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在中国古代是有的、

古籍记载：据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西瓜，种出西域，故之名。”

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按胡峤于回纥得瓜种，名曰西瓜。

则西瓜自五代时始入中国；至今南北皆有。”

六艺”即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种儒家经典。《史记·滑稽列传》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在《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中除了六经之外，还有《论语》、《孝经》、小学三种书，这三种书在当时都是学校诵习的课本。清人王鸣盛在《蛾术篇》卷一中曾经指出：“《论语》、《孝经》皆记夫子之言，宜附于经，而其文简易，可启童蒙，故虽别为两门，其实与文字同为小学。小学者，经之始基，故附经也。”

甲、易

目前发现的与《易》有关的简帛书籍有九种：

1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

2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楚简《周易》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是目前发现最早、文字保存最多的一种文本。共存58枚简、1800多字，涉及34个卦的内容。简本原无书题，“周易”二字是整理者根据竹书内容所定。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所藏一枚《周易》残简也可缀合进来，可以看出上博藏简和香港中文大学藏简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整理者介绍，上博藏简的发现，对解决易学研究中所谓的“九六”之争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与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阜阳汉简《周易》乃至王家台秦简《归藏》之间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对卦、爻辞等问题有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

3马王堆帛书《周易》

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与传世本有很大的不同。传世本分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终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终于未济。而帛书本则不分上下，始于乾，终于益，它的排列方法与汉石经、传世本完全不同。有人认为它比较原始，有人认为它或者是另一系统的传本。李学勤先生认为：“由帛书的卦序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第一，帛书《周易

》的经传是互相结合、密不可分的；第二，帛书卦序已经包含了八卦取象的观念；第三，帛

书的卦序充分贯穿了阴阳对立交错的观念。”他还指出：帛书本卦序蕴含着阴阳学的哲理，

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但“帛书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

，它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

战国中叶，至于帛书《周易》其整体的形成是很迟的，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它应该是楚地

易学一派整理的结果。2

4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上下篇

帛书《二三子问》原无书题，“二三子问”是张政 先生根据该书首句文字拟定的。其内容是以问答的形式，分别对乾、坤、鼎、晋等卦的部分卦辞、爻辞进行了颇具儒家哲学色彩的解说，很明显它是儒家“易传”的一种佚书。

5马王堆帛书《系辞》

帛书《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五篇抄在同一幅帛上。《系辞》始于今本上篇的首章，终于今本下篇的末章，但帛书《系辞》没有今本《系辞上》的第八章和《系辞下》的第五、六、八章及七章的一部分。李学勤先生认为：“《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3

6马王堆帛书《易之义》

7马王堆帛书《要》

8马王堆帛书《缪和》

9马王堆帛书《昭力》

《易之义》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通论《易》之大义，在今传本《系辞》中也可以找到它的一些踪迹。而《要》、《缪和》、《昭力》则是三种佚书。《要》也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写成

的。《缪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缪和、吕昌等与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第二部分是

孔子自述，直接以“子曰”的方式来解释《周易》；第三部分是以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印证

《周易》。《昭力》是昭力和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李学勤先生认为：缪和、昭力的姓

氏都是典型的楚国姓氏，疑二人皆为楚地易学的经师，他们的书很可能是属于楚国传易的系

统。4

乙、书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曾发现过几次不同的《尚书》写本，如《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孔壁《尚书》，《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记载的刘德征集到的《尚书》，《汉书·杜林传》中记载的漆书《尚书》和《论衡·正说篇》中记载的河内女子老屋发现的二篇《尚书》等。

在出土简帛文献中，目前还尚未发现《尚书》文本，但在有些出土简帛书籍中却发现了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如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篇中，就有引用《尹诰》一条、《君牙》一条、《吕刑》三条、《君陈》二条、《祭公之顾命》一条、《康诰》一条、《君奭 》一条，共十条。其中《尹诰》即《书序》的《咸有一德》，属于所谓的《古文尚书》，而《祭公之顾命》则相当于《逸周书·祭公》。此外，在郭店楚简的《成之闻之》中也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其中有《大禹》一条、《君奭》三条、《□命》一条、《康诰》一条，共六条。其中《诰命》一条为逸书。从这些引用《尚书》文本的情况来看，它对研究《尚书》的成书与流传很有帮助。5

丙、诗

目前发现的与《诗》有关的竹简书籍有两种：

1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

阜阳汉简《诗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经》抄本，出土时竹简严重残损，经过清理，仅存长短不一的简片170余枚。无书题。与今本《毛诗》对勘，知有《国风》与《小雅》两种。《国风》中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曹》、《幽》等14国残片，只有《桧风》没有发现。计有残诗(有的仅存篇名)65首；有的仅有残句，如《小雅》则仅存《鹿鸣之什》中的4首诗的残句。6从残存诗篇文字来看，和今本《毛诗》有许多不同。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残诗“肯定不属于齐、鲁、韩三家诗”，“它不属于传统上习知的经学系统”。阜阳双古堆在原楚国境内，可能是楚地经学的孓遗，入汉后渐归亡佚。7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论论》全书有29枚简，共存1006字，有60首诗名。原无书题，“孔子诗论”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加。全书内容都是孔子弟子就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其中也有一些内容是孔子对诗歌的论述，但不见传世文献的记载。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而《孔子诗论》与传世本的顺序正好颠倒，称为《讼》(颂)、《大夏》(大雅，夏、雅古可通假)、《小夏》(小雅)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改邦为国)。《孔子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的用字也和今本《诗经》不同。简本《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讽刺、赞美的内容。李学勤先生认为：全篇《诗论》可分为十二章。“非出自孔子之手，也不像《论语》那样直记孔子言行，而是孔门儒者所撰，内中多引孔子亲说。”“《诗论》的作者能引述孔子论《诗》这么多话，无疑和子思一般，有着与孔子相当接近的关系。符合这个条件、能传《诗》学的人，我认为只能是子夏”，“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8

关于出土简帛书籍中的《诗》，除上述外，我们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

《缁衣》篇中也发现有引《诗》19条，其中包括逸诗1条。又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引《吴邿》，裘锡圭先生的按语认为当读为《虞诗》，《虞诗》引文也不见文献记载，故也当为逸

诗。9

丁、礼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也曾发现过几次《礼》书文本，如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写本《礼记》等书；10河间献王刘德得《周官》六篇，11河内民女拆老屋得《礼》三篇，12孔子故里鲁淹中《礼古经》五十六卷等。13

二十世纪出土简帛书籍所见《礼》书约有五种：

1武威磨咀子汉简《仪礼》甲、乙、丙本

武威汉简《仪礼》共存竹简469枚，可分为甲、乙、丙三个部分。14甲本《仪礼》共有398枚木简。原无书题，但有篇题，还有篇序，它们是《士相见之礼第三》、《服传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第十二》、《燕礼第十三》、《泰射第十四》七篇，共存22971字。

乙本存木简37枚，较甲本木简短而窄。内容仅为传本《仪礼》中的《服传第八》一篇，篇题写在篇道第一、二简简背。共存3042字。

丙本存竹简34枚，出土时残断严重。其内容为传本《仪礼》中的《丧服》一篇，篇末计字尾题为“凡千四百七十二”字，但实存1285字。

对于武威汉简《仪礼》的文本，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简本整理者认为，它与今本郑玄注的校记比较，合于今文者超过古文，当是属于今文本的系统，但也搀杂了一些古文本的读法，因而推测简本是属于西汉晚期传后氏(后仓)礼学的庆氏(庆普)本。15而沈文淖先生认为，西汉晚期传《礼》学者只有后氏一家，大、小戴和庆氏都是出于后氏之传，他们的经

本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属于今文本系统，而简本当是以今文读古文，因而是揉合今古的另一

传本，沈文淖先生称之为“古文或本”，他认为今本(郑玄本)是来源于这个本子。16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现存竹简 枚。其内容与今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礼记·内则》有着密切的关系。17

3马王堆帛书《丧服图》

马王堆帛书《丧服图》全图是由一个朱色的伞盖和19个正方形色块(加上残缺部分应该是24块)组成，从上到下有部分方块中间有墨线相连，其中左侧一线有5块朱色，其余均为黑色。此外，图中还有6行56个字的有关丧服制度的记载。据陈松长先生介绍，这56个字主要记述了汉初人丧服的有关规定，其中提到了三年之丧、期年、九月、七月等服丧期，但没有言及三月或更短之丧期者，这与汉文帝遗诏短丧的规定不太吻合，与传统的丧服记载亦有区别。因此，陈松长先生认为“这或许是轪侯家族自己奉行的丧服制度的一种图文式的记载”。18

戊、乐

目前出土的简帛文献中还没有发现《乐记》的文本，但却发现了两种与“乐”有关的书籍。

1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采风曲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采风曲目”共存7枚竹简，原无书题，“采风曲目”为整理者据内容所定。简文记载了40首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的各种音高，非常奇特。据马承源先生介绍：“在一篇或几篇成组的篇名之前写有一个特定的音名，这些音名用两个字组成，一是

‘声’名，即是五声音阶的名，其中发现了宫、商、徵、羽四个‘声’名，另有穆、和、讦

等九个变化音名，这些变化音名为前缀，也有后缀。这九个音名是否就是楚国乐名还不知道

，因为诗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传入的，但可以说这是楚国郢都流行诗曲的调名。一个

特定的音高下有一篇或几篇诗名，说明每一篇诗都有它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随意用任何音高

可以自由吟唱的，可见当时音乐已经达到较成熟和规范的水平”。19此外，在这7枚诗曲音调的竹简中还记载了我国古代唱诗时乐器伴奏的四声和九个音调，这是我国音乐史上重要的发现。

2店楚简《乐说》

郭店楚简《乐说》，大家知道在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性自命出》，共存竹简67枚。原无书题。李学勤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性自命出》篇恐怕原来不是一篇，而是两篇。从1号简至36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乐”的；从37号简至67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性情的。他认为“前半的乐论，其根本思想与《乐记》一致，即性感于物而生情，而乐足以陶冶性情，发挥教化的作用。梁沈约、唐张守节都曾说《乐记》系公孙尼子所撰，我讨论过，公孙尼子是孔门七十子之弟子，其学术倾向近于子思，又可能同韩非所说仲良氏之儒有关。郭店简儒书多与子思关联，有这样的乐论是自然的。”因此，李先生“建议把《性自命出》的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余下的一半称为《性情》。20

已、春秋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类简帛书籍，目前尚未发现，但附于《汉书·艺文志》后面的史书类文献倒是出土了一些。从《七略》开始就没有专立史部，历史类书籍皆附于“六艺略”的春秋类，有人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史学还不发达、史学著作数量不多有一定关系。春秋为史书所自出，因此便附于春秋。晋秘书监荀勖因三国魏秘书即郑默《中经》更著《中经新簿》，

将经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著录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为专列史部

之肇端。从《汉书·艺文志》来看，史书的著录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列在“六艺略”的书

类，一部分列在“六艺略”的春秋类，另一部分列在“数术略”的历谱类。李零先生认为，

这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未必能反映早期的学术。21因此他将出土简帛书籍中的史学类书籍单独抽出来列为“史书类”，另立一目，没有附于“春秋”之下。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是过分牵就了后世的“四部”分类法。既然“春秋”为史书所自出，《汉书·艺文志》将史书类书籍附于“春秋”之下，自有它的道理。我们今天一仍其旧，仍将这部分出土简帛书籍附列于“春秋”之下。

目前发现的史书类简帛书籍主要有纪年类和故事类两大类。

纪年类有：

1睡虎地秦简《编年记》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共存竹简53枚，简文分上下两栏抄写，通篇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及大事，同时还记述了一个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及有关事项，有些像后世的年谱。简书原无书题，“编年记”是整理组根据简文内容所定。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六国年表》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但《六国年表》所依据的是“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记》，22因此在史实或年代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之处。过去曾有学者用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来纠正《年表》，但《竹书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8年)，不能用来校正《年表》的最后部分，睡虎地出土的《编年记》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从简文所记史事与《史记》对校，很多记载是一致的，但也有些记事的时间和《史记》所载又有差别，还有一些简文的记载较《史记》详细，但也有一些内容不见传世文献记载。李学勤先生认为，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是《秦记》一类秦人编写的史书。在文献学上可以看做是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的续编。23

2阜阳汉简《年表》

阜阳汉简《年表》，原先简报介绍时称为《大事记》，后来胡平生先生改称《年表》，看来是参考了《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的称谓。该材舷衷谏形捶⒈恚�莺�缴�壬�樯埽�馀�窦虺鐾潦辈兴鹧现兀�硬写婕蛭睦纯矗�淠甏�段�瞧鹩谖髦芄埠鸵院螅�沼谇厥蓟适薄！赌瓯怼房煞治�住⒁伊街郑杭字帧澳昃��常�崽钍率怠保�抑帧耙

栏之内排列两位君王，谥号、年数之间无任何标志隔断，我们理解应是同一诸侯国的两代君王，记其各自在位年数”。24

故事类有：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容成氏》，全篇存有完、残简53枚。原有书题，抄写在书末第53号简简背，作“讼城氐”，读为“容成氏”。据整理者介绍，全篇内容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容成氏等最古的帝王(估计约有21人)；第二部分是讲帝尧以前的一位古帝王，因竹简残缺，失去其名，估计是帝喾高辛氏(也可能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还有其它帝王名，如颛顼等人，可惜简文残缺)；第三部分是讲帝尧；第四部分是讲帝舜；第五部分是讲夏禹；第六部分是讲商汤；第七部分是讲周文王和周武王。这七个部分，主要讲的是上古帝王的传说，三代以上皆授贤而不授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书中多存古史佚说，或可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第53简文义未足，估计后面仍有脱简，但此简背面有书题，推测后面的脱简大概也只有一二简，全文当叙到武王伐商终克之为止。

2慈利战国简《国语》

慈利战国简《国语》目前尚未发表，据报道，简文内容为记事性的古书，以记吴、越两国史事为主，如黄池之盟、吴越争霸等等，可能与传世文献《国语》、《战国策》、《越绝书》

的某些记载相同，但也有不见今本者。25

3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抄写在宽24厘米、长7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现存97行。出土时卷首残损严重，卷末完整，尚有余帛，好像是一件没有抄写完的帛书。全书约分16章，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原无书题和篇题，每章章首都有黑圆点(·)分章符号。每章所记之事彼此不相连贯，不分国别，内容涉及晋、燕、齐、鲁、宋、卫、吴、越八国事，除第二章关于燕国和晋国的战争不见传世文献记载外，其它的历史事件多见于《春秋》三传及《国语》等书，但文字内容也有所不同。张政烺先生曾经提出，该书每章记事十分简略，但必记一些言论，所占字数比记事文字多得多，使人一望便知，本书的重点不是在记事实，而是在记言论，这就是春秋时期典型的“语”类著作。26裘锡圭先生认为该书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铎氏微》一类的书，而唐兰先生则认为它不是《左传》系统，而为另一本古书。27李学勤先生认为：“《春秋事语》一书实为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作品，其本于《左传》而兼及《谷梁》，颇似荀子学风。荀子久居楚地，与帛书出于长沙相合，其为荀子一系学者所作是不无可能的。”28

4阜阳汉简《春秋事语》

阜阳汉简《春秋事语》出土时仅发现一块篇题木牍和近百枚残简。因简文残损非常严重，无法联读。木牍的正、背面各分上、中、下三栏抄写，共存37个篇题，没有书题。“春秋事语”书题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定的。这些篇题是：

（1）□□□□□台

（2）□□□去疾不更

（3）晋平公筑施( 乕)祁之台(见《说苑·辨物》，《左传》也有相同记载)

（4）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见《说苑·正谏》)

（5）□□□□□□有□□

（6）□□□台

（7）楚王召孔子(见《说苑·杂言》，《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相同记载)

（8）吴人入郢(见《说苑·善说》，《左传》、《史记》也有相同记载)

（9）竽尹申□(见《国语·吴语》)

（10）晋文公逐麋(见《新序·杂事》，《群书治要》、《太平御览》也有相同记载)

(11)晋文君之时翟人献封狐(见《说苑·政理》，《韩非子·喻老》、《金楼子·立言》

也有相同记载)

(12)韩武子田兽已聚(见《说苑·君道》)

(13)简子春筑台(见《说苑·贵德》)

(14)晋文君伐卫(见《说苑·权谋》)

(15)简子有臣尹绰(见《说苑·臣术》)

(16)简子攻卫之附郭(《说苑·奉使》、《吕氏春秋·达郁》中有类似记载)

(17)夏徵舒弑陈灵公(《左传·宣公十年》有类似记载)

(18)灵王会诸侯(见《新序·善谋》，《左传》、《史记》也有类似记载)

(19)景公为台台成(见《说苑·正谏》)

(20)阳虎为难于鲁(见《说苑·权谋》)�

(21)晋韩宣子

(22)齐景公游于海(见《说苑·正谏》)

(23)□□阳虎

(24)卫灵公筑□□

(25)魏文侯与大夫饮(见《说苑·善说》)

(26)鲁孟献子聘于晋(见《新序·刺奢》)

(27)赵襄子饮酒五日(见《新序·刺奢》)

(28)齐景公饮酒而乐(见《新序·刺奢》)

(29)□□□台

(30)□田子方问

(31)庄王不野□

(32)楚庄王□□

(33)魏文侯与田子〔方语〕(见《说苑·复恩》)

(34)或谓〔赵简〕子(见《说苑·君道》)

(35)晋平公春筑台(见《说苑·贵德》)

(36)〔卫叔〕孙文子(见《说苑·反质》)

(37)□□而穷

这些篇题都是依古代拈篇首语为题的方法所拟定。据韩志强先生介绍，可查到出处的有26篇，漫漶不清或存疑的有11篇。竹简内容查到出处的有25篇，分别保存在传世文献的51篇之中，其中《说苑》里有33篇，《新序》里有14篇，《左传》里有2篇，《国语》里有2篇。在这51篇里有采自先秦著作或被先秦和汉代以后的著作加工采用的有《韩非子》7篇、《吕氏春秋》3篇、《晏子春秋》5篇、《淮南子》4篇、《史记》7篇、《太平御览》3篇、《群书治要》3篇、《金楼子》2篇，还有《列子》、《文子》、《孟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

》、《汉书》、《礼记》、《北堂书钞》、《盐铁论》各1篇。29篇题木牍是该书的目录，它的出土，证明《春秋事语》这一写本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书籍存在于世。张政烺先生认为：“这种讲史记言的书就是当时的教学课本，读书人对这些课本故事自然非常熟悉，在后来人的著作里他们把这些熟知的故事随手拈来，经过加工成为自己作品的素材，难怪这些作品里存在许多相同的故事。”30这也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传世文献中能看到相同的故事的根本原因，有时在改编这些故事时作者还有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可能。

5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抄写在长192厘米、宽2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共存325行，约11000字。帛书基本首尾完整，卷末尚有余帛。原无书题、篇题，“战国纵横家书”为整理者根据帛书内容所定。全书文字避汉高祖刘邦讳而不避汉惠帝刘盈讳，其抄写年代当在公元前195年前后。全书分27篇，每篇篇首有黑圆点(·)间隔符号，篇与篇间连写不提行。31现存27篇可根据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面的14篇，都和苏秦有关，是苏秦给燕昭王和齐闵王的信和游说辞。其中第五篇见于今本《史记》和《国策》。第四篇的一部分，今本《战国策》有而脱误很多。第二部分是从第15篇至19篇，其内容主要是战国游说故事的记录。这几篇每篇篇尾都有统计字数，第19篇篇尾还有这五篇的总计字数，显然是另一个来源，应自为一个整体。其中除第17篇外，都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第三部分是最后的8篇，即第20篇至第27篇，根据其中有关苏秦的游说资料不与前14篇有关苏秦的资料编在一起来判断，这应该是另一种辑录战国游说故事和纵横家游说言论的文本。关于该书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纵横家《苏子》的残篇，李学勤先生认为：马王堆帛书有《战国策》，发表时称《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其间11章见于今《战国策》或《史记》。今本《战国策》为刘向纂辑，其叙云“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书》”，帛书本应为其中一种，只能算今本的一部分，但就其性质而言，仍然属于《战国策》。32

另外，据李零先生介绍，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也有约20种与《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类似的书籍。如：

(一)楚国

(1)《叔百》，是记楚成王(前671-前626年)时事。“叔百”即楚臣荐吕臣(字叔伯)。

(2)《子玉治兵》(篇题为后加，分甲、乙本)，是记晋、楚城濮之战(前633年)前楚臣成得臣(字子玉)治兵事。

(3)《两棠之役》甲本(篇题为后加)，是记晋、楚邲之战(前597年)。 邲为汴水，入荥阳曰蒗荡渠，即简文“两棠”。《吕氏春秋·至忠》、贾谊《新书·先醒》提及此役，皆曰“战于两棠”。下《两棠之役》等五种亦有此章，《陈公治兵》提到此役，也作“两棠”。

(4)《两棠之役》五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两棠之役》乙本、《楚分蔡器》、《司马子有问于白炎》、《阎毂？先驱》甲本、《左司马言》五种。《两棠之役》乙本同上。《楚分蔡器》是记楚灵王(前540-前529年)败蔡灵侯于吕(疑在前531年)，命申成公取分蔡器。《司马子有问于白炎》是记楚惠王(前488-前432年)时事。司马子有即《左传》哀公十六、十八年所见公孙宁(字子国)。《阎毂？先驱》甲本是记楚昭王二十一年(前495年)灭胡事。《左司马言》是记楚惠王时事。

(5)《灵王既》，是记楚灵王事。

(6)《景平王问郑寿》四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景平王问郑寿》、《景平王命王子木（辶+石）城父》、《庄王既成》、《 敔于析遂》。《景平王问郑寿》、《景平王命王子木（辶+石） 城父》是记楚平王(前528-前516年)时事。《庄王既成亡锼 》是记楚庄王时事。《敔于析遂》是记楚灵王即位(前540年)前后的事。

(7)《昭王故事两种》(包括《昭王毁室》、《昭王辶+石 逃宝》两章，篇题为后加)，是记楚昭王(前515-前489年)时事。

(8)《阎毂？先驱》乙本(篇题为后加)，同上甲本。

(9)《百占辞赏》(篇题为后加)，是记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79年)白公之乱后的事。

(10)《王居苏濑之室》三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王居苏濑之室》、《叶公子高之子见令尹子春》、《谦恭淑德》，皆记楚惠王(前488-前432年)时事。

(11)《简大王泊旱》(篇题为后加)，是记楚简王(前431-前408年)占卜事。

(12)《陈公忄 治兵》(篇题为后加)，“陈公”，不详。案：楚灭陈，封穿封戌为陈公，为《左传》昭公八年(前534年)事。此人当在其后。

(13)《范戊贱玉》(篇题为后加，分甲本、乙、丙、丁四本)。“范戊”，楚臣，于史无考

(二)晋国

《三郤之难》(篇题为后加)，是记晋厉公(前580-前573年)时的三郤之难，事见《左传》成公十七年(前574年)和《国语·晋语六》。

(三)齐国

(1)《景建纳之》，内容分三部分，是记齐桓公(前685-前643年)时隰朋、鲍叔牙向齐桓公进谏，于史无考。

(2)《景公疟》，是记齐景公(前547-前490年)和楚康王(前559-前545年)时事。其中提到齐臣晏婴、楚臣屈木(即屈建)、屈聘、叔百(即叔伯)和晋臣范武子、范文子。

(四)吴国

《吴命》，包括残简若干章。

(五)其他

(1)《昭王听赛人之告》残简(篇题为后加)，记楚昭王时事。

(2)《有所》残简(篇题为后加)。

(3)《寝

公元四七八午至五四九年字思贞，南阳涅阳人，刘虬之子，为刘氏117世祖。生于宋顺帝升明二年，卒于梁武帝太清三年，年七十二岁。（中国文学者生卒考作生于升明元年，卒于太清二年。此依列代名人年谱，并参梁书本传）八岁能属文，十五举茂才对策。沈约、任昉见而异之。起家宁朔主簿，辟太学博士。累迁都官尚书、太常卿。性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侯景之乱，之遴避难还乡；湘东王绎嫉其才学，密送药杀之。

“酒杯千古思陶令，腰带三围恨沈郎”的意思是：在饮酒时会在千年文化中会想到陶渊明，看到三圈的腰带会想到沈约。

此句出自明代诗人夏完淳之诗《杨柳怨和钱大揖石》，其中的”陶令“是指陶渊明，”沈郎“是指沈约这个细腰男子。

杨柳怨和钱大揖石

明夏完淳

东风初度春江曲，大堤花草参差绿。

昨宵烟雨尽伤心，今日莺花空满目。

有客扁舟回自伤，一江春水半垂杨。

始知啼鸟皆牵恨，不是征人亦断肠。

千条深锁垂芳甸，丝丝尽拂行人面。

晓气疑笼汴水堤，春光不散灵和殿。

独想当年全盛时，江南芳景驻游丝。

踏青宝马香车疾，载酒楼船画桨迟。

公子金鞭竞相送，五街七市游尘动。

争看飞絮荡春风，却惹落花迷晓梦。

到今罗绮古扬州，不辨秦灰十二楼。

枯柳不知亡国事，乘春偏发大江头。

江南江北愁如带，画船箫鼓知何在。

鳷鹊渡头微雨来，琵琶马上苍烟外。

斜阳深处草鳞鳞，作客孤帆送远人。

折尽南枝留去马，迥看北雁满离津。

当日艳阳今在否，独酌春塘一杯酒。

关情莺啭章台路，离恨乌啼白门柳。

偏逐清风上下狂，衔来春燕满空梁。

酒杯千古思陶令，腰带三围恨沈郎。

大道如掌春阳静，临流直挂垂鞭影。

黄鹂夜雨太液池，白马春泥景阳井。

横笛城头不忍听，那堪柳色更青青。

可怜徘徘伤情路，最是劳劳赠别亭。

昨夜春江净如洗，几片杨花落扬子。

惟有钟山松柏枝，春阴憔悴为君死。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竟陵八友”之一，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先后在宋、齐、梁三朝做官，旧史一般称他是梁朝人。沈约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足见其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赫。沈约从少年时代起就很用功读书，白天读的书，夜间一定要温习。他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常常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青年时期的沈约，已经“博通群籍”，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对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二十几岁的时候起，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终于写成一部晋史。可惜，这部晋史没有能够流传下来。沈约是诗文俱佳的大文豪，在当时文声名动天下，身为永明体的创立者之一，他的山水诗、离别诗和悼亡诗以“长于清怨”闻名。

”沈约瘦腰“出自《南史·沈约传》，亦见《梁书·沈约传》。据传：沈约想告老辞职，于是借自已病老的事由，一次给徐勉写了封信，说自已年老多病，近百多天来皮带常紧，每月估计腰肢要缩小半分。

《南史·沈约传》：“初，约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论者咸谓为宜，而帝终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见许。与徐勉素善，遂以书陈情于勉，言已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欲谢事，求归老之秩”。

(其他瘦腰之事) 致于腰围减带之事，古籍中记载的亦多，就约之前之记，录二三例于此：（一）汉·刘向《列女传》：“魏芒慈母，前妻之子犯令当死，母忧感带围减尺”。（二）《梁书·昭明太子统传》：“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三）梁·简文帝《赋得当垆》诗：“欲知心恨急，翻令衣带宽”。

将其和韩寿偷香、相如窃玉、张敞画眉合称古代四大风流韵事。是其引申之意，在后来的艳情小说、戏曲文中，常用作男女因情思而引起的病瘦，凡此种种用意，均随引文而异。

魏晋文学研究，其趋向基本与上一年相同，又有所深入：文学接受传播史备受重视；政治、思潮、家族等社会因素对文学的互动影响也愈来愈被关注；从前常遭忽略的一些小作家和文学现象，现在也逐渐被挖掘出来。王玫《建安文学在宋代的接受与传播》”（1）从接受学角度进行研究。文章认为，宋代社会文化状况从读者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活动中得到反映；宋代读者更注重从道德评判角度接受建安文本，对建安文学创作形态的接受具备一定的审美因素，但难与功业进取观念认同；南宋时慷慨之音得有较大回响。王晓毅《竹林七贤”考》（2）通过检索《大正藏》的相关译名、实地考察遗址并综合分析文献资料后得出结论：东汉至西晋时期汉译佛经中的释迦牟尼说法处“竹林”，多译为“竹园”，与“竹林七贤”无涉。河内山阳为魏晋达官贵人的庄园别墅区，确有竹林。徐公持《潘岳早期任职及徙官考辨》”(3)是本年度的重要论文，主要根据《闲居赋序》中“八徙官”等叙述，对潘岳早期任职问题作了考辨。张金耀的《金谷游宴人物考》”(4)对元康六年的金谷文人集会活动，细致爬梳了有关资料，对游宴的参与人物进行深入考证。姜剑云《“三张”父名问题新解》”通过对史料的考辨，认为太康诗人“三张”之父乃张牧，排除了史传中“张收”之异说。此外重要的考证性文章有：杨合林《左思杂考》（6）、袁行霈《陶诗析疑》（7）。吴正岚《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的影响》（8）：认为陆机入洛后趋利求进的行为是受陆氏家族重立功立事传统的影响。毛庆《西晋文学：陆机、潘岳、左思三“疑案”实议》”（9）对三位太康作家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做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陆机人格前后的乐府诗的艺术成就相差悬殊，不能一以概之。而潘岳《闲居赋》并非矫情枉饰之作，符合潘岳当时当地特定的心理。本文还认为左思诗风不是豪放，而是“疏野”。建安风骨之全面继承者是刘琨而不是左思。跃进《陆机创作之“繁”》（10）指出陆机之“繁”表现在三方面：著作之繁，文情之繁，词藻之繁，并作了简要的辨析。

陶渊明研究作为长盛不衰的热点，在本年度继续涌现出大量论文，其中大多是对陶渊明的作品内涵、人格特征等作某些阐释和辨析，其中较值得注意的有张可礼的《陶渊明诗文内容三要义》（11）和向彪的《晋宋易代及陶渊明晚年的心态》（12）等。徐声扬《关于陶渊明从庚子到乙巳年间的行踪考》（13）通过对几首陶诗的剖析，对陶渊明这段行踪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关于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讨论，王启涛《陶渊明与佛教关系新证》（14）从语言词汇角度入手，分析《桃花源记》的写作风格，与同时代及前后佛典作比较；丁永忠《陶诗佛音笺辩(一)》（15）则对其作品所涉及的佛教典故、术语及物事等作笺释。邓小军《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16）则列举了陶渊明以诗文与慧远、刘遗民等进行思想交流和辩驳的事实。从陶渊明的家族身世角度审视对其创作的影响，杨合材的《陶氏家族传统的建构与传承一一从陶渊明(命子)诗谈起》（17）认为陶渊明的家庭传统观念对其价值选择和人生归依有重要影响。张映梦《陶之家世对陶渊明性格形成的影响》（18）讨论了其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对陶渊明性格形成的影响。曹虹《陶渊明(归去来辞)与韩国汉文学》（19）介绍丁韩国汉文学家对陶的接受和效法，主要通过集字做诗、以诗来表达读后感、依韵赓和等三种途径。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的有李剑峰的《隋唐五代陶渊明接受史概论》（20）。关于陶渊明研究史的整理近年较多，如钟优民《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21）、李华《20世纪陶诗风格研究重要成果概说》（22）等等。

文论方面，潘世东《试论(人物志)对(典论．论文)的影响》(23)、刘文勇《曹魏政泊与《典论（论文)》(24)从各自角度分别论述了魏晋文论所受的影响。此外还有冷卫国的《论建安时期的赋学批评》（25）。佛教与东晋文学的关系愈来愈受重视，尤其是东晋高僧慧远和当时士人的交往，有不少文章论及。曹虹在《慧远及其庐山教团文学论》<26）集中考察了慧远法师弟子群的游山、法集与文咏活动等情况，认为这个群体倾向于将哲理的体悟和审美的感受结合起来。齐文榜《第一位自觉咏唱山水的诗人》（27）认为慧远是中国山水诗史上第一位自觉咏唱山水的诗人。

从魏晋玄学角度论其与文学的关系，这方面的文章有高华平《“言意之辩”与魏晋文学理论的新成就》(28)和彭玉平《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29）等。前者认为魏晋玄学“言意之辩”促使当时的文学理论产生了真正的文学本体论或本质论，这才是魏晋文学走向自觉的真正标志。后者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互影响为研究视角，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及两者的渗透和促进，重估其价值和地位。

本时期值得关注的文章还有钱志熙《评徐公持的(魏晋文学史)》（30）、刘志伟《题材选择与魏晋诗赋文体演进》（31）、吴承学、何志军《诗可以群——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32）等。

2001年的南北朝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诗品》、《文心雕龙》、文体脉络、文人群体和文风的关系等方面，其中钟嵘《诗品》滋味说、文体分析、文人群体研究这三个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诗品》研究，刘跃进《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对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的一个推测》（33）一文以“滋味”说为中心，考察了钟嵘《诗品》和印度《舞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相近性，认为《德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中的《诗律考辨》为我们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在此基础上得出初步的推论：《舞论》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是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之一。胡大雷：《(诗品)：着眼于艺术效果的诗歌批评--兼答清水凯夫(诗品是否以“滋味说”为甽心)》（34）具体梳理了“滋味”说的理论结构认为钟嵘《诗品》理论基础是对前人诗歌理论实施的新阐释，钟嵘对其当代诗风的提倡与抨击都是从艺术效果来展开的，这是“滋味说”的现实基础。

2001年的《文心雕龙》研究考据和义理并进，在考据方面，贾树新《〈文心雕龙〉撰成年代再考》(35)从奉朝请起家时间与撰成年代的关系，沈约“贵盛”与撰成年代的关系、历史称谓与撰成年代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进一步考证《文心雕龙》撰成于萧梁之初。力之《〈文心雕龙〉不提陶渊明乃因渊明入宋辨》（36），一文具体分析了各家对《文心雕龙》没有提及陶渊玥的论述，中肯得出《文心雕龙》没有提到陶渊明是因为渊明乃是入宋作家的结论。义理方面，童庆炳《(文心雕龙)“因内符外”说》（37）解析了《文龙雕龙·体性》篇所提出的理论范畴——“体”和“性”的意义结构，认为“体性”篇全力论证的“因内符外”或“表里必符”的观念，是对“文如其人”传统的发挥。虞蓉《〈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文用”标准》（38）认为“文用”是《文心雕龙》“论文叙笔”的分类标准，并在“文用”的基础上讨论了“论文叙笔”的次第。毕庶春《论外史内 史论合一 ——〈文心雕龙〉与文学史刍论》（39）、马庆洲《阅时取证 比采而推——简论刘勰五言起源说及其对文学史研究的启示》（40）、李长徽《刘勰乐府论探析》（41）则几乎同时注意到了《文心雕龙》的“文学史”特点。

《文选》方面，本年度论文较少，热点仍然是《文选》选录标准问题，有刘晟《〈文选〉徐悱作品选录管窥》（42）、尤炜《再论(文选)的选文范围》（43）可以参考。

文体研究领域，贾奋然《论齐梁古今文体之争〉〉（44）指出齐梁古今文体之争不限于以萧纲与裴子野分别为代表的古体、今体文学集团之间的冲突，它是贯穿于整个齐梁时代，几乎进入到每个批评家视野中的文体形态和文体观念、冲突，这促进了古体向近体的进化。胡大雷《宫体诗与南朝乐府》（45）探讨了自东晋以来文士渐接受南朝乐府和逐渐建立起“侧艳之词”传统问题，认为直到陈隋时，宫体诗才与南朝乐府相融和，形成自创流行曲与自创辞的结合来吟咏女色的创作样态。[韩国]金昌庆《论咏史诗在汉魏六朝的出现与发展》（46）从班固式的“史传”及左思、陶渊明式“抒怀”两种咏史诗体式的递变入手展开论述咏史诗在汉魏朝的出现和发展，见出咏史诗由“述史”转向“抒怀”的发展轨迹。韩高年《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47)从文体学视角入手，指出到了南朝，赋的审美功能进一步提升，表现出对情韵的空前强调和语言技巧的刻意追求，赋的骈偶倾向的理性化与赋的律化的全面展开等现象，表明赋的诗化进一步加剧。

文人群体研究在2001年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周唯一《彭城刘氏诗群在齐梁诗坛之创作与影响》（48）以彭城刘氏诗群这一文学史长期为人忽视的齐梁家族文学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析了这一家族文学群体的崛起、群体的文学理论主张、诗歌创作概况及其对当时诗坛的影响。在文学理论领域，杨清之《论六朝文人聚谈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49）从纵贯六朝的文人聚谈现象切入，认为文人聚谈不但直接影响到文学理论专著的问世，更促进文学理论的生成。

文人个体研究方面，本年度的热点是谢灵运、沈约、庾信。宋红《谢灵运年谱考辨》（50）就谢灵运生平事迹研究中所涉及的谢灵运袭封时间、谢灵运从弟谢晦与宋文所率讨伐大军对阵时间、谢灵运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一事的可靠性、关于“随州从事”的辨析四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考辨。李雁《谢灵运作品杂考》（51）具体考证了谢灵运的《撰征赋》、《谢封康乐侯表》、《从游京口北固应诏》的写作时间以及相关的问题。

曹道衡《关于杨炫之〈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52)指出杨炫之的祖籍为平川(今河北遵化)，他奉朝请在永安二年，任抚军府司马在武定五年八月前。杨炫之在思想上并不反佛，而是反对王公贵族的奢靡。[韩国]姜必任《庾信对北朝文化环境的接受》（53）分析了宇文氏的民族政策、学术政策和文学政策给庾信的影响，并从胡乐入华、北朝射猎讲武、北朝人学陶以及北方对山水的审美观念三个角度考察了庾信六言诗、边塞诗和山水田园诗。陈庆元、林怡《齐梁佚诗存目考》(54)从各种史籍、类书、佛道典籍等对齐梁佚诗作全面详考，并勾沉了部分诗题，以供研究者参考，是本年度比较重要的文献整理成果。

魏晋南北朝小说方面，李剑国《干宝考》（55）在葛兆光、作者本人、日本小南一郎对干宝事迹研究的基础上，作了更加详实的考证与研究。该文考证了干宝身世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籍贯、家世、仕历、《搜神记》著作过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考知干宝祖籍汝南新蔡，约汉末祖上避乱徙居吴郡海盐。永嘉五年为佐著作郎，建武元年擢著作郎，领修国史，在著作凡十年。咸和初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咸康元年王导请为司徒府右长史。二年三月卒官，葬海盐西南40里金牛山南。《搜神记》创作始于建武元年，约在司徒府成书。此外，李剑国《早期小说观与小说概念的科学界定》（56）对“小说”一词的散见于典籍中的历来论述重新加以系统性地梳理，指出《汉书。艺文志》也即《七略》对小说的专论“首次确立了小说的独立的文体地位”，是“汉代小说观的典型概括，成为小说理论的经典”，桓潭《新论》较之《汉书艺文志》大大肯定了小说的伦理功能，而徐干在《中论·务本篇》中对小说的提及间接反映了徐干认为小说具有娱乐和审美功能。该文认为中国小说史上战国至六朝时期的早期小说观念，并不是一个文学性文体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体概念，只能说是一个准文体概念。它只是一般性揭示了“小说”、“道听途说”、“丛残小语”的特性，而缺乏对文体要素的明确规定。该文指出科学界定小说概念，应遵循叙事原则、虚构原则、形象原则和体制原则，符合这四个原则才能被界定为小说，否则均应被排除在外。

李道和《女鸟故事的民俗文化渊源》（57）通过用推理、分析的手法对六朝志怪小说中所出现的女鸟形象进行缜密严谨的逻辑推理与考证，认为鸟与女，衣与妻有对等关系，衣与魂有粘附关系，女巫与女鸟有传承关系。作者从这种分析中得出结论：中国古代俗信中的女鸟形象，是从女巫(经由简翟和姜嫄)逐渐演变而来的，这些女鸟都可以或鸟或人，都有浴水偶合的情事，都有母系传承的特征，这类女鸟故事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它在高禖祠祀、水次祓除、求雨雩祭及招魂、巫蛊等一系列礼俗文化背景中逐渐凸现出来。

(沈约)母亲担心他的身体支持不了这样刻苦的学习会生病，常常减少他的灯油，早早撤去供他取暖的火。而(沈约)白天所诵读过的文章,晚上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众多典籍，能够写出很好的文章。 从家中被起用接受朝廷征聘。济阳蔡兴宗听说了他的才能很赏识他。蔡兴宗时为郢州刺史，引荐沈约为安西外兵参军，兼任记室（官名）。蔡兴宗曾经对他的几个儿子说：“沈约的为人堪称师表，你们应该好好地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