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著作有：

《六经》，分别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六部儒家经典。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仅仅是对它们做了一些整理工作。

以及《易传》、《春秋》、《孝经》、《论语》这四部作品，是了解孔子本人思想的主要著作。

孔子的影响：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

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孔子学说在中国周边地区，如：朝鲜半岛（汉代传入）、日本（唐代定型）、越南（宋明传承）等地，都有及于深远的精神影响，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

1、孔子晚年致力教育，修《诗》《书》《礼》《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撰《春秋》。后人合称之为《六经》。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开始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2、相传孔子作有《去鲁歌》《蟪蛄歌》《龟山操》《盘操》《猗兰操》《将归操》《获麟歌》等诗歌。这些诗歌多载于《乐府诗集》，可信度不高。

孔子主要成就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 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为基础，以立人极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

-孔子

对于诗经，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了。它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录了311篇诗歌，诗经中的作品约在前1066年就产生了。

首先孔子非常喜欢诗经这部巨著，他常常在教导弟子的时候引用到诗经中的内容，并且竭力推荐自己的弟子来阅读诗经和用其中的文章及句子。这也是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原因之一。基于孔子对于诗经的喜爱，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孔子愿意花费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修改和删除诗经。

经过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录，在孔子世家中详细陈述，认为是由孔子删除了部分内容，并将诗经编辑成书的，孔子删除了很多重复的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来的都是能够现实应用的，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和果断的人。

还有一种传言说诗经不是孔子编撰的，编撰诗经这本巨著的是周王朝的太师，因为要将古时候的乐曲和歌曲整理好唱给君上听，所以基于现实，他们会选择将所有的诗词都整理好放到一起，这也就有了诗经是由周朝的太师编定的说法。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的巨著，不管它是由谁修订，给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里边所传达的爱情故事和政治思想，对我们现世仍有深刻的影响。况且，孔子下列门徒众多，若是要完成诗经的编写，应该也不是孔子凭借一人之力能够完成的。

孔子是生活在春秋后期的文化名人，史载孔子创立私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了编写教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对当时已有的文化典籍进行了一番搜集和整理。

孔子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为后世留下许多经典语言，值得大家学习。其中，就他编写的《易传》，对当时也很具有学习意义。那它编写《易传》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无非就是以下几个：

孔子年轻的时候，周游列国，阅历丰富，经过十四年的周游，终于最终回到鲁国。郁郁不得志，仕途走不下去了，那干点什么呢，都已经六十多岁了，那就编书吧，把一腔热血，通过书籍编写下来，至少对得起自己这么多年的周游，对得起自己这么多年的感悟学习。所以研究《易经》，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写下对《易经》的解释，即《易传》。

《易经》在当时，更多的是被作为占卜吉凶用。但是，经过孔子在仔细研究了《易经》以后，认为《易经》这本书其实内涵很丰富啊，他发现《易经》不仅仅是可以占卜，其实在对宇宙社会的理解和社会政治的观点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通过孔子编写《易传》，使得占卜的功能淡化，更多的运用科学道理，通过八卦将枯燥神秘的符号表达出来，让人更容易理解。

通过对《易经》的理解，编写了《易传》，让大家对《易经》的理解有了更多，那既然深意很多，让孔子释意出来了，那更多的就剩下运用了。大家发现，通过《易传》，这《易经》还是很好理解运用的。而经过不停歇的运用，让大家发现，嗯，《易经》很有效。运用越来越多，《易经》和《易传》也被广为流传，越来越出名。

孔子编《易传》的目的，或许刚开始有郁郁不得志的嫌疑，但我觉得，学问人，又是像孔子这么有才能的大家，他最终最善意的目的肯定还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学到知识，运用知识，从而报效社会。

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

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修辑、整理《诗》、《书》，定下《礼》这项制度，并为《周易》作序，还著作了《春秋》。

这是孔子的不同事迹，所以便用了不同的动词来表述。他对《诗》、《书》进行了整理，所以便说“修”；同样地，他对《礼》的制度进行了确立，所以便说“定”。其他的也是如此。

孔子晚年修订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孔子编纂六经的原因之一是他视文献存亡继绝为己任，原因之二是他要以六经做教材。

孔子认识到文献对于了解过去、鉴往知来以及垂训鉴戒的作用，因而重视文献。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注：《论语·八佾》）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注：《论语·卫灵公》）还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注：《论语·述而》）孔子所说的“文”、“文献”，就是文书档案、历史资料。他认为文献的足或不足，是能否正确了解过去的关键。“信而好古”的孔子在研究夏商周时，深感文献不足，所见现存文献缺遗或“不知而作”之处又不少。这表明孔子对文献不足及文献缺佚与穿凿妄作现象的深切忧虑。他还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注：《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包含了文献，说明文献能起鉴往知来的作用。他曾评论晋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且“示于朝”一事，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充分肯定董狐的记载所起的垂训鉴戒作用。据《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式负版者”。说的是孔子乘车在外，遇到手持邦国图籍(地图户籍)的人，必俯身表示深深敬意。这些足以说明孔子对文献的高度重视。但是，孔子适逢诸侯争霸、东周之“季世”（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天子式微，公室卑弱，大夫兼并，礼乐废，《诗》、《书》缺；再者，史官职位并不稳定，有的失守，有的“不知而作”，甚至抱典载籍，流亡他国。

因此，博学多闻的孔子不无自豪而又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注：《论语·子罕》）面对各国文献有散佚、妄作之虞，他不得不把文献存亡继绝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因而编《诗》、《书》，定《礼》、正《乐》，赞《周易》，作《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