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有句著名的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就是说“人和”最重要。

      现在思考一下，在《三国演义》中魏、蜀、吴三方各占什么优势？一般的观点认为：魏国携天子以令诸侯，所以魏国占天时；吴国有长江天险，所以吴国占地利；关张赵马黄（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五虎上将全聚集在蜀国，所以蜀国占人和。

      再思考另一件问题，既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为什么蜀国先被灭，吴国接着被灭掉，而魏国最后取胜？

      尽信书不如无书，学习一定要会批判。是书上写的结论错了，还是我们理解错了？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个结论没有错，是我们理解的三方所占优势错了。蜀国并不占人和，魏国占人和。

      在三国那个时代，蜀国的人口和吴国的人口加起来都不如魏国的二分之一。古代打仗凭的就是人多，诸葛亮七出岐山都打不赢魏国，就是因为人太少。而当年曹操作为一个草根创业者，打破了推荐制，采用有才者重用的制度，很受百姓爱戴，人心向背。

      所以，魏国占人和。而诸葛亮七出岐山把号称“天府之国”的蜀国（位于现在的四川）弄得民不聊生。诸葛亮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因为内部矛盾太大了——刘备手下有三波人马：一波是蜀国（四川）本地人马，一波人是来自荆州，另一波是张飞、关羽这一帮。这三波人互相不服。所以诸葛亮才实行军事化管制。但刘备是汉室宗亲，最正宗的，所以蜀国占天时。

      因此，蜀国占天时，吴国占地利，魏国占人和。而蜀国干的最错的一件事是，刘备登基做了皇帝，而不是去迎取汉献帝，导致蜀国彻底失去了天时。

      总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蜀国占天时，吴国占地利，魏国占人和。思考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人和是最重要的？

      “人和”有三层含义：物质层面上的人和，整齐划一；能量层面的人和，知行合一。系统层面的人和，天人合一。

      人们常说“势比人强”，这里的人是物质层面的人，如果有人实现了能量层面和系统层面的人和，那就是“人比趋强”了。

三国演义说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刘备占人和。

曹操占天时，这是很明显的。天子都把在曹操手机，挟天子以令诸侯，明显曹操有天时。

孙权的地利，指的是拥有长江天险，不好攻打。

刘备的人和，指的是关羽张飞等武将都十分忠心，诸葛亮也尽心辅佐。刘备仁德，老百姓都拥护。

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历史上，曹操有天时没问题，孙权的地利，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南方想挡住北方的进攻，要扼住秦岭淮河才行。只有长江，是守不住的。倒是孙权手下比较人和。

刘备的人和，前期是有的，打下成都后，蜀汉政权内部矛盾还是很深的。但刘备拥有蜀道难的优势，所以刘备有地利的优势。

原文《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 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典故春秋末期晋国知伯迫使魏、韩两家围攻赵襄子于晋阳，三年而不下，最终被赵策反魏、韩，遭到围攻被灭的故事。

解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决定战争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指战争的所具备的势（命运、势运），地利指战争的环境条件，人和职战争中与人或伙伴的条件。这里可以看出孟子举例说明了有发动战争的空间和时间条件的一方，不如战争中掌握地理环境条件的一方有利，而有时间、空间条件也好，有地理条件也好，都不如有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者的帮助重要。所以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永远站在道义一方，则无往而不利。

最好的例子就是隆中对，诸葛亮说天下三分，刘备必会有其一。曹操占天时（汉朝四百年，气数已尽），孙权有地理（江东地险），刘备当时在荆州，无兵无地，但是拥人和（人心思汉）。所以最终开创了蜀汉基业。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出自《孟子·公孙丑下》，通过对“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递进。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原文及翻译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译文：

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一座方圆三里的小城，有方圆七里的外城，四面包围起来攻打它，却不能取胜。采用四面包围的方式攻城，一定是得到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了，可是不能取胜，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呀。

城墙并不是不高啊，护城河并不是不深呀，武器装备也并不是不精良，粮食供给也并不是不充足啊，但是，守城一方还是弃城而逃，这是因为作战的地理形势再好，也比不上人心所向、内部团结啊。

所以说，使人民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靠划定的边疆的界限，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震慑天下不能靠武力的强大。能行“仁政”的君王，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君主，支持帮助他的人就少。支持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连内外亲属也会背叛他；支持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所有人都会归顺他。凭着天下人都归顺他的条件，去攻打那连亲属都反对背叛的君王，所以，君子要么不战斗，战斗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赏析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中间两个“不如”相连，表示了递进关系，一个比一个重要。这样提出论点，更显得观点鲜明。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守；“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第四段，作者用“故曰”二字，将上文提出的观点承接下来，展开论说。先用三个形式相同的否定定句说明“域民”、“固国”、“威天下”不能仅靠“天时”与“地利”的条件，从反面进一步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作者正面意思就包含在下面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个论断里。这里所说的“道”，就是“仁政”。这个论断指出了“人和”的实质。接着又进一步推论，指出“寡助之至”会众叛亲离，而“多助之至”则天下归顺。一反一正，对比鲜明。最后以“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作结，将“人和”的重要意义论说得十分透彻，深化了文章的中心。

夏代已经推断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与社石相关的正南北线。商代关注不同天气的不同现象。甲骨文中有关于风、云、虹、雨、雪、雷等天气现象的记载和描述。西周时期用土圭定方位，并且知道各种气象状况反常与否，均会对农牧业生产造成影响。《诗经·幽风·七月》，记载了天气和气候谚语，有关于物候的现象和知识；《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物候学著作。春秋时期，秦国医学家医和开始将天气因素看做疾病的外因；曾参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春秋》将天气反常列入史事记载；《孙子兵法》将天时列为影响军事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指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战国时期，重视气象条件在作战中的运用。庄周提出风的形成来自于空气流动的影响，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以使水蒸发。《黄帝内经·素问》详细说明了气候、季节等与养生和疾病治疗间的关系。秦代形成相关的法律制度，各地必须向朝廷汇报雨情，以及受雨泽或遭遇气象灾害的天地面积。《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大类。汉代列出了与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且出现了测定风向及其他天气情况的仪器。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指出了雨滴的大小疏密与风的吹碰程度有关。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指出雷电的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为爆炸所起；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提出梅雨、信风等名称。三国时期，进一步掌握了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数学家赵君卿注的《周髀算经》，介绍了“七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了二十四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两晋时期，“相风木鸟”及测定风向的仪器盛行。东晋哲学家姜芨指出贴近地面的浮动的云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并使晨夕日色发红。晋代名人周处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南北朝时不仅了解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开始探索利用不同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生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充分探讨了气象对农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用熏烟防霜及用积雪杀虫保墒的办法；北魏《正光历》，将七十二气候列入历书；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季“九九”为一年里最冷的时期。隋唐及五代时期，医学家王冰根据地域对我国的气候进行了区域划分，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隋代著作郎杜台卿《玉烛宝典》，摘录了隋以前各书所载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保存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乙已占》，记载测风仪的构造、安装及用法。宋代对于气象的认识更为丰富和详细，在雨雪的预测及测算方面更为精确。北宋地理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涉及有关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南宋绍兴酒秦九韶《数书九章》，列有4道测雨雪的算式，说明如何测算平地雨雪的深度。明代工部尚书熊明遇《格致草》，根据西洋科学原理，辨析了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的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间的关系，他所设计的“日火下降、气上升图”，系统地说明对流性天气的形成。清代译著《测候丛谈》，采用“日心说”，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使地面变热以及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岁月推移，天象更迭。我们祖先辛勤劳动，留下宝贵的天象记录，无一不反映出先人孜孜不倦、勤于观测的严谨态度，无一不闪烁着我们民族智慧的光辉。这些，是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对今后更深刻地探索宇宙规律，都将起到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