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 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汉成帝时期校书，诞生目录文献《别录》。社会发展，战乱不断，造成史书大量增加，其数量足当“诗，兵，技，术”类图书之和，故，保留经子，增史，并上述四类

《别录》的分类体系从校书的分工来看很可能已分成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大类及总序辑略共七略，之后的《汉书艺文志》沿袭七略的六分法。至西晋荀勖，则开创我国最早的四部分类书目《晋中经新簿》，总括群书分为甲乙丙丁部。

将六艺略分为甲部，后世改称经部；诸子、兵书、数术三略合为乙部，后称子部；而这时史书数量已多，所以丙部将分在六艺略春秋里的史书独立出来，后为史部；丁部则为诗赋图赞，传为集部。东晋时期李充根据新簿编撰《晋元帝四部书目》，将史书提升到乙部，诸子列到丙部，确定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四库全书的诞生:

最后在清朝编辑我国古代最大一部丛书《四库全书》时，将编辑过程中撰写古籍提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汇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便是经史子集分类法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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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地域，刻书者、刻版形体及印刷技术的不同，产生了许多型式各异的刻本。从时代上区别的有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刻本；因地域不同，有浙本（浙江地区刻本）、闽本（福建地区刻本，因以建宁府建安、建阳两县为中心，故又称建本）、蜀本（四川地区刻本）、平水本（山西平水刻本）等，具体又分为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等；按照书籍刻印的主体又分为官刻本（我国古代政府各机关雕版印行的书籍）、家刻本、坊刻本（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官刻本因所刻单位不同分监本、经厂本、藩府本、书院本以及各种名称的刻本，比如宋有崇文院本、秘书监本、茶盐司本、安抚使本、转运使本、仓台本、计台本、漕院本、公使库本、郡斋本、太医局本等。

坊刻和家刻都是私人刻书；从刻版形体上来区别的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黑口本、白口本、十行本、八行本、影刻本（又称影刊，其方法是先照原书影摹，然后在版上雕）、巾箱本（版本较小的古书，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策；因该书型特小可装在巾箱里，极便携带，故名）等；从印刷技术上区别的有写刻、朱墨印、几色套印等，因版印技术不同,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

因版刻印的早晚不同，有初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按书籍流通情况又有通行本、旧刻本、残本、善本、孤本等分别。刻本的出现和流通对保存、传播祖国文化遗产起了极大作用。

这套丛书无论是在选目还是在整理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特色。从选目上来说，全而见精，勾勒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概貌。丛书100种，以朝代论，大致为唐前15种，唐30种，宋20种，元明15种，清20种；以文体论，总集3种，文论2种，笔记、小说2种，戏曲2种，词集4种，余均为诗文别集。从整理方式来看，有标点、校点、校笺、笺注、校注、集注、集释等。其中笺注、笺校、集注、集释的占三分之二，多为今人所撰，也有前人旧注。传世佳注者尽量保留，仅作标点，如《文选》唐李善注、《王右丞集》清赵殿成笺注、《杜诗镜铨》清杨伦笺注、《李长吉歌诗》清王琦等三家评注、《樊川诗集》清冯集梧注、《玉溪生诗集》清冯浩笺注、《温飞卿诗集》清曾益等笺注、苏轼诗清冯应榴辑注、黄庭坚诗宋任渊注等。宋以前的诗文集前人无注或简注者，多请当代古典文学名家和史家予以笺注或集注，如高亨的《诗经今注》、汤炳正的《楚辞今注》、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詹锳的《文心雕龙义证》、瞿蜕园的《刘禹锡集笺证》、瞿蜕园等的《李白集校注》、朱金城的《白居易集笺校》、朱东润的《梅尧臣集编年校注》、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夏承焘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钱伯城的《袁宏道集笺校》、王蘧常的《顾亭林诗集汇注》等。这些作者都是他们所研究的领域的一流学者，不少是大师和****，他们的这些古籍整理著作都反映了他们的治学成果，有的凝聚了他们毕生的心血，代表了一个时期研究的最高水平，也因此获得了学术界和读者的好评。如钱仲联先生的《剑南诗稿校注》获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获1994年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1991年首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瞿蜕园先生的《刘禹锡集笺注》、曹融南的《谢宣城集校注》和邵海清校、李梦生笺的《忠雅堂集校笺》分获1991年首届、1992年第二届、1994年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

《书目答问》是张之洞撰写的一本举要性目承书。《书目答问》一书，是作者因诸生不知“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而为其开列的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指示门径的导读目录（一说系张委托缪荃孙代撰）。收录者多为重要书籍，所选版本亦从当时习见者中取其不缺少误者为主，而不追求所谓的宋椠元刊。

全书共5卷，收书2200余种。所收图书都经过精心选择，较注重收录清后期的学术著作和科技图书。按经、史、子、集、丛书5部分类编排，大类之下再设小类，同类书按时代先后排列。著录书名、作者姓名(当世作者只记“今人”)、版本等。版本以当世习见为主。重要图书还撰有按语，指明阅读方法。书后附《别录》和《清朝著述诸家姓名略》。

在多数人的意识里，凡名胜古迹、文化遗产、鼎彝器物、版本书籍、书法字画等，其产生的时代愈早就愈受人们珍重，原因很简单，通常情况下，时代越久远，传世越珍罕，历史文物价值当然也就越高，但时代“早”与“晚”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不同时代的人恐怕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我们主张既要回望历史，把握时代早晚的尺度；也要展望未来，预留后人品评历史时代的空间。

　　在多数人的意识里，“物以稀为贵”，但“少”也没有绝对的标准。除了“惟一”可以算是绝对地“少”之外，恐怕谁也难以说出少的标准数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既不能忽略罕传孤行本所具备的特殊价值，也不因存世尚多而漠视某些典籍固有的珍贵品质。

　　就古籍而言，其价值既包括文物价值、版本价值，也包括文献价值（学术、资料价值）。其中文物价值已包含在前述时代早晚标准中。文献价值是就书的内容而言的，在中国现存古籍中，除极少数荒诞、迷信、**等糟粕性的古籍因无或缺乏学术、资料价值而无须选录外，其余大多数典籍在甄选时不必过多在文献价值上煞费苦心。惟有版本价值才是《名录》甄选时必须着重考虑的要素。早期产生的典籍版本，因其历史文物价值高，甄选时并不太费周折。晚出之本，则要看其所从出；看其刻前是否经过重新整理；是否经过严格校勘；看其是否为初刻；看其是否经过名人批校题跋。一句话，版本价值是甄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重要考核内容，甄选难度也就在这里。

　　经：经书，指儒家经典著作；史：史书，即正史；子：先秦百家著作，宗教；集：文集，即诗词汇编。泛指我国古代典籍。出处：《新唐书·艺文志一》：“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示例：就从妹子说一句书，无论～，大家都顶针续麻依次接下去。 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七十八回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一些大型的古籍丛书往往囊括四部，并用以命名，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可见四部分类对古籍的重要意义。

　　《楚辞》属于集。

　　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

“经史子集”是我国古代读书人对经典的分类法。

“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书》、《白虎通》等。

“史”是指历史典籍，如《史书》、《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

“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如《荀子》、《老子》、《庄子》、《论衡》等。

“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如《乐府诗集》、《古诗集》、《全唐诗》、《古文观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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