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培翚（1782～1849），字载屏，号竹村，安徽绩溪人。胡匡衷之孙，胡秉钦之子。培翚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举进士，后官至内阁中书，转户部广东司主事。浮沉郎署，因无知遇而拔擢之者，故不得大显。然其居官勤且处事密，故时人有称其治官如治经者，一字不肯放过。其为人廉直，“绝不受胥吏财贿；而扶隐指弊，胥吏咸惮之”[1]。后假照案发，司员失察者数十人，胡培翚及蔡绍江虽无所污，终因随同画诺，被镌级归里。后为东南大吏所延聘，胡培翚历主博山、皋比、钟山、惜阴、云间、娄东、泾川诸书院，又自立东山书院，汲汲以引翼后进为己任。士饫其教，从学者百数十人，成材者不乏其人，汪士铎即其佼佼者，甚为曾国藩所器重。培翚不仅引翼后进，且笃于友谊。郝懿行、胡承珙之遗书，即赖其为之付刻。培翚一生虽不得大显，但其于学却孜孜以求，自少至老，研几探微，励学不倦。

胡培翚为学，幼承家训，颇得治学之要。按绩溪胡氏，自明诸生东峰以来，世传经学。延至培翚祖匡衷，尤精于礼，故培翚得以闻其绪言。及培翚十三岁时，从学于从祖父匡宪，获益良多，他亦自称沐匡宪之教最深，是知其为学渊源矣。且皖中江、戴之遗风未泯，治经者一循家法，亦对胡培翚治学影响不少。加之胡培翚博闻笃志，广交士林学者，故其多能纳诸人所长，发人所未发，卓有独见。他曾言：“培翚年二十余始知厉学，广学师友，见有方正博闻之士，必就谘访。”[2]正是这一广博的为学胸襟，使胡培翚得以扫除门户之见，博采诸儒为学所长，融会贯通，建构起自己的思想框架。胡培翚幼既得祖父礼学熏陶，及其从学凌廷堪，邃精《三礼》。他又曾问学夏郎斋、汪莱，其学力益深。他如江筠、方体、胡承珙、朱兰坡，亦对培翚多所启益。至同他一起考定郑康成生年之人，如陈用光、朱珔、徐璈、光聪谐、张成孙、蒋廷恩、陈奂、陈兆熊、冯启蓁、魏源诸人，更是知己同调，为学颇能相互促进。正是濡染于这些师友的资益，胡培翚治学，日益大进。

就其为学宗尚而言，胡培翚承其祖父不苟与先儒同异、实事求是、以经证经之旨，立学意在贯通，不标门户。在《答赵生炳文论汉学宋学书》中，胡培翚指出：“人之言曰：‘汉学详于训诂名物，宋学详于义理。’以是歧汉宋而二之，非也。汉之儒者，未尝不讲求义理，宋之儒者，未尝不讲求训诂名物。义理即从训诂名物而出者也，特汉承秦焚书之后，典籍散亡，老师宿儒之传不绝如线。汉儒网罗搜讨，务期博采而兼收之，故于名物训诂特许。宋承五代之敝，人心盲昧，正学不明，故宋儒以言心言性为急，此亦运会使然，非其有偏重也。……宋之儒研求性命精微之旨，先其大者而亦不遗乎小。”然而前儒这一为学特点，却被后人曲解，至使“得其糟粕，耳食空谈，一切儒先古谊轻于背弃，以致声音训诂之不详，而讹文脱字日多，制度名物之不讲，而蔑古荒经者众。”有鉴于此，胡培翚强调道：“以孔门之教论之，汉儒先博学致知，而不废躬行；宋儒重躬行，而亦必本于博学。考据之学，则又兼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求致知者也。以汉学为难，得其门径，亦非难；以宋学为易，则诚有非者也。”[3]又曰：“汉儒说经，各有家法，不为向壁虚造之谈。历魏晋至隋唐，遵循勿失。宋时周、程、张、朱诸子，讲明义理，而名物制度犹必以汉儒为宗。”[4]即此可见，胡培翚之超出门户之见，兼采汉、宋诸儒所长，其识见是相当卓越的。

基于以上学行及为学宗尚，胡培翚乃得以完成《仪礼》学巨著《仪礼正义》四十卷。此集大成之作的完成，标志着《仪礼》学新局面的开启。然就此书的撰作过程来看，其成书实非易事。观胡培翚之致力于此，前后历四十余年，穷思极研，俯仰其间，颇有一段艰辛历程。先是，其祖父匡衷致力于礼学之探讨，著有《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仪礼释官》、《郑氏仪礼目录校证》等，其中，后两种尤显其礼学根底。就《仪礼释官》而言，其意乃在于明侯国之官制也。胡匡衷指出：“自泰古辅有三名，厥后云鸟之纪，代重其号。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其详不可得闻。至于《周官》三百六十，详且备矣，然皆纪天子之官，而诸侯之官弗传。春秋列国之官，莫详《左氏传》，而往往出东迁后，所僭设不尽可据。惟《仪礼》制自周公，燕、射、聘、食诸篇，皆诸侯之礼。而其官名与《周礼》或异或同，因而考之。侯国之制，略具于斯。司徒为宰，执政之官也。……余不揆檮昧，取注疏之说，究其得失，略者补之，疑者正之；又复搜取诸经所载侯国官制，编附于后，广《仪礼》所未备，庶以见有周一代侯国设官分职之大略云耳。”[5]是书之作，虽非所论皆精，然能如此系统地考侯国之官，却系开山之作。吴廷燮尝论之曰：“按胡氏以《周礼》所纪，皆天子之官，特详考《仪礼》诸篇所见诸侯国之官，分别胪列，根据注疏，采摭其他经传，次第诂释，用心殊苦。……特是书于诸篇，所有官名，皆能指事类情，……洵为有见。至春秋强国置官之僭，……又岂得以其僭而削之。此又论侯国官职者，所当识别也。”[6]洵为持平之论。又匡衷尝就散见于三礼疏中的郑玄《仪礼目录》，集而出之，并校其讹字，且引诸儒说附证于后，每经各为一卷。胡匡衷这一对礼的考究，遂开胡培翚治《仪礼》之先声。胡培翚既承其训，自然有所启发。及匡衷书成，胡培翚为之付梓，且嘱洪铎为之校。洪铎因谓培翚，当取匡衷所集《目录》，冠诸简首，俾阅者知十七篇之属，而官之属诸侯属大夫士者，益易晓。培翚采其言，录付剞劂。这一过程，无疑对胡培翚研礼极有促进。后胡培翚再受礼于凌廷堪，以前此根基，益有所得。然此时，胡培翚尚属问学阶段，虽有感于治《仪礼》者少，但还没开始专意于此。其《复夏郎斋书》称：“比入都来，见为《毛诗》学者，尚不乏人。独《三礼》之书，讲求者少，因校《仪礼释官》，取全经复读之，而贾氏之疏，疏略失经、注意者，视孔《诗》疏更甚，颇有重疏《仪礼》志，然此事甚大，非浅学所能任。而以昔日粗闻于先祖及丁卯、戊辰间（指1807~1808年——引者注）从次师（按即凌次仲先生）游，窃窥涂径，又有未敢自诿者。”[7]又其《石埭训导汪先生行略》自称：“时（指在京师时——引者注）方读《周礼疏》，即举所疑以问，先生（指汪莱——引者注）为言郑注若何，贾疏若何。不惟详其义，并诵其辞。私以为偶然熟是条耳，及数问皆然。惊然起敬，遂介郡学夏师（指夏郎斋——引者注）受业焉。”[8]是知培翚之有志于《仪礼》，乃因缘于校《仪礼释官》而疑贾疏之弊，因欲有志为之新疏。

方向既定，胡培翚遂于二十五岁之后。致力于《仪礼》之考究，勾稽排纂，旁搜博证，矻矻求之，不间寒暑。他尝言：“嘉庆甲戌（1814年——引者注），培翚在都，馆于君（指胡承珙——引者注）邸。时方草创《仪礼疏》，昕夕与君谈论。”[9]其《与罗椒生书》曰：“贾氏之疏，或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正义》间亦辨正，然必悉加驳辨，恐卷帙繁多，有失轻重之宜，因制为《仪礼贾疏订疑》一书。又宫室制度非讲明有素，则读《仪礼》时，先于行礼方位盲然，安问其他。今以朝制、庙制、寝制为纲，以天子、诸侯、大夫、士为目；又学制则分别庠、序，馆制则分别公馆、私馆，皆先将宫室考订，而以十七篇所行之礼，条系于后，名曰《宫室提纲》，冠于《正义》之首。又陆氏《经典释文》于《仪礼》颇略，拟取各经音义，及《集释》以后各家音切，依次补录，名曰《仪礼释文校补》，草创未就。”[10]这是其考订阶段。此后，胡培翚再加精研，渐有所著。胡肇智尝曰：“道光乙巳（1845年——引者注），智奉讳南归，见《丧服经传》、《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已成。《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诸篇，草稿粗具。其余各篇，皆经考订，尚未排比。先叔父（指胡培翚——引者注）初意专解《丧服》，故从丧、祭诸礼起手也。”[11]这是胡培翚为《仪礼正义》成型阶段。嗣后，胡培翚虽患风痹，犹力疾从事，以左手作书，又以族侄肇昕素留心经学，乃引之助校。如此几年，用力不懈。至辞世前，胡培翚尚致书肇智，称：“假我数月，全书可成。”[12]可惜的是，这一愿望未及实现，他便谢世，致使遗留下《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未成完帙。此后，其弟子杨大堉据胡肇昕所采辑诸说以为底本，补纂成之，以“堉案”及“肇昕云”以区别，遂将胡培翚夙愿付诸实现。虽其体例与原书时有未合，毕竟得闻培翚绪言，基本符合培翚之意。嗣后，黄元同尝贻书培翚从弟培系，勉以改订，卒不果。

与《仪礼正义》相发明，胡培翚所著《研六室文钞》中，于礼亦多所阐发。如卷一之《仪礼为人后者为其本宗服述》、《仪礼士冠礼韡韐注正读》、《六经作自周公论》、《井田论》；卷二之《宗庙路寝明堂同制考》、《大夫二朝考》、《东夹西夹考》、《校仪礼聘礼及郊注脱字》；卷三之《仪礼非后人伪撰辨》、《礼记寝东首于北牖下辨》、《仪礼丧服记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解》、《周礼嫁殇说》、《仪礼姑姊姊妹说》、《养母不宜服斩衰三年议》；卷四之《与郝农部论庙寝书》、《与费耕亭论继父服书》、《与陈硕甫论禘祫及国语注书》；卷五之《答洪筠轩论燕寝书》、《答张阮林论燕寝书》、《答家墨庄论燕寝书》、《答包孟开论燕寝书》、《答汤茗孙论本生祖服书》、《答章生遇鸿问韦弁书》；卷六之《读<仪礼私记>序》；卷七之《<仪礼集释>书后》、《<仪礼经注校本>书后》等，所论皆足与《仪礼正义》相印证。胡培翚此书，乃主泾川书院时所成，其主导思想在于探讨有关经义诸问题。胡先翰、先頖尝曰：“翰等间请梓其著述，吾师谓所著书尚须改订，惟说经之文，久思就正四方有道，而苦钞写不及，若以刻代钞，其可。于是出所作古文，命择其有关经义者，得八十余篇，编为《研六室文钞》十卷，授之剞劂；其无关经义者，虽已传于外，概命勿付梓。……其解经不尚新奇，不事穿凿，惟以经证经，心得最多。”[13]即此可见，胡培翚之于《仪礼》，亦可谓审慎矣。

胡培翚之《仪礼正义》，主旨在以郑注为宗，辨贾疏之不足，旁证博辨，辅翼郑氏。罗惇衍曾指出：“绩溪户部胡先生，夙承家学，邃精《三礼》，以《仪礼》为周公作，有残阙而无讹托，郑注而后，惟唐贾氏公彦疏盛行，而贾疏或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因参稽众说，覃精研思，成《正义》若干卷。”[14]陆建瀛亦称：“《仪礼》经文古奥，世所罕习。郑氏以前无注本，其后自贾疏外，传者甚尠。盖墨守者多涉穿凿，师心者复病芜陋，古典所存，几成绝学。绩溪胡农部撰《正义》，以郑注为宗，而萃辑群言，辨析精密，洵足辅翼郑氏，嘉惠来学。”[15]此乃胡培翚大旨所在。

然胡氏这一基调的确立，实与其对《六经》及《仪礼》的认识密切相联。在他看来，《六经》乃周公所作，而非出于后世。其辨之曰：“《六经》传自孔氏，然后之儒者祗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已，未尝言作也。然则孔子以前，作之者谁欤？曰：周公也。……设非有周公作之于先，后人安从得其法以垂为经，孔子又安从删之、定之、赞之、修之也哉！……孔子志周公之志，崇周公之学，欲以周公之治治天下，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及其所如不偶，退而修公之书，则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此其证也。”[16]

以此为基础，胡培翚进而指出，《仪礼》并非后人伪撰。其言曰：“《仪礼》有经、有记、有传，经制自周公，传之孔子。记与传则出于孔门七十子之徒之所为。……夫《仪礼》之书，叙次繁重，有必详其原委而义始见者，非若他经之可以断章取义也。故各书引其辞者颇少，然其仪文节次为诸经所称引者多矣。……夫《三礼》之书，惟《仪礼》最精。自诸侯去籍，而后礼文散逸，五家之传不绝如线。以为残缺不全，固有之矣。若以为出后人之撰辑，则未有也；且其书亦非后人所能撰辑也。……培翚初治是经，每于静夜无人时，取各篇熟读之，觉其中器物陈设之多，行礼节次之密，升降揖让裼袭之繁，无不条理秩然。每篇循首至尾，一气贯注，有欲增减一字不得者。呜呼！此岂后儒所能缀辑也哉！……夫自昔疑《仪礼》者，如乐史徐绩之说，前人皆已辨之。今顾氏（指顾栋高——引者注）以各经未引及《仪礼》为疑，余恐读经者少，而耳食附和，贸然不察，致使球图彝器之重，漫与赝鼎同类，而共识之也，故不可以不辨。”[17]又其言曰：“然十七篇文词古奥，而义例昭显，亲亲尊尊之等杀存焉。未可任其稍有晦塞于其间，以致先圣制作之精意蔑如也。”[18]胡培翚此一认识，乃承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朱子等人之说而起，以之作为其撰作《仪礼正义》的指导思想、立论的根本。

基于上述对《仪礼》的认识，胡培翚立为义例，指导自己的撰作。其要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注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恉，义可旁通，附而存之，广异闻、佉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19]其实，胡培翚所定义例，并非仅此四项。胡肇智曾言：“惜书之义例，仅见于罗椒生先生序中数语，而其余皆不存。”[20]可见，胡培翚所定义例，除补注、申注、附注、订注四例外，尚有其他义例。可惜的是，后人无从见原稿而得其详。不过，今人段熙仲先生在点校《仪礼正义》时，从中辑出若干适用于全书的通则，名之为“通例”。其目有四：阮之用郑，犹胡之遵阮，一也；善本是从，二也；旁征旧籍，分别异同，三也；章节分明，四也[21]。洵可备胡氏义例之一助。

胡培翚义例的确定，并非空无依凭，而是有着一定的思想学术缘由。其一，与他对清初以来的治经成果的认识有关。其在《国朝诂经文钞序》中曰：“其读书卓识，超出前人，自辟涂径，为历代诸儒所未及者，约有数端：一曰辨群经之伪。……一曰存古籍之真。……一曰发明微学。……一曰广求遗说。……一曰驳正旧解。……一曰创通大义。”[22]这一对先前诸治经经验的高度概括，实别具只眼。

其二，家学渊源。培翚之祖父匡衷著为《仪礼释官》，尝作《例言》，大略谓：“《周礼》以官为纪，《仪礼》以事为纪。而官因事见，节目较《周礼》更密，称名较《周礼》更繁。……若此类纠纷错出，不为疏通而证明之，则于尊卑繁杂之际，必多窒碍而不能展卷了然，以达于制作之意，亦足为读是经者之病，故官制之释非可已也”；“《仪礼》十七篇官制，既有天子、诸侯、大夫、士之不同，而节次详略亦异，今分篇释之。……若诸篇内有义同者，则注明见某篇以从简”；“今每官以《周礼》序官推之，考其爵次，注于官名之下；而经文依次释于名，其已著者不重出”；“《仪礼》郑氏注最为精核，然官制亦间有疏失。……至贾氏之疏，依文敷衍，略少考证，而疑谬转滋。今条列注疏于前，以己意疏释于后，低一格，用案字别之。其有经文无注疏，而关于经义者，亦为补释”；“诸侯官制自《仪礼》、《左传》、《戴记》为详，其余诸经亦间有存者。……今惟一以《周礼》官名考之，凡《仪礼》所未著而见于他经者，别辑为《侯国官制补考》二卷；又次列其爵等，为《侯国职官表》一卷，附于《释官》之后，以备周代掌故焉。”[23]以上匡衷所制义例，培翚自然熟识于胸，从中定会多所启发。

其三，对近代诸儒研治《仪礼》的体认。胡培翚在论汪中《仪礼经注校本》时，深有感触地指出：“《仪礼》一经，自汉注、唐疏外，解者甚希。自宋王安石废罢不立学官，而习者益希。沿及明季，版本传梓，讹文脱字，往往而是。国朝张稷若为《仪礼郑注句读》，始考正石本、监本误字。厥后若吴东壁之《仪礼疑义》、沈冠云之《仪礼小疏》、盛庸三之《仪礼集编》、戴东原之辑《仪礼集释》，皆纠正误字。而其专以校雠为编者，则有金璞园之《正讹》、浦声之之《正字》、卢抱孙之《详校》，至制府阮公《校勘记》出，益详且备。……我朝诸儒于是经订讹补脱，殆经十数家之搜考，至今日而此事大明。”[24]其《福建台湾道胡君别传》曰：“其后在闽渡台，以书笥累重难携，独《仪礼》一经。每日公事毕，辄纂一、二条，成《古今文疏义》。……撮其略例，盖有数端：有必用正字者，取其当文易晓。……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经典相承。……有务以存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决此者，则别白而定所从。……有互见而并存者，可参观而得其义。”[25]又其论朱兰坡《国朝诂经文钞》曰：“泾邑朱兰坡先生，以许、郑之精研，兼马、班之丽藻，出入承明金马著作之庭二十八年。内府图籍，外间所未见者，辄录副本；又性好表章遗逸，宏奖士类，四方著述未经刊布者，多求审定。是博采本朝说经之文，核其是非，勘其同异，分类编录，名曰《诂经文钞》。……寻其义例，宗主汉儒，惟收征实之文，不取蹈空之论。至于一事数说，兼存并载，以资考证，盖欲读者因文通经，非因经存文也。”[26]而方体所著《仪礼今古文考正》、《仪礼古文考误》二篇，胡培翚亦大加赞扬，谓可见经说之一斑。凡此种种，无不使胡培翚多所启益。胡培翚亦正是在对前儒时彦《仪礼》研究成果的体认中，博采诸儒所长，以己学再加发挥，是为《仪礼正义》义例之发凡。

与义例相应，胡培翚在取材方面，不仅有所宗主，亦能广征博辨。其表现为：一、胡培翚既以扶翼郑氏为职志，故对其所注《仪礼》版本，择选甚严。他认为，黄丕烈士礼居重刻宋严州本最佳，因悉据录之。于经文，则从唐石经。经、注凡有误者，则改从它本，并注明于下。参校者计有明徐氏仿宋《仪礼》单注本、汪士钟重刻单疏本、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本、陈凤梧篆书本、明国子监刊注疏本、汲古阁毛氏刊注疏本、李元阳闽本、葛氏刊本、清国子监重修本、张敦仁刊注疏本、汉石经残字、欧阳修《集古录》、谢子祥《三礼图》等。二、凡分章节，多据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亦有所更易，期于畅明其旨。三、凡校刊文字、辨别今古文者，据张参、唐文度、张淳、卢文弨、金曰追、浦镗、胡承珙、阮元等人所考，参互考辨，归于一是。四、凡有关通解《仪礼》全书及有关《仪礼》专著者，如贾公彦、李如圭、朱熹、魏了翁、敖继公、清三礼馆、凌廷堪、胡匡衷、江永、盛世佐、沈彤、褚寅亮、蔡德晋、王士让、万斯大、金榜、张惠言、胡颐煊、姜兆锡、吴廷华、任启运、朱轼、程瑶田等所著，皆取其所长，以己意贯通之，使之了然可晓。五、凡《通志》、《通考》、正史《礼仪志》及通论礼之专著，有关礼仪名物制度者，悉加参考。六、凡群经传疏、诸子、史地书、小学书、儒者治经札记以及集部、类书有关者，亦旁采博征，多方搜讨。诸如此类，不殚细举。即此一斑，亦略可窥见胡培翚治学之谨，识见之广。

尤可称道者，是他能于浩翰的文献中疏理爬剔，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囊括众长，发前人所未发。虽所论辨未必皆精，然从整体上来看，实无出其右者。其所成书，不唯总结《仪礼》研究成果，亦为后之研是经者，开辟了新的门径。故罗惇衍论之曰：“……是非旁搜博考，神与古会，念释所在，回翔反复，即器数以考谊理之存，使精融形释，若亲接古人而与之进退、酬酢于其间，亦安能抉经之心，析异同之见，以折衷一是哉？余于兹识先生为之之勤，研之之久，而益信其所择者精，所成者大也。昔郑君自以年老，乞于礼堂写定经说，后遂梦征起起，岁阨龙蛇。今先生亦力疾成书，书甫成而遽归道山。后先之轨，千载同符。然则先生绍业郑君，将于是在。”[27]吴廷燮亦曰：“搜采之博，鉴核之精，论说之持平，诂解之求是，实为治《仪礼》家所罕觏。……胡氏广罗古今治《仪礼》者言，兹不备列。洵可谓集是经解诂研考之大成；而求圣作明述之精意，有功文教，殊匪浅鲜。……但就大体而论，自贾疏而后，尚无如是书之博大精深者，洵治礼家之杰作也。”[28]时人段熙仲更论之曰：“胡竹邨之著《仪礼新疏》，可谓尽博观约取，取精用玄之能事。依其全书大例，凡所取材可分四类：或取之以申郑注，或取之以订郑注，或取之以辅郑注所未及，或取之以广异闻，其说虽异于郑注而仍可通则仍录之。原文之有脱者则补之，讹者则正之，衍者则删之，其倒互者则乙正之，皆有助于来学者之是其正、纠其非，释疑存参。苦心孤诣，卓见特识，既不为官书而轻从偏见，又不为汉学、宋学门户之见所囿。择善而从，实为新疏之优点，亦为对贾疏不得不有所匡正之因由。”[29]以上诸人所论，可谓深得胡培翚《仪礼正义》大旨，亦体现出胡氏治《仪礼》之特色和学术价值。

然而，可惜的是，胡培翚差五篇未能完帙，后虽有杨大堉为之辑补，终因学力不及，不唯体例与前不合，识力亦远不及培翚，致使《仪礼正义》未能尽善。

又此书成后，未能及时付梓，历经周折，始得于同治戊辰（1868年）再度付之剞劂。其间，陆建瀛、光祖父子，及胡肇智甚有功焉。先是，陆建瀛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持节两江，尝延长州陈硕甫奂校勘郝氏《尔雅义疏》、金氏《求古录礼说》、江氏《韵书》三种，以为家塾课读，次第刊成。而胡培翚之《仪礼正义》因卷帙最繁，虽付剞劂，然工未竣，军事遂起，此事遂被搁置。及咸丰三年（1853年）陆建瀛战死金陵，其家迁往山左，培翚之书虽在姑苏刻局，亦无暇顾及。翌年，其家再迁袁江，建瀛之弟子岷方至苏州取回。逮咸丰九年（1859年），其家回归故里，又因难于运载，此书遂寄存于山阳一友人处。中经捻军起义，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建瀛之子光祖，于北行途中，再将此书取回挟至京寓。经此一番周折，此书虽间有残蚀，幸好不太严重。陆光祖从而为之补刻成帙。[30]胡培翚从侄肇智得悉陆光祖观政比部，乃前往询《仪礼正义》下落。喜闻此书已运至京师，遂请求以他物相易。陆光祖甚为慷慨，允其请。至此，流寓多年的《仪礼正义》，再度回归故家，得以公之于世。[31]

综观以上所述，胡培翚于礼学兴起之际，沿凌廷堪、阮元“以礼代理”之说而起，以家学为根底，发扬了凌廷堪礼学思想及阮元打破“疏不破注”的精神，将前此《仪礼》学成就再度深化；且其为学不标门户，旁征博稽，精审细择，务于融会贯通，畅发《仪礼》大旨，遂卓然成《仪礼》学之大著作《仪礼正义》。要之，《仪礼正义》之结撰，不仅集此前《仪礼》学研究之大成，亦有力地推动了礼学演进的历程，于后继者多所启益。

[1]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四编《学术》，《朴学》，《胡培翚》。

[2]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9，《石埭训导汪先生行略》。

[3]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5，《答赵生炳元论汉学宋学书》。

[4]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6，《国朝诂经文钞序》。

[5] 胡匡衷《仪礼释官序》，《仪礼释官》卷首。

[6]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仪礼释官》条。

[7]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5，《复夏郎斋书》。

[8]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9，《石埭训导汪先生行略》。

[9]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10，《福建台湾道胡君别传》。

[10]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5，《与罗椒生书》。

[11]胡肇智《仪礼正义书后》，《仪礼正义》附录一。

[12]胡肇智《仪礼正义书后》，《仪礼正义》附录一。

[13] 胡先翰、先頖《研六室文钞·谨识》，《研六室文钞》卷首。

[14]罗惇衍《仪礼正义序》，胡培翚：《仪礼正义》卷首。

[15]陆建瀛《校刊仪礼正义序》，胡培翚：《仪礼正义》卷首。

[16]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1，《六经作自周公论》。

[17]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3，《仪礼非后人伪撰辨》。

[18]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7，《<仪礼经注校本>书后》。

[19]罗惇衍《仪礼正义序》，胡培翚：《仪礼正义》卷首。

[20]胡肇智《仪礼正义书后》，《仪礼正义》附录一。

[21] 详见段熙仲《仪礼正义·胡氏<仪礼正义>释例》。

[22]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6，《国朝诂经文钞序》。

[23] 胡匡衷《仪礼释官·例言》，《仪礼释官》卷首。

[24]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7，《<仪礼经注校本>书后》。

[25]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10，《福建台湾道胡君别传》。

[26]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6，《国朝诂经文钞序》。

[27]罗惇衍《仪礼正义序》，胡培翚：《仪礼正义》卷首。

[28]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仪礼正义》条。

[29] 段熙仲《胡氏仪礼正义引用书目》，《仪礼正义》附录四。

[30] 参见陆光祖《仪礼正义书后》，《仪礼正义》附录一。

[31] 参见胡肇智《仪礼正义·谨记》，《仪礼正义》附录一。又见胡晋甡：《研六室文钞·谨识》，《研六室文钞》卷首。

梵网经》云：“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析骨为笔，书写佛戒。”又《大智度论》卷十六云：“若实爱法，当以汝皮为纸，以身骨为笔，以血书之。”刺血写经有诸多步骤和讲究，前人多有论述。参见：几年前，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从大明湖分馆搬迁到济南二环路的新馆，在点库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部刺血写的佛经，见诸报章，一时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其实，这部书很早以前就已收藏在大明湖奎虚书藏的二楼书库中了，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上世纪70年代全国进行古籍普查，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当时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把它收到善本书目里去，但这部佛经的确是一部极其珍贵的文献 佛教强调读诵及书写经典的功德。向以经典为三宝中之法宝，甚加尊敬，而且通过写经来为人祈福，或求解脱，故书写经典时，态度颇为严谨。写经多以墨书写者，也有人以金银泥写经。刺血写经，是人们对佛经的最高供养形式。《梵网经》云：“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析骨为笔，书写佛戒。”又《大智度论》卷十六云：“若实爱法，当以汝皮为纸，以身骨为笔，以血书之。”刺血写经有诸多步骤和讲究，前人多有论述。 首先，古代人刺血，只从心脏以上取，或从舌头或从手指，或从手臂或从胸前处取血。刺血写经，有专门纯用血写的，也有合金、合朱、合墨、合水写的。如果用纯血书写，盛在清洁的器皿中，先用长针在血中尽力搅动，去掉血筋，这样血就不会粘笔，书写便会很流畅，如遇血凝，用生姜研磨后又可继续使用。刺血时，不可一时刺得太多。因为所采的血，久了就会发臭，无法再用来书写。如果是用手臂血，在刺后至多可接半碗。如果用不了晒干，再用水研开而用，或用血和朱红加胶做成血锭，经晒干后再用。其次，在刺血前，必须吃淡斋，减少吃食盐及大料调和品等。如果不是先戒食这些东西，就会使自己写的血经逐渐变黑发乌，而持戒所书，则字呈浅金**。第三，关于用纸。血性清淡，著纸即散，了无笔墨，成一血团。其纸必须先用白矾矾过，方可用。矾过之纸不渗，最省血。大纸店中有卖的，不需自制。另外在书写时，要一笔笔工整地用楷体书写，用行草来写经书是不提倡的。至于内容，刺血写经，目前存世的大都是《华严经》，其他还有《心经》、《金刚经》等。刺血写经对于历代的高僧们来说，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程，一日十字或百字，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或几十年，是人生信念的艰苦跋涉。 山东省图书馆所藏刺血写本《华严经》函套内，有佛弟子如典跋曰：“此大乘法宝乃康熙年间四明嗣法沙门深湛大师刺血书《华严经》一部。奉佛弟子颜光南成就功德于道光十五年在济宁州南门里，估货摊工出卖时，有京师成庵潘居士输财请归，送至玉露禅林方丈供奉。愿后之高僧披阅者，珍重护持，永存常住，流传法宝。惟愿人人入毗卢性海，各各登华藏玄门。”简略说明了这部《华严经》的作者和流传的经过，至于何时被山东省图书馆收藏，已无从考证了。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华严经》从字迹上看，描笔迹象很明显，用手抚摸时，字痕凹凸分明，不是直接用毛笔手书的，可能是先用印书用的木版在宣纸上压出字痕，然后刺血填写的，字体工整俊秀，一丝不苟，虽经历300多年的沧桑，清晰依旧，字里行间透露书写人的虔诚和执著。书的每一卷前都有木版摹印的释迦说法图，非常精美。当时民间写经祈愿十分盛行，笔者猜测寺庙在卖香火法器的同时，也用印经典的雕版不沾墨印了一些书，卖给发愿写经的僧侣和信众们，供他们描摹书写。 在我国一些古刹名寺中，也都存有刺血写本的佛经。如江苏苏州西园戒幢律寺，现藏有元代善继以舌血书写的《华严经》一部，历时20余年写成。安徽九华山历史博物馆藏有明代无瑕禅师，刺血研磨银砂，历经28年才抄写成的《华严经》。在北京云居寺有明崇祯（公元1628年）时期的僧人祖慧7卷“舌血”《华严经》。江西庐山博物馆收藏海会寺普超和尚用血抄写的《华严经》，他历时15载，因出血太多，圆寂时年仅45岁。广东省潮州开元寺现珍藏有智诚法师血书《华严经》。在福建省福州涌泉寺内，现在还藏有血书《大乘般若波罗蜜多经》657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