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边肖。今天，我想告诉你关于中国的海洋历史。请注意。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航海大国，航海历史悠久。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是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掌握航海技术的国家之一。中国文化通过海洋向海外传播，对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古代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民就开辟了从印度洋到非洲大陆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掌握使用指南针的国家。中国的指南针和造船技术通过地中海从阿拉伯传到欧洲，为世界航海技术的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航海家，如鉴真、郑和、冼夫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处于世界海洋文明的顶端。但近代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中国海运业的发展受到一点阻碍，被欧美一些工业强国赶超。

最早的航海家

中国的航海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记载了石“劈木船桨”的故事。7000年前河姆渡史前文明遗址出现的木桨，是中国航海的第一份证据。中国的古籍和文献中关于航海的记载数不胜数。还记载了夏朝莽帝“征服大海，捉到大鱼”的故事。与韩国商人和海外人士的接触更加频繁。公元年，有关于商人航海活动的记载：“相土凶，海外断绝”。

春秋时期，吴、齐、燕、鲁、越等周边国家的航海技术也十分发达。吴和齐都能造10英尺长、15英尺宽的大船。它们被称为“翼龙”，是一种能够在海上航行的双层战舰。祁曾经和这样的翼龙在海上嬉戏。他已经半年没上岸了。孔子非常羡慕，他梦想乘坐这样一艘大船去“海上旅行”。

吴的战船可以从东海出发，穿过东海、黄海，到达渤海湾的胶州。五福查攻打齐国时，就是沿着这条海路到达齐国的。另一方面，燕以海军征服朝鲜半岛，并派人出使日本，开辟了辽东至日本的新航路和中日海上航路。

最大的舰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航海技术进一步发展。方士徐福远赴海外，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他的船载着数百名工匠和3000名处女。这艘船的大小是可以预测的。徐福驶往“平原光泽”号。据后来的学者说，他的船队至少到过日本和菲律宾，甚至到达了琉球群岛。

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技术和舰队。汉武帝建立了“造船军”，这是世界上第一支职业海军。这支部队乘坐“建筑船”，船又高又宽，看起来像一座建筑。它可以远距离攻击，也可以近距离作战。它是古代历史上最有效的海军。这艘船可以容纳数百名士兵，配备了世界上最早的桨和舵。每层楼都被硬木制成的“城垛”所包围。四周覆盖皮革，加强保护。舰顶是军旗手，可以指挥士兵作战。更难得的是，这艘船周围都是护航舰艇，由装备、战舰、侦察兵、首舰、红马舰组成，非常类似于当今海军的航母编队。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派10万人的舰队去南越。水军在汉朝的战斗力显而易见。

汉代也有远洋远航。汉武帝时期，汉朝的海洋航线已经可以从广东出发，通过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和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斯里兰卡，再通过红海到达埃及开罗，再从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再通过地中海从希腊和罗马到达罗马帝国。这条长达8000多海里的航线，是世界海运史上的一大创举。

那是唐朝的盛世。唐朝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开放的思想，向世界各国敞开了怀抱。唐朝时期，唐朝修建的世界上广州、泉州、扬州的码头、港口，从这里出发，穿越印度洋、斯里兰卡、印度半岛、巴基斯坦，到达美食之乡。这些大船可以无视印度洋和波斯湾的大风大浪。唐代航海家还掌握了季风和洋流的变化。他们每天航行70多海里，在风浪中漫游。他们代表了大唐王国最高的航海技术，大唐最繁荣的造船技术，大唐盛世的骄傲。

鉴真杜东

唐朝二十一年，日本僧人、赵奉之命，来到唐朝，邀请德高望重的大师到日本弘法。鉴真大师煞费苦心，带着他的弟子们进行了六次艰难的东方之旅。

俗话说，世事无常。鉴真大师前五次赴日都是因为政府阻挠或天气恶劣。直到20年后的公元753年，在日本使节藤原和济北的帮助下，鉴真大师终于乘船抵达日本，并向日本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佛教。

鉴真前五次东航的失败不是因为唐朝航海技术落后，而是因为唐朝政府禁止平民航海赴日。因此，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在鉴真的第一次和第四次航班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未能成行。唐代造船技术虽然发达，但中国优秀的造船工匠和航海专家基本都是政府雇员。鉴真和其他人不能招募优秀的船员或找到合适的船只。所以经验不足的船员几次出海都不知道如何避开强烈的东北季风，导致了之前的失败。因此，鉴真上一次东渡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唐朝的航海和造船技术落后。表面上看，他的东渡是被政府禁止的，类似于非法移民。失败也很正常。

指南针的应用

宋元时期，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并用于航海，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重大突破。宋代《易经》年，记载远洋水手用罗盘辨别航向：“水手识地理，夜观星辰，昼观太阳，阴观针。”与航海和天文学相比，指南针在航海史上的使用是科学技术的一大飞跃。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宋元时期的造船技术也是高超的。他们可以建造长30米以上、宽4米以上、载客量1000人以上、尖底、24桨的快船。元朝用这艘船开辟了一条海上运输路线。这条路线从平江出发，从山东胶州绕过山东半岛，到达海河入海口，然后沿海到达河北武清，把变质的食物运到北京。海上航线开通以来，北京的交通运输能力增加了六七倍，解决了北京的首都和粮食问题，使北京在随后的明清时期成为首都。

郑和下西洋

明代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创举。永乐三年来，郑和率领的船队超过200艘，其中大型宝船62艘，长44英尺，宽18英尺，桅杆9根，帆12面。郑和率领两万七千多名船员和官兵先后在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最大航程达一万多吨

《大明配图》

《一画混明》是明洪武二十二年根据郑和下西洋绘制的世界地图。该图形长387米，宽475米。这是最早也是最大的世界地图。这也是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描绘非洲的世界地图。这张珍贵地图的原件现在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一幅386456cm的《明代一体》挂图，展示了明代及其周边地区的民居、山形、河流及其相对位置。居民区通过在地名上放置盒子来定位，盒子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内外归属。它以明朝的疆域为中心，东起日本，西至欧洲，南至爪哇，北至蒙古。这是目前已知的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世界地图。

“易图，大明的匈奴”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使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内部和外部所有权。描绘了明代行政公署、山川河流的相对位置，有镇宅、城堡、瞿塘岩井、泽池湖、边陲岛屿、古遗址、古河道等1000余处。《明明统一图》还详细描绘了欧洲和非洲的地形。其中，非洲位于左下角。尼罗河、奥兰治山和德雷肯山都有非常详细的标记。这幅画很美，内容丰富。这是珍贵的国宝。

最后的荣耀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明朝海禁政策的重大失误，中国古代辉煌的航海事业遭到严重破坏，逐渐衰弱。虽然明末出现了精通航海技术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打败了当时的海上强国葡萄牙，收复了台湾省，但这只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一个闪光点。

1895年甲午战争，清朝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从而结束了中国古代海洋的历史。从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再也没有自己的脚步走向海洋深处。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航海事业才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有没有姓聂的，知不知道聂姓由来，你是哪的 我只直到聂小倩

聂姓的起源地点 西周前期，周康王姬钊赐封地聂北（也作“乜北”，今山东省茌平县贾寨镇）予吕衡，位置与邢、卫、齐三国交界。因为领土不大，领主又在卫国为官，因而没有建国，也不属任何一国。 西周后期，被邢国吞并。东周春秋后期，卫灭邢，并入卫国领地，与晋、齐两国交界。东周战国时期，先后沦为魏国、齐国领地。 古之聂北，大至今以对角线画贾寨镇张名扬村至肖庄镇朱楼村的范围（境内除朱楼村外现均在贾寨镇境内）。贾寨镇，现今属于山东省的茌平县境西部，地处聊城、临清两地中间。聊夏公路（聊城――夏津）、省道075交错在乡境内穿过，交通便利。全乡辖37个行政村，28万人，51万亩耕地面积，其中蔬菜面积17万亩，总产4万吨，蔬菜收入2500万元。

聂家来源发源地什地方 的聂姓始于西周时期：周武王得天下后传位到周康王时，封吕衡为卫国卿大夫，还将聂北（也作“乜北”，今山东省茌平县贾寨镇）作为封地赐予吕衡，位置与邢、卫、齐三国交界，可享有封地内的财政收入。

他以封地名“聂北”中的“聂”为自己的氏，表示封地在聂北，并修建了城池。后有百姓以“聂”为姓，并于聂氏合为一谈。这就是聂姓的起源了

百姓讲坛百家姓聂姓氏起源 聂氏

历史来源：

「聂」源出：

聂（Niè聂）源出有四：

1、出自姜姓。据《姓氏急就篇注》所载，春秋时齐国丁公封其支庶子孙于聂城（今山东省茌平县西，一说河南清丰县北）为齐国附庸，称聂国。后世子孙以国为氏。

2、出自姬姓。据《元和姓纂》所载，春秋时卫大夫（一说楚国大夫）食采于聂（今河南省濮阳），子孙以地为氏（据袁义达与杜若甫的《中国姓氏大辞典》所载，卫大夫采邑地为今山东聊城，而楚有摄叔，而无聂叔，袁、杜二人认为古籍有误）。

3、古有地名聂北，春秋时属邢国（今山东省茌平西），亡后属齐，居者以地为氏。

4、出自他族有聂姓或改聂姓：

宋时犹太人入中国，在元、明时采用汉姓，其中有聂姓。

清满洲人姓，世居辽阳。

今满、土家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姜尚。字子牙，一说字望，又称吕尚、吕望、齐太公，号太公望，又号太师尚父。是周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垂钓渭水河边，被文王礼聘为相。后佐武王伐纣，居功至伟，是周朝第一开国功臣。成王时封于齐。下传至齐丁公时，丁公封其支庶于聂，后世子孙以国为氏，称聂姓。他们尊姜尚为聂姓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关于聂姓之确切发源地，由于众说纷纭，今无从考证，但聂姓发祥于今豫鲁一带应无疑义。见诸史册的第一位聂姓人是战国时的聂政，为韩国轵（今河南省济源西南）人，其后西汉有雁门马邑（今山西省朔州）人聂壹（一作聂翁壹），东汉有颖川襄城（今河南省襄城）人聂季宝，另有蜀郡（今四川省成都）太守后为廷尉的聂尚。表明在东汉之前，聂姓基本以北方为其繁衍发展的中心地带。魏晋南北朝时期，聂姓在今山西的夏县一带发展迅速，并呈现族大人众，枝繁叶茂之势，于是产生了聂姓历史上的第一大郡望――河东郡。另外，由于此际社会动荡，聂姓已有播迁江南者，其中落籍于新安江流域的聂姓，经繁衍发展，逐渐形成了聂姓新安郡望。此际见诸史册之人物有三国吴人聂友，乃豫章（今江西省南昌）人，南朝梁有聂松，可见此际聂姓已南迁于今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一带。隋唐之际，聂姓在上述两大郡望依旧繁衍兴盛，并以两地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播迁。两宋之际，见诸史册之聂姓以南方人居多，而且今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均有，尤其是南宋偏安临安之后更甚。南宋末期，由于北方已由夷族统治多年，相对南方较为稳定，聂姓繁衍出现新特点，即北方发展平稳，南方避乱播迁。元末，由于军阀纷争，瘟疫流行，使中原、华东、中南各地饿殍遍野，赤地千里。朱明王朝一统天下后，为恢复当地经济，强行从战火波及不到的山西进行移民。于是，山西聂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明中叶以后，沿海之聂姓有迁台者。明末张献忠屠川造成今四川、重庆人口锐减，后湖广填四川时，有两湖之聂姓入川。清代以后，聂姓分布更广。如今，聂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湖北多此姓，约占全国汉族聂姓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聂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二十六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

堂号

聂姓的主要堂号有：“赐书堂”、“三礼堂”、“环溪堂”、“河东堂”等。

五、宗族特征

1、聂姓家族优异无比，人才济济。不但节义之士满载于他们的家谱之中，而且出了不少的名臣良吏和饱学之士，留给千秋万世的子孙以无尽的光辉。

2、现今当代聂姓多将领。除音乐家聂耳外，共和国共有四位聂姓将帅。大名鼎鼎的聂荣臻元帅，还有中将两位，他们是湖北省礼山人聂凤智，安徽省阜南人聂鹤亭，巧合的是，此三人均卒于1992年。另有少将聂济峰，河北省晋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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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聂”姓起源于什么？有什么来历？族谱有没有？ 参考：据网络查询介绍，聂姓起源于河北，主宗姜太公。

姓氏来源《元和性篆》记载：卫大夫食采于聂，因以为氏。又汉代学者史游在其《姓氏急就篇》的性字注也指出：聂本地名，因以为氏。换言之，我国的聂氏家庭最初出现于卫国，以地为氏，迄今大约3000年的历史。但追究其姓源，则系出姜姓，望出河东。齐丁公封支子于聂城，为齐附庸，后以国为氏，于亡国后迁到卫。卫国本是姜太公的子孙所建，因而他们的老祖宗应是姜子牙。

聂姓现任部队最高军衔的是谁 很高兴为你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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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番号、编制、制度、地址、装备、人员、电话、演习、学习和培训内容、试验等军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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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聂在满族姓氏里姓什么 [聂] 满族老姓包括：聂佳氏、聂格哩氏，以及加入满族的聂氏（汉族）等。

聂佳氏Ninggiya Hala 北京市满族有此姓，世居不详，后改汉字姓聂。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并没有收录聂佳氏，估计是加入满八旗的聂氏所改。

聂格哩氏Ninggeri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世居叶赫、辉发等地。后改汉字姓聂。

――聂格理氏隶属的旗分有满洲镶白旗、镶蓝旗和正黄旗。

zhidaobaidu/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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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除旗籍不详的聂佳氏之外，聂格理氏、聂氏都没有镶黄旗的。

聂 是由鲜卑族的哪个姓氏改的 没有见到聂是由鲜卑族的姓氏改的任何资料，聂姓来源：出自姜姓。以邑名为氏。据《姓氏急就篇注》云：古邑聂北，原属邢国，在今山东省�P平县西。春秋时邢国亡后，属齐国。齐丁公分封其之子于聂邑，为齐国附庸。其后有聂氏。又据《元和姓纂》云：卫大夫食采于聂，因以氏焉。

四字好听的姓聂的名字 男孩叫浩然，女孩可昕

焦姓起源于上古神农氏后裔，出自姜姓，以国为姓。

据《通志·氏族略》、《广韵》及《史记》所载，西周初周武王立国之后，封神农氏后代裔孙于焦，建立焦国（在后世的陕州东北百步之遥的焦城），春秋时被晋国所灭，其后代以国为姓，遂为焦氏。

焦氏的得姓早在周朝之时，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华夏古老姓氏之一，也是南夷的大姓之一。

                                                           焦裕禄

扩展资料：

迁徙分布

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以及五代十国虽造成焦姓人口锐减，但其繁衍播迁却是呈小规模、无序的播迁，原因是藩镇割据或各国分立，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还有战火不焚烧的净土。

宋靖康之耻后，焦姓避居江东，繁衍于今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一带，宋理宗时，有焦炳炎由安徽宣州迁居浙江嘉兴。宋末元初，焦姓又不得不播迁于更广泛的南方其他诸省。明初，山西焦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江苏、河南、山东等地。

明清之际，焦姓人家大量出现于江南各地，同时人才辈出，声誉响亮，使得迄今为止焦姓在南方各地一直都是一个著名的姓氏。

如今，焦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江西多此姓，约占全国汉族焦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焦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二十八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

-焦姓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10岁被封为燕王，20岁进驻封地北平，向大将徐达学习兵法战策，39岁用武力从亲侄建文帝朱允手中夺得皇位，改元永乐。朱棣即位之初，为了团结朝臣，励精图治，曾将“靖难之役”中缴获的建文朝的奏疏，除涉及军马钱粮的以外，其余的一律销毁，以表示对建文帝的旧臣既往不咎。建文朝的工部尚书郑赐，原是北平参议，在朱棣手下办事十分卖力，后投靠建文帝，数次督师，阻扼燕军南下。建文帝失败后，郑赐被逮捕。朱棣责备他为何“反叛”？他回答是“尽臣责”而已。朱棣听后觉得有道理，便将他释放，并任命他为刑部尚书。可见朱棣的胸襟还是比较开阔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够容纳和团结曾经反对过自己的大臣的。

当然，作为封建帝王的朱棣，其本性是专横而残暴的。对于拒不合作的大巨，即使是素有学行，甚至名满天下者，他也定杀无赦，方孝孺之死就是典型。方孝孺是建文朝的侍讲学士，曾任编修《太祖实录》总裁。朱棣占领南京以后，想把“靖难之役”说成是应天顺人之举，便几次要当时被俘的文章高手方孝孺为他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囿于儒家正统观念，把朱明王朝的权力转移视为“篡位”，因而拒不受命。朱棣恐吓他：“独不畏九族乎？”方孝孺抗声答道：“便十族，奈我何!”朱棣终于下令将方孝孺的九族诛尽。为了凑足“十族”，又将方孝孺的朋友、门生合并为一族，全数尽诛，死者达873人。在诛杀方孝孺之前，朱棣已惨杀了建文朝的兵部尚书铁铉，割鼻剁耳，寸磔而死，然后又将其抛入油锅。朱棣因滥杀而受到当时和后世士人的指责，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朱棣毕竟是明朝继朱元璋之后的又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22年，5次北征，沉重打击了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巩固和维护了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统一。他继续执行朱元璋移民垦荒的政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五月，下令“除天下荒田未垦者额税”，疏浚河道，得江湖之利，减轻赋役，赈济灾民，仅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一次就罢免苏、松、嘉、湖四府田租达338万石。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随之手工业和商业也繁荣起来，遵化的冶铁、景德镇的制瓷和南京的造船、松江的布帛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国家财政收入大增，每年税粮除部分输送京师外，府县仓库还有大量积存。永乐时代经济的繁荣，是“洪武之治”的继续和发展，正如史家所言，“高(太祖)成(祖)肇造，享国长久，六七十年间，仓廪赡足，生齿繁殖”。明朝前期的鼎盛，与朱棣继续推进改革是分不开的。

朱棣以“智勇有大略”(《明史，成祖本纪》)而闻名于后世，而且对文化的积累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从马上夺得天下，又希望从史籍中汲取治理天下的经验，因此，他即位不久，便召见翰林学士解缙等大臣，命令遍求天下典籍，将各类事物分门别类按韵收辑，编成一部大书，以便检阅。他还特别叮嘱，内容要求详备，搜求务必普遍，凡有文字以来的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以至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都要广为收罗，“毋厌繁浩”。解缙匆匆受命，到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冬天即将书稿编好。朱棣审阅后并不满意，认为取材不完备，下令重修，加派姚广孝会同刘季篪、解缙一起监修。姚广孝即道衍和尚，在“靖难之役”中出过许多重要的主意，论功为第一，此时已拜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成为朱棣的股肱之臣。派姚广孝监修，可见朱棣对这件事的重视。同时，他又命令礼部选拔内外官员和各地宿学老儒充任纂修，选拔生员充任缮写。先后调集3000余人，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把这部书编成。朱棣审阅后十分高兴，亲自写序，赐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大典》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包括目录、凡例在内共22，937卷，订成11，095册，约37亿字。朱棣组织人力对我国古籍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精心整理，是有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的。

朱棣在位期间，还一改其父朱元璋的“禁海”政策，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吸引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又6次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把主要精力用于巩固国内统治，对外则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他于洪武三年、四年、七年、十四年、二十三年屡颁“禁下海通番”之令，特别是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尽罢元代就已设立的负责对外贸易的市舶司，改由沿海各地方官员负责。各地方官揣摩朝廷的意图，又面对走私的猖獗和海盗的骚扰，更规定“寸板不许下海”，除少数外国的“朝贡贸易”船在指定港口停泊外，中国商人的出海贸易已不可能，这样反而促成了沿海走私活动的发展。这种情况不改变，正当的对外贸易就发展不起来。朱棣即位当年，便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恢复已被废置的市舶提举司，并且宣布，自今外国人愿来中国贸易者，“悉听自便”。随后又在设有市舶司之地建立驿馆，负责接待外国商人。朱棣又派遣众多的使臣，分赴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爪哇(今属印尼)、硫球(今属日本)、日本、苏门答腊(今属印尼)等地，通报他已经登基的情况，招谕各国前来访问、朝贡、通商，并规定外国使臣来华，给予优待、赏赐，派官军加以保护。有些沿海地区的官员固守明初的传统政策，朱棣还多方疏导。日本使臣在宁波向当地百姓出卖兵器，当地官员要求将其治罪，而朱棣却给予赦免。可见他实行开放是真诚的，并不想借外国使臣违禁，又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

在对外关系方面，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活动，便是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郑和率领强大船队7次下西洋，有6次是在永乐年间，即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永乐五年、永乐七年、永乐十一年、永乐十五年、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第七次则是朱棣死后的宣德五年(公元1431年)。每次远航都是船舰数十艘，人员2万余名。到过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东海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强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增进了政府之间、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这不仅是世界航海史上而且也是国际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

朱棣对“下西洋”一事非常重视。他下令在福建等地制造了载货、运粮、作战、居住等5种类型的船舰数百艘，其中最大的称“宝船”，有九桅，长444丈，宽18丈，载重800吨，可容纳1，000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他又亲自选定了在“靖难之役”中跟随自己南征北战而又颇具才干的内官监主管太监郑和(马小保)为钦差正使，并以忠于职守的宦官王景弘为钦差副使，使远航船队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时，他于永乐三年便下令在翰林院开设“八馆”，吸收年轻的举人和国子监生学习西天(印度)、回回(阿拉伯)、缅甸、蒙古、女真等8种语言，培养翻译人才。他还应郑和、王景弘的请求，选拔精锐，组成了人数众多而又干练的远航队伍，其中包括外交人员、技术人员、经济贸易人员、军事保卫人员，和翻译、医务、宗教人员等，从而保证了远航的成功。

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主观动机，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传》)，招徕各国称臣纳贡，有的说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朱允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中朱允出走，不知所终，猜疑心很重的朱棣放心不下，自然要派郑和这样的心腹去寻觅。朱棣一生遣军5次北伐，派郑和6次下“西洋”，其功绩是主要的，但浩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又是朱棣好大喜功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詹姓来源有五：

1、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后。据《姓苑》所载，周宣王封庶子于詹，建立詹国，子孙以国为氏。

2、据《路史》所载，相传古帝虞舜封黄帝之后得詹（同瞻，备受尊敬）者，子孙因以为氏。

3、据《百家姓溯源》所载，古代负责占卜的官职叫詹尹官，其后有以官职命姓者，称詹姓。

4、据《姓氏考略》所载，春秋时晋有詹嘉、郑有詹伯，均以邑为氏。

5、出自他族。今蒙古、土家、台湾土著、水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詹文侯。詹姓出自姬姓，为周文王之后。周宣王时，封其支子于詹（今地不详），建立詹国，为侯爵，史称詹文侯，其后世袭为周大夫。文侯在幽王时任少师，见幽王宠爱褒姒，玩物丧志，遂辞职返回自己的封地。后来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亡国之祸，自己也命丧黄泉。而詹文侯虽然是幽王的庶兄，却明哲保身，毫发无损，其子孙也得以成功逃过一劫。因詹文侯首封于詹，故后世子孙尊其为詹姓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詹姓源起久远而又头绪繁杂，据《辞源》记载：“周有詹父，詹恒伯，相传出自周宣王支子。”又载：“晋有詹嘉，虢有詹父，郑有詹伯。”而晋郑之詹又别于宣王之子，可见在春秋时期，詹姓已分布于晋（今山西一带）、虢（今河南郑州西北）、郑（今河南新郑一带）等地。战国时楚（今湖北一带）有术士詹何，西汉有匈奴儿单于詹师庐（存以备考），东汉有武陵（治今湖北溆浦南）蛮詹山。可见在两汉及其以前已有詹姓人落籍今湖北、湖南一带。当然，有史料表明两汉时期的詹姓大多繁衍于古渤海郡、河间郡一带。晋代的永嘉之乱，导致空前的浩劫，五胡十六国从此开始，中原地区汉族子孙向南播迁也自此起步，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当时，随着动乱的扩大，中原的姓氏逐渐出现于今华东、华南、中南之地，其时入闽八姓中含詹姓，其在南方奠基既早，也就自然而然发展成为我国南方的名门着姓之一。唐末五代时期，中原板荡，狼烟又起，时北地民众为避兵火，扶老携幼，颠沛流离，辗转南下，寻求一方净土，詹姓子孙亦概莫能外，随之南迁，这就使得南方原本就多的詹姓家族，队伍更为庞大。如詹敦仁由河南光州固始避乱隐居闽地之仙游，遂家于当地。两宋之际，詹姓见诸史册之名人甚多，且多为南方人。明初，山西詹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山东、河北、陕西、江苏、湖北等地。明中叶以后，随着我国航海技术的提高，闽粤等沿海之地的詹姓有渡海赴台谋生者。明末，张献忠屠川，造成川地人口锐减，后湖南、湖北之詹姓伴随湖广填四川之风潮入迁今四川、重庆之地。清中叶以后，詹姓分布更广，并有詹姓人扬帆南洋，远徙东南亚。如今，詹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其分布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浙江、江苏、福建、台湾等省为多，现代因简化字中詹与占的误用，詹姓多被人以占姓见诸文字报刊，实然，詹与占为两个不同的姓氏。

郡望堂号

詹姓在长期的繁衍播迁过程中，形成如下郡望：①渤海郡，汉代设置，治所在浮阳（今河北沧州），后移治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北）；②河间郡，汉河间国，北魏置郡，治所在乐城（今河北献县），后移治今河北河间西南。

堂号：“河间”、“奎光”、“洁身”等。�

宗族特征

1、詹姓是典型的南方姓氏。

2、詹姓永嘉之乱徙奔江南，有詹氏先人咏诗为证，如《永嘉衣冠南渡诗》：“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泪洒，渴骥每思泉。”又有《访宗人》诗：“仆马甘栖息，南来择地安；巧将茅作舍，城近绕庐山。喜识宗人面，襟怀自觉宽；开图阅源派，涕泪染衣斑。”可谓一字一泪，血泪交织。

名人精粹

詹何：战国时楚国术士。善术数，传说坐于家中，能知门外牛之毛色及以白布裹角。

詹雄：福州（今属福建）人，唐末诗人。工诗，与陈黯等齐名。不第而终。

詹必胜：婺源（今属江西）人，唐末将领。昭宗大顺年间，王审知攻福州，年余不下。后审知擢必胜为先锋兵马使，强攻城之西南，必胜冒矢石先登。城破，必胜殁于阵。

詹琲：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詹敦仁子，五代时隐士。有文才，能诗。隐于凤山，号凤山山人。清源军节度使陈洪曾向朝廷举荐他，他固辞不就。

詹先野：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北宋时名士。其博鉴经史百家。仁宗天圣四年领乡荐，继应贤良科。后隐居武夷，吟咏山水间，终日忘归，人谓其有仙风道骨。

詹体仁：建宁浦城（今属福建）人，宋代大臣、名士。少从朱熹学，后进士及第。初任太常少卿等职，后因参予策立宁宗，升太府卿，不久出知福州。后又改任静江知府，任内减免赋税，赈粮救灾。官终司农卿。其博极群书，疏荐为当世名士。有《詹元善先生遗集》。

詹师文：建宁崇安人，南宋词人。进士出身，任婺源尉时，捕盗有功，因调江西宪司检法官，治狱无冤。后归家，以词赋名于时。有《幔亭遗稿》、《通典编要》。

詹渊：建宁崇安人，宋代官吏。进士出身，授临江户曹掾。决狱清明，民有冤屈，皆找其审决，时有：“宁为户曹非，不愿他官直”之语。累迁监车辂院。

詹凤翔：江西乐安人，元末明初理学家、文学家。洪武初被荐于京，以病免，归任本府儒学训导。自少至老书不释手，有《大学中庸章句》、《家礼括要》、《律吕新书括要》、《理学类编》及《奎光堂文集》等。

詹同:字同文，初名书，婺源人。幼颖异，学士虞集见之曰：“才子也。”以其弟盘女妻之。至正中，举茂才异等，除郴州学正。遇乱，家黄州，仕陈友谅为翰林学士承旨。太祖下武昌，召为国子博士，赐名同。时功臣子弟教习内府，诸博士治一经，不尽通贯。同学识淹博，讲《易》、《春秋》最善。应教为文，才思泉涌，一时莫与并。迁考功郎中，直起居注。会议夹禘礼，同议当，遂用之。洪武洪武元年，与侍御史文原吉、起居注魏观等循行天下，访求贤才。还，进翰林直学士，迁侍读学士。帝御下峻，御史中丞刘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所以励廉耻，存国体也。”同时侍侧，遂取《戴记》及贾谊疏以进，复剀切言之。帝尝与侍臣言：声色之害甚于鸩毒，创业之君，为子孙所承式，尤不可不谨。同因举成汤不迩声色，垂裕后昆以对。其因事纳忠如此。四年四年进吏部尚书。六年兼学士承旨，与学士乐韶凤定释奠先师乐章。又以渡江以来，征讨平定之迹，礼乐治道之详，虽有纪载，尚未成书，请编《日历》。帝从之，命同与宋濂为总裁官，吴伯宗等为纂修官。七年五月书成，自起兵临濠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同等又言：《日历》秘天府，人不得见。请仿唐《贞观政要》，分辑圣政，宣示天下。帝从之。乃分四十类，凡五卷，名曰《皇明宝训》。嗣后凡有政迹，史官日记录之，随类增入焉。是年赐敕致仕，语极褒美。未行，帝复命与濂议大祀分献礼。久之，起承旨，卒。同以詹徽:詹同之子，字资善，洪武十五年举秀才。官至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有才智，刚决不可犯。勤于治事，为帝所奖任。然性险刻。李善长之死，徽有力焉。蓝玉下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