语言方法论的变化。

南朝时，人们在佛教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推动了音韵学的发展和格律诗的产生。在注音方式上，古代学者将东汉以来盛行的直音改为反切，也可能与梵语拼音的影响有关4。

4、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在中国古老的艺术长河中，佛教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否认的。无论是在建筑、绘画、雕刻艺术方面，还是在音乐、舞蹈、戏剧艺术方面，都渗透着佛教的影响。

比如在建筑方面，佛教的传入大大增加了我国建筑艺术的光辉。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延熹九年（166年），襄楷上谏桓帝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这是我国关于寺庙的最早记载。从此，我国的建筑样式加入了印度的建筑风格。

从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可知，当时就金陵这个地方就有四百八十寺之多。而建筑寺庙者除了有僧侣，还有帝王和个人。

建寺的缘由有的是为人祈福，有的是人民为帝王所造，有的寺庙则是作为居住地。我们还可以从《洛阳伽蓝记》记载永宁寺的盛景中窥探当时寺庙的壮丽辉煌。

在绘画方面，印度佛画的传入，对我国绘画的内容、形式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并扩大了中国人物画的表现。

4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资料

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过很大影响和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遗产。

例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

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

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

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

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

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

至于音乐方面，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

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

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

那么佛教在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过程中还有没有作用？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汲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现在有一种偏见，一提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其实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 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

事实上，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引起，260年朱士行西行求经至公元1175年朱熹、陆象山鹅湖之会（前者标志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佛学之开始，后者标志又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理学之创立），这一千余年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时期，也就是中外学者盛称的魏晋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为其余波。

恰恰在这一时期中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主流的却是佛学。其时期之长，声势之大，影响之广（传播国外），都远非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所能比拟。

所以胡适当年写《中国哲学史》半途辍笔，就是因为当时不懂佛学写不下去了。还有一位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早年曾对佛教文化采取过虚无主义态度，但到了晚年却开始系统地钻研佛经，表示自己需要补课。

这位史学家对人说，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和文化关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人们还是不重视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

例如对玄奖这个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家、旅行家、语言家和佛学大师，在西方学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给他留下了应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把他尊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

但在中国，人们反而只知《西游记》里的唐僧，不知中国文化史上的玄奖。更有甚者，有人还把佛教文化，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单纯地当作生财之道，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国不尊重文化的话柄。

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分。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

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最完备的佛教经典和佛教文化史料，汉译佛经和著述自东汉末以来逐代增加。藏文《大藏经》版本甚。

5佛教对中国历史发展有何功过

佛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中自然有着重要的作用。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实，儒、道、佛以及其他文化又是相互影响，合为整体的，需要我们去有机地继承。如果把人生中需要的传统文化比做一个房子，那么儒家是这个房子的大门，其他诸子百家都是窗户，其中两个大的窗户就是道和佛。

没有窗户，房子会显得闷；没有大门，就没有可进出的“道”了。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形成一个体系，就是影响中国人思想的传统文化。

但是，中国人从来都分得清主从、本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直到现在，中国仍以“三省”来评价一个人。

古代把读书人称为“儒生”，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儒生”就是狭隘地只指儒家，只看儒家的书，而是博览群书、读遍各家的。例如受儒家教育的人在商场、战场会很自然地应用兵家思想，而在生活中又秉承佛道精神，这在中国是极其正常而普遍的现象。

拘泥于孔孟学说，甚至其中很小一部分的“迂儒”才是狭窄而不全面地看儒家学说。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就有人纠字眼说“人”“众”指的是士人。

其实，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亲亲仁仁”，只不过这个“亲”和“仁”不是毫无差别的。这是实事求是的，人不可能达到对所有人一样的爱，因此，礼有差等，爱有亲疏，这是客观的、永远不会改变的。

所以，从儒家的很多观点来看，儒家是人生的哲学、人间的哲学，是人类社会相互关系的哲学，而不是形而上的，非常抽象的，脱离了人们生活的哲学。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社会之中，儒学还是会成为很有教益的指南。

这个指南不一定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大的方向是没有错的。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给儒学作了补充，并且吸收了儒学的基本思想。

比如孝顺，佛教在印度有这个因素，有对父母的情感，但是不突出，加上早期佛教讲究“灰身灭智”，不太强调家庭关系。进入中国之后，出家则是大孝，在家是小孝。

出家是成就大我，可以为历世的父母超度，乃至以众生为父母，是一种博大的精神。某种意义上，这是把儒的仁爱精神扩大了。

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大家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这个扩展造就了中国人宽厚仁爱的品性。

古代虽然不讲“环保”这个概念，但中国人对鸟兽、对生灵都是很珍惜的。佛教的某些思想也曾被认为是迷信落后，我认为，脱离历史条件，以某一时期的科技发展来盲目地批判历史是不对的。

例如轮回思想，就有其积极意义。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但现实生活并不全是这样，无法兑现的时候，人们积善的信心就可能动摇了。佛教提出业报轮回的观念，与先前的思想区别在于：每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引发和造成的，由他本人承担。

父母这一代做的好事是由父母自己在来生得到回应，儿女自己带来的后果受到“恶报”，也跟父母无关。这样就从一个整体家族的互相责任，归结到每个人要对社会负责任。

轮回观念在两个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一个方面是让人们有信心，做一个好人，此生不能做完的，来世还可以继续未尽的事业，这就是“死而不已”。

所以，佛教在历史上是给人们带来期望的，哪怕最苦难的时候，还有对未来的期望，尤其是对那些志士仁人而言。另一方面，轮回观念对遏止人们做坏事有很大的作用，就像一个无形的警察要求人自律。

除了道德说教、教育以外，自律在古代中国最有效的就是佛教的轮回观念所带来的。做了恶事要负责任，就是本人要受到报应，这是很让一些人的灵魂战栗的。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深入研究中国佛教史就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禅宗，中国佛教是难以承受唐武宗灭法运动打击的。在那次遍及全国的灭法运动中，佛教在中国，除禅宗外的所有宗派都全军覆没了。这些宗派，失去了寺庙、寺庙经济和经典文化的支撑，就难以有生存能力（印度后期佛教也是如此）。事实也是如此,唯识、三论、天台、华严、律宗和密宗在那次打击之后就一蹶不振，有的便永远地消失了。只有六祖大师开创的禅宗，不仅安然度过了这一劫难，反而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在灭法运动后的几十年间遍布全国，取得了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所以，如果没有禅宗，佛教在中国的生命能否延续至今就成了问题。而历史本身也表明了，唐末灭法这一千多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主要就是禅宗的发展（不包括藏传佛教）。正是因为禅宗结合了中国文化的实际，所以才有如此绵长、如此辉煌的发展，也才有今天播及欧美世界的能力。

诸宗消沉，禅宗独盛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禅宗的旗帜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由于禅宗在当时没有寺院，寺院经济及经典文献上的包袱，唐武宗灭佛几乎毁坏了全国的寺院和典章文献，但却没有伤到禅宗的一根毫毛；同时，禅宗的方法简捷可行，与传统的儒道思想方法不相矛盾，并能贯穿和深化儒道思想，易为士大夫们接受，有普及性；另外，禅宗本身含摄了佛教的全部精义，有蓬勃的生命力，一个禅者本身就是一粒种子，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禅宗的这些特点，较其它诸宗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遂使它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主体。

东山法门是以道信的禅学为根基，囊括了道信和弘忍两代禅师的禅学的一个门派。弘忍曾经在道信研习其禅法30多年。道信禅法的精华弘忍基本都已掌握。据说，武则天曾询问弘忍的弟子神秀，你所传播的禅法，出于谁家的宗旨？神秀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我秉承的是蕲州东山法门。可知当时东山法门的影响力有多么大了。

东山法门的理论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二是“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实际上，东山法门信奉的仍然是《楞伽经》，而且强调须依从该经所说“诸佛心第一”注重“心”。而微殊之处在于，经文中的“心”原义指的是“枢要”、“中心”。但是弘忍把“心”当成人心来理解，意在使信众专门从内心用功，安静修习。而道信又吸纳当时某些流行的经典教义，解“念心”为“念佛”，从而将念佛法门也组织进他的思想体系中去，并借此进而倡议“一行三昧”。

依据《文殊说般若经》的讲义，道信认为先得学习般若波罗蜜，照经上所说的去实践，领悟法界无碍无相的义理，然后段身正相，心系一处，专念佛名，念念相继，便能在念诵中见到三世所有佛。如此在行“一行三昧”以先，方能在现实中唯心念佛与实相念佛的融合。借由唯心念佛，得知“离心别无有佛”，以致方寸之内，一切施为举措，均是菩提道场。而通过“端坐念实相”实相念佛，可证得法界实相之理，臻达同佛一如的境界。

东山法门的形成，使得达摩禅逐渐从严格的打坐修禅与头陀行守戒，向鲜活自由的形式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修禅僧人对禅宗产生了兴趣，也由此标志着新的禅学格局的产生。

　　对联赏析就是对优美的对立进行美的鉴赏，没必要作报告的，有关如何鉴赏春联为您解答，请参考：

　　对联鉴赏，大致也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的鉴赏一样，应分为内容和形式两项，从这两方面去欣赏；所不同的在于对联往往与书法艺术相结合，所以，对联鉴赏应有对联内容、表达手段和书法艺术（限张贴及悬挂联）三个方面。 一 对联内容 对联的内容应是对联鉴赏的最主要部分。我想，是否从这么几个方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去看对联的内容： 第一，先看对联的句子是否顺畅。我们阅读小说、朗诵诗歌、欣赏戏剧、看**电视，都有这个问题。句子不顺畅，直接影响到表达。前面说过，有人在创作对联时，为了某一个字或几个字对得工整，有时会照顾不到整句话的连贯性，以至使对联的句子出现或晦涩、或牵强等情况。如果是比较长的对联，还必须先断句；如果连断句都解决不了，就会直接影响到对其内容的理解和领会，根本谈不上什么鉴赏了。光是句子通顺还不行，还要考虑其句子之间的层次是否清晰，上联和下联之间是否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有没有次序颠倒、言语矛盾之处。一旦遇到连句子都不通顺，或者前言不搭后语、令人莫名其妙的对联，我看还是不再欣赏的好。——这应该是对联鉴赏的第一步。 第二，再看对联要说的内容。如名胜楹联，是写风景的，还是写人物的？是写历史的，还是写传说的？是褒扬，是贬斥，是歌颂，还是批评？是叙述，是描写，是议论，还是抒情？其中寄寓了作者的感慨，还是表达了作者的某种情感？如果欣赏历史名人纪念地（如武侯祠、关帝庙、岳飞庙、韩愈祠等）的楹联，就要对这位历史人物有所了解，如他的出身、经历、主要业绩、功勋、历史上和现在人们对他的评价等等；如果是欣赏佛寺的楹联，还要懂得一些佛教常识、佛学术语，以及这个寺院不同于其他寺院之处（如登封的少林寺，因北魏时达摩在此面壁修行。被认为是禅宗祖庭；洛阳的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建的第一所寺院）等等；如果是欣赏道观的楹联，还要有一些道教的常识，懂得一点道教术语，以及这所道观的独特之处（如鹿邑太清宫，是老子家乡为纪念他而建的道教建筑）等等；如果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则要对该名胜有个大概的了解，如名胜所处的位置、开发的年代、名称的缘起、有何著名景点、历史上有哪些名人到过、现在还有哪些遗迹（如辉县百泉，因泉眼众多而得名，泉水注入卫水，故有“卫源”之称。隋代始建卫源庙，以后陆续建殿阁亭台、水榭石桥，成为湖光山色并美的旅游胜地。历代有皇帝、高官、文人、学士来此游览、隐居、讲学。现存有纪念晋代隐士孙登的啸台、纪念北宋哲学家邵雍的邵夫子祠、纪念明清之际学者孙奇峰的孙奇峰祠、民国间为纪念冯玉祥在此兴修水利而建的冯泉亭等诸多景点）等等……一句话，凡是与此名胜有关的一切东西，都有了解的必要。不然，就会直接影响到对名胜楹联的鉴赏。 如洛阳市北吕祖庙后殿一联： 东南瞻崿岭，千层翠黛朝凤阙 西北听洪水，万丈波涛出龙门 这是一副写当地风景、地理位置的楹联，从中可知该庙处于黄河岸边的山上。而与吕祖却没有什么关系。 如百泉邵夫子祠击壤亭一联（清末光绪间辉县知事康曾定题）： 精义入神，著皇极经世六十卷 同声相应，有夏峰继轨五百年 上联“精义入神”，出自《周易·系辞下》，意思是精研微妙的义理，进入神妙的境界。用于哲学家，十分恰切。“皇极经世”，是邵雍的主要著作之一。下联则是说从北宋邵雍以后，大约500年，有孙奇峰来这里继承其事业。“同声相应”，出自《周易·乾》，比喻意见相同的人互相响应。与前面的“精义入神”一样的当。“五百年”，出自《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闻名于世的人）。” 看来，要读懂一副对联，特别是名胜联，理解其内容，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怎么办？我建议：一方面，平时要注意留心对相关知识的积累。所谓“处处留心皆学问”，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就是这个道理。另一方面，到某地旅游，事先应做好充分的准备，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这算是应急吧。如要去少林寺，有关的书很多，可事先了解一下其历史渊源（建于北魏，公元495年）、有关历史人物（如达摩从南朝梁过江而 来，面壁十年，传授佛教禅宗，后将衣钵法器传给了二祖慧可）、历史事件（如唐初十三棍僧救唐王）、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嵩山少室山下，西北是洛阳，东北是郑州）、 其独特之处（禅宗祖庭、少林武术、最大的塔林）等等。这样，在那里若遇到有关的名胜楹联，就不会束手无策。 如少林寺山门外西石坊一联： 心传古洞，严冬雪拥神光膝 面接高峰，静夜风闻子晋笙 上联说达摩在寺后的山洞里修行，神光在雪地里求法。“神光”，人名，俗姓姬，洛阳人，博览群书，尤其精于玄理。一年冬天，赴少林寺向达摩求道，在雪地里侍立一夜，至雪深没膝，达摩仍不为所动。他用短剑斩断自己的左臂献上，达摩见他如此诚挚，这才授以《楞迦经》并衣钵法器，赐名慧可，成为禅宗二祖。下联说少林寺面对嵩山少室山，西北有缑氏山。“子晋”，周灵王太子。传说他喜欢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后于缑氏山（在今偃师市境内）山顶乘鹤升仙。 此外，还要看对联中的用典是否恰切得当，这一方面也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 如辉县百泉清晖阁民国间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张斐然一联： 逝者如斯，曾无日夜 尽心为耳，以有邦家 可以参考联前的《序》：“民国二十五年春……余北来，偶于工余小憩百泉苏门山，见有子在川上遗址，遂感而书此。”上联出自《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意思是凡过往时事正如这川之流水，不可回复，且不因昼夜交替而停息。这个典故就非常恰切。下联“尽心为耳”，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尽心力而为之。” 我们常见到的名胜楹联，往往都含典故，或人物（如籍贯、经历、官职、业绩等等），或地理，或史实，或传说，不可不详察。如果对其中的典故解不清，恐怕就谈不上什么欣赏了。再如上面少林寺山门外西石坊一联，也含几个典故。

妙理圆融 体用不二——浅释中国绘画艺术与禅宗某种内在之相通

　文 / 杨博文

当今时代是一个美术多元化的时代，而中国绘画的形式和表现、内容与精神结合同样出现了多元的艺术风格和时代气息。正如刘勰所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但无论哪一种中国画的艺术风格都应植根于传统继承与发展和生活与感悟。关于吸取传统和生活的养分之多少，这是因人而异同样也和个人的秉性天分有一定的关系。而做为从国外传入中国佛教中禅宗法门在意识思维修炼方式过程中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精神与创作艺术思维形式在过程中有着许多某种内在联系之处。就这种艺术精神与思维形式内在之相通的特殊关系略谈以下观点和感悟。

　首先来看一下“禅”字语源头在那里。禅字来源于印度的dhyana意为meditation，意思是静思、静滤和思维修炼的意思。而中国禅与印度禅有很大差别，在此不加多言。这里我着重探讨禅宗与艺术创作之间存在的许多内在联系。而正是这种内在联系，造成了禅宗与艺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特殊关系。

第一、禅宗与艺术二者都以表现人类的自我意识为最高目的。禅宗的自性论与艺术创作之间存在共同性，认识自我和超越自我也是禅宗与艺术探究的最高目标。禅的自性论和艺术创作主体，就是人类对自我意识的自觉追求和认识。禅宗与其他宗教修炼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提出的自性论，主张从人的内心世界中寻求佛性和本来面目，正如六祖《坛经》中所言“自性能含万法，……万法绪人性”、“一切法在自性，名为清净法身”、“般若若在，不离自性”、“佛是自性作，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艺术创作主体思维过程同样需要尊重自我，自我既是对传统和生活寻求真正的自我，尊重感受，艺术的独创性过程与禅宗的独创性实践证明，独创性不是艺术家主观任意性，独创性必须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本质理解的基础上，不能离开传统和生活两方面。用黑格尔的语言，真正的独创性在于“艺术家的主体性与表现的真正客观性这两方面的统一”只有“把艺术表现里的主体和对象两方面融合在一起”。禅宗同样主张自悟。对禅理要有自身的理解与认识，正如白石老人所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艺术名言所示。禅宗诗歌中也同样有“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疑。”那么禅宗同样提出：教学人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这样似乎就产生了诗中不疑与禅宗所提倡的不疑产生了矛盾。然此“不疑”非彼“不疑”，前者是通过客观事物的现象特征经过反复观察探寻，最终获证事物本质精神的肯定，而后者是对事物的现象观察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观点，不断探求和论证，去寻求自己心中正确答案，证悟自然妙理，通过现象探寻本质。禅宗反对向佛教经典、佛教偶像和利用打坐等方式来求证佛性，主张通过对感性世界的观察和体悟来认识自性，亲证本来面目，认为只有用自己获得的直接经验和证悟，才能“自信”“自悟”“自到见大知见”，录《五灯会元》。禅宗强调主观心灵的作用，并不否定现实生活，艺术的感悟同样具有这样的妙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自我表现的价值应在于对社会和自我的发现，艺术的才能，不断的超越自我，就是发现的才能。”对自然和自我的发现，将给艺术创作带来鲜明的个性，使艺术品具有经久不衰的审美价值。　第二、文人画思想渊源。所谓文人画，并不是作画的人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而在于这类绘画把佛教禅宗的美学思想和道家老庄哲学思想吸收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突破了传统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表现手法，开拓了高远淡泊、以意境相尚的画风。提到“文人画”，必须提到唐代的著名诗人和画家——王维，绘画史上一直把他看作是文人画的开山鼻祖。王维最早将禅的思想和禅的意境学说融入中国绘画语境，并运用禅的“澄心观照”的审美态度进行创作，使画有意境、画境、诗境三境一体的艺术特点。王维的绘画多山水之作，以气韵为主，变钩研之法为水墨渲洗，使超然空灵的襟怀与萧疏清旷的山水语境融为一体、将禅心与画境化为一炉。他曾作《袁安卧雪图》，所画雪中芭蕉，与常见景物迥然不同：他作花卉，至兴而成，不问四时，以桃杏、芙蓉、莲花等同一画，正可谓百花齐放，受禅宗自然任运，打破时空、不拘俗流思想的影响，“得心应手，意到便成，造理入神，迥得真趣。”另一位画家：文同，同样以朱砂写出了超凡脱俗的心中之竹的绘画意境，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古人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　第三、禅宗与绘画境界之说。而意境又叫境界，我国古籍中记载的《诗·周颂·思文》中：有此将尔界。《战国策·秦策》载：楚使者景鲤在秦，从秦王与魏王遇于境。但这里的“境和界”都和作为艺术本体范畴的意境无关。真正的艺术意境是出现在《周易》中，它最早提出了“象与意”的关系。象和意与意境有了一定的联系。《周易》中讲的象是指卦象，而不是艺术形象，但与艺术的形象有相通之处。《周易》所说的象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模拟，同时，“象”又有美好的意义。《周易》认为立象是为了尽意，意在《周易》里并不是简单的的语言可以概括的概念，实际上有无穷尽之意。立象而尽意带有象有尽而意无穷的意思，这一思想观点无疑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精神是相通的。西汉董仲舒语：诗无达詀，易无达詀，春秋无达辞。刘宋时期的颜廷之写给画家王微的信中也说；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一与易象同体。而王微认为艺术精神本体是表现通体。他说：“且古人之作画，非以案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灵之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王微所说的“拟太虚之体”正是写心论，这一观点是对宗炳《画山水序》的“以形写形”观点的重点补充。宗炳在画论中提出了山水之神的观点：“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灵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具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和王微“本科形者隔，灵而动变者心也”的观点，都强调了艺术创作中“心”的能动作用，这些观点是对《周易》的“象与意”的进一步深入发挥。这对意境理论的形式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佛教也提出了“执理于象外”的观点。释慧琳在《竺道生法师传》中说：“象者理之所假”“执象则述理”释僧卫言“抚玄节于希音，畅微言于象外”，僧肇说：“穷心尽智，极不可以智知，无言无说，心行灭处。”正是这些思想观点，能处及到意境中的一些根本特点，特别在禅宗盛行的中唐之后，一些杰出的文艺思想家、艺术家们对意境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儒、周易与外来佛教禅宗思想进一步融合，创立了 中国化的禅宗法门体系，同样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美学理论思想之一——意境。最早将“意境”一词用于艺术理论指导中的是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他的诗论中有“三境”之说，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强泉石支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 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于心，则得其真矣。另一位著名的禅门德僧皎然同样认为意境有三个基本特征，即取境、造境和缘境。所谓取境，就是艺术家在创作时，对情、景、兴、象等各种因素，进行完整同一的思考和构思。造境是在取境的基础上，创造意境。那么，什么是创造意境？皎然提出了“夫境非一，虚心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亲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见众象，而无定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偶虚，亦可以偶实也。”皎然这里所说的意境，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和简单摹写。而是存在于主观与客观、虚与实、有与无之间的境象，具有虚实的两重性，缘境：所谓“缘境”是所造之境的最后表现形态，唐代佛学大家梁肃认为这是：“心迁境迁，心旷境旷，物无定心，心无定象”（《全唐文》卷五二O）。从这些可以看出皎然这一艺术意境思想理论出处无疑受禅宗思想体系中“体和用”妙理的影响。另一禅宗著名著作《五灯会元》卷第十七公案中的青原信禅所说“三山意境说”也深刻揭示了意境的本制裁：他说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善知识，有个入处，思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处，依然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思同思别。“道来”，这里的第一，山是主体和客体相互独立、对立、分离的，主体是以理智的观点去看待山和水，所以，山是客观的山，水是客观的水，第二阶段的看山，是主体的意志和情感，开始化被动与主动。客观对象（自然景物）被主体意志和情感所同化，主体获得了感知变异的自由，因此山和水化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主体和客体产生了共鸣之处，成为具有主体生命的山和水。第三阶段，这时的主体与客体已在不同层次上互相统一，交叉占用。我在山水之中，山水也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正如黄宾虹先生诗句“江山本如画，内美静中参”所言，这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统一，是禅中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里，山河大地、自然物我都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充满生命活力、无限的、永恒的空灵世界。　当今国学大师南怀瑾诗证：妙高峰顶路难寻，万转千回柱周心，偶傍清溪外云，一声啼鸟落花深《妙高》。王维的山水画虽与传统的佛教画一样受佛教的影响，但两者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王维画是对禅宗真谛领悟后的独创，他取材于现实生活，抒发的是真实感情，其意义极为深远。在王维之后，山水画逐渐摆脱了附属的地位，发展为独立的画种得王维真传张,王洽等人,弦自谓其画“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与禅宗心性之学有内在联系，所画古松气傲烟霞、势意纵横、应手间出，所画山水则高低秀绝、咫尺深重、石尖欲落、泉喷如吼，纯出自然、匠心独运。前人评其画“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遣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浓墨淡笔都从胸中流出，不加半分修饰，这无疑得益于禅家心性修养功夫。王洽，以泼黑山水闻名。性多疏野，常优游于江湖之间，作画每天在醺酣之后，以黑泼洒之，或笔或、脚就手抺，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为烟为霞、为风为雨、应手随意，若造化，俯观则不见其墨污之迹，这可算把禅字活泼洒脱风格运用到家了。四、禅宗美学思想对传统绘画的影响唐未五代宋初，是为禅宗全盛时期，也是山水画“南宗”进入发展时期，王世贞云：“二李”一变、关、董、巨又一变也。荆浩博通经史，因五代乱而隐于太行山之洪谷，与禅僧野老往来。他工于山水，善为云中山顶。其画四面峻厚、笔墨横溢，号称“唐未这冠”的邺都、青莲寺僧大愚曾以诗向他乞功。关 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渔市山驿，使见者悠然如在灞桥风雪中、三峡闻猿时，不复有朝抗尘走俗之状。《宣和画谱》评其画日：笔愈简而气愈壮，如何是气：“气是艺术家内在世界思想情感的运动形态”客观事物激起主观情感波澜的起伏变化“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如此超尘脱世，孤高独步之作显然也根源于画家深刻的禅学意境。董源也擅于山水，尤工秋岚远景、溪桥渔浦，其画平淡天真、自然而成。巨然是南唐江宁开源寺的和尚，其画祖述董源，而臻于妙境，内中清淡雅逸之趣多得力于禅家心性之学禅宗虽为怫教一脉，但其精神对绘画艺术的影响，却使山水画脱离宗教威严的怫教画而走向与大自然的结合。<BR>　　明清时期画论对绘画史的总结，一致提出禅宗对绘画艺术的重大影响。董其昌说：“行年五十，方知此派（北宋）画殊不可学，譬之禅宝，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也”然此我认为北派之评说彼为偏激之处，画实无南北高低之分，应学人感悟之高低，正如佛法实无高低之分，人有愚钝之别。李白华：“云绘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实吐出，便是矣”。石涛和尚更直接以禅僧口吻指出，作画“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众所周知明清画坛中龙象辈出，明有董其昌为代表将禅理融入“南北论中”，成就了其艺术地位。清初有，旷世奇古的“四画僧”渐江、八大山人、石溪、石涛和不被世人所注重的担当老和尚，其实担当和尚是达到了禅画的艺术高峰，“担当诗歌造诣极深、禅机典雅，其造诣并不在四僧之下”（邢文曾）语。以至清末的海上画派的先驱者，虚谷老和尚都是禅宗思想与艺术相结合的典范。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加诠释。　纵观唐宋以至明清画坛，凡有大成就者无不深得禅学思想的启迪和熏陶，其和作品无不透着深遂、宁静、庄穆的禅境，即使今人欣赏历代名画作品若没有许多禅学修养，恐怕也不易领略其中意境，望其项背。

　董其昌提出：“作画贵在静气”。为何？静则生变，变则通，通则融，融则生，同样静能生智、智可通慧。与此同时也应当以辩证法的思想观点、学习、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取其精华，舍其糟粕，传统是艺术之根基，生活是艺术之源泉，时代是艺术之精神。愿禅宗与艺术这朵传统瑰丽之奇葩，薪火传承，相互交融，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智灯远照，永启学人。　主要参考书目：《禅与艺术》、《坛经》、《金纲经》、《禅宗百问》、《禅宗诗歌集》、《五灯会元》、《中国画僧》、《佛教与绘画》、《艺术概论》。　水云草堂主天目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