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记载吕族起源于姜水流域，故为姜姓，姜族后裔逐渐分化出四支族氏，被称为「 ”四岳”，吕族为其中一个大族。宋代《通志》记载：「 ”吕，炎帝之后，虞、夏之际，受封为诸侯，或言伯夷，佐禹有功，封于吕。”吕国至少在夏朝时就已受封，进入商代，吕国又臣服于商，成为商王西部或西北部的边服之国。那么商代吕国的地理位置在哪？卜辞中有「 ”（上工下口）方以敦吕”的记载，敦，即敦伐，（上工下口）方入侵吕国，（上工下口）方在殷商西北部，商王朝劲敌，吕国臣服于商，于是受到了附近敌国的侵伐。那么吕国也当在殷商西北部一带。春秋时晋国有郘邑，为吕甥大夫封邑，古址在今山西霍州市以南一带，此地属汾水流域，正是殷商西北部的重要入口处，商代吕国很有可能就在这里。不过也有说法认为商代吕国起源于山西吕梁山脉一带，其实两者相距不远，不排除早期吕氏部族在此活动。 西周吕器「 ”吕方鼎” 「 ”吕”的造字本义普遍认为来自「 ”人之脊椎骨”，脊椎骨是人体骨骼的重要部位，是「 ”躳（躬）”的本字。人在弯弓状态下脊椎骨凸现明显，一块连着一块，「 ”吕”字甲骨文便是取自此象形。故「 ”吕”的隐义便有「 ”连着”的意思，比如「 ”侣”的伙伴、伴侣、「 ”营”的营帐、军营；「 ”闾”的闾巷、 闾里等等，都有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含义。也有说法认为指「 ”两人或多人唱合”，是早期礼乐的一种形式制度。古乐有十二律，分阴阳两类，凡六个奇数为阳律，称「 ”律”；六个偶数为阴律，称「 ”吕”，即我们通常说得「 ”黄钟大吕”。吕族的来历可能源于早期的礼乐制，如果属实，吕族当为一个重视礼乐、提倡礼仪文化的部族。古籍载西周时吕侯作《吕刑》，从《吕刑》「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立法、修法思想来看，吕国后裔确实有先祖礼乐之邦的遗风。 吕的甲骨文 卜辞中虽然没有吕国替商王室出征他国的记载，也不见「 ”吕师”戍边，但它位于殷商西北部边缘要害地区，附近强敌林立，战争不断。吕国处于长期残酷的地缘斗争中，使得吕国国力越挫越勇，可能（上工下口）方与它单打独斗并不能占到上风。因此，卜辞中出现了（上工下口）方联合（上辰下鬲）方一起讨伐吕国，这次战争中，吕国受到了重创，可能因为敌方来势突然，吕国来不及防备，也没有充足的时间向商王求救，结果吕国落入了（上工下口）方的手中。吕国是商的附属国，吕地辟有大片商王朝的圣田，是商王朝农业经济的支柱之一。吕国被敌国夺去，商王肯定不会罢休，于是卜辞：「 ”丁亥卜，亘贞：呼取吕？”、「 ”贞：勿呼取吕？”、「 ”王曰：吉，其取。”这组卜辞是说商王经过反复贞问，是不是到了该取回吕国的时候了，结果得到神的启示：吉利，可取。于是商王发兵攻打吕地，将吕地从（上工下口）方手中重新夺回。卜辞：「 ”贞：吕不其受年。”这是商王关心吕地的气候和收成问题。卜辞：「 ”于吕，王乃田，亡灾。”商王亲自去往吕地，并进行田猎，一切顺利。「 ”弜麋迩于吕，弗其……”商王在吕地猎到麋鹿。 吕方鼎铭文拓本 商代吕国只见于一、三期卜辞，因此我们对商末吕国的去向不确，但结合西周吕国曾受到册封，估计商末大板荡时期，原本臣服于商的吕国看准时势归顺了周族，并参与了武王克商，立下功劳再次受封。我们都知道春秋吕国在今河南南阳境内，那么南阳是不是西周吕国的故地？据各种零星资料分析，应该不是，西周吕国当在商代吕国的原址上重封的。《国语郑语》记载：「 ”当成周者，南有申、吕……”申国有西申国、南申国、还有后来的东申国之分，西周末年引犬戎乱周的申伯当是西申国，西申国也是姜姓，镇守在周室西疆以防戎狄入侵，所以申伯有机会放犬戎入关。那么西申和南申是两个独立共存的国家还是同一个国家迁徙所致？笔者认为应该是后来形势所变迁过去的。吕国的情况和申国极为相似，他们都是姜姓，又同在西北部，最重要的是，申吕两国的首脑同时受到周室的重用。周穆王时期，吕侯为周王作《吕刑》，此时的吕侯当为周室的大司寇。《吕刑》是西周时期的重要法典，是先秦早期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司法体系，《尚书》对此有详尽的记载。上世纪七十年代甘肃灵台境内出土西周铜器「 ”吕姜簋”，铭文作「 ”吕姜作簋”四字，这显然是个陪嫁器，西周时灵台为密须国，此铜器可以作为吕国和密须国联姻的见证。从《殷周金文集成》传世青铜吕器「 ”吕王壶”、「 ”吕王鬲”等来看，西周吕国鼎盛时期吕侯一度称王，吕国是周王室成员国，吕侯称王，肯定得经过周王允许。可见当时吕国国力一度强盛，周王得依仗吕国来替他镇守北疆，故而允许吕侯称王。 西周吕器「 ”吕王壶”铭文拓本 吕国和申国极有可能是在周室东迁后一起跟着迁往南疆的，以继续屡行「 ”以蕃屏周”的使命，只不过换了个方位，所以古籍中才有「 ”当成周者，南有申吕”的话法。对于春秋吕国的历史《左传》中记载得颇为详细，春秋早期，楚国日益强大，在申国、邓国相继灭亡后，吕国最终也在楚国的北伐战争中被吞并。但吕国并没有绝祀，跟申国一样被东迁到了淮河流域，申国迁到今湖北信阳、罗山一带，史称「 ”东申”；吕国被迁到了今河南新蔡县境内，史称「 ”东吕”，《后汉书》记载：「 ”新蔡有大吕亭。”应该指得就是这个东吕国。东吕国最后的结局史无可据，吕国之后有吕氏，是吕姓的重要来源，吕氏名人颇多，最为著名的当属吕尚，助武王伐纣，开创齐国。春秋末年卫庄公夫人吕姜，应该也是吕国后裔，吕卫通婚，说明此时吕国依然存在。东吕国可能最后进入到了战国才逐渐被时代淘汰。 文/堰风 殷商古国——襄国，国名来自耕地，带「 ”襄”字地名基本跟它有关

谈及奠定中国古代版图的王朝，一般认为是秦朝，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南征百越、北击匈奴，基本打下了古代中国的核心版图。后世历代王朝的核心，其实都是建立在秦始皇版图基础之上。

然而，这一判断却忽视了商朝，尽管商朝疆域有多大，学术界争议不断，史书记载不尽相同，但其中一些古书记载的商朝疆域，却颠覆了传统认知，尤其重要的是，在考古发现的加持之下，不由让人深思另外一个问题：早在商朝之际，殷商就已经奠定了中国古代版图？

关于商朝疆域问题，史书记载不一，汉朝之前主要有四种说法，每一个差异都非常大。

《战国策·魏策》记载，“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其疆域范围大致在如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与中部，整个疆域显得非常狭小，还不如战国一个诸侯疆域大。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商朝疆域，北到辽宁，南到湖北、江淮，西到陕西，东到海滨，如同战国七雄的整体疆域。

与《史记》类似的还有贾捐之的《弃珠崖议》记载“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

《淮南子·泰族训》记载，“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如今甘肃），前交趾（如今越南北部），后幽都”，疆域范围等同于秦汉时代，与古代中国核心疆域几无二样。

以上四种观点，哪一个才是商朝疆域的真相呢？

《战国策·魏策》中的商朝疆域，毫无疑问极度偏小，应该是指商朝后期的王畿之地，即直辖区、心腹之地，犹如明清王朝的直隶区，并非王朝疆域概念。

《史记》与《弃珠崖议》中的商朝疆域，比较符合当时的交通与通讯极限，应该是商朝政治统治疆域，指商朝新政信息所能抵达的范围。

《淮南子·泰族训》中的商朝疆域，如果事实如此，那就意味着商朝已经奠定了中国古代版图。但以当时技术而言，几乎不可能，应该只是商文化的辐射区域，并不是直接统治区。

理性的说，商朝疆域真相应该是：长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苏、陕西的一部分，还可能包括陕西江苏的剩余土地，辽宁，甘肃，湖南，浙江，四川的一部分。

然而，上世纪80年代，在江西北端的瑞昌市夏畈镇，考古专家发现一座庞大而先进的商周铜矿矿冶遗址：一，古采矿区集中分布范围约7万平方米，竖井103口，巷道19条，露采坑7处，估计炼渣总量约10万吨，规模庞大且完备；二，一堆木轱辘（提升运输装置），证实数千年前中国就将木制器械用于地下矿物采集运输；三，严格测定表明，最早始于3300年前，即商朝中期，武庚迁都于殷之时。

问题在于：这是商文化辐射的王国采矿点，还是商朝官方直接采矿点？

2013年，在距离瑞昌商周铜矿矿冶遗址40公里的地方，九江荞麦岭商代遗址的出世，或许揭开了真相。荞麦岭商代遗址分布范围约5万平米，是一座大型聚集区，考古发现无论是出土的文物，还是房屋、水井、灰坑、沟槽等，都说明这是一座大型青铜冶炼基地。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徐长青确认：在这个区域，集中发现了5口水井，从考古学分析，不是单纯的生活聚居区，而是用于冶炼等这是一座冶炼基地，“我们进行了大胆推测，作为国内考古发现中开采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大型

矿冶

遗址，会不会是先人从瑞昌铜陵铜矿遗址开采的铜矿石运抵荞麦岭进行冶炼？”

如此重要、庞大且先进的冶炼基地，只可能属于当时最强大的商朝。可见，江西至少是江西部分地区，早在商朝中期时，很可能已经在商朝统治疆域范围之内了，这就突破了《史记》与《弃珠崖议》中的商朝疆域。

无独有偶，各地商朝遗址的发现，一再突破《史记》与《弃珠崖议》中的商朝疆域。

1947年，专家先后在吉林和赤峰发现了商朝青铜文化。史书记载，周武王说过“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就在吉林长白山一带，考虑到武王伐纣，或就此继承了商朝的疆域。

1956～1966年，在山东山东青州苏埠屯村，发掘出了殷商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殷商风格的文物。考古专家研究发现，这是商朝晚期的墓葬。因此，商朝已经扩张到了东部沿海，印证了历史记载。

1989年，在江西新干县，考古专家挖出一座商朝中后期的大墓，命名为“新干大墓”。通过这一墓葬，专家无法证明商朝扩张到了江西，但却明显可以看到商朝对江西的影响。

21世纪初，专家先后在广东博罗、梅县、揭东、佛山等地，发现了殷商墓葬群。由于发现的是墓葬群，所以专家推测殷商人已经居住于此，或者说在此设立了“据点”。

总之，这些商朝遗址的考古发现，虽然不能证明商朝统治疆域达到这些区域，但却也不能否定商朝疆域到此的可能。

值得一问的是，商朝庞大疆域究竟是谁打下的？其中固然是武丁、妇好等多年积累的结果，但有一个帝王不可忽视，即《史记》中“百战克胜，诸侯慑服”的纣王。纣王登基之后，一直穷兵黩武，打下庞大疆域，却导致海内空虚，贵族诸侯群起反对，最终因军队长期在外征战以至京畿空袭，让周武王捡了一个便宜。

者郭沫若评价纣王是“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肇此人殷辛（帝辛，即纣王）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统一神州肇此人”、“殷辛之功迈周武”，一语道出纣王的历史地位，奠定了中国古代版图，功劳远超周武王。历史是胜利者的宣言，纣王失败，武王胜利，注定纣王只能留下一个狼狈不堪的名声。

西周初年，周王室将殷朝遗民强行迁移到洛阳附近的成周进行监管，《尚书·多士》记载了周公对殷民的训话。在这篇诰词中，周公向殷民解释西周灭殷是秉承天命，就像当初殷商灭夏一样，所以殷民不必怨忿反抗。其中有一句话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周公特别强调殷的先人有典册记载殷商灭夏的事迹。按照这段材料推测，商代前期已有典籍，且甲骨文中也出现了“典”、“册”两字，但目前尚无考古实物材料可作确证。商朝开始于公元前十七世纪后期，商王武丁时期约为公元前1250年。既然商朝前期便“有典有册”，武丁时的甲骨文又有编连成册的痕迹，据此可把早期典籍的产生定在公元前1600年至前1250年之间。

商王朝共历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后约四百九十六年， 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朝晚期青铜器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制造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雄伟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它被视为国家或宗侯立国立族的象征，在历史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称之为国之重器

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1939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墓出土。因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亦有人释作“后母戊”，后母戊即商王武丁妻子之一的妇妌。该鼎造型庄严雄伟。长方形腹，每面四边及足上部饰兽面纹。双耳，外侧饰双虎噬人首纹。四足中空 。高133米 ， 口长110米，重达875千克 。用陶范铸造 ，鼎体（包括空心鼎足）浑铸 ，其合金成分为 ：铜8477％ ，锡1144％ ，铅276％，其他09％ 。 司母戊鼎是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形体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在世界上也是仅见的，反映出商代青铜冶铸业具有极高水平。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司母戊大方鼎 青铜制，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制作于商朝，出土于河南安阳。

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而其真正的发展最高峰则出现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最为著名。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并被笼罩上一层神秘而威严的色彩。这件《司母戊大方鼎》就是此期间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作品的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鼎的四个立面中心都是空白素面，周围则布满商代典型的兽面花纹和夔龙花纹。这些兽面纹又称饕餮纹，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综合、夸张等艺术处理手法而创造出的一种神秘的动物形象。鼎耳的侧面雕刻有两只相对的猛虎，虎口大张，共衔着一个人头。这种恐怖的吃人形象，渲染出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感，以显示统治阶级的无上权威。

此鼎器形庞大浑厚,其腹部铸有“司母戊”3字;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司母戊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铜鼎则是商周时期最为重要的礼器。在古代,鼎是贵族身份的代表。典籍载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此外,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大多为三足圆形,但也有四足的方鼎。(司母戊鼎便是最负盛名的四足大方鼎)

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原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重达 83284公斤,高达133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