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献集成的第一辑前言
一个文化大省,要有标志性人物,山东省因为有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孙武、孙膑这样一些誉满中外的文化名人,因而被公认为文化大省。但是,一个文化大省还必须有标志性的文献。以省级地方文献丛编为例,清代道光至同治年间广东的伍元薇、伍崇曜编刻《岭南遗书》、光绪年间定州王灏编刻《畿辅丛书》、民国年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排印《山右丛书初编》、金毓黻编印《辽海丛书》、张鹏一编印《关陇丛书》、安徽丛书编审委员会影印《安徽丛书》、卢靖编刻《湖北先正遗书》、孙文昱编印《湖南丛书》、胡思敬编刻《豫章丛书》、广东丛书编印委员会编印《广东丛书》、琼州海南书局排印《海南丛书》、贵阳任何澄等编印《黔南丛书》、云南丛书处赵藩等编刻《云南丛书》等等,都是一省文化之标志。下至地区一级文献丛书,也不乏闻名于世的,其典型事例为民国年间上海暨南大学校长张寿镛个人出资编刻的宁波地方文献丛书《四明丛书》,久已被学术界视为善本。其馀如丁丙编刻《武林先哲遗书》、盛宣怀编刻《常州先哲遗书》等都享有盛名。可是,山东作为一个文化大省从没有像其他几个省份那样,编印出足以标志山东文化的“山东丛书”,这是一个重大遗憾,也是我们当代山东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根据山东大学教授王绍曾先生主编的《山东文献书目》、沙嘉孙先生编著的《山东文献书目续编》,从先秦到近代,山东历史上产生的著述在一万种以上,数量庞大,在此基础上选编一部超过其他各省的山东地方文献丛书,是具备优越条件的。作为山东省第一学府素以文史研究闻名于世的山东大学,理应承担起这一重任。二○○五年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学典院长、杜泽逊教授提出编纂《山东文献集成》的计划,经山东大学领导上报山东省人民政府,由韩寓群省长特批立项,成为山东省政府重大文化工程。二○○五年底开始筹备,二○○六年初正式启动。《山东文献集成》由韩寓群省长任主编,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校长展涛等任副主编。编纂处设在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王学典任编纂处主任,杜泽逊任副主任。全书初步计划搜集山东先贤著述一千种,主要收入流传未广而又价值较高的稿本、钞本、刻本等,影印出版。外省人士所撰关於山东的重要书籍,亦酌予收入。共分四辑,精装十六开本二百册。
现在出版的是第一辑五十册,收书一百七十九种,以名家未刊稿本、钞本为主。其中经学著作有清卢见曾《读易便解》(清钞本)、清牟庭《周易注》(钞本)、清张尔岐《书经直解》(清钞本)、清牛运震《尚书评注》(清钞本)、清宋书升《尚书考》(稿本)、清王守训《诗毛传补证》(稿本)、《春秋地理补考》(稿本)。语言文字学著作有清王维言《方言释义》(稿本)、清时庸劢《单县时氏音学遗著》三十八种六十二卷(稿本)。金石学著作有清刘喜海《古泉苑》一百卷(清稿本)、清翁树培撰、刘喜海补注《古泉汇考》(稿本)、清许瀚《许印林先生吉金考释》(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钞本)、《攀古小庐甎瓦文字》(王献唐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释文初草》(稿本)、《攈古录金文考释》(王献唐钞本)等。史部著作有清李文藻《恩平程记》(稿本)、《长途备忘录》(稿本)、清杨以增撰、杨绍和辑《杨端勤公奏疏》(清稿本)等。集部有清高凤翰《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斅文存稿》(清刘喜海藏精钞本)、清孔广栻辑《海岱人文》三十三种(稿本)、清蒲松龄《聊斋文集》(稿本十二册)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些珍贵的稿本、钞本,大都未曾刊印过,学术界难得一见。
济阳张尔岐是清初著名经学家。顾炎武曾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亭林文集广师》)对张尔岐评价很高。但张氏教授乡里,生前著述多未刊行,今影印其《书经直解》清钞本,对《书经》之诠释,深入浅出,细致入微,显示出张氏深厚的经学功力。诸城刘喜海为金石学大家,久负盛名,其《古泉苑》一百卷,系清稿本。又大兴翁树培《古泉汇考》,从未刊行,刘喜海在书眉作了详细批注考释,是计划刊印而未成的原稿本,书中还保存了著名金石学家利津李佐贤、福山王懿荣的手批,更加珍贵。王献唐先生曾说:“大兴翁氏《古泉汇考》与刘氏《古泉苑》、李氏《古泉汇》并为泉学钜制,李书已刻行,此与《泉苑》迄未付梓,学者以不见为憾。”(《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古泉汇考跋》)刘氏《古泉苑》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翁著刘批的《古泉汇考》原件保存于山东省图书馆,今将二书一并影印,可谓中国古钱币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于不为人知的音韵学大家时庸劢,生活于同治至光绪前期,曾是著名金石学家吴式芬的门人,用一生心血著成音韵学专著三十八种,对清代音韵学家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人的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独到的古音体系。对诸家文字的归部,进行了细致讨论,涉及古文字学、训诂学等领域,多有创获。王献唐先生认为:“他的功力和新颖见解,在清代二百六十年内,具有山东全省的代表性,同时也有全国的代表性。”但时氏音学遗著沉埋一百多年,几乎不为人知,此次全部影印问世,将为研究中国音韵学提供一大批崭新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有清一代的音韵学成就提供更为广泛的可靠依据。日照许瀚为清中叶著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和校勘学家,龚自珍《己亥杂诗》称赞他“北方学者君第一”,有“北方顾千里”之誉。但一生潦倒,著述多未刊行。王献唐先生作为日照後学,曾努力搜访借钞,在一九三一年前後集为《许印林遗书》,计二十一种,一大函。在七十馀年後,我们予以影印问世,实现了老一代文献学家的宿愿。
历城马国翰终生从事辑佚之学,成《玉函山房辑佚书》六百零三种七百二十九卷。著名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说:“清代辑佚,我推先生为第一家。”(《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绝非过誉。这部辑佚大书在道光间由马国翰陆续刊版,直至他咸丰七年去世,尚未最终完成。同治十年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期间,从马国翰女婿章丘李氏家借得书版,由泺源书院山长匡源等修补整理刷印,即济南皇华馆书局印本,这部书才流传稍广。近年来有出版社影印《玉函山房辑佚书》,根据的是南方重刻本,效果不佳,往往有漫漶不清之处。此次重印有三个优点:一是采用马国翰的初刻本,当然优于南方重刻本。二是印本清朗。我们用山东省图书馆藏济南皇华馆白纸印本重新扫描,缩为上下栏十六开本,清晰度大大胜于以往影印本。三是附有光绪十五年章丘李氏所刻《玉函山房辑佚书续补》十一种十四卷、《目耕帖续补》二卷,以及光绪间蒋式瑆撰辑《玉函山房手稿存目》一卷、《玉函山房辑佚书书後》三篇。这都是南方重刻本所没有的,却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次影印本可说是清代第一辑佚大书《玉函山房辑佚书》迄今最完整的本子。
《山东通志》二百十一卷,创修於光绪十六年,经山东巡抚张曜、杨士骧等前後苦心经营,耗费著名学者孙葆田半生心血,集数十位晚清学者的智慧,历时二十年始告修成,而完成时间恰为宣统三年。在各省通志中,这样完整系统地记载上古至清末一省地理、历史的,实在不多见。同为文化大省的江苏、浙江,也都没能在清末民初这个新旧交替的年代修成他们的通志,因此宣统《山东通志》弥足珍贵。商务印书馆曾在民国间缩小拼版影印为三十二开本,上海在近年又翻印商务本,版小字密,小注几不可识。鉴于该书有重大学术价值,我们改用山东通志刊印局初印本重新扫描影印,完全解决了清晰度问题,为读者提供了更好的读本。
对山东文献的系统搜集整理工作,前人早已开始。以诗歌而论,乾隆间卢见曾辑刻《国朝山左诗钞》六十卷,收入清初山东诗人六百二十馀家的诗作,同时宋弼辑《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乾隆三十六年李文藻刻印,收明代山东诗人四百三十一家的诗作。嘉庆间张鹏展辑刻《国朝山左诗续钞》三十二卷《补钞》四卷,上继卢氏,收山东诗人七百四十七家的诗作。道光间余正酉又辑刻《国朝山左诗汇钞後集》三十九卷,收入山东诗人三百八十九家的诗作。合计以上四种,共得近五百年间山东诗人二千一百八十七家,每人都系有小传。其中绝大部分人物没有别集传世,其姓名亦不见经传,因此这四种前後蝉联的地方诗歌总集,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对研究山东古代文学史、古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史,都堪称资料渊薮。此次将四种总集配齐影印,有着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
在调查搜集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著述,尽管曾经印行,但流传仍十分稀少。例如莱阳姜埰、姜垓兄弟,在明末清初都有重要影响。姜埰《敬亭集》有光绪十五年山东官书局刻本,尚不难得。其弟姜垓在崇祯间曾建言除掉题名碑上奸臣阮大铖的名字,南明弘光间阮大铖得势,欲杀姜垓,垓乃变易姓名,逃到宁波,明亡後隐居苏州。姜垓的集子《流览堂残稿》六卷,经其後人四处搜集,于宣统二年由莱阳通兴石印馆石印。这个普普通通的石印本,十分罕见,网罗晚明文献最完备的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大型书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专门书目《山东文献书目》等,均未记载这个本子。《清人别集总目》虽然著录了该书,但唯一的收藏者是山东省图书馆。我们这次就是用山东省图书馆藏宣统二年莱阳石印本影印的,这不仅有利于该集的利用,同时也有利于该集的保存。值得指出的是,该书有王懿荣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作的序言,三个月後八国联军进北京,王氏就以身殉国了。这篇序言《王懿荣集》没有收录,其子王崇焕作的《王文敏公年谱》也只字未提。该序对研究王懿荣显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我们的编纂工作包括调查搜集、版本鉴别与遴选、书名卷数之核定、作者及其籍贯之确认等等。对于前人的错误,我们尽可能作了订正。例如山东省博物馆藏《海岱人文》稿本,收入曲阜颜氏的诗文集三十三种,大部分传世稀少。该书的编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为清代王懿荣。但我们从这部书上未曾发现王懿荣任何痕迹,既无序跋批校,亦无印鉴。同时我们发现,大部分集子有微波榭主人亲笔补写的详细目录,并留下了题记。如:《水明楼诗》补目末:“乾隆乙卯(六十年)正月廿四丁未微波榭钞,是日天阴有风。”《江干幼客诗集》目下:“乾隆癸丑(五十八年)冬十月十四日甲戌颜运生崇规学博所贻,一斋记。”同上补目下:“嘉庆三年戊午冬十二月廿四日癸丑午刻微波榭晴牕录。”考“微波榭”是曲阜孔继涵堂号,但孔继涵已于乾隆四十九年去世,这些题记显然是孔继涵之子所作。又考“一斋”为孔继涵长子孔广栻的号,题记中最晚的一条是嘉庆三年十二月廿四日,而孔广栻嘉庆四年去世。从《祇芳园诗》补目下的题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嘉庆三年冬孔广栻已有病在身。该题记云:“嘉庆三年戊午腊月廿二辛亥录。是日招诸弟与颜思诚饮,予以疾不陪。”孔广栻在去世前犹抱病为这批文献钞补目录,作必要的编纂工作,他的精神对我们也具有很大的感染。顺着这一思路,我们查阅了王献唐先生题跋,发现两条有关的记载:一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十子诗略跋》:“此《十子诗略》之一,护叶後面十子名次及《乐圃集目》、集中批点,皆曲阜孔伯诚广栻先生手笔。……身後遗藏,十年前多为北平翰文斋购去。先後凡见四十馀种,其《微波榭遗书》、《通德遗书所见录》、孔氏说经稿底本,由余作介,仍归衍圣公家,馀则多为山东图书馆购藏。内以曲阜孔、颜各家诗文集钞本为多,类经伯诚先生订定编录,朱墨烂然,似当时欲编集付梓者。”二是《双行精舍书跋辑存藤梧馆金石题咏集录跋》:“右书为曲阜孔伯诚先生集录。……藤梧馆为先生书室,所著诗文均以是名署之,前见《海岱人文》先生集钞各书,板心多有藤梧馆三字。”从这两条跋文,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这部《海岱人文》是孔广栻所辑。过去定为王懿荣辑,是错误的。那么,这一错误是为何发生的呢?考《王文敏公年谱》,光绪十七年云:“公自本年始搜集《海岱人文》,九月,撰《海岱人文序》。”天津图书馆藏有王懿荣《海岱人文册目》稿本二册,经向该馆专家请教,系王懿荣所藏山东人书札、诗牋、闲帖等文献的目录。王懿荣收藏的山东人书札等文献,装裱成册子,题名《海岱人文》,所以这两本目录题作《海岱人文册目》。《册目》前有王懿荣自序,亦未提及孔广栻的《海岱人文》。可见王氏所辑《海岱人文》与孔广栻辑《海岱人文》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只是书名相同而已。前人误定孔广栻所辑《海岱人文》为王懿荣辑,当是循名失实所致。至于孔、王两书有无先後配合的关系,孔广栻辑《海岱人文》内容是否止於此,尚待进一步探讨。
在编纂《山东文献集成》过程中,我们时时感受到前人在搜集保护乡邦文献方面的苦心孤诣和卓越贡献。乾隆间德州学者宋弼,在与卢见曾合辑《国朝山左诗钞》後,又辑《山左明诗钞》,当时益都学者李文藻也参与了搜集工作。宋弼把《山左明诗钞》稿本交给卢见曾,希望卢氏刊刻行世。乾隆三十三年秋卢见曾获罪,被抄家,数十万卷藏书都堆在德州官府内。时宋弼官甘肃按察使,入觐途中死在洛阳。李文藻深恐此书就此湮没,第二年正月赶到德州,托人购买此书,花了三天时间,才从书堆中清理出该书的稿本三十五卷。可是未找到诗人小传。数日後,宋弼的灵柩从洛阳迎到德州。李文藻吊唁後,打开宋弼的行李箱,小传一册正在其中。延津剑合,盖出天意。这年秋李文藻得了广东恩平知县,就携带这部稿子南下广东。次年夏到任,入冬即着手校刻,使这部包括四百三十一人诗作的山东文献得以问世。
至于王献唐先生,几乎用一生心血搜集、保护、研究山东文献,他在古代史、金石文字、版本目录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愧一代宗师。抗日战争爆发,王献唐与屈万里、李义贵携带山东图书馆善本、文物,历尽千辛万苦,向後方迁徙,因资金匮乏,甚至讨饭,而所有图书文物丝毫无损。途经万里,时逾十载,一九五○年冬这批珍贵文献终于从四川运回山东,後来入藏山东省博物馆。其中山东先贤遗著稿本、钞本,未经刊行的,数量可观。我们这次影印的不少文献,就是王献唐先生带到四川又运回山东的,许多书上都留下了献唐先生的题跋,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山东文献的重要向导。在国破家亡,战火联绵的年代,王献唐先生辑印《山左先喆遗书》的计划难以实现。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受到高度重视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把这些珍贵文献影印出版。可是,如果没有前辈们的薪火传灯,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创造出这些文献。前人对于我们是这样,我们对于後人也应该是这样。保护和传承文献,实质上就是保护和传承古老的中华文明,这才是我们编纂出版《山东文献集成》的初衷。
《山东文献集成》的编纂出版工作,得到山东省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还得到山东大学、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师范大学、济南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负责编纂工作,山东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工作,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负责印刷工作,有关人员都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山东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
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分类: 娱乐休闲 >> 收藏
解析:
,《永乐大典》在书籍中可以称的上是庞然巨帙,每本《永乐大典》相当于现在普通书籍的两倍大小。要拿走一两本《永乐大典》而不被人发现,已经不是一件易事。如果要转移大量《永乐大典》,似乎更加困难。
那么,这些“偷书官”又是用什么方法将《永乐大典》偷出去的呢?据清人缪荃孙记载:翰林院的一些官员偷书伎俩极为巧妙。他们一般选择在冬天进行偷窃。
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带棉袍一件, 在身上,打成包袱形状如两本《永乐大典》大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一些官员也开始实施他们偷书的计划。他们的办法是将两本《大典》包入包袱里,却把原本包在包袱里的棉袍穿在身上。看守人员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晚上带包袱而去,也就不起疑心了。
据记载,光绪年间一位翰林侍读文廷式,一人就盗走100多本《永乐大典》。文廷式死后,这些书又被其后人出售,卖给洋人或者古董商。就这样,《永乐大典》就被大量流失出去。而且几经展转,无从寻觅这些被盗出的《永乐大典》的下落了。
目前,《永乐大典》散落在日本、英国、美国等几个国家。是什么原因将这些《永乐大典》远离祖国,流散到异域远邦呢?《永乐大典》的灾难源于国人说熟知的那段民族屈辱史。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文明古都烧杀掠抢。
翰林院座落在东交民巷,靠近使馆区,已经被沦为战场。那些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皇宫之外面世的古版书籍正在被大火一点一点的吞没,一些没有被焚烧的古籍被随意的抛在院子里,池塘中。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甚至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在这场灾难过后,《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仅存的数百册也散落世界各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翻开这历经几百年沧桑的《永乐大典》,专家们发现,这里收藏的所有《永乐大典》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从纸张看,这些《永乐大典》用的是嘉靖时期的皮纸,也叫白棉纸。而且,书后都注明了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姓名。所以,可以推断的是,这些《永乐大典》全都是明朝嘉靖时期的抄本。这就是说,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所有《永乐大典》都不是永乐年间编篆的。那么《永乐大典》除了永乐年间的这个版本之外,到底还有几个版本呢?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地库里,收藏有161册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从明成祖朱棣编写《永乐大典》至今,已经有600余年。在漫长的岁月中,《永乐大典》经历各种不幸遭遇,丢失了一万多册。目前全书仅有不足百分之四,400册左右的《永乐大典》流散在世界各地。然而,专家们发现,目前全世界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每本书的书后都注明了当时的重录官员,而这些官员全都是明朝嘉靖皇帝时期的官员。
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所有能见到的所有《永乐大典》都不是永乐年间编篆的。那么, 《永乐大典》除了永乐年间的这个版本之外,到底还有几个版本呢?据史书记载,《永乐大典》修成之后,明朝各代帝王中查阅过《永乐大典》的却寥寥可数。
明世宗嘉靖皇帝却是一个例外。继位于1521年的嘉靖皇帝在明朝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角色,在位45年,崇信道教,朝政昏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却似乎对《永乐大典》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与其他皇帝不同,嘉靖皇帝的案头常常放置了几册《永乐大典》以便随时翻阅。
一直以来,嘉靖皇帝很想将《永乐大典》重录一部,多次同大学士徐阶谈过。但这个想法都因为工程过于浩大,重录难度太高,而被搁置下来。嘉靖皇帝当然也应该非常清楚,要重录这样一部大型书籍,其难度可想而知。那么,又是什么事情让嘉靖皇帝下定决心,克服各种困难,开始重录《永乐大典》呢?
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皇宫发生大火,火势连绵。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受到威胁,情况非常危急。大火消息传来,让嘉靖皇帝感到最为担心的就是《永乐大典》的安全。他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令左右登上文楼督促抢救《永乐大典》。幸亏抢运及时,《永乐大典》才能逃过这次浩劫。嘉靖皇帝因此心有余悸,决心将《永乐大典》重新抄录一部,“两处收藏,以备不虞”。
大火之后的第五年秋天,工程浩大的重录工作正式开始。对于这样一部史无前例的大类书,重录官员选择了按照原本进行“对本抄写”这个最为简单也最为正确的方法。工作进行了整整六年,直到嘉靖皇帝去世,重录工作还在进行。新皇帝明穆宗继位之后,重录工作才得以完成。
据史书记载,重录的《永乐大典》的在内容、格式、装帧方面与原本如出一辙,令人叹为观止。此后,《永乐大典》便有了两个版本。现在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这就是说,国图收藏的所有《永乐大典》全都是明朝嘉靖时期的副本。
不仅如此,历史上被八国联军毁掠的是明嘉靖后期重抄的副本,流失海外和国内陆续搜集的残本也均为嘉靖重录副本或其抄本。而《永乐大典》的正本至今一卷也没有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这就是说,《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了!
11095册《永乐大典》正本已经彻底消失了几个世纪!《永乐大典》正本究竟何去何从?它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如果存在,它到底在哪?如果已经不存在于世界上,它又是什么时候,被谁,用什么方式毁灭的?对于正本的下落,为什么历代史书中不见任何准确记载?
围绕着《永乐大典》正本的是一个又一个讳莫如深的谜团,甚至有学者将之称为“中国书籍史上的最大疑案”。关于正本的第一种说法,毁于清乾清宫大火说。清朝末年的一位学者缪荃孙提出了这种看法。乾清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康熙八年重修。然而,我们目前所见的乾清宫并不是建成于这个年代,而是在1797年嘉庆二年之后重建的。重建的原因,正是因为嘉庆二年发生的一次大火,将整个乾清宫几乎彻底毁灭。
那么,《永乐大典》正本是否象缪荃孙所说,在当时藏于乾清宫,而且不幸毁于这场大火呢?张忱石对这种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乾隆九年至四十年间,清 曾对宫中藏书清理过,所有善本典籍全部集中在一起,编成了《天禄琳琅书目》。《永乐大典》是书籍中的庞然大物,又有一万多册,假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容易发现的,怎么可能不编入《天禄琳琅书目》?
无独有偶,史书中关于乾隆时期曾经大规模查访《永乐大典》的记载似乎也质疑了《永乐大典》正本毁于乾清宫大火的真实性。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时,因为要从《永乐大典》裒辑佚书,曾经在宫里宫外都查找过《永乐大典》。当时有人怀疑在康熙年间修书时,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宬翻阅此书,有可能取走查阅未能交回。于是乾隆下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两家查访。特别讲明《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取,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并不追究,但一本也没有找到。
假如当时正本存放在乾清宫,何必舍近求远,去江苏、浙江寻查副本呢?这样看来,既然正本毁于乾清宫大火的说法站不住脚,那么正本的失踪会不会早在清朝以前呢?
关于正本失踪的第二种说法是毁于明亡之际说,说穿了,就是被李自成焚毁了。崇祯十七年的3月, 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队攻占北京,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可是这种辉煌只维持了短短40天,吴三桂、多尔衮的满汉联军便击败了这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
4月29日,李自成即位称帝之后便匆匆撤离北京。他将怒火发泄在京城这些几百年的宫殿和城楼上,下令放火焚烧。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乱世,已经没有人会去顾及一部书的存在和命运。 《永乐大典》正本是否在此时无声无息的全部化为灰烬了呢?然而,在张忱石看来,这种说法也没有真凭实据
太多了贴不上了.
《周髀算经》
这十部算书,以《周髀算经》为最早,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据考证,它成书的年代当不晚于西汉后期(公元前一世纪)。《周髀算经》不仅是数学著作,更确切地说,它是讲述当时的一派天文学学说——“盖天说”的天文著作。就其中的数学内容来说,书中记载了用勾股定理来进行的天文计算,还有比较复杂的分数计算。当然不能说这两项算法都是到公元前一世纪才为人们所掌握,它仅仅说明在已经知道的资料中,《周髀算经》是比较早的记载。 对古代汉族数学的各个方面全面完整地进行叙述的是《九章算术》,它是十部算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它对以后古代数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正像古希腊欧几里得(约前330—前275)《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深刻的。在中国,它在一千几百年间被直接用作数学教育的教科书。它还影响到国外,朝鲜和日本也都曾拿它当作教科书。
《九章算术》,也不知道确实的作者是谁,只知道西汉早期的著名数学家张苍(前201—前152)、耿寿昌等人都曾经对它进行过增订删补。《汉书·艺文志》中没有《九章算术》的书名,但是有许商、杜忠二人所著的《算术》,因此有人推断其中或者也含有许、杜二人的工作。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早期古墓出土《算数书》书简,推算成书当比《九章算术》早一个半世纪以上,内容和《九章算术》极相类似,有些算题和《九章算术》算题文句也基本相同,
可见两书有某些继承关系。可以说《九章算术》是在长时期里经过多次修改逐渐形成的,虽然其中的某些算法可能早在西汉之前就已经有了。正如书名所反映的,全书共分九章,一共搜集了二百四十六个数学问题,连同每个问题的解法,分为九大类,每类算是一章。
从数学成就上看,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书中记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数四则运算和比例算法。书中还记载有解决各种面积和体积问题的算法以及利用勾股定理进行测量的各种问题。《九章算术》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代数方面,书中记载了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并且在这基础上有了求解一般一元二次方程(首项系数不是负)的数值解法。还有整整一章是讲述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的,这种解法实质上和中学里所讲的方法是一致的。这要比欧洲同类算法早出一千五百多年。在同一章中,还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记载了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法运算法则。
影响
《九章算术》不仅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影响还远及国外。在欧洲中世纪,《九章算术》中的某些算法,例如分数和比例,就有可能先传入印度再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再如“盈不足”(也可以算是一种一次内插法),在阿拉伯和欧洲早期的数学著作中,就被称作“中国算法”。作为一部世界科学名著,《九章算术》已经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
《孙子算经》
约成书于四、五世纪,作者生平和编写年代都不清楚。传本的《孙子算经》共三卷。卷上叙述算筹记数的纵横相间制度和筹算乘除法则,卷中举例说明筹算分数算法和筹算开平方法。
《孙子算经》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十进位值制记数的国家,春秋战国之际已普遍应用的筹算,即严格遵循了十进位值制。关于算筹记数法仅见的资料载于《孙子算经》。《孙子算经》三卷,成书年代约为公元4世纪,该书上卷是关于筹算法则的系统介绍,下卷则有著名的“物不知数”题,亦称“孙子问题”。卷下第31题,可谓是后世“鸡兔同笼”题的始祖,后来传到日本,变成“鹤龟算”。书中是这样叙述的:“今有鸡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鸡兔各几何?这四句话的意思是:有若干只鸡兔同在一个笼子里,从上面数,有35个头;从下面数,有94只脚。求笼中各有几只鸡和兔?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卷下第26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答曰:『二十三』”。《孙子算经》不但提供了答案,而且还给出了解法。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则进一步开创了对一次同余式理论的研究工作,推广“物不知数”的问题。德国数学家高斯﹝KF Gauss公元1777-1855年﹞于公元1801年出版的《算术探究》中明确地写出了上述定理。公元1852年,英国基督教士伟烈亚士﹝Alexander Wylie公元1815-1887年﹞将《孙子算经》“物不知数”问题的解法传到欧洲,公元1874年马蒂生﹝LMathiesen﹞指出孙子的解法符合高斯的定理,从而在西方的数学史里将这一个定理称为“中国的剩余定理”﹝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五曹算经》是一部为地方行政人员所写的应用算术书(作者不可详,有的认为其作者是甄鸾),全书分为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等五个项目,所以称为 “ 五曹 ” 算经。所讲问题的解法都浅显易懂,数字计算都尽可能地避免分数。 全书共收67个问题。它的著者和年代都没有记载。欧阳修《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有:「甄鸾《五曹算经》五卷」其它各书也有类似的记载。甄鸾是公元535-566年前后的人。
《五曹算经》此系南宋刊本《五曹算经》卷首书影,刻于南宋嘉定五年(一二一二年)。《五曹算经》是我国的一部数学古籍,作者是北周的甄鸾(字叔遵,河北无极人),他通晓天文历法,曾任司隶大夫、汉中郡守等职务。唐李淳风等曾为之作注。 《张邱建算经》的作者是张邱建,大约作于5世纪后期,里面有对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的应用问题,不有竺差级数问题,最著名的是提出了不定方程组 —— 百鸡问题,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其解灶。《夏侯阳算经》估计是北魏时代的作品。里面概括地叙述了乘除速算法则、分数法则,解释了 ” 法除 ” 、 “ 步除 ” 、 “ 约除 ” 、 “ 开平方 ” 、 “ 方立 ” 等法则,另外推广了十进小数的应用,全与表示法不同,计算结果有奇零时借用分、厘、毫、丝等长度单位名称表示文以下的十进小数。 「百鸡问题」是《张邱建算经》中的一个著名数学问题,它给出了由三个未知量的两个方程组成的不定方程组的解。百鸡问题是:「今有鸡翁一,值钱五;鸡母一,值钱三;鸡雏三,值钱一。凡百钱买鸡百只,问鸡翁母雏各几何。」依题意即解
自张邱建以後,中国数学家对百鸡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百鸡问题也几乎成了不定方程的代名词,从宋代到清代围绕百鸡问题的数学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王孝通撰《缉古算经》。唐武德八年(625)五月,王孝通撰《缉古算经》在长安成书,这是中国现存最早解三次方程的著作。
唐代立于学官的十部算经中,王孝通《缉古算经》是唯一的一部由唐代学者撰写的。王孝通主要活动于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他出身于平民,少年时期便开始潜心钻研数学,隋朝时以历算入仕,入唐后被留用,唐朝初年做过算学博士(亦称算历博士),后升任通直郎、太史丞。毕生从事数学和天文工作。唐武德六年(623),因行用的傅仁均《戊寅元历》推算日月食与实际天象不合,与吏部郎中祖孝孙受命研究傅仁均历存在的问题,武德九年(626)又与大理卿崔善为奉诏校勘傅仁均历,驳正术错三十余处,并付太史施行。王孝通所著《缉古算术》,被用作国子监算学馆数学教材,奉为数学经典,故后人称为《缉古算经》。全书一卷(新、旧《唐书》称四卷,但由于一卷的题数与王孝通自述相符,因此可能在卷次分法上有所不同)共二十题。第一题为推求月球赤纬度数,属于天文历法方面的计算问题,第二题至十四题是修造观象台、修筑堤坝、开挖沟渠,以及建造仓廪和地窖等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的施工计算问题,第十五至二十题是勾股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当时开凿运河、修筑长城和大规模城市建设等土木和水利工程施工计算的实际需要。 《缀术》是南北朝时期著名数学家祖冲之的著作。很可惜,这部书在唐宋之际公元十世纪前后失传了。宋人刊刻《算经十书》的时候就用当时找到的另一部算书《数术记遗》来充数。祖冲之的著名工作——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精确到第七位小数),记载在《隋书·律历志》中。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开始出版“经部”的《中国古藉善本书目》,是集录了全国各省、市、县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文献馆、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及所屑各研究所,其他科研单位等781个单位所藏古籍善本13万部,是我国目前收录善本书最为齐全的一部书目。全书分为经、史、子、集、丛五部分。各书著录了书名、卷数、编著注释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等。从本书目还可查知有关善本书的收藏单位。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书是北京图书馆编制的第六部馆藏善本书目,在一九五九年由赵万里、冀淑英先生主持编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选入善本的古籍一千余种,使总数达到12 000千种以上。这本书目继承了前五部书目在收录标准、版本考订、款目著录、编目体例、分类原则等方面的优良传统,纠正了一些以往著录的失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丛书类归于子部下,每种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板本、稽核、附注等项,于版本注明刻本活字本的行格字数,以供考订各书板本。北京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它所收藏的善本书在全国最为宏富,因此该书目对于我们了解古代文化遗产、整理利用古籍以及图书馆古籍、编目都有重要作用。本书后附书名和著者的四角号码索引,便于检索使用。
这两本书说不上谁好谁不好。他们都是我国珍贵的古籍善本书目录,只不过前者的范围要宽一点。
参考资料:
鲁迅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是鲁迅第一部小说,其中收集1981年至1922年间所写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14篇,原题是“自序”。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华盖集续编补编》(杂文集)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1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附集》(杂文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古籍序跋集》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补编》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清代著名考据大家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
唐
括地志
李泰
(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影印本
《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标点排印本
唐
元和郡县图志
李吉甫
中华书局1983年《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标点排印本(上下册)
唐
郡国志
阙
(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
唐
十道四蕃志
阙
(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
唐
诸道山河地名要略
阙
敦煌抄残卷,罗振玉收入《鸣沙石室佚书》
唐
贞元十道录
阙
敦煌抄残卷,罗振玉收入《鸣沙石室佚书》,仅存16行
宋
九域志
王存
《宋本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2004年影印本
《元丰九域志》,四川大学2003年《宋元地理志丛刊》本
《元丰九域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1册
《新定九域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6册
宋
太平寰宇记
乐史
中华书局2008年《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补全本(全9册)
四川大学2003年《宋元地理志丛刊》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9-470册(有阙文)
《太平寰宇记补阙》六卷,《续修四库全书》第585册
宋
舆地广记
欧阳忞
中华书局2003年《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上下册)
四川大学2003年《宋元地理志丛刊》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1册
宋
舆地纪胜
王象之
道光29年文选楼本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影印道光文选楼本(上中下册)
中华书局2003年《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影印道光文选楼本(全8册)
四川大学2003年《宋元地理志丛刊》本
《续修四库全书》第583册
宋
方舆胜览
祝穆
中华书局2003年《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标点排印本(上中下册)
四川大学2003年《宋元地理志丛刊》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1册
元
元一统志
孛兰肸
金毓黻辑《辽海丛书》本,1936年
《辽海丛书》本,辽沈书社1985年
《玄览堂丛书续集》,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年,
《玄览堂丛书续集》,台湾正中书局1985年
上海书店版《丛书集成续编》第47册
新文丰版《丛书集成续编》第226册
赵万里增辑本,中华书局1966年
四川大学2003年《宋元地理志丛刊》本
元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
刘应李
四川大学2003年《宋元地理志丛刊》本
明
寰宇通衢
官修
《续修四库全书》第586册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6册
明
寰宇通志
陈循
《玄览堂丛书续集》,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年,
《玄览堂丛书续集》,台湾正中书局1985年
明
大明一统志
李贤
《天下一统志》,万历间万寿堂刻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2-473册
台湾文海1965年影印本
三秦1990年影印天顺五年司礼监本
明
大明一统名胜志
曹学佺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7-170册
明
皇明一统纪要
顾充
早稻田大学藏万历元年原版
明
皇舆考
张天复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7册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6册
明
广舆记
陆应阳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3册
明
方舆胜略
程百二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1册
明
广志绎
王士性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1册
明
郡县释名
郭子章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6-167册
明
目营小辑
陆化熙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7册
明
寰宇分合志
徐枢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册
清
康熙大清一统志
蒋廷锡等
有电子版
清
乾隆大清一统志
和珅等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4-483册
清
嘉庆大清一统志
穆彰阿等
《四部丛刊续编》
《续修四库全书》第598-612册
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
上海古籍2008年影印本
清
肇域志
顾炎武
《续修四库全书》第586册
上海古籍2004年
清
天下郡国利病书
顾炎武
《四部丛刊三编》
《续修四库全书》第586-595册
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
清
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
《续修四库全书》第595-597册
中华书局2005年《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全12册)
清
乾隆府厅州县图志
洪亮吉
光绪5年授经堂本
《续修四库全书》第613-624册
清
方舆考证
许鸿磐
民国华鉴阁本
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线装本
清
新斠注地理志集释
钱坫
原版,日本早稻田大学
清
历代地理沿革图
马徵麟
原版,日本早稻田大学
本文2023-08-04 02:52:05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yizhai.net/article/57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