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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文化，是指有关中医的思维方式、传统习俗、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甚至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等。从而保证了中医发展的连贯性和继承性，使得千百年来的医学理论及其表达方式、评判标准等有着系统的统一性。陈岷30年风雨无阻一路探索，他的中医收藏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对中医文化的一种传承、民族情怀的一种体现。

陈岷先生与中医打交道30多年了，其间不仅医术上日益积淀，文化藏品也渐渐从挂满一面墙，发展到堆满两套房的规模。早年的“小神医”，对中医药文化研究和收藏偏爱有加，如今更是众人眼中的“国粹传承人”、“传统文化守望者”。

一直以来，陈岷不遗余力地搜集整理医道文物典籍，以书为师同时治病修行。记者第一次见到陈岷时，他正埋头梳理一摞古籍，眼睛从书里一时拔不出来，恰恰与满屋子的藏品构成一座独立静默的世界。陈岷说，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像朝圣，在古人与今人、古物与今物的对话中寻求超越时空。

陈岷的中医文化藏品数以万记，医药典籍、匾额药号、制药器具、名医塑像、药瓶药罐、图章药方……这里有不足十元的药瓶,也有价值连城的名医手抄孤本,有古南京专治跌打的冯了性药酒瓶，也有旧上海滩最著名的四大堂药罐，300多个药章像兵马俑一般排列，木头、黄铜、青花、铁、石头等各式材质的碾药锅伫立遍地，神农、扁鹊、张仲景、华佗、孙思邈、董奉、苏耽等历代名医的古董雕像和光辉事迹高悬满堂。

值得一提的是，据资料记载，中国建立最早且颇具规模的中医史专业博物馆——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中医药文物馆藏是14000余件。而陈岷几乎凭借一人之力成就今日规模，品种之多、数量之众、藏品之精，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

中医藏品里的日月山河 

陈岷说：“瓶瓶罐罐里写的都是中医故事。”不少中医爱好者慕名拜访，普通人眼里破旧的瓷瓶、泛黄的古籍、斑驳的牌匾，他们看来尽是无价之宝。如果客人要求，陈岷就算再忙，也多会带他们去“藏宝库”开开眼，于满目琳琅间，咂摸每件藏品的历史和韵味，及其凝聚的传统文化精髓。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一枚枚始于清代的青花小药瓶，宛若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青花花纹多采用图案与纹饰相结合的画法，线条简单，结合点染，使得图案勾勒的景致“似是而非”。这些小瓷瓶不仅造型精美，图案也体现了作者的创造力。

药瓶中有不少记载功效各异的“花露”，而市面上现存的“露”类药品，仅有缓解小儿痱毒的金银花露。偶然机会，陈岷从一位杭州收藏家手里收得名唤“仙佛香露”的药壶，此壶浑圆而无手柄，壶身绘画九名仕女，手持灵芝与寿桃，身傍蓝色独角麒麟。

“南有庆余堂，北有同仁堂”，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他的国药字号起名，自《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中择“庆余”二字。仙佛香露就是胡庆余堂所制，此露不仅是上等饮品，还具有神奇疗效。陈岷解释说："壶身设计寓意‘悬壶济世’的医道情怀,仕女象征九阴之术，麒麟又与民间古话‘麒麟送子’相合。”

同仁堂曾出产过一种手工救命小药瓶，铜制瓶身前后分刻“京都同仁堂”、“救苦还魂丹”，瓶帽与瓶座空心，以绳子相串联挂于脖子。药丸存入瓶中，遇突发情况一取即服，十分便捷。“这才是急救啊！”每念及此，陈岷都对前人智慧赞叹不已，伴随着他的娓娓讲述，这些深具年代感的药罐医书仿佛也瞬间亮堂起来。

一片冰心三十年

虽生长在大都市，陈岷却有着与都市儿童不同的世界。长辈们平时喜欢种花养草，陈岷耳濡目染，也对花草产生了特别的感情。许是爱屋及乌，陈岷从小就对中医药物格外喜爱，小时候路过中药房，总要进去嗅嗅味儿，留恋上一阵才悻然离去。

在收藏药瓶的过程中，陈岷偶然得知日本人、韩国人对药瓶大量收购，这激起了他内心的民族情怀。他告诉记者：“20年前，一个小药瓶市场收购价是5元，而日本人、韩国人竟可以开出300元天价，对我来说简直难以匹敌。”当时，他暗暗发誓，力所能及时绝不能让传统瑰宝流落国外。一个小小的药瓶，就这样开启了陈岷20年中医文化研究、收藏、传承之路。 

陈岷常告诫学生，中医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当我们还在进行中医废存之争的口水战时,国外的收藏家们却在不惜重金收集我们的中医文物。“所以我能多收一件,就是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多留一件。” 

几年前,陈岷得知有一套珍贵的古医书现世,立马放下碗筷驱车数百公里赶往。而几乎同时一位日本藏家得知消息,并开出了更高的价格。卖家在重金面前有些犹豫,见天色已晚,请买家回去等消息。结果陈岷就在门口守了整整一夜,最终打动卖家求得宝物。 

受制于时间的侵蚀，搜集来的古书很多已经支离破碎，陈岷把它们送到专业人士手上仔细修补。有一位前清贡生手抄《医肇津梁》，悟道后出家归隐。此书的卖家是一位重庆人，当时与陈岷交易六年没见过面，只一个电话，两人就定下来。线装抄本辗转到陈岷手中时，大量纸张无法打开，请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修复了大半年才得以重见天日。一次分享会上，陈岷在主办方的鼓励下，又将这部医书复印成册，捐给到场的众多医者。

“我跟陈岷十几年的交情，他不仅人品好，待人接物也很大气，”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委员骆中华评价陈岷说，“在中医药文化传承跟收藏方面，肯如此下功夫的人，不多见。”陈岷在杭州收藏品市场结识了不少好友，骆中华是其中之一。如今有三位老友已陆续离世，一人去世前，将收藏四十年的药品悉数相赠，陈岷顿感身肩重任。

传统宝藏社会共享

上下求索数十年，随着藏品的不断增加,如何对这些医药典籍和历史文物进行有效保存和研究利用,成了陈岷心头一块大石。多年收藏凭一己之力,兢兢业业把这些珍贵的中医药文物抢救下来,到现在形成一个系统庞大的宝库。但要实现藏品的应用价值,还需社会各界的支持才能得以发扬光大。 

2016年国务院发布《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7年伊始《中国诗词大会》又烧起一把传统文化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和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的热度似乎在不断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似乎在觉醒。 

“我们希望借助各方力量，成立公益性质的民间中医药博物馆,将这些藏品系统化地向大众展示,成为研究几千年名医药号和推广中医文化的基地。” 据悉，目前中国的民间医药博物馆已有三所，分别在北沪渝三地。 

良医曾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之一，在“达则兼济天下”和“穷则独善其身”之间，还有一个同样体现家国情怀的“医者悬壶济世”。陈岷家中挂有一副匾额，正是“功同良相”四个大字，左右附对联、上下存典故，上联“术迈华佗方药悬之肘后”、下联“名齐扁鹊长桑授以真传”，上刊“杏林春满”、下刊“橘井泉香”。

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千百年来济世良医们在入世、出世间的大智慧，昭然于卷卷字里行间。翻看陈岷的藏书目录，康熙乾隆年间文人传抄的《凤林寺传授女科秘宝》、清政府收藏过的庐陵县《习武跌打治法全书》底稿、刘伯温和郑之龙之辈盖章收藏的药方、流入日本最终返回故土的五岳真形图册，甚至还有上海南汇名家徐镛1826年所著原稿，纠正了部分公开资料徐镛1820年去世的错误……

“只要医书在，中医就一定在。”陈岷展望着，将来他还要把这些宝贝编成书籍，搞一个小型收藏馆，传给世人。护书使者并非谁都可当，陈岷指着一本道书上的话警醒自己：“能可将身坐地狱，不可道法送人情，金宝世间有，法宝天下无，轻泄漏慢者，永受沉沦苦。”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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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够全了吧！ 上面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中医古籍。你可以从中挑选自己需要的，可以把这些书名抄下来，对以后中医的学习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