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古观念。厚古薄今在中国千年不变，一些文人为了使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产生影响，受到重视，常假托古人之名著书立说。这种风气秦汉时期尤其盛行，对后世影响很大。

文献补亡。图书的保存在古代一直都是件大事，再加上多是孤本，战乱、火灾、禁书、焚书等无不造成典籍文献的大量损毁亡佚，这也给后世之人带来无限遗憾的同时也促使他们常有寻求遗书之举。于是，便让某些投机之人钻了空子。如秦始皇焚书之后不久又经历楚汉战争，国家典藏的图书文献散亡殆尽。西汉建国时，朝廷藏书不足，便屡次下诏从民间求遗书，于是有人制作伪书欺世盗名，邀赏谋财。这也导致西汉成为中国伪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学术相争。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尤其是同时期才名相当的人。为了赶超对方，伪造古书便是常用的一种手段。这种事在战国百家争鸣便已出现，最具代表性的是曹魏时期的王肃伪造《孔子家语》一事。当时，东汉末年的一代经学大师郑玄遍注儒家经典，成为不可逾越一座高峰。王肃对郑玄的观点不甚感冒又想要成一家之言，只能另辟蹊径，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论据，便伪造出了一部《孔子家语》。

伪署作者。这类产生的原因多是有着不可明说的秘密。比如泄愤诽谤他人时，肯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比如写的比较烂或有伤风化或内容敏感的作品，多数也不加本名；等等。还有种是偷窃他人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也属此类。

好事妄为。谁也不能否认世间总是有一些个性比较独特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纯粹是个人爱好，就是要造一些伪书出来，比如张湛造《列子》。杨慎写《杂事秘辛》时，也只是遣兴之作，谁知后世反以为真。而且，这种人在历史长河中，真不在少数。

总之，作伪的原因极为复杂，作伪的方法也多种多样，这里也就说下大概。下面，咱们便一起来看看那些流传甚广的伪书。因为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已有比较详尽的讲述，以下内容古典君就偷下懒，直接摘录如下：

今将重要之伪书，已定案、未定案、全部伪、部分伪、人名伪、书名伪等，分别总括列表如下。所录限于汉以前书，或托名汉以前书者；其术数、方技等书，虽托名汉以前者，亦不录其未定案者间附鄙见。

(甲)全部伪 绝对决定者：（非常确定这本书是伪作）

《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问题起自宋代，到清初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这也是古代最大的伪书案）

《古文考经孔安国传》。伪撰人未定

《孔子家语》及《孔丛子》。乾隆中叶问题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

《阴符经》《六韬》。汉以后人伪撰

《鬻子》《关尹子》《子华子》《文子》《亢仓子》《鹖冠子》《鬼谷子》《于陵子》《尉缭子》。各书著录《汉书·艺文志》者已不可尽信，今本又非《汉志》之旧。大率晋至唐所陆续依托

《老子》的河上公注。晋以后人伪撰

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晋以后人伪撰

(乙)全部伪 大略决定者：（基本确定这本书是伪作）

《周礼》。此书问题最大，从初出现到今日二千年，争论不决。据现在趋势，则不认为周公制作者居多。大概此趋势愈往后愈明了。应认为汉刘歆杂采战国政书附以己意伪撰

《孝经》。春秋时无“经”之名，大约汉人所撰，托诸孔子、曾子

《晏子春秋》。大约西汉人伪撰

《列子》。此问题发生不久，但多数学者已渐渐公认为晋张湛所伪撰

《吴子》《司马法》。大约西汉人伪撰

《毛诗序》。此亦宋以来宿题。撰人名氏拟议蜂起。今多数学者渐认为后汉卫宏撰，与孔子、子夏、毛公无涉

(丙)全部伪 否未决定者：（尚未确定这本书是伪作）

《尚书百篇序》。是否伏生、孔安国时已有，何人所作，完全未决

《古本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古本《纪年》之伪，不待言。但有人谓晋太康汲郡发冢事根本靠不住。如此则此两书纯属晋人伪撰。但我颇信其真

《逸周书》。有人指为伪，但清儒信为真者居多。我虽不认为周初书，但谓非汉以后人撰，其中或有一部分附益则不可知

《申子》《尸子》《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此五书已佚，今存者或不全，或由近人辑出，原书是否本人所作，抑秦汉以后人依托，问题未决

(丁)部分伪 绝对决定者：（完全确定这部分内容是伪作）

《老子》中“夫佳兵者不祥”一节。无旧注，是知后人加入

《墨子》中《亲士》《修身》《所染》三篇。后人采儒家言掩饰其书

《庄子》《外篇》《杂篇》之一部分。《内篇》为庄生自作，无同题；《外篇》则后人伪续者甚多；《杂篇》亦间有

《韩非子》中《初见秦篇》。由《战国策》混入

《史记》中记昭、宣、元、成以后之文句。褚少孙至刘歆等多人续入

《楚辞》中之屈原《大招》。汉人摹仿《招魂》而作

(戊)部分伪 未决定者：（尚未确定这部分内容是伪作）

《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之《虞夏书》。二十八篇为孔子时所有，盖无疑。但《虞夏书》是否为虞夏时书，则大有问题，恐是周初或春秋时人所依托

《左传》中释经语。今文学家不承认《左氏》为解释《春秋》之书，谓此部分皆汉人伪托

《论语》二十五篇中后五篇。有人谓汉张禹所窜乱

《史记》中一部分。有人谓刘歆窜改

《荀子》《韩非子》之各一部分。有人谓后人误编

《礼记》及《大戴礼记》之一部分。有人指为汉人伪撰。然两书本题“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其范围包及汉儒，有汉人作不能谓为作伪

(己)撰人名氏及时代错误者：

《易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相传为孔子作。有人攻其非。但原并未题为孔子作，不得遂为后人依托孔子

《仪礼》。相传为周公作，亦后人臆推。大抵应为西周末、春秋初之作

《尔雅》《小尔雅》。后人指为周公作，纯属臆推。大抵为西汉人最集训诂之书

《管子》《商君书》。《汉书·艺文志》题为管仲、商鞅作，乃汉人误推。大抵属战国末年法冢者流所编集

《孙子》十三篇。旧题孙武作，不可信。当是孙膑或战国末年人书

《尚书大传》。旧题伏生作，是否未定，总是西汉经生所著

《山海经》。或言大禹作，伯益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汉代相传一部古书

各种纬书。自《易乾凿度》以下二十余种，汉儒或指为孔子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战国末年传下来古代神话书

《周髀算经》。相传周公或商高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周末或汉初相传古算书

《素问》《难经》。相传黄帝、秦越人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秦汉间的医书

《越绝书》。旧题子贡作。据原书末篇叙词用隐语自著其名，已知作者为会稽袁康，后汉人

以上各书之真伪及年代，或属前代留下来的宿题，或属清儒发生的新题。清儒经三百年多少人研究讨论的结果，已经解决的十之三四，尚未解决的十之六七。但解决问题固然是学术上一种成绩，提出问题也算一种成绩。清儒在这部分所做的工作也算可观了。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 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在清末这种医书很普通，现在大概每本书的价格在40-60元之间（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要），这些书的经济价值很低，却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请妥善保管，下面是我的一点经验，与你分享，望笑纳。 鉴别它们的真伪：当古籍作为商品买卖后，一些人为了牟利,通过种种手段，或把原书时代提早，或以残本充作全本，以提高书的价值。在鉴别古籍版本时，应时时注意作伪现象。在原书上加工作伪，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手法：①剜改原书版面，补刻另一书名。②剜改原书牌记，充作早期刻本。③剜改原书的目录和卷次，或去掉目录，以残本充全本。④假作牌记。⑤染纸。 具体需注意：纸张 关于印本和写本书的用纸，前人没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很多纸不知其名称，而文献中提到的纸又难以与实物相联系，鉴定时所能根据的仅是纸质的精细厚薄，颜色的黄、白或灰以及帘纹宽狭而已。清代以开化纸印书最名贵，连史纸、竹纸应用亦多。总之，书籍的用纸是识别版本的一项依据，但要多作比较。 序跋 古籍大都有序跋。其内容多为阐扬本书著述的优长，记述刻、抄的经过和年代等等。鉴定者可从序跋正文及署款判定该书版本年代及真伪、讹托，从而成为鉴定古籍的依据之一，但须留意一书多刻时照刻底本的序跋以及抽撤刻书时的序跋的情况。 有助于鉴定的其他旁证 印章 古籍上盖有某人的藏书章，说明该书曾为某人所藏。流传久远的，藏印随之增多，可从中看出文献收藏的源流。著名藏书家大多有书目传世，由藏书章对照其藏书目录有助于考核一书的版本。但藏印有真伪之别，有条件时，可将真伪藏印比较对照，细察印章篆法和印泥色泽，加以辨别。

　　古籍善本是近年来古籍拍场上重要的品种，其中明清名家或现当代名人信札尤受欢迎。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一起来看看。

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赝品虽没有字画杂项多，但冒名人批校、加盖伪章、残本充全、挖改描补、撕去序跋的事也时有发生。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方法有两类：一是染纸，用各种方法将纸染成黄褐色，以求使纸显旧色。二是旧纸新作，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真假。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的序跋，序跋后还写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对于收藏者来说，主要选择好的拍卖行，并且寻找以往的拍卖成交，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赝品的风险。手工制版与原书总有差别，而扫描可以使伪书与原书分毫不差，一切细节都能很好得以体现，这无疑使得古籍善本拍卖更具挑战性，选择古籍善本，更要注重细节。

古籍善本收藏价值

2012年，在艺术品收藏越来越热的中国，古籍善本成了拍卖市场上的一个话题焦点。先是由海内外孤本、宋版《锦绣万花谷》全八十卷领衔的179部近500册“过云楼藏书”以2162亿元的高价被整体拍卖，它们不仅是传世孤本，也是目前海内外所藏部头最大的完整宋版书，储存了大量失传古籍中的部分内容。

　　此后，八百二十三部近万册，估价过亿元的“广韵楼”藏古籍善本也在2012保利秋拍亮相，其中最重要的《钜宋广韵》最终以3000万元落槌。

一时间，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价值潜力受到了不小的关注。然而目前为止，古籍收藏市场在圈内人眼中却仍是一片被低估的价值洼地。用古籍收藏家王德的话来说：“一些古本善本的价值本应是比字画都要高不少的。”

虽然医书古籍中有着无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不可替代的价值，从目前市场表现来看，其价格和市场认知度均还较低。其实在过去，好的古医书在价值上本是高于书画和瓷器的，如1949年前一套宋版医书的价格就远高于宋画、宋瓷。但如今，书画、瓷器的爆炒却衬托出医书古籍市场的冷清，应有的收藏及文献研究价值也未被足够重视。

古医书称得上是潜力股，相对而言，它们的价位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升值空间巨大。专家表示，首先中医典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化价值，此外，中医文献还有极强的实用性，具有重要的科研和临床价值。只有对古医籍进行全面深入整理，才能系统地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最大程度避免现代曲解，最有力促进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古籍由于储存难度较大，很多已经收藏古书的单位和个人都把这些珍贵古文献作为医院“镇院之宝”或个人私藏珍品，越来越难收集。当然，受稀缺性影响，未来古医书是具备可观的升值潜力的。

前人考辨古籍真伪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项：

①利用各种书目和提要，从文献的流传线索上去发现问题和寻找区别真伪的佐证。对文献的真伪产生疑问，是辨伪工作的起点，而这些疑问有很大部分是从流传上发现和提出的。至于区别真伪的佐证，更离不开查考作者生平和从目录学、版本学角度对文献形成、流传过程的考察。

②根据其他文献对一书的引证来核实该书真伪。任何一部真实存在的文献都会或多或少地在流传过程中留下其形式和内容的踪迹，特别是当时能见到这部书的人对它的引证，这些资料可以作为鉴别真伪的有力佐证。例如当发现“后人谓某书出现某时，而彼时人未见此书”，或“甲书未佚之前，乙书有引用，而甲书今本无乙书所引之文”(以上梁启超语)，则可基本断定此书系出于伪造。

③从文献的内容和文体上鉴别其是否与著作年代相符。例如可从作品所表现的史实、学术思想、文体、文法、语言文字(包括特定时代的方言)以及称谓、提法等方面去寻找佐证。如书中引及了后代的史事和学说，出现了与特定时代环境不符的语言现象，则至少可确定其书在著作年代上存在问题。前人对《列子》真伪的考定，即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这一方法。为了更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还要求人们对古书的著作体例有所了解。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文献，有其独特体例，一些著名典籍往往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流传增补才定型的。这和严格意义上的伪书有所区别，张心说：“大抵战国及战国以后之伪书，由于后人之伪造者居多,其过多在作伪者;战国及战国以前之伪书，有由于读者之误会，其过或在于读者，此又辨伪者所宜知也”(《伪书通考·总论》)

中国的古籍辨伪工作是伴随着文献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产生的。早在战国时代，就有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在使用文献之前，对其立论、事实的真伪进行考辨。西汉末年,官府组织学者进行大规模的校理典籍工作,第一次全面地对当时所存文献中的依托和真伪掺杂现象进行了辨析在基本根据《七略》编成的《汉书·艺文志》中，有许多“依托”、“非古语”、“后世所加”之类的断语。此后历代学者对此都很关注，如东汉经学家马融在注《尚书》时曾遍考各篇的真伪；王充在《论衡》中系统地对当时一些经史要籍中记载的史实提出了质疑；隋代僧法经编纂的《众经目录》专立“辨伪”一门，著录在著者、内容和年代上有问题的经籍；唐代文学家韩愈在读书治学过程中，注意辨别古书之真伪，并根据伪书的不同性质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更写有《辨〈冠子〉》、《辨〈列子〉》等辨伪专篇。宋代疑伪考辨之风更为盛行，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欧阳修、吴、程大昌、王应麟、程颐、朱熹、晁公武等都进行过文献考辨，取得了较多成就。明代胡应麟在总结前人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古籍作伪的十几种情况，系统提出了辨析伪书的 8条基本方法；藏书家祁承在《澹生堂藏书约·鉴书》中也曾归纳了伪书的种种情况。清代是继宋以后辨伪工作的又一兴盛时期，学者们在提出问题的态度上更为慎重。在辨伪方法上更加细密，考辨深度也大大超过前代，确认了一批长期争论不休的典籍真伪。如确证古文《尚书》《孔子家语》今本《竹书纪年》系伪书等，即是这一时期辨伪工作的重要成果，阎若璩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姚际恒所著《古今伪书考》一书是著名的辨伪著作。著名学者崔述在《考信录》一书中，对先秦典籍中史事立说的真伪进行了系统的考辨，基本总结了前人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直接启迪了中华民国时期“古史辨”学派疑古辨伪学术活动的开展。清末民初的辨伪工作，不仅在具体文献的辨伪上有所收获，而且还在西方学术思想输入的背景下，依据前代学者的经验和成果，对辨伪方法进行了全面总结，基本确立了辨伪作为文献研究的分支学科的地位与方法。其中较著名的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的审定史料真伪的 5条方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中归纳的辨伪公例等。近人张心辑《伪书通考》，基本上涵括了前人的辨伪成果和方法，是一部著名的辨伪工具书。

众所周知，“伪书”系指一书的公认著者及时代并非这书的真正著者及时代的书，或简言之“著者不真实的书”①。伪书的产生历史悠久，纵观其踪，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为无意误成。如《逸民传》旧题“少元山人皇甫涍撰”，在《明史·艺文志》及《江南通志》两书中却因“涍”与“濂”经常连用而误题为“皇甫濂撰”，皆成伪书。另一种则是有息伪之书(见下文详述)。然而，不论是否有息，“伪书”都不同于“伪事”。或许“伪书”在末被辨伪之前曾给科学研究以极大的棍乱，可经证伪，还原其历史真实，“伪书”终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因此，本文试图探讨有息制伪者的六类编撰动机，思考“伪书”蕴涵价值的挖掘意义。

1“托古传道”意图及其价值挖掘

以“托古传道”为意图编撰的伪书，大抵都是著者“心血之所寄，甚或累世相传之经验，若谓作者不欲自举其名，殆无人信，其所以依托他人，则在借币他人之名，以传其书。”②可见，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思想继秦汉之后，业己演化成“尊古卑今、贵远贱近”之学风，世人普遍认可了古代的东西可信，古代的东西价值大的观点。于是，著书立说中以“托古传道”、“借名传学”为意图之古籍伪书日渐丰益。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先秦时期，“托古”伪书己有“儒家托于周公;农家托于神农;道家托于黄帝。”后《四库提要》又将兵家伪书总论作“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更有数术之书托名唐代大文数学家李淳风者，先见于《旧唐书·经籍志》的仅有五种，后经宋元明清，竟多达27种。无怪乎，《四库提要》对此现象感慨万千:夫古书日亡而日少，淳风之书独愈远而愈增，其为术家依托，大概可见矣!

由此可见，“托古传道”作伪者，多有托“风范之家”，传己学识与心思的心理。他们或假托他人之名而传播，如《大禄阁外史》;或沿袭旧名作新书，自著自注以流传，如《孔子家语》等，意在借世人“重古之风”达到流传个人作品的目的。然而，排除此类伪书之盗名瑕疵，还原它真实的历史内容，我们不应当错视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如前所述《孔子家语》一书，虽确系王肃伪造，然而，“其流传己久，且遗闻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③滤其虚伪，仍可见其极高的史料价值;至于融入作者学术研究的伪书，如《银海精微》，虽伪托医药大家孙思邈之名而获流传，却能“辨析诸症颇为明析”、“其法补泻兼施，寒温互用，亦无偏主一格之弊。”蕴藏了中华民间医药之实践偏方而颇具有药学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