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初期，溥仪等人还住在故宫里。按照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商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等人还居住在故宫。民国政府每年拨发400万两白银，供溥仪等人日常使用。

照说，这400万两白银也是一笔巨款，完全足够溥仪等人开支。然而，溥仪等人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而且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吃紧，经常不能按期交付“清室优待费”，所以常常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在出国留洋的引诱下，也为自己留好后路以防不测，他开始了监守自盗的行径。

但是，毕竟是做贼心虚，不敢公然将紫禁城所珍藏的国宝毫无顾忌地公开运往宫廷之外，于是，他挖空心思，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既要将宫中宝物盗出宫外，又不至于露马脚。采取的是以“赏赐”溥杰为名的手法，使得盗运国宝的行径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恰值溥杰在宫中“伴读”，每天均要出入紫禁城，为他们的盗运之举提供了作案的方便条件。

从1922年9月4日正式开始“赏赐”。他们把盗运的目标首先放在宋、元版珍贵善本书上。

溥仪在盗运善本书得手之后，便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了历代的法书名画上，因为溥仪深知这些名迹的珍贵程度。可以这样说，溥仪对书画等艺术品还是颇有兴趣的，这主要是受其客观的政治环境所致。溥仪在逊位后的12年间，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关上家门做皇帝”，既无军国大事，亦无朝政过问。溥仪无事可为，便要找点事情做一做，于是便开始了对宫中珍藏的历代书法名画的清理和鉴赏。

清代自嘉庆以来，国事多故，也开始走上了衰弱之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朝的皇帝已被内忧外患的国事搅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他们本不感兴趣的书法艺术，真令人怀疑他们对宫中历代名迹从未展阅过。对此，溥仪的回忆是最好的说明：“我16岁那年(1921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房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到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一库。”

所以在宫中的书画藏品中也就看不到嘉庆之后诸位皇帝的鉴赏印记，倒是末代皇帝薄仪令罗振玉篆了“宣统御览”、“无逸斋精鉴玺”的印文，交由王福厂刻成，再令清理、鉴赏字画的大臣们将其钤在书画作品原件之上，与其说溥仪当时有什么鉴赏才能，倒不如说他怀有一种不可告人的意图，促使其如此所为的。

意图之一便是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因为早在乾隆九年(1744年)即对清宫书画藏品进行了第一次鉴定整理工作。以所贮宫殿为序，按书、画册、卷轴分类，逐件鉴定，区分上等、次等，用千字文编号，分详简逐一著录；上等品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外，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清鉴玺”、“宜子孙三印”，称“五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进行了第二次鉴定整理工作，鉴藏的印迹除原来“五玺"和贮藏宫殿印记外，加钤“石渠重编”和“石渠定鉴”，称“七玺”，乾隆逊位后，又添钤“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耋之宝"等大玺。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进行了第三次鉴定，所钤嘉庆诸鉴藏印亦仿乾隆五玺、七玺格式。

溥仪觉得既然列祖列宗都已钤玺盖印，他便效仿着也堂而皇之地盖上自己的鉴赏章。

意图之二是简洁而明确，摸清底数，以便“赏赐”为盗运出宫作准备。

清宫所藏的法书名画，主要分贮在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等处。

宫中的书画，立轴有锦套，册页有绫锦包袱，手卷也有为宅专制的淡黄或淡青花绫包袱，白软缎作裹，上面钤印墨色所报书画的品名、作者的姓名、年代，以及评定等级在内，每件均为专用，不得混淆。除此而外，每件作品都定制有白玉撇子，正面浮雕图案，裹刻品名，并填赤金，文字与包袱皮裹一致。每件书画都有楠木匣盛装，其长短大小是根据书画本身的体积订做的。各处收藏的书画原先用的事大立柜，多为紫檀制成，有的高达屋顶，存放相当方便，提取也不太费事。另外，每件书画品名上加一个编号，提取时按号查找柜架。在溥仪的“赏赐”目录中绝大多数的作品都记有字号，最多的为“静”字号，次为虽列号而缺编字的，再次为“永”字号、“长”字号、“海”字号。

虽然神武门、北上门等出入紫禁城的大门仍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把守，但溥仪觉得这还是不能对他实施盗运书画的计划构成威胁，因为成功地运出善本书的行动，一直在对他起着打气鼓劲的心理作用。既然善本书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运出宫，那书画的盗运又有何难呢

溥仪仍然是仿照盗走善本书的办法，首先选择手卷的册页，因为它的体积较小，看起来不显眼，不至于引起警卫的注意，较容易蒙混过关。同时一向由太监携带的黄绞袱出出进进，跟着溥杰一道，值勤的人员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也就不予理睬也懒于过问，于是就听之任之，畅通无阻了。

溥仪第一次“赏赐”给溥杰的书画竟达10件。从同年12月9日起，他们见守门的警卫马马虎虎、麻痹大意，形同虚设一般。于是他们便乘机增加了每次盗运的件数。15件，20件，25件，贼胆越来越大，简直是肆无忌惮。12月27日的“赏赐"，一次竟高达30件，其中包括：(明)唐寅《野航雨景》、(元)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宋)马远《溪山秋爽图》、(宋)赵伯驹《蓬瀛仙鹤图》、(明)文征明《赤壁赋图》、(明)仇英《五百罗汉图》、(元)黄公望《溪山无尽图》。

1923年1月5日后的“赏赐”中，有好几次竟达到35件之多。就是用这种逐次递增，分批盗运的方法，溥杰、溥佳这两位“皇帝”的伴读几乎每天从紫禁城回去，都带走几大包书法名画。开始还是几天分两次来“赏”，随后干脆就一次“赏”出，其真正的企图就是要把宫内这一批书法名画全部盗出。

由此可知，溥仪在他的所进行的“赏赐”活动中也在采取多方面手法，不但是掩耳盗铃欺骗自己，更为狠毒的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消灭罪证，不列入清单，撕去原来的伪装，变本加厉、无所顾忌，暗中窃取，连负责管理看守的太监们也被蒙混过去，留下的只能是一笔整理不清的糊涂账。

溥仪盗运国宝的计划绝非仅限于法书名画卷册部分，他是要把故宫中能盗运的国宝全部偷出宫外，据为己有。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不断的“赏赐”，原藏的书画卷子，已基本上被洗劫一空，至于册子，所剩下的也十分有限，仅有画轴还没有动手。这些未动的画轴和极小部分的册页，并非是溥仪一伙“良心”发现而舍不得动手，而是客观上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具体困难，主要是画轴的体积太大，有的还太长，无法进行包裹，明晃晃地往外拿又唯恐露马脚。正在研究安全又保险的新的盗运方法之时，就遇上动荡的政治时局和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剧变。

1924年，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把贿选出的“大总统”曹锟软禁在故宫武英殿后侧的“延庆楼”，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已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改编，并加强了对紫禁城的兵力和监护。在这种形势之下，溥仪原拟的密谋计划，显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所以说，是时局的突变迫使溥仪等有所收敛，暂时停止了盗运活动。只要时局再变，来了可乘之机，溥仪他们还会想出新的花招，直到把所有的书轴盗尽为止，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精品的珍贵程度，用言语是难于表达，更是无法估价的，其中有东晋王羲之《破羌帖》、《曹娥碑》、《二谢帖》，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唐玄宗李隆基《毛应佺知恤诏》的亲笔墨迹，宋徽宗赵佶《后赤壁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亲笔原稿等等。在绘画方面，有东晋顾恺之《洛神图》、《列女仁智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阎立本的《职贡图》、《步撵图》，宋李公麟《女史箴》、《九歌图》、宋代马远、夏圭以及马麟各自画的《长江万里图》等。

至于溥仪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珍宝、古玩、金银器皿则无记载，但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从后来的流散情况看，数量也不少。溥仪的堂弟溥佳幼年时曾作为溥仪的英文伴读，经常出入宫禁，他曾回忆说：“溥仪出宫的前两天，我们趁养心殿无人的时候，从保险柜里取出些便于携带的珍珠手串等物，分装在两个小手提箱内，准备带出宫去。”

溥仪从小就喜欢玉器，见得多自然也就对玉器有一定的鉴赏水平，溥仪从北京故宫盗运的珠宝翠玉中以玉饰为最精，价值也很昂贵，其中玻璃翠玉有许多，大小形状不等，都是难得的珍品，还有重几十克的金刚宝石、印尼产猫眼石、红宝石、翡翠等等珍宝。

1924年11月5日，溥仪带着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以携带生活用品、首饰为名带着部分珠宝玉器，乘坐着民国政府准备的 汽车 ，由鹿钟麟、张璧陪同，驶出紫禁城，到达前北海沿的醇亲王府他的生父载沣家。溥仪看到王府门前及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军士兵，就径直向王府走去。此时溥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无人知晓，人们只是看到他紧紧地闭着嘴，神情严肃沮丧，带有一丝无以名状的失落感。但失落之中仍有几分欣慰之色。原来溥仪想到了他和溥杰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奇珍异宝，虽然曾在醇亲王府内集中存放一段时间，但庆幸的是已全都转移到天津日租界那个安全所在，这就足以保证他一生的荣华富贵。

溥仪盗出的国宝是怎样运到天津的

溥仪、溥杰等从北京故宫盗出的国宝，在醇王府内集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便全部转移到天津的租界内。对此溥仪的堂弟也是他的宫中伴读盗运国宝的局内人溥佳的一段自述所言所据：

因为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租界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

这批国宝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铁路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路166号楼内。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作溥仪将来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所以认为去天津居住最为相宜，可以说是有恃而无恐。

1925年2月23日，溥仪来到天津，不久便将戈登路所存全部国宝移到张园，后又移到静园。

存放在天津的国宝是如何运往长春的

后来，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帝宝座表面上坐稳之后，当然不会忘记他在天津所收藏的那批国宝，这是他在经济上最大的寄托和所拥有的无价财富。运不运到伪满洲国来即便是运又是怎么个运法在天津有他父亲载沣以及若干亲信看守着这批珍宝，又有日本警察署为之撑腰，当然不会出现什么差错。运到“新京”来，放在溥仪的身边，心里总会平稳些，但运来之后又怕发生意外，日本人会不会打这批国宝的主意呢

正当溥仪还在犹豫打着他的小算盘之时，日本人早已对此确定了既定方针。因为日本人对这批国宝的重视程度毫不逊于溥仪，将其全部运到长春，更有利于对溥仪的全面控制，尽管放在天津日租界相对来讲亦可说是掌中之物，但总有一种鞭长莫及之感。日本人又何尝不觊觎这大量的国宝，一到时机成熟，任何时候都可成为囊中之物。

“皇帝御用挂”吉冈安直按照日本关东军指令对溥仪提及此事时说：“务必把那一大批书画文物从天津运到‘新京'的‘宫内府'来。否则将有人这样想：‘满洲国皇帝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不存放在满洲国内，而偏偏要放在满洲国国土以外的天津'这很可能使人怀疑你仍要回天津去住!”在此威胁之下，溥仪乖乖地将存放在天津的书画文物分批运到了长春伪皇宫。

1936年6月中旬，溥仪传谕，命在天津清室办事处留守的族人溥修护送第一批国宝来“新京"。溥修奉谕将手卷40件分装成2箱，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运到了伪皇宫。

这些国宝的运送过程相当严密，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十分稳妥。首先由溥仪派到天津的贴身侍卫官存耆与天津清室办事处的溥修等人当面按物品详册逐箱逐件点收签封，然后由在天津的日本赤帽社“外加装置，以期沿路装卸周全”。运输则由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直接负责，商妥铁道司令部挂车一辆，并派日本宪兵沿途保护直送“新京”的伪皇宫。

溥仪在天津期间清宫法书名画的存藏、散失与转移

中国 历史 上曾经发生了数次令人惨痛的法书名画大散失和浩劫。表面上看，发生的原因莫不与朝代的治乱、战乱或衰亡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如果我们透过那些 历史 现象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原来最高统治者的“一己之私”才是最有力的“推手”。南北朝时聚名画法书和典籍二十四万卷而付之一炬的梁元帝萧绎如此，中国 历史 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是更为甚者。溥仪在北京紫禁城的“小朝廷”**清宫内府的珍宝并秘密运往天津，以及在天津期间为满足自己无度的挥霍和在日本租界的“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对视为己有的清宫珍宝肆意变卖抵押，就是有力的明证。

说到溥仪在天津时期内府珍宝的存藏、散失与转移，就不能不提及当时的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在他出逃至天津的三年前，也就是1922年前后的北京“小朝廷”时，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把以赏赐溥杰为名盗出的法书名画和古籍就源源不断地运至天津，存在于这所楼内。

为什么溥仪要在天津买房以存藏盗运出来的内府珍宝呢一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离京也只有一百多公里。北京发生的事在天津几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再说在天津“写剧本"到北京去“唱戏”(此处指溥仪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搞复辟)也是十分便利的事儿。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政客、军阀都曾在天津做过寓公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因素就是盗运出宫的珍宝的安全问题， 天津是中国国内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 ，当时一共有英、美、德，日、俄、意等九国租界。其中英租界势力最大。当时，溥仪及其“小朝廷”与日本人可能尚无实质性的接触。因此，载涛受命到天津买房也就选择了旧属英租界的天津戈登路即13号路166号楼，依仗英帝国势力为之保镖。天津的楼房购置妥当，**珍宝的准备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于是，唯恐迟则生变的溥仪在1922年正式开始“赏赐”，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之机，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地运出了紫禁城，待积至七八十箱之后，再由溥佳出马奔走，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运至天津英租界所置楼房中，秘密地藏起来。

溥仪潜逃至天津后珍宝的存藏与转移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内府的庋（guǐ）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基本上把历来流传下来的名迹罗致到手，总数在万件以上，唐宋元的法书名画近两千件，明代作品亦存两千件左右。

溥仪在天津期间存藏的珍宝大致分为法书名画、善本书籍和珠宝翠玉三个部分。法书名画和善本书籍都是体积并不显眼，方便溥杰、溥佳用书包或包袱携出而不致引起警卫注意之类。其中法书名画的盗出，首先选择的是手卷和册页，其次是那些体积较小、类似手卷而不带轴头的挂轴(条)字画。这两个部分具体数量难以准确估计。

从所谓“清室善后委员会”统溥仪“赏赐”的“清单”编印出来的一本小册子《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可知从1924年9月28日起至12月12日止，前后两个半月以上的时间，溥仪通过“赏赐”溥杰、溥佳共盗出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之多。加起来共是1353件，是清内府庋（guǐ）藏晋唐宋元明法书名画4000件左右的近一半。这样的统计可能并不符合当时溥仪所盗出宫外的书画手卷册页的真实数量。因为在“赏赐”清单之外，还有不少隋唐宋元的国宝名品根本没有登记在清单之上。这种情况是在后来清理过程中才逐渐了解到的。

当时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七月三十一日点查养心殿至吕字五二四号时，所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收到单”各为一束，认为两者“大体符合”的看法，说明“赏溥杰单”和“收到单”上的法书名画的数量与在“赏赐”手段上采取多面手法盗出而不列入清单的法书名画的实际数量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原因在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们毕竟都是溥仪的旧时臣工。当他们发现溥仪“赏赐”的清单时，既未报请共和政府声讨追回，亦未能着手彻底清理点查以弄清到底“赏”出多少。可能他们略作清点就对溥仪盗出书画心知肚明，却宁愿“相信”一纸清单，走走过场例行公事。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得出两者“完全符合”的结论呢

“大体符合”是颇有意味的一种看法，联系到给出这种看法的人就更值得玩味了。“大体符合”在这里可能包含着两种意思：一是数量确是相当，相差无多；二是数量极不相符，相差可能数十件或数百件之多。相差数十百件之多，在中国历代传世的浩如烟海的名家书画作品中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清内府4000件左右的法书名画的庋（guǐ）藏数量上，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溥仪的“赏赐"原本就是蓄谋已久的暗中窃取，手段必是多面的，“赏赐”只是其中的一种主要途径，因此，我以为在当时的时局和形势下，在当时的时代风气层面上，“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旧时臣工们给出“大体符合”四个字是无可奈何而例行公事的话；对 历史 而言，对后人而言，则无疑是骗人的鬼话。

盗出宫的宋版书的数量，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所云“二百种上下”，应是有二百个种类的宋版书籍，既有可能是二百本左右，也有可能略大出这个数目。至于珠宝翠玉的件数则可能要多得多。

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的臣工们想盗窃的内府珍宝原本远不止这些。直奉战争的爆发阻碍了他在进行中的计划。1924年11月直系军中的冯玉祥将军进军北京，幽禁“大总统”曹锟，改编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并命令部下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五日突然闯入紫禁城撵走了溥仪，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复存在，《清室优待条件》也到此取消。溥仪窃取宫中法书名画的计划由此中断。20多天后，他由其父的醇亲王府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随后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数月之后于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保卫”之下，潜逃至天津，又在日本租界的张彪私宅张园那里安顿下来，作为逊位皇帝的“新宫”，还成立了所谓“清室办事处”，北京的皇室中人轮流到天津当差，又形成一个“小朝廷”。

原来存藏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戈登路)166号楼内的宫中珍宝便搬到了张园。这次转移在总的箱数和珍宝的件数上应该是原存放在英租界13号路楼内的数量，不会减少，相反应增加了溥仪潜逃至天津时随身携带的一些珠宝翠玉之类的东西。但由张园迁往静园时数量究竟减了多少，尚不得而知。在静园存放了近7年的这批清宫珍宝1932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运至长春伪皇宫，但已不到70箱了。“几十种”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的变卖、抵押或赏赐，以及一些珠宝玉器等的售出和抵押、转移到长春的清宫珍宝自然就减少了。但真正的清宫珍宝的浩劫还在后头，这仅仅是我国历代法书名画的又一次浩劫的前奏。

溥仪留津期间珍宝的变卖、抵押和散失

溥仪潜逃到天津后，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卵翼下依然过者“小朝廷”的尊荣豪奢的生活。巨大的财源仍满足不了“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和他无度的挥霍，便开始通过身边的陈宝琛等人或宝熙，郑孝胥等旧日臣工，把视为其私人财物的贵重书画作为商品卖给殖民者和古玩商，换取大量的金钱。

溥仪在天津的数年中，究竟变卖抵押了多少件法书名画，无案可稽，很难摸清底细。但在天津期间售出的大概有：

(1)王献之《中秋帖》、(2)王珂《伯远帖》。这两件黑迹乃清乾隆皇帝弘历“三希堂"中之“二希”。据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中说到这两件法书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不知何时归原为琉璃厂古玩商人，曾做过袁世凯的总务局长，后从事银行业务的郭世五，新中国建立前夕一度为财阀宋子文据有，后又退还郭氏。

(3)北宋李公麟《五马图》。为李公麟传世之代表作，每段有同时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题诗。流传有绪，屡经名家递藏和著录。极具 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极具 历史 和艺术地位。在天津售出后一直在日本私人手中秘藏。

(4)传为北宋李公麟《潇湘卧游图》。为日本菊池惺堂所藏。

(5)南宋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原流往日本，可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购得。

(6)南宋郑思肖《墨兰图》。此卷有元明人诸多诗题。入明为诸家递藏，清初为宋荦（luò）珍秘。郑思肖开元明之花写意之先声，传世作品绝少，此卷集诗书画荟萃于一卷之中，益以元明清名家诗题，极为珍贵。为日本人阿部房次郎所得。

(7)南宋李嵩《西湖图》。此卷乃《佚目》外之物。原藏家为上海庞莱臣，现藏上海博物馆。

(8)金人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此乃王庭筠传世孤本。风格上继承苏轼、米芾墨戏之笔，下开元代文人画之先声，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9)元赵孟頫《滦菊图》。赵孟頫的人、马、山水之作较为常见，唯花卉绝少，尤以写菊确为仅见。此图对全面研究赵氏技法，以及赵氏花卉如何继承并发扬传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0)元张渥《九歌图》。《石渠宝笈三编》著录。

(11)元黄子久《江山胜景图》。

(12)元王冕《梅花图》。

(13)元赵奕书《梅花诗》。《石渠宝笈》著录，山本梯二郎所藏。

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14)元马琬《幽居图》。清代著录颇多，卷后有日本内藤虎题跋云“近年由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又据胡嗣瑷《直庐日记》手稿(辽宁省图书馆藏)，得知当时美国人购去三件，未记录时代、作者和图名。该美国人在购画过程中，与英国教习合谋想骗走的李成《寒林图》、《茂林远岫图》以及燕文贵《溪风图》等六件，后在日本使馆的干预下得以归还。

天津博物馆现藏清宫内府书画作品有：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南宋赵孟坚《水仙》卷；明项圣谟《且听寒响图》卷等近30件。这近30件清宫内府书画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的，有一部分则是后来回流到天津，被天津藏家所购买。其中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天津藏家通过设在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所购买。

溥仪在天津期间变卖抵押的除了法书名画之外，还有珠宝翠玉及瓷器等。但其中的许多抵押品与他在北京“小朝廷”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有关，有些抵押品则不是从宫中盗出之物。1922年溥仪大婚前后，清室为了筹措大婚经费以及拟赴欧旅费，甚至赈济日本地震灾民费用，曾将清宫珍藏的书画、瓷器、玉器抵押给盐业银行。

1924年5月31日经溥仪岳父荣源和内务府大臣绍英、耆（ qí ）龄与北京盐业银行80万银元抵押贷款。第一批乾隆五十五年铸制的16枚金编钟，第二批抵押是金宝、金册、金塔等金器，期限一年。溥仪出宫后无力偿还，一部分金器已熔毁，金编钟1932年运至天津盐业银行。其他抵押品玉器、瓷器也有运津行保管的。天津盐业银行与北京盐业银行关系密切，1928年盐业银行总行一度设在天津，因此溥仪存放在盐业银行抵押品，过期后就又可能变卖或处理。天津博物馆现藏的一对碧玉提梁卤(高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十分精美和珍贵，极可能是溥仪在津期间放在天津盐业银行的抵押品。

溥仪在津期间所散失的珍宝还包括他赏给近侍的一些东西。如他为酬答其师傅陈宝琛之外甥刘骏业而赏赐给刘骏业的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像图卷》(此件归刘氏不久即归华北伪政权头目梁鸿志所有。随后转售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得)和《步辇图卷》，五代阮郜传世孤本《阆苑女仙图卷》三卷。当时还酬有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一卷等。从以上作品的 历史 性和艺术性来看，它们无疑是极具价值的瑰宝。当然，溥仪的酬答如此“丰盛”，与他当时也许并不了解这一点有关。所幸保管《步辇图卷》、《阆苑女仙图卷》的主人，没有转售给外人，解放后捐献给人民政府，后归故宫博物院庋（guǐ）藏。这也实属一场大不幸中的万幸了!

1924年11月25日，清朝逊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由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与社会名流代表李煜瀛一起执行。

（溥仪旧照）

随后，溥仪按照鹿钟麟等人提出的要求，交出了两方印玺，一方为“皇帝之宝”，另一方是“宣统之宝”，失魂落魄地离开了紫禁城，来到了什刹海甘石桥边的醇亲王府，接受民国政府的监管。

由于事发突然，溥仪都没来得及收拾金银细软，更不曾携带皇宫里任何的奇珍异宝，甚至都连换洗的衣物都没有，就身无一物地被“请出”了皇宫。

但是，溥仪的棉衣里，却藏着他常年不离身的一件宝贝，那就是田黄三链印章。

那么，为什么溥仪偏偏对这件宝贝情有独钟呢？

（田黄三链印章）

一、这套印章十分名贵。

田黄三链印章是由有着“石中帝王”之称的田黄石雕刻而成。这种珍贵的石头，产自福州市寿山乡“寿山溪”两旁之水稻田底下，呈金**，是大名鼎鼎的寿山石中的珍品。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福建寿山的一块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田中，才出产田黄石。

田黄石的色泽温润柔美，材质肌理细腻，在软质雕刻石中属绝佳上品。

传说田黄石是女娲补天时遗留在人间的宝石，是凤凰蛋所变，因此，田黄石也被称作“万石中之王”“帝石”。

古代人把田黄石视作雕刻印玺的最佳材质，所以，田黄石又有着“印石之王”的美誉，其价值甚至超过了黄金，民间有“一两田黄三两金”的说法。

如此名贵的田黄石，自然也得到了清朝历代帝王的喜爱。据说咸丰帝临终时，赐予慈禧的一方御玺，就是田黄石所制。

但是，如果要说田黄印章的翘楚，那就莫过于溥仪带出宫的这套三链印章了。

这套印章正是乾隆的玉玺，它由两块方印，和一块圆印以及一根链条组成。左边的正方形印章高1厘米，边长26厘米，印文“乾隆宸翰”。中间椭圆形印章高1厘米，直径约3厘米，印文“乐天”。右边一枚和左边的形状大小相同，印文“惟精惟一”。

“乐天”取自《周易·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寓意能洞悉宇宙的法则，知晓生命的道理。乾隆借此传达，他希望也可以像普通人一样乐天知命，与民同乐。

“惟精惟一”出自《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乾隆借此表达其治国理政的理念。他认为，为君之道应“精一”兼执，修行己身。

整套印章由一整块田黄石雕刻而成。这块重达25公斤的原石，是在康熙年间被发现了后进贡到宫里的。在库房里尘封了近百年，直到乾隆当上太上皇后，要刻一方印章，才被选出来雕刻而成。

乾隆一生拥有各种材质的公私宝玺多达1800多方，而这套三链章印玺，是其中最为名贵的。虽然它使用起来极为不便，稍有不慎就有损坏的危险，但这也丝毫没有影响它国宝的价值。

（溥仪旧照）

二、这套印章是清王朝曾经辉煌的见证。

这套小小的三链印章，不但见证了清朝的鼎盛时期，也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转衰，最终崩塌的历史。因此，对于溥仪来说，这套印章就是清王朝的历史见证，它伴随了大清王朝的兴衰荣辱。溥仪之所以把这件宝物一刻不离地藏在身上，除了它价值连城外，更重要的是，表达了溥仪对于清王朝的一种情结，对封建帝王权力的一种眷恋。

1950年，溥仪从苏联被引渡回国后不久，朝鲜战争随即爆发。身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决心认真改造，为国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于是，他将随身携带的这套田黄三链章，捐献给了国家。

现在，这套印章静静地躺在北京故宫博物馆里。以其无与伦比的艺术和历史价值，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末代皇帝溥仪曾经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些故宫的鬼怪之事，叫人非常感兴趣。溥仪从小就住在故宫，当时来说应该没人比溥仪更加了解故宫，他所说的关于故宫的故事自然会引起更多人的好奇。

　溥仪说他曾经相信在紫荆城中是有鬼的，就像是在景和门的一口井中就住着女鬼，但是女鬼被一块铁板镇住了，也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在永和宫后面有一条小道，这个地方经常有掐脖子的鬼出现，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根据溥仪回忆说，在乾隆时期，乾隆游圆明园的时候看到湖中有一道光亮，便使用鸟枪射击，顿时光亮不见了。乾隆让人去河里查看，结果发现一个巨大的蛤蜊，将蛤蜊撬开里面有一颗大珍珠。

　这里都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怪的地方在于乾隆将珍珠做成帽珠后发生的事情。这颗帽珠经常会不见，然后下次看的时候它又回来了。后来乾隆命人在珠子上钻了一个孔，从那之后珠子便再也没出过问题。这颗珠子到了溥仪这里，但在逃跑途中珠子遗落在了东北，后来不知去向。

　在储秀宫里面有一只铜鹤，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在铜鹤的左腿上有一个凹痕。关于这只鹤有一个神奇的故事，据说在乾隆下江南的时候遇到了刺客，是这只铜鹤飞去救驾，左腿的凹痕是被乾隆不小心射伤的。

　在故宫的钦安殿西北角有一块砖，下面有一个像是脚印的痕迹，据说这是真武大帝留下的脚印。乾隆年间乾清宫走水，当时情况紧急，是真武大帝从大殿走出来，对着大火一指，火势这才控制的住，钦安殿那块砖上面的脚印就是真武大帝那时候不小心踩上去的。

　溥仪在故宫听太监宫女说了不少故宫的鬼神故事，他也百听不厌，不过这些故事大多都是后人添油加醋编的故事，不是真实的。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字曜之，号浩然，出生于北京醇亲王府（现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醇贤亲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长子，清朝末代皇帝，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

溥仪经历了种种，有过皇帝梦，最终经历了改造成为了新中国的普通公民。对于他之前的家——故宫，也只能买票以游客的身份进入参观。买票之后的溥仪回到了这个曾经的家，虽然大部分都是原来的样子，可是自己祖先的灵位和画像却不在原来的位置。他看到祖宗的灵位不在原来的地方，便去向故宫的工作人员索要，但是他的要求被拒绝了。傅仪向故宫索要祖宗的灵位的要求，按理来说是合理的，那么故宫为何会拒绝傅仪的请求呢？

原来，故宫在当时已经被列为国家文物博物馆，而其中清朝的皇帝的画像和灵位都成为了受国家保护的历史文物，所以自然不能还给溥仪。并且在当时，一个灵位就价值2000多万，且不论傅仪能不能买得起，就算傅仪把祖宗的灵位买下带走了，他也很难做到对这些历史文物的保护，毕竟这些历史文物非常宝贵，只有在国家文物博物馆里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所以傅仪的索要没有成功，最后只能要求故宫人员将原来的灵位和祖先画像放到原位，这样自己买门票进来祭拜也是可以的。

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12月6日，载沣奉隆裕太后懿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成为即将终结的大清王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和终极责任人。最终，在不得已之下，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让国”。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在三个小时的时间内，他打包了众多故宫中宝贝，而这也成为了他日后过活的资本。 不可否认，通过溥仪之手流落出去文物不计其数。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这些文物去哪里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在逃离长春和通化栗子沟时，他又放弃了大量的宋元时期的珍贵典籍以及晋唐以来的书画卷轴和部分珍宝。

1945年8月，溥仪被苏军抓住，被押送到了苏联的赤塔市，然而就是这样，溥仪也还带了两箱大宝贝去到了国外，为了跟苏军打好关系，他给士兵们每个人都送了金腕表等贵重的物品。那些物件到现在来说都是无价之宝呀!

在1959年被特赦的时候，他身上所剩下的宝物只有一部分了，但经过专门人员的清点，能够达到国宝级的物品，仍然有468件之多。

在2003年，在乌克兰的都城基辅一次性就展出了400多件溥仪的宝贝!溥仪带出去的文物到底有多贵，北京保利2016秋拍“中国古代书画夜场”中，一幅《五王醉归图》以3036亿元成交，它曾被溥仪偷运出宫，并一度辗转于民间。

当年，溥仪离开皇宫的时候，曾派最信任的太监前往养心殿取自己最钟爱的宝贝，也就是价值连城的《快雪时晴贴》真迹。溥仪的心腹在携带书卷的时候留了个心眼，将字帖卷起来藏进包裹中，希望能够蒙混过关，结果，却被守门的国民军摸了出来。之后，这幅价值连城的王羲之真迹几经周折辗转到了台湾，被妥善保管在台北故宫。

除了这篇王羲之真迹外，溥仪还有两件宝贝，分别是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两篇则被敬懿太妃趁乱悄悄地带出宫门，后来，又叫贴身伺候的小太监把这两幅惊世之作卖给某家叫做“品古斋”的小型古玩店。

最终，直到解放后，故宫博物馆才将这两件绝世宝贝花重金从英国人手中买回，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馆。

值得一提是，溥仪对于一件宝物甚是珍惜，这就是乾隆帝田黄三联玺，这件宝物他藏在棉衣里，26年从不离身，直到1950年抗美援朝时期溥仪将它交给国家保管。

故宫表面平静，内部秩序混乱。我不知道我不理智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但自从我变得理智后，我经常听说我的宫殿里有盗窃、火警和谋杀。至于烟草赌博，不言而喻。到了我结婚的时候，盗窃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婚礼刚结束，“皇后”凤凰皇冠里原来的宝贝全部换成了赝品。

此时我已经从大师那里知道，清宫的宝藏已经举世闻名了。单说古玩字画，其数量和价值都极其可观。明清皇帝搜刮了几百年的财宝，除了两次被洋兵抢走，大部分还在宫里。这些东西都没有编号，也没有人去查有编号的部分，所以没人知道是不是丢了，丢了多少。仅从这一点来看，就为小偷大开方便之门。

今天想起来，简直是一场灾难。参与抢劫的人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包括所有人。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偷的机会，没有人不偷，可以大胆偷。偷的方式有很多种，有拨门开锁偷偷偷的，也有按法定程序公然偷的。宦官多采用前一种方式，大臣、官员则采用抵押或拍卖的方式放贷升值，索取报酬。也就是后一种合法途径。至于我和溥杰，我们采用了最高水平的方法。当然，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想的是别人在偷我的财富。当时我已经有了一颗强烈的“等好货”的心。

十六岁那年，有一天，出于好奇，我让太监在福建宫开了一个仓库。仓库的封条很厚，至少有一百年没打开过了。只见大箱子堆得满屋子都是，一直堆到天花板，上面有嘉庆的印章。没人知道里面是什么。我让太监开了一个。都是非常精致珍贵的古董玉器。后来，很明显这是甘龙最喜欢的宝藏。龙死后，嘉庆把他所有的宝贝和玩物都封了起来，装满了福建宫周围的许多厅堂和仓库。我只找到了其中一个。藏书楼里有的摆满了彝族乐器，有的摆满了瓷器，有的摆满了名画，很多都是意大利人给乾隆画的。在修行堂后面的仓库里，我还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百宝箱”，据说是甘龙存放精致小宝贝的仓库。这个宝盒是紫檀木做的。它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书箱，打开时像楼梯。每一个梯子都被分成几十个小方块，每个小方块都是一样的玩物，比如，一小瓶宋瓷，四本一寸半的名人亲笔签名书，一个精雕细刻的牙球，一个刻有古代故事的核桃，几个刻有诗画的瓜子，一枚古埃及钱币等。在一个百宝箱里，有字画、石头、玉器、青铜器、瓷器、牙雕等；它叫白豹。小盒子有几百个，大盒子有几千个。听说福建宫有专门的紫檀炕。上面没有消息。每一条新闻都包含着财富。我没看到这东西。只带了自己找的宝箱，大概四五十箱，去了修行堂。然后我想到一个问题：我有多少宝藏？我能看到的，我带来了。有多少是我看不到的？整个图书馆的宝藏呢？有多少被偷了？派人去查，不靠谱这一系列的问题让我苦不堪言。

但是不算就做不到。不知道丢了多少东西，更不知道丢了多少东西。约翰斯顿老师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大街上新开了很多古玩店。那些古董是哪里来的？听说有些宦官，有些官员还是官员的亲戚。

最后我接受了大师们的建议，决定去看看。这样，麻烦就多了。

首先，盗窃案比较多。连玉清宫仓库的门锁都被砸碎了，清宫的后窗也被打开了。事情越来越糟。我刚买的灵修馆的大DIA不见了。为了追查这起盗窃案，太妃曾让谒见室带领仆从组织9名堂主寻找涉案太监，甚至将其处死，但严刑拷打、暂停赏赐都没有效果，也没有人承认。而且，福鉴宫的盘点才刚刚开始。6月27日晚，突然响起了火警，所有已清点和未清点的都被烧成了灰烬。

火警最早是在紫禁城外发现的。东郊民巷意大利消防队的消防车开到故宫叫门，还是不得而知。大火被各地消防队连夜扑灭，但结果是，包括_宣、姚辉楼、吉云楼、碧林阁、妙莲楼、燕春阁、吉翠阁、广生楼、宁慧楼、祥云阁等在内的福建宫周边大片被烧为平地。这是清宫大多数珍宝存放的地方。有多少东西在火灾中被毁坏了，这仍然是个谜。在内政部公布的一份令人困惑的报告中，据说有2665尊金佛、1157幅字画、435件古董和数万本古籍被烧毁。根据记录，只有上帝知道。

救火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紫禁城里的人，城外的人，来来往往的人，沸腾了，忙碌了。可想而知，除了救火，什么都忙。但故宫对这一切表示感谢。一个外国老婆自己上阵，在指挥中国的消防员时，她的扇子被溅了中国血。后来她托人给我看这把扇子以示勇敢，我在上面写了一首诗以示感谢。火灾发生后，内政部除了给消防员提供零食外，还花了6万元作为“奖励”。

如果这次要估算损失，不妨说说焚烧和“摸”留下的垃圾处理问题。当时我在找空地建体育场。约翰斯顿教我打网球。据他说，它属于英国贵族。这个火可以用这个，所以我让内务处尽快清理。当然这堆灰烬里没有字画，古瓷之类的东西，但是还有大量的金银铜锡被烧。内务部从北京金典带人来竞标，一家金店以50万元的价格中标。据说当时只捡了融化的金块，就发现了一万七千多两。金店捡走这些东西后，内政部把剩下的骨灰装在麻袋里，分发给内政部的人。后来有个政府官员告诉我，他叔叔送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庙两个金罐，直径一尺，高一尺，是用麻袋装骨灰做成的。

火灾原因和损失真相无法查明。但我怀疑小偷是故意放火的。几天后，我住的陶冬精神病院五一斋的窗户上发现了火警。幸好发现得早，燃烧后发现了一团浸过煤油的棉花，没有酿成大祸。我的疑惑立刻又向前迈了一步。我认为不仅有人放火烧这片土地，而且他们还谋杀了我。

其实盗窃纵火都是事实，失主也没有回避，但我杀人可能是我自己神经过敏。我的可疑性格在这一刻暴露无遗。按照清朝的祖制，皇帝每天都很忙，要看一页《圣经》。这个时候我特别欣赏雍正的《批令》。雍正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守信的人是人，失信的人也是人，失信的人不会对自己负责。”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能充分发挥你的才能。“他曾是鄂尔泰皇位上的诸侯，鄂尔泰是他的心腹大臣：”他若不能信任别人，那是用人的第一招。“我从来不知道如何去怀疑别人，也从来不知道如何去信任别人。”他还说，对于人来说，“即使经历了什么，也只能相信自己的过去，应该关注自己的未来。”如果他们不被信任，他们永远不会改变。”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还记得康熙的一句话：“如果你比别人优越，你就不能信任别人，虽然你应该信任。“康熙特别说过，太监不可信任。他说：“我觉得在古代，好太监很少。一定要防微杜渐，从一开始就要小心。“我祖先的这些指示通过这些火警传入我的脑海。

我决定按照雍正帝的指示“检查一下光明的未来”。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问问身边的小太监，然后自己偷听他们的谈话。后来在太监窗外，发现他们在背后议论我，说我脾气越来越差。听到这种说法，我更加怀疑了。五一村发现火警的那天晚上，我去太监窗口偷听，却听到他们说：

这火可能是皇帝自己放的！'

“太可怕了！”当我回到东暖阁的修行堂时，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他们犯了罪，想栽赃给我。可怕！”

这时，一桩命案刚刚发生。一个太监被指责有什么过错，被经理打了一顿。他对告密者怀恨在心。早上，上网的人还没起床，就拿了一把石灰和一把刀进了屋子。他先在该男子脸上撒了石灰，然后弄瞎了他的眼睛，然后用刀捅了该男子的脸。凶手被从外面进来的人抓住了，受伤的人被送到了医院。这时候我想起很多太监都被我打过，甚至老师也提出了很多建议，不赞成我轻易打人的做法。可见挨打的太监一定很恨我。他们会杀人吗？想到这，我几乎睡不着。从我的卧室到宝砂，一个值班的太监睡在地上。谁知道这里谁对我不好？他们给我穿小鞋不是太容易了吗？我越想越害怕。为了“万事开头难”，我找了根棍子放在床边，作为应对突发事件的武器。

从今天开始，棒子就没离开过我的床，但不是这样。为了安全，也为了防止以后太监偷东西，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他们赶走！我知道这一定又是一场风暴，除非我父亲先处理好，否则没有成功的希望。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就下令准备一辆车，去北室迎接国君。

不出我所料，父亲立刻反对我说的话。因为这是在他家里，他无法和内政部的部长和主持人商量。他的口才更差了，变得更加口吃。

“这这这怎么行，这这”

他尽力讲一些零散的原因，为什么祖制如此之广，这些人不会心机重重，多年难以服众。我不管他怎么劝我，但只有一句话，说我已经下定决心，绝不改变。

“这个也要慢慢讨论。皇上会先回宫，过两天”

看到他的拖延战术，我也拿出了我的法宝：

“报告不同意。从今天起我就不回宫了！”

听了我的话，他急得坐不住了。他抓着自己的头和脸颊，在地上转了很久。桌上的一瓶汽水碰掉了他的袖子，砰的一声爆炸了。看到他的这张照片，我不禁咯咯笑了起来，故意翻开书桌上的一本书，装作坚决不走的样子，坚定地说：

“王子同意了，答应我离开。”

父亲终于让步了。我赢得了胜利，并立即将其归还给内政部。

自明清以来，北京紫禁城一直是皇家宫殿。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的第二年，这座世界上最华丽、戒备最森严的皇宫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近500年的尘封，这座幽幽的宫殿里发生了多少历史故事

宫城

易中天老师曾经在品三国里说过，有时候历史真的离我们很远。历史真相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只能根据仅有的史料大胆推测。比如古代皇帝的画像，很难说这是他真实的样子。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位皇帝留下了他真实的肖像资料，那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照相机已经发明出来了。

朱元璋画像

末代皇帝溥仪不仅留下了大量的照片和影像，还包括他自己的口述和书写的书籍等史料。相对来说，在有图有真相的前提下，这些资料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在这些史料中，溥仪透露了许多他所知道和经历的关于故宫的秘密。

溥仪

溥仪不到三岁就入宫，被慈禧诏令立为皇帝。古代的皇帝在大家的想象中都是极其奢华、奢侈、至高无上的，虽然我们看了很多宫廷剧，对皇帝日常生活的场景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当我们看到电视剧中皇帝生活的场景时，其实并非如此。

溥仪

溥仪当了皇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光绪皇帝没有孩子。他是光绪皇帝溥仪的叔叔。光绪皇帝死后，溥仪被收养给光绪，于是他自然就坐上了皇帝的位置，同时也是光绪皇帝的遗孀。溥仪的生母，当然不能认了。

溥仪剧照

溥仪入宫后，虽然一下子有了四个“母亲”，但非常孤独。唯一让他感受到母爱温暖的，是和他一起入宫的奶妈王娇。溥仪九岁断奶，甚至被赶出紫禁城后，还把奶妈带在身边。宫里的四个老太太对溥仪都很冷漠，都是按照日常礼仪“照顾”溥仪。溥仪每天都去所有的太妃宫拜谒。太妃坐在梳妆镜前，她们背对着跪在地上的溥仪，说着同样的话：皇上睡得好吗，皇上怎么读书，皇上怎么吃饭？最后一句，皇上，请退下。

溥仪在御花园

真正照顾溥仪日常生活的是内务府的太监们。溥仪是在宦官的陪伴下长大的。太监除了照顾溥仪的吃喝拉撒睡，随着溥仪的成长，也逐渐成为了溥仪的玩伴。溥仪小时候很调皮，到处乱跑。宦官编鬼故事吓唬小皇帝，让溥仪天黑前躲在被窝里不敢出门，导致他胆小、孤僻、迷信的性格。

溥仪

宦官对付年幼调皮的溥仪，另有一套。每次溥仪精神抖擞，东奔西跑的时候，他都会把溥仪锁进一个小黑屋里，让他在里面哭一段时间。他一出来就会生气。溥仪每天的饭菜有20多道，但溥仪经常饿肚子。这些菜很大程度上是排场，让皇帝吃的不多。如果他多吃一点，就会被制止。他日常生活中的粥、烧饼、馒头种类太多了。以至于有一次溥仪遇到一群太监给太妃上菜，溥仪一把抢过来，把里面带酱的猪肘子嚼烂，没吃几口就被太监抢走了。

溥仪

在溥仪看来，皇帝日常的很多活动都是摆阔的。食物大量煮熟不吃，衣服也大量煮熟不穿。根据溥仪的内务部开支清单，溥仪每天的菜肉达22斤，一个月占660斤；加上太妃糖和太后，6个人每个月3960斤肉，其中鸡鸭388只。此时的溥仪只有5岁，一个月要吃240只鸡鸭。再加上军务尚书、禁卫、主事、内务府等人，每月肉菜消耗14642斤。在溥仪看来，这些费用大部分被内务部侵吞，腐败盛行于故宫各级民众之中。

此外，溥仪还揭露了故宫的另一黑幕。故宫里有个如意阁，是康熙年间为了研究宫廷绘画艺术而设立的。虽然名字和地点换了几次，但这个机构一直存在。如果一个太妃或者皇后要画一幅画，写一个字，就让如意阁的画师先画线，然后太妃或者皇帝再加几笔，就成了御笔之宝。

引言：提起溥仪，其实很多人也并不了解，在历史课本上溥仪很少被提及，其实他是一位不凡历史人物。作为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即使作为皇帝也十分的悲哀和不幸。而溥仪年幼的童年更是非常的黑暗和残忍，三岁时就被扶上帝位，童年遭到宫女玩弄，至今身体落下病根。一个人经历了中国动荡年代的所有变换，直至北平解放。溥仪似乎看遍了这世间最残忍痛苦的事，他的童年究竟经历了什么，奠定了溥仪一生的基调。

一、溥仪悲惨的童年。

三岁时溥仪就被慈禧选中当做傀儡皇帝，有人表示当皇帝即使是傀儡也非常好呀，可以享受到鼠不尽的荣华富贵，但真的是这样吗？的确，溥仪作为皇帝，在物质方面享受的确实是中国仅有的少数珍宝，但是溥仪在宫中却并不受待见。没有实权的他遭太监冷落，宫女欺辱。年幼的他又不知找谁倾诉，种种加叠起来，造成了溥仪的悲惨童年。而十几岁的溥仪在宫女玩弄之后落下了身体的病根，一生更是悲惨万分。

二、溥仪的人生。

溥仪是清朝末年诞生，他的一生看遍了中国崛起的过程。1967年逝世，死于肾病，溥仪见证了清朝的没落，看透了清朝失败的本质，他也做过挽留。溥仪看过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在新政府的统治下存活，溥仪也在北洋军阀的监控下生存，也在日本皇军的掌控下苟活。最后终于在新中国解放之后，继续苟延残喘多年，溥仪的一生用时间去经历这世间的残忍痛苦和良善。由于特殊的身份，溥仪能够于动荡的年代生存下来，也由于特殊的身份，溥仪一生饱受耻辱。可以说溥仪的人生是幸运的，也可以说溥仪的人生是个悲哀。

三、怎样看待历史人物？

其实溥仪作为一名历史人物，他身上的研究价值还是非常多的，无论是他年少时被宫女欺辱，还是中年时期被日本皇军挟持。这只是一个历史现象，可以看作那个时代人的悲哀，这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时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在看待历史人物时，应当用全面客观的眼光去评判，切莫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浓厚的带入。用历史人物人生的经历去揣摩时局，对当时历史事件的感悟也是非常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