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著名古籍《黄帝内经》约成书于什么时期？
中医著名古籍《黄帝内经》约成书于什么时期？
A春秋战国时期
B魏晋时期
C唐宋时期
正确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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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藏经》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
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这里，择其要者，略加论述，以飨读者。
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
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 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有人说中药就是树皮，草根，这话说对了一部分。
中药离不开树皮，草根，如苦楝根皮，牡丹皮，茜草根，白茅根等均是中药，但不是所有的树皮，草根都是中药；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
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
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
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
”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
《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
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
”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
”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
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
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
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
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
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
”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
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
这个“气”，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
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
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
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
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
《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
”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
这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
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
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
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
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
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
《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
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
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
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
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
更有出人意料的补，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其四，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
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
早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
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
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
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
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
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
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
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
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
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
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
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其五，药中哲理
中药自有它的药理，如前所述；还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
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这里仅就药中哲理略谈一二。
(一)药性有“阴阳”：“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性，无不尽在其中。
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
”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
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
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
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
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阴也。
此乃地之阴阳也。
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
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
”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
(二)治则有“反治”。
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还有“反治”。
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
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
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
(三)补益有哲理。
在其三中，讲到两方面的药补，金代医家张以正论补，颇具哲理，别树一帜。
1、他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从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祛邪就是扶正，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素问》不同的“五补”：“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的观点。
以“辛”为例，辛味原本入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补肝”(以下均仿此)。
张以正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谓“补”，实际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后世称他为“攻下派”。
2、他在《补论》中，更是高论迭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的补之，是则补之义也。
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
那么，具体如何补呢？他是这样阐述的：是热证，就用芒硝大黄一类的寒药，为了“损阳而补阴”；是寒证，就用干姜附子一类的热药，为了“损阴而补阳”。
他的结论语出惊人：“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
”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这正是张从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处。
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方解药文化之三昧。
(四)用药讲“中和”。
“中和”是儒家的哲学，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说文》云：“……事之调适者谓之和。
”中和，用于药理之中，含义有三层：一是调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例恰当，如厨师之烹调羹汤，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
“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是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目附和。
可见，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我们的古代医药家们就是这样的君子!杨伯峻在《论语注释》中形象地解释“和”：“和，如五味之调合，八音之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
”君臣佐使之中，还有一个最佳组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麻黄汤中的几味药能达到最佳的辛温解表之效，而麻黄与细辛、羌活等辛温解表药物相配，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原因。
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
方药中的君臣，也是这样的道理。
从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用麻黄为君药，宣肺平喘，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可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范例。
我想，中药方剂之所以有数千年的生命力，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药学理论和文化中，都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
它们不仅融汇了我们祖先在药学上的唯物辩证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药方剂必须遵循的圭臬，还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其六，用药有兵法
古人说：“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
”用兵用兵法上的战略和战术，而用药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药性，更要切中病机，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
若说用药如用兵，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比拟中的联系：药有性属类别，兵有种类装备；药有轻用重用，兵有辅攻主攻；药有缓急攻补，兵有虚实强弱；药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胜……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夺槊、勾卒嬴越(布阵指挥作战)之法，靡不宣(广泛)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专著《用药如用兵论》，以讲述其中的道理。
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论述道：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一样；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此外，还说到用药要辨明经络，好比派出侦察部队；依据病的寒热有反治之法，好比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病势正在发展，就不宜在病邪猖獗时攻治，应坚守正气，好比使敌军疲惫；病势衰退，就一定要穷追病邪退去之处，再增加精锐药物，这好比摧毁敌人的巢穴。
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不一一例举。
总之它充分启迪我们，在用药、用兵之间，去深入探讨其中的道理，决不是故意耸人听闻。
徐大椿最后总结道：《孙子兵法》一书，治病的方法完全包括在里面了。
多么催人深思
其七，中药理念
说到中药理念，似乎没有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
在许多普通人、乃至专业人士中，仍对此存在模糊的认识。
这里仅就一个热门话题“天然药物等于中药吗”谈谈看法。
前些年当世界兴起“天然药物”热的时候，我们自己业内的人也主张用“天然药物”来取代“中药”，并说这是与世界接轨，是让西方人接受中药的一个重要举措。
此举曾在药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一直延续至今。
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天然药物”的提出和兴起，是西方医药界针对西方人惧怕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转向自然界寻找新的药物途径，通过研究，从某些含有特殊药用成分的动植物身上，运用科技提取一种或(几种)药用成分，制成药物，用于临床，这无疑是当代制药学的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发展。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竟以接受新事物为幌子，一下子就联系上中药了，认为中药汤剂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草根树皮黑汤，既不卫生，又难喝，还说不清它的成分，实在可怕”；中药丸剂西方人说它是“一团黑乎乎的药丸，难以接受”。
于是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中药落后，成分讲不清，应该赶紧改成“天然药物”，否则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没有前途。
难道“中药”真的面临绝境，惨到要改名换姓才能生存的地步吗？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天然药物”不等同于“中药”，务请诸君保持清醒头脑。
对于“天然药物”的概念与内涵，上文已做简述；而“中药”的概念与内涵，与之决不相同。
尽管中药材大都取自“自然界”，有些也可以直接药用，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我们称之为“中药”的，也不是可以笼统而言的，首先，是指经过炮制的各类饮片。
炮制的作用，除了清除杂质，便于制剂和服用外，更重要的是消除或减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改变药物的性能，加强疗效。
以地黄为例，生地黄清热凉血，经用酒蒸晒成熟地黄之后，就具有温性而滋肾补血的功效。
炮制总分为水制、火制、水火合制等。
水制有洗、漂、泡、渍、水飞等；火制有煅、炮、煨、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
而每一种方法中又细含若干种具体方法，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
而这些炮制方法，现在已成为我们国宝级的机密。
其次，中药是指按照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与法则配比而成的方剂药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杂合物，然后根据需要，或汤、或丸、或散、或膏……由此可见，“中药”与“天然药物”，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可相互取代。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药，有什么必要因“天然药物”的兴起，就乱了阵营，自动退避，主动靠拢，甚至要宣告投降呢？中药，就是中华民族的药，只有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它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正治反治等一系列独特法则与文化内涵，是不可轻意弃置，更不可随意取代的。
不能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黑汤”、“一团黑黑的药丸”，我们就自觉中药落后，没了底气。
如果放弃了汤药，中医的特色(辨证论治)也就失去了光彩，后果严重。
现在有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无疑都是高深的科学门类。
由此我联想到了一锅汤药、一团药丸，目前对它们经过配比后的药物成分暂时说不清，那么，何不将它称之为“模糊药学”呢？由此我又联想到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是科学界不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模糊”难题在困惑着人类，等待我们去考察、研究、揭秘吗？对宇宙，我们知道了多少，又有多少模糊未知的，但是，我们不是有综合宇宙学吗？对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依然存在许多模糊与未知，不是有综合地球学吗？就说对人体自身，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模糊与未知，人类基因图谱的问世，无疑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而综合性的人体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有待探索的课题。
人类不会因为对某种自然现象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人类不会因为对金字塔等许多古代建筑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们；人类更不会对自身的器官、组织、功能模糊不解，而去责怪它们……同理，人类暂时对一锅药汤、一个药丸的成分处于模糊之中，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况它们已存在了几千年，救治和保养的人数以亿计，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中药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我不相信把这些道理告诉西方人，他们还要跟中药较劲 !要让世人都知道中药的内涵、中药的文化，其底蕴是何其丰富!我们的任务，在把中药推向世界的同时，要加大药文化宣传的力度。
我主张“中药”与“天然药物”应该相互并存、相互借鉴、友善共存、各谋发展。
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如此之多，不可能容不下这两种事物同生共存。
它们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完全不必“合二为一”。
是金子总在闪光。
西方人不是照样吃上了中国的煎饼、油条、豆汁和菜肴吗？照样唱上了中国的歌曲、京剧，说上了中国的相声，穿上了中国的旗袍、布鞋吗？如果真有需要，外国人照样会喝中药汤、吃中药丸的。
中药的配伍
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有选择地将两味以上药物配合同用。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常表现为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数病相兼，故单用一药是难以兼顾各方的。
所以临床往往需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药物。
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强或降低原有药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则能产生或增强毒副反应。
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这就提出了药物配伍关系问题。
前人把单味药的应用同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药物为“七情”，“七情”之中，除单行者外，其余六个方面都是讲配伍关系。
现分述如下： (一)单行：即不需配伍，单用一味药即可治愈疾病，称为单行。
如清金散就是单用一味黄芩，治肺热咳血的病证。
(二)相须：即将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以增强原有疗效。
如石膏与知母配合，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治疗效果；大黄与芒硝配合，能明显增强攻下泻热的治疗效果；全蝎、蜈蚣同用，能明显增强止痉定搐的作用。
(三)相使：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虽然不相同，但是治疗目的一致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为主，加一种药为辅，能提高主药疗效。
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时，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治疗效果。
(四)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
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所以说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
(五)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
如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或副作用，所以说生姜杀生半夏和生南星。
由此可知，相畏、相杀实际上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药物间相互对待而言的。
(六)相恶：即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
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
(七)相反：即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
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药物。
上述除单行外的六个方面，其变化关系可以概括为四项，即在配伍应用的情况下：①有些药物因产生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是临床用药时要充分利用的；②有些药物可能互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药时应加以注意；③有些药物则由于相互作用，而能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应用毒性药或烈性药时必须考虑选用；④一些药物因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原则上应避免配用。
基于上述，可知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很长的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
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
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
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
1 关于张仲景的诗
有一些描写医术的诗：
《数日项颊颧咽肿痛发中有疮》
年代： 宋 作者： 方回
有生必死理之常，酒到何为不举觞。
未问刘伶坟上土，何妨张咏鬓边疮。
叔和解诀行尸脉，仲景工言越婢汤。
知命吾当谢医药，服膺参也战兢章。
送戴良辅药者归城郛》
年代： 宋 作者： 杨万里
君欲问淋疾，便是法外刑。
刲剔备百毒，更以焰烹。
王皇夜半敕六丁，押差戴君为药丞。
倒囊剌手探玉札，一洗愁肺永雪清。
一生百病都好去，不但膏肓驱二竖。
寄言仲景与安常，古今何代无医王。
《送刘医博》
年代： 宋 作者： 曾巩
小人久病如愁感，每叹地僻无良医。
穷居索寞俗事少，坐对荏苒风光移。
深冬山城万木落，阴气荡射生寒颸。
东方吐日光入户，素壁闪闪含清辉。
临汀刘君落落者，六伎绝伟如天资。
潜心密与造化会，布指夐有精灵随。
马蹄所至病魔屈，我于此时欣得之。
一来握手与我话，委曲衰王肺与脾。
囊中珍丸撮星斗，俾我嚼咀心颜怡。
洒然沉疴一日解，始免未老为枯骸。
越人湔肠术已缓，仲景纳饼术可卑。
刘君与我德至大，拱璧巨鼎非酬裨。
我嗟刘君乃士类，进退婉婉无瑕疵。
况又新承太守荐，羁鞅日背东门驰。
禁林侍从务周慎，君挟所有直相宜。
贵人四难真可患，去去足以为时规。
2 关于张仲景的故事张仲景智斗巫师
古代封建社会，迷信巫术盛行，巫婆和妖道乘势兴起，坑害百姓，骗取钱财。不少贫苦人家有人得病，就请巫婆和妖道降妖捉怪，用符水治病，结果无辜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落得人财两空。张仲景对这些巫医、妖道非常痛恨。每次遇到他们装神弄鬼，误人性命，他就出面干预，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辩，并用医疗实效来驳斥巫术迷信，奉劝人们相信医术。
有一次，他遇见一个妇女，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总是疑神疑鬼。病人家属听信巫婆的欺骗，以为这是“鬼怪缠身”，要请巫婆为她“驱邪”。张仲景观察了病人的气色和病态，又询问了病人的有关情况，然后对病人家属说：
“她根本不是什么鬼怪缠身，而是‘热血入室’，是受了较大 造成的。她的病完全可以治好。真正的鬼怪是那些可恶的巫婆，她们是 ‘活鬼’，千万不能让她们缠住病人，否则病人会有性命危险。”在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后，他研究了治疗方法，为病人扎了几针。几天后，那妇女的病慢慢好起来，疑鬼疑神的症状也消失了。张仲景又为她治疗了一段时间就痊愈了。从此，一些穷人生了病，便不再相信巫医的鬼话，而是找张仲景治病。张仲景解救了许多穷苦人
3 医圣张仲景的内容《医圣张仲景》主要内容讲了提起圣人，人们可能会肃然而有敬畏之感。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圣人是品德极高而又无事不通的人，仰之弥高，我们这些凡人只有匍匐在他们脚下诚惶诚恐。千百年来，大家不就是这样顶礼膜拜文圣孔丘、武圣关羽的吗？ 其实，圣人原来也是凡人，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同样品尝过凡人的酸甜苦辣，同样体会过凡人的喜怒哀乐，同样有对现实的不满，同样有对未来的憧憬。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人们完全应该以平等心态对待他们。他们与凡人逐渐拉开距离，既有历代统治 者出于某种需要不断将他们神化的原因，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们身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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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关张仲景的简介张仲景
张仲景，东汉南郡涅阳（今河南邓县穰东镇，一说今南阳）人，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
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
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P>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疫疾广泛流行，大批的人死亡，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
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
张仲景刻苦学习《内经》，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
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
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
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
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
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现在的张仲景：
现在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目前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
5 冬至的传说（关于张仲景的当时，天下大乱，盗贼四起，到处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张仲景回到家乡，发现这里已不是从前记忆中的模样了。以前，店铺无数。
大街上的人摩肩接踵，客栈里满是客人。可现在，路上的行人极少，都是衣衫褴褛，食不裹腹。这时，正是冬日， 大量饥民不光衣不遮体，很多人的耳朵都冻裂了，溃烂发炎。
张仲景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该怎么拯救家乡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冥思苦想了几个日子，张仲景吩咐自己的徒弟在路边架起了一个大医棚。
把新鲜的羊肉、火红的辣椒还有一些驱寒药材放到大锅里精心熬制。这天正值冬至，行人比往常更少，可肉香一下子就吸引来了无数家乡人，张仲景吩咐弟子将煮好的食材捞起来。
剁碎，碾成泥，再用面皮包成耳朵状，这便是今天饺子的雏形。锅中煮熟的饺子和汤水香飘十里，医棚里接受施舍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吃了后，赞不绝口。几天后，冻裂的耳朵也因吃了饺子。
喝了汤水而痊愈。这汤水人们叫它“驱寒矫耳汤”。从此，为了纪念名医张仲景，就有了冬至吃饺子的风俗，至今还流传着一句话：“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
扩展资料：
关于冬至其他传说故事：
1、相传，汉代时，北方匈奴经常骚扰边疆，百姓不得安宁。当时匈奴部落中有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十分凶残。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于是用肉馅包成角儿，取“浑”与“屯”之音。
呼作“馄饨”。恨以食之，并求平息战乱，能过上太平日子。因最初制成馄饨是在冬至这一天，在冬至这天家家户户吃馄饨便成习俗。其实，冬至这天吃馄饨古代最流行的是在北京地区。
南宋时，开始盛行冬至食馄饨祭祖的风格。而在许多古籍中记载，馄饨是中华民族的开天辟地者黄帝。因此吃馄饨是对黄帝或那些做过开天辟地之事的人的尊敬缅怀与祭祀。
2、冬至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至今。《清嘉录》甚至有“冬至大如年”之说。这证明古人对冬至十分重视。人们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的自然转化，是上天赐予的福气。
汉朝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例行放假。《后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
因此这天朝庭上下要放假休息，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亲朋各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欢乐地过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
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祭祀祖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此刻仍有一些地方在冬至这天过节庆贺。
搜狗百科-张仲景
6 关于张仲景的主要事迹,（最好是能反映他精神的）列如：撰写医书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人约生于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卒于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世界医史伟人汉灵帝时曾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他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集前人之大成，揽四代之精华，写出了不朽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医学思想体系，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张仲景青少年时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对医学有极大兴趣，公元196年至204年，南阳地方疫病流行，同族病死者三分居二，其死于伤寒病者又十居其七 面对这种情景，张仲景毅然辞官业医，对伤寒病的起因和治疗方法进行了细心的研究，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精华，根据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唐宋以后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从魏晋及今，一千六百多年来，一直是学习中医必读的经典著作他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自隋唐以后，张仲景的著作远播海外，在世界医学界享有盛誉从晋朝至今，中外学者整理、注释、研究、发挥《伤寒论》、《金匮要略》而成书的已超过一千七百余家，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张仲景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学说哺育了世代名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依然是“道经千载更光辉”。
7 华佗有没有看过张仲景的书没看 三国时期张仲景的医术、声望远远没有华佗大，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
这本书根本与张仲景没有关系，其二，张仲景在华佗、曹操时期根本还没有行医，甚至还没有向同郡张伯祖学医，应该在三国后期，而不是早中期成名的成家的，。“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有感而发奋学医，很可能在赤壁之战后到曹呸登基（汉献帝让位）以前，“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此时长沙属荆州管辖，刘备、关羽可能不卖汉献帝的帐，所以，很可能报不了到（就不了任）。所以，《三国志》、《后汉书》都没有记载就不足为奇了，只有这样，晋朝太医令王叔和才有可能跟张仲景学习，尔后整理《伤寒论》。
在正史中，有传记载医家的甚少，而华佗为医，就有陈寿《三国志·华佗传》、范晔《后汉书·华佗传》以及《华佗别传》3篇。说明了华佗的历史位置和贡献。
（华佗网。华佗研究三题） 《三国志。
魏书。方技传二十九》华佗传，“佗之绝技，凡此类也。
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
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
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
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
於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术实工，人命所县，宜含宥之。”
太祖曰：“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遂考竟佗。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
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佗死后，太祖头风未除。
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
及后爱子仓舒病因，太祖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这段文字给人出现三个疑问，第一，华佗和张仲景的关系、生活时代；第二，文中“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
”，后人多为“活人书者必仲景书也”，认为这就是《伤寒杂病论》；第三，曹操儿子曹冲病重时，曹操为什么不找张仲景诊治？ 张仲景（约150~219年），名机，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说涅阳故城在今南阳市与邓县之间的稂东镇，地属邓县）人。《三国志》、《后汉书》无传，其事迹始见于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
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
张仲景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
明清以来留下的有关文物胜迹较多。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医圣祠”（1727）、“医圣张仲景故里”（1900），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
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屡次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比较完整。
分布各地的十大名医祠中都供有张仲景的塑像，反映了中国民间对张仲景的崇敬与缅怀。医圣祠于本世纪50年代以后经不断扩建增修，已焕然一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后世多误认为张仲景稍早与华佗，现在典型代表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郝万山，如果真是这样，就好解释了，也就是张仲景比华佗死得早，所以，曹操没法找张仲景给曹冲治病。“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伤寒杂病论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序），“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仿安徽省亳县）人，约生于公元二世纪初叶，卒于公元208年前”，（《中藏经》中国中医药网），所以华佗之死早于张仲景。
所以文中“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后人多为“活人书者必仲景书也”，显然是一种误解，另外宋朝也有“活人书”。
《类证活人书》原称《伤寒百部》，穴·朱肱撰。成书于宋·元佑四年己巳（1089）至大观二年戊子（1108）,20卷，政和八年（1118），经朱肱重加校正，易名《南阳活人书》。
年累经刊刻，遂书又有《朱肱活人书》、《无求子活人书》、《增注南阳活人书》、《增注类证活人书》、《伤寒类证活人书》、《类证活人书》等名。卷幅亦多寡不一，常见21卷或22卷本，为伤塞类著作。
卷一至卷十一，以问答为体例，论述经络、切脉、表里、阴阳，剖析伤塞的各种相类证候，畅发促景之奥义；卷十。
8 关于医德的文言文大医精诚
（节选自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原文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责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其有患疮痘、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
释义凡是优秀的医生治病，一定要神志专一，心平气和，不可有其他杂念，首先要有慈悲同情之心，决心解救人民的疾苦。如果患者前来就医，不要看他的地位高低、贫富及老少美丑，是仇人还是亲人，是一般关系还是密切的朋友，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包括中外），是聪明的人还是愚笨的人，都应一样看待，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替他们着想；也不能顾虑重重、由于不决，考虑自身的利弊，爱惜自己的性命。见着对方因疾病而苦恼，就要象自己有病一样体贴他，从内心对病人有同情感，不要躲避艰险，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寒冷或暑热，饥渴或疲劳，要一心一意地去救治他，不要装模做样，心里另有想法，嘴里借故推托。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人民的好医生。若与此相反，就于人民无益而有大害……有人患疮疡、泻痢，污臭不堪入目的，甚至别人都很厌恶看的，医生必须从内心同情、体贴病人，感到难受，不能产生一点别的念头，这就是我的心愿啊。
按语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篇，开宗明义地提倡为医者必须要有医德，要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而论述“大医”修养的两个方面：“精”与“诚”。“精”，指专业熟练；“诚”，指品德高尚。就是说，为医者必须医术精湛，医德高尚。
大医精诚 （全文）
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俞穴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此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这思，其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蔕芥之心，是吾之志也。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济，故亦曲碎论之，学者不可耻言之鄙俚也。
9 关于文言文的句式什么是文言文的谓语前置句、宾语前置句、宾语后置变式句（即倒装句） 现代汉语的句子成分的顺序，一般为“王—谓—宾”、“定（状）—中心词”，但在文言文中，在一定条件下，句子成分的顺序会发生变化的，这就是古汉语中的所谓倒装句，即指文言文中一些句子成分的顺序出现了前后颠倒的情况 现代汉语的结构：[ ] ，（ ） ||[ ] （ ） 倒 谓语前置句 宾语前置句 装 定语后置句 句 状语后置句 1、谓语前置句 古汉语中，谓语的位置也和现代汉语中一样，一般放在主语之后，但有时为了强调和突出谓语的意义，在一些疑问句或感叹句中，就把谓语提前到主语前面 怒吼吧，黄河！ 怎么了， 美哉，我少年中国！ 例①：“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 汝之不惠||甚矣！ ②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信陵君窃符救赵》） 公子能急人之困||在安！ 2、宾语前置 ①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提前 三岁贯汝||[莫]我[肯]顾 忌||[不]自信 （古）之人||[不]余欺也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而良人||[未] 之知也 “时人||[莫]之许也” ②疑问句中代词作动词或介词的宾语，宾语提前（谁、何、奚、曷、胡、恶、安、焉等） A动宾前置 “沛公||安在？”（《史记项羽本记》） 大王||来何操？时不我待 B介宾前置 微斯人，吾||[谁与]归？ 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 不然，籍||[何以]至此？ ||[系以]知其然也？ ③用 “之”作标志把宾语提到前边 宋||何罪之有？ “他人之心，予忖度之 ”―― ||夫子之谓也 何陋之有？ 其李将军之谓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师说》） ④ 唯……是…… “唯利是图”、“唯命是从” 诸君而有意，唯余马首是瞻 唯你是问 唯才是举 3、定语后置 • 文言文中，定语的位置一般也在中心词前边，但有时为了突出，中心词的地位，强调定语所表现的内容，或使语气流畅，往往把定语放在中心词之后 “中心词+之+后置定语” 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 “中心词+后置定语+者” 如：“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廉颇蔺相如列传》） 遂率子孙荷担者三人 大阉之乱，缙绅而不易其志者 “中心词+之+后置定语+者” “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苏轼《石钟山记》） 铿然有声者之石，所在皆是也 马之千里者 4、介词结构后置（即状语后置） ⑴用介词“于”组成的介宾短语在文言文中大都处在补语的位置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 正常语序应为：青，于蓝中取，而于蓝青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 若亡郑而有益于君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⑵介词“以”组成的介宾短语，在今译时，一般都作状语 如《项羽本记》中：“具告以事” 即“以事具告”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 申之以孝悌之义 ⑶介词“乎”组成的介宾短语在补语位置时，在翻译时，可视情况而定其成分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韩愈《师说》） 句子中的“生乎吾前”既可译为“在我的前面出生”，此时为状语后置 ，即：“乎（在）吾前生，其闻道也固乎（比）吾先” 又可译为“生在我的前面”，作补语 省略句 句子中省略某词或某种成分的现象，在文言文中是很多的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省略主语2省略谓语 3省略宾语4省略介词 5省略量词：寒暑易节，始一（次）返焉 ◇省略主语 ①“……（ ）度我至军中，公乃入”（司马迁《鸿门宴》） “……（ 公 ）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②“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桃花源记》） （村民）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渔人）具答之（村民）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③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 ◇注意：不同的主语要翻译出来 ◆省略谓语 ①“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 （吾）“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②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 一鼓作气，再（ ）而衰，三（ ）而竭 ③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 ◇省略宾语： ⑴ 动词宾语的省略 ⑵ 介词宾语的省略。
查网络资料
古人对“脑”的认识西汉末年的儒家纬书《春秋元命苞》曰：“头者神之所居”、“脑之为言在也，人精在脑”。“在”与“宰、囟、匘”同义，有思察之义（参见《尚书虞书》）。后唐《酉阳杂俎广成篇》有“脑神曰觉元”，这是以脑为知觉思维的根源。囟为思维器官，远在公元前12世纪时已有史迹可寻。囟、匘二字，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以来多互用。
问："脑之为言在也"是什么意思？
答：是讲大脑这个器官的作用的，是中医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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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中医药古籍主要利用书目。
中医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主要研究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小肠、大肠、胃、膀胱、胆、三焦)和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政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唐代孙思邈编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本文2023-08-19 18:07:4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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