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不同材料铸成的活宁，以这些活字印成书，就是活字本。不同活字本之间的区分是根据它们所用的不同材料。据文献记载，金属活宁曾有铜、锡、铅，非金属的有术、瓷，泥等等。

铅活字现在最普遍，这百多年间印的书都是铅印的。但是有许多人一直以为，现代印刷用的活字，是19世纪时，西洋传教士飘洋过海带到中国来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从文献上看，我国明朝弘治末年就已铸铅为字。清道光问的文献也记载有人一直铸铜、铅为活字用来印书。但可惜的是，没有实物留传下来，只见于文献记载。

锡活字据文献记载，大约在宋末元初，即有人铸锡为活字用来印书。但由于那时没有生产出好的油墨配合，所以常常将书印坏。明代也有锡活字的有关记载。到了近代，大约是道光时，有个美国人叫卫三畏，据他记载，广东佛山有位姓唐的人，铸造锡活字用来印**。后来又印了一部大书，即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一共一百二十大册。卫三畏与姓唐的人有来往，还得到他的一些锡活字，所记应该是可靠的。但此书不知何处有藏，也属实物未见。

瓷活字古人写作“磁”，这种用瓷活字排印的书，实物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铸字的人是位山东人，叫做徐志定，雍正元年中过举，还做过知县。康熙末年他造了瓷活字，用来印了同乡张尔歧的两部书，一部《周易说略》，一部《蒿庵闲话》。前者藏中国书店，后者藏北京图书馆。前者无锡图书馆也藏有一部。

泥活字的有关记载，最早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八，文中详细记下了宋代毕升如何铸造泥活字并用来印书。但此后文献上就很少有关泥活字的记载。一直到了清道光十年，苏州人李瑶在杭州借钱印书，书名是《南疆绎史勘本》，只印了八十部。此书封页背后有“仿宋胶泥板印法”一行文字，凡例中也说明这书是按照毕升活字法排版造成。第二年，李瑶又用泥活字印了一部他自己编辑的书，《校补金石例四种》。

差不多与李瑶同时，有安徽泾县人翟金生造泥活字，他用泥活字印成的书有《泥板试印初稿》，薄薄只有六十四页一小册。又印有黄爵滋的诗集《仙屏书屋初集》五册，还印有《水东翟氏宗谱》。这三种书流传到了今天，但极其稀见，谁有一部，可称宝中之宝。总而言之，这些活字版，不是未见实物就是实物稀少。传到今天还有较多实物的活字本，主要是铜活字和木活字。

铜活字印书始于明代华燧的会通馆。大概是弘治三年，他首次用铜活字印成《宋诸臣奏议》五十册，印的质量较差，第一次，也难免。但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本。他先后大约印了十四种书，每本书的中缝下端印着“会通馆活字铜板印”。华燧的叔父华理，用铜活字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续稿》。华燧的侄子华坚也用铜活字印书，华坚所印的书，每卷卷末都有“锡山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印”。

与华氏齐名也差不多同时的，有个叫安国的富商，他比华氏家族更富有，也喜欢用铜活字印书，一共印了九种。其中《正德东光县志》是现存国内惟一用铜活字印的方志。安国的堂号叫桂坡馆，所印成的书质量较高，校勘也精。明代铜板，以华氏、安氏两家最著名，可算做****。其余各地用铜活字印书还有不少，如常州印有《艺文类聚》，苏州五云溪馆印《玉台新咏》，版心上方有“五云溪馆活字”，南京张氏印有《开源天宝遗事》，卷首有“建业张氏铜板印行”，浙江印《诸葛孔明丛书》，福建芝城印《墨子》，白纸蓝印，卷八末页有“嘉靖三十一年岁次壬子季夏之吉芝城铜板印”，福建游榕印《太平御览》，有“宋板校正，闽游氏铜板活字印一百部”。可见当时以铜板印书蔚然成风。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便风流云散，成了一现的昙花。

关于其中的原因，人们一般只泛泛而谈。比如说铜活字当时未能制作字模，即字范，一字一刻既费工又费时，且价格昂贵，不是富豪经营不了，又讲活字易看不易存、排版又易错乱等等。但是具体到明末这段时间，就没人讲得清。在这里我可以介绍一个人的很有见解的观点。他是我国著名的藏书家赵远方先生。他藏书的质和量都很高，高得连康生都知道，于是借“文革”之机让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将他的不少东西归为已有。“文革”后，他的书辗转都到了北京图书馆入善本部收藏。善本部主任李致忠先生曾在《书品》杂志上撰文讲到过赵先生的藏书。《文献》1985年第1期《跋北图藏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一文中提到的金刻本，就是赵先生捐的。而且赵先生搜罗明铜活字本很有名，黄裳说，是北方最有名的此类书的藏家。明铜活字本他收集了有十九种，不说一网打尽，也八九不离十了。他于1952年将其中的十七种捐给了北图，自己留下了万历铜活字本包大炣著《越吟》和弘治、正德间铜活字本《杜审言集》。《杜审言集》有赵先生朱笔手跋三通，其后跋即论明铜活字印书兴盛之因。跋云：“凡铸铜活字，用铜必多，非富家不办。明初铸钱尚不继，何有于活字。其时商贾富家，旧者已破，新者未兴，亦无若大资力也。至弘、正之间，商力渐充，海上交易亦盛，而产铜日旺，故嘉靖初曾补铸九朝之钱，足征铜富。活字之兴，恰在其时，固有由也。阙后征榷日繁，铜产更减，万历矿税苛政，安、华二家其能免乎故木活字代之而起也。即一活字之兴衰，亦可见上下之争矣。清代乾隆毁铜活字，亦此故也。无悔题。”无悔是赵先生的号，其书斋亦号“无悔斋”。我觉得赵先生论明铜活字兴衰的见解十分精当。

清代的铜活字书不多，官刻的有康熙末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星历考原》、《数理精蕴》、《律吕正义》几部有关天文、数学、音乐的书。而最著名的，是雍正年间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此书共一万卷，完成于雍正四年，又一说为六十六部。每部五百二十五函，共五千二十册，分开化纸和黄纸两种印本。书印好后，除赏给皇亲贵戚和权臣势要，以及赐给修《四库全书》时进呈图书超过五百部的藏书家每人一部外，库存就差不多光了。整部传到今天，极为罕见。不过我倒见过一部，是中国书店收的。后来给了中医学院。此书清末同文书局用石印法印过一些，曾用来颁赐各国使臣。所以，常有外国图书馆认为他们那里收藏了铜活字的《古今图书集成》，其实都是石印的。中国书店除了有那套全的，还有不少零本的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初卖过，二百元一本。

按活字性质分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非凡的人生，王镇，用一句好话。山东东平人。元农学家和凸版印刷的改进者。贞元四年至大德四年，是印石在旌德、永丰两县，倡导种植桑、棉、麻等经济作物，改良农具，撰37卷，0755年至79000年。当时有木制活字，他设计了旋转排版架，活字按韵排列。排版的时候轮子和盘子是旋转的，人是用文字来表现的。德国第二年，农书用木活字印刷。旌德县志的末尾附有造活字印书法。这是最早系统描述活字印刷的文献。还擅长诗词，有农书。王镇的日期他的生卒年不详，只知道他于程远宗元贞元年被任命为旌德县县令，任职六年。后于大德四年调任鄞县、永丰县。之后就没有历史的记载了。王镇是一个清官。在县里任职期间，他一直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他捐出了自己的工资，建立了学校，修建了桥梁，还用药物帮助那些没钱治病的人。当当地人提到他的名字时，他们赞不绝口。王镇当县长时，他经常鼓励人们种好庄稼。在公元农务集年，他揭露了那些只知道欺负老百姓却不知道我不知道如何为他们做实事。他说这些人整天无所事事，妨碍农时，毫无限制地剥削人民。他们只知道吃喝玩乐。他们下乡鼓励农民努力工作，也想让老百姓给他们供应更多的佣人；一些地方官员也趁机敲诈农民，多收税。王镇非常讨厌这些人。王镇想做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官，所以在他的农书年间，他高度赞扬了古代修建水利、劝农桑农的地方官员，如汉代颍川总督巴荒、渤海总督龚遂等人。史书称这些官员，意思是为公为民的好官。王镇认为，地方官员应该以这些官员为榜样。王镇认为，一个地方官员应该熟悉农业生产知识。如果一个地方官员自己对种田一无所知，又怎么能担负起劝导农民和桑树的责任？所以他平时很注意农事，随时随地盯着，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找那些有经验的老农民请教我不明白。经过这样的积累学习，他终于掌握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写出了著名的循吏传。元代除王祯农书外，还有王祯农书和农桑辑要两部著名的农书。在这一历史时期，几部农业科学著作相继问世并非偶然。由于祖先的辛勤劳动，我们在世世代代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美国农业生产技术开始精耕细作。从战国到元初，用了1700多年。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在元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封建统治者逐渐看到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封建剥削。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发展农业生产，设置官员劝农，并设立农业司，主管农业、桑树和水利，从而对农业书籍的编纂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如果这些农书能写好，掌握了技术的农民贡献最大。王镇不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农学家，还是一位发明家。我们知道，中国在唐代就开始用雕版印刷书籍，但雕刻木板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木活字完成后，分别排列在两个轮架上，分别叫韵轮和杂字轮。韵是按音韵顺序排列的；“杂论”是一个常用词，它把一般的杂词和常用词如“之”、“乎”、“者”、“也”等排列在一起。文字检查器坐在两个轮架中间，只要转动韵轮或者杂字轮，就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文字，非常方便。活字收藏后，排版印刷。印完之后，木制活字还是拆开，还原到轮架上，下次再装。王镇的一套木制活字比雕版印刷的书要短好几倍。此外，他还设计并绘制了许多生产工具的图案。比如他在江西看到了一种茶坊，就根据这种茶坊的原理，设计并绘制了一个水转连续研磨图。旋转连轧机是水力驱动的机器，可以大大节省人力。这种机械性能非常好，每台可以灌溉100亩农田。在他的农桑撮要年间，有很多种工具地图。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他杰出的创作才华。王镇也是一位诗人。清代顾编辑的农书收录了他的诗作，称为农书。总之，王镇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农学方面。让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他的农业书籍的内容。杰出成就元诗选农务集由王镇撰写，俗称王祯农书。因为南宋的陈也有农书，明末的沈氏也有王祯农书，用这样的通名很容易区分。是我国农业古籍中最著名的农业著作之一。共36册，分为三部分：农书农书，王祯农书。全书约136万字，插图281幅。首先对农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王祯农书年讨论了一系列农业问题。在此之前，魏末贾思勰所著的农桑通诀一书，具有农业百科全书的性质，讲了许多问题，但只涉及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描述了各种生产技术，没有系统总结所涉及的问题和原理。是第一部论述南北的百科全书，试图从全国范围系统论述整个农业，分析比较南北农业技术和农具的异同和作用。的另一个特点是农器图谱的创建。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四，插图200多幅，包括更复杂的机械图形。通过这些工具的形状，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它们的结构。每张图都配有文字说明，清楚地介绍了各种农具的来源、构造和使用方法。谷谱几乎列出了笔者能看到的所有与农业相关的工具和零件。在此之前，农书上一般没有。在它之后，明代王祯农书，清代农桑通诀，虽然有农具图，但一般都是从齐民要术抄来的，不是自己创作的。可以说王祯农书的王祯农书是中国古代最详细的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