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明清的儒家思想百度网盘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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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时期创立：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他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维护周“礼”，主张贵贱有序,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

(2)战国时期发展：成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政治上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还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和暴民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但在战国纷争的时代，其主张无助于实现统一，距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太遥远，而受到统治者的冷落。

(3)秦朝时期受压制：有些儒生遵循旧的思想主张，非议郡县制，以古非今，站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为加强思想控制，实行“焚书坑儒”政策, 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4)西汉时期享“独尊”：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发挥，增添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等思想内容，适应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思想因而获得“独尊”地位,从此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本思想命题。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诸侯混战、民不聊生的乱世，孟子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努力宣传他的民本思想，反对战争，反对暴政，希图建立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的统一国家（天下）。

从“民贵君轻”的论断出发，孟子呼吁各国统治者实行他的仁政主张，认为行仁政以统一天下既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又极富效率性。仁政的承担者主要是君。孟子对君主的资格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君主的权力也作了种种限制，形成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君主理论。

一、民本与仁政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周王室衰微，传统的政治秩序完全被破坏，“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诸侯混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上》）各诸侯国内政治昏暗，民不聊生，“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孟子·梁惠王上》）摆在当时各个阶层和各家学派面前的迫切任务是重新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

怀着对唐、虞、三代王道政治的美好回忆，孟子提出的平治天下的思路是：个别诸侯国实行仁政，通过仁政巨大的道德威力和示范作用，收取天下民心，以文王吊民伐罪式的征讨，用最小的牺牲统一天下。

仁政的理论基础是民本思想。

1 、民意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

民本思想认为，民意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在周以前，人们认为天命是统治者权力的来源。周初政治家周公总结商代灭亡的历史教训时提出天命不常的观念，并把人事作为天命的补充。他强调统治者要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天的保佑。他认为，

治理国家就要像医治疾病一样谨慎从事，上天是否保佑，只有通过民情才可体现。因此，“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统治者应该时刻关注民情，从民意中体察天命。周公开启了后世民本思想的先河。

孟子继承了周公的思路，把天命和人事结合在一起，而在实际上把重点转移到了人事方面。在和万章的对话中，他说：

孟子认为，天命和民意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如何验证君主权力的正当性呢？孟子指出，让他主持祭祀，百神享之，说明天接受他；让他管事，事情能管好，百姓能安宁，这是人民接受他。但这两者中只有民意是具有操作性和实在性的。孟子引用《尚书·泰誓》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统治者必须关注人民，从民意而得知天命，由体察民众而获得上天的保佑。孟子实际上肯定了民意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主要来源。

2 、民意是君主力量之所在

民意不仅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它还是君主力量之所在。孟子指出，获得民意支持的君主是不可战胜、不可抵挡的。他的这个结论是从商汤统一天下的史实得出来的。他对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

商汤获得民意的支持，因此无往而不胜。反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桀纣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他们失去了民心。由此孟子认为，君主要想获取天下就要争取民心，而获取民心最有效的途径是行仁政，因为向往仁政是民众的本性。

孟子坚信，行仁政、获民心者无敌于天下，“仁者无敌”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对齐宣王说：

仁政的有效性还表现在与霸道的比较中。他说：

 以霸道取天下，必须有大国作基础，而以仁政取天下，即使很小的国家也可以实行。商汤、文王都是起自小国，通过行仁政取得天下的。

孟子对于管仲式的富国之路极为不屑。在孟子的开篇，他就提出了应重义轻利，反对国家以利为目标。他对见面就问他“亦将有以利吾国”的梁惠王进行了不客气的批驳，告诉他“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有一次公孙丑将他与管仲相提并论时，他大为恼火，说：“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孟子·公孙丑上》）

同样，孟子也不屑于依仗军事来统一。他认为，只要实行王政，取得天下民心，取天下易如反掌。商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的理想化了的描述是孟子经常拿来论证他的的“仁者无敌”主张的。在仁政面前，军事力量，特别是没有道义支撑的军事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以战争手段统一天下，既没有道义的支持，也不会有实际的功效，所以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认为那些善于战争的人都是罪人：

从民本的立场出发，孟子认为实行仁政是统一天下最好的办法。

二、对不仁君主的惩罚措施

孟子思想中对专制君主最具挑战性的莫过于对不行仁政的君主的惩罚措施了。孟子认为君主只是受命于天来治理人民的，当君主无道、不行仁政时，孟子就明确否定他们的权威，肯定臣民有采取一定的抵抗措施的权力。

首先，臣民对不仁君主有保持冷漠的权力。

邹与鲁曾发生战斗，邹国的官员死了几十个，而老百姓却没有人战死。邹穆公问孟子该怎么办，孟子指出：

邹穆公平时不行仁政，不爱护人民，那么人民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为他卖命了。同样，臣也有对君主冷漠的权利：

看到君主胡作非为，滥杀无辜，士与大夫可以离开，不再效忠于君主。孟子并不认为臣对君有无条件的尽忠的义务，臣对君的态度取决于君对臣的态度：

这是一种类似于契约式的相互对待关系。从这个角度君的权威自然是大打折扣了，无怪乎明太祖对孟子大为不满。

其次，大臣有权撤换不仁之君。

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如果君主危害国家，大臣可以采取撤换君主的行动：

太甲作为天子而不得民心，伊尹就把他放逐了。人臣可以放逐天子么？孟子肯定说，只要有伊尹那样的出发点就可以，判断的标准就是“民大悦”。还有一处：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孟子·万章下》）

如果君主有大的过失，又不肯听谏劝，那么贵戚之卿，其实就是王族成员有权撤换调他。这话说得齐宣王当场变色。因此孟子的民本思想对于统治者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论证其合法性，也可以论证其不合法性。

第三，对于不仁之君的征讨

行仁政是君主权利合法性的基础。如果君主不仁，君就不再是君了。推翻不仁之君是正义的行动，不是叛逆。孟子在评价汤武革命时说：

不仁义者如纣王，只是独夫民贼，杀之不为罪。但由谁来执行推翻暴君的任务呢？孟子肯定诸侯或大臣有权采取行动，如商汤、周武。孟子寄希望于仁义之君的兴起收拾天下大乱的残局。虽然他厌恶诸侯之间的混战，说“春秋无义战”（《 孟子·尽心下》）但如果诸侯国能以救民为目的讨伐他国，他还是认可的。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孟子有关伐燕之事。孟子认为燕国国君“虐其民”，齐如果以救民于水火为目的去攻打燕，这是正当的。但如果不行仁政，那就没有理由了。

从道义上肯定仁义之师对于不仁之君的征讨，这也是对不仁之君的一种惩罚。但孟子没有肯定“民”有权起来反抗暴君，民对于暴君只能忍受，期待仁君的拯救。

三、评价

孟子的制度设计是以其民本思想为基础的。 他的民本主张虽然还远不是民主，但与他同时代的主张绝对君主的法家相比，与后来特别是元明清时代实际存在的专制制度相比，仍不失为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其实孟子思想的价值在于以一种理想的制度、理想的境界作为现实的参照，成为人们批判现实的理论资源。

孟子很长时间内地位都不高。 他关于汤武革命的议论显然不利于君主专制权力。据《汉书·辕固传》记载，汉景帝时辕生与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汤武革命是否正确时，景帝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其味，然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干脆不让学者继续深入下去了。明太祖读到“臣视君如寇雠”的议论，对孟子十分不满，要把他从孔庙里搬出来，后在大臣的强烈反对下才作罢，但他下令对《孟子》一书进行删改之后才可以用。

孟子在儒学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上升的过程。 从宋代开始，孟子的主张在官僚士人阶层获得普遍认可，《孟子》被列入“四书”。元明清时代四书被官方指定的教科书。“民贵君轻”的论断是孟子民本思想最主要的体现，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认同、论证、提倡，“民贵君轻”成为了传统社会的大众价值共识。

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悖论：为什么一个在当时被证明是失败的理论会受到后世如此的重视？为什么在民本思想受到空前褒扬的同时，现实的政治却不断走向专制？

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当时是失败的（实际的政治家是不会采用孟子的主张的），但孟子触及到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安抚民心，保持稳定，维护社会秩序。这是任何政治（思想）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论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思路。历史证明，经历过激烈的朝代变革后的统治者，对民本思想往往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

孟子“民贵君轻”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专制制度有缓和作用。他认为民众的支持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失掉民心的君主可以被撤换，不被民众支持的王朝应该下台，这就有点民主思想的味道了。但孟子的根本思路还是期待明君治世，主张精英治国。

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大框架内，孟子民本主张中可能导向民主的因素不可能有成长的空间。政治永远是实力的角逐，民主的实现取决于民众力量的觉醒。而在中国，直至有清一代，作为本的“民”始终是一个被动的对象。所以统治者可以一方面大力宣扬“民贵君轻”，同时又毫不客气地加强专制。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是封建专制不断走向极端的时代。

这样看来，孟子的民本主张又只是为后世统治者论证合法性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思路而已。

（知乎答问：怎么看待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词，又称“诗余”、“长短句”、“倚声”、“填词” ，是诗歌的一种形式，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以两宋成就最高。词分为小令、中调、长调，这是依字数多少来划分的。小令的字数在 58个字以内，59—90个字为中调，而长调是91个字以上。

词的标题和词牌有着严格区别，词的标题是词的内容的集中体现，它概括了词的主要内容。词牌是一首词词调的名称。例如《沁园春 雪》这首词，“沁园春”是词牌，“雪”是词的标题。《卜算子 咏梅》这首词，“卜算子”是词牌名，“咏梅”是词的标题。

诗、词、曲的主要区别在于诗要求节奏和讲求韵律，词比诗的要求更加严格，词是一种配乐歌唱的诗体。曲也是和乐演唱的一种韵文形式，但句法比词更为灵活。

词是韵文文体之一，又称"曲子词"，即歌词。它本来是为配乐歌唱而写的诗。由于它是配乐歌唱的，所以每首词都有或至少曾经有过一个乐谱。每个乐谱都必定属于某种宫调(类似今天的C调、G调之类)，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东西的总和就是词调。每种词调都有一个名称(如《西江月》、《清平乐》)，这个名称就叫词牌。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