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从17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多年间，大规模的乡邦文献纂辑活动在桐城民间持续进行着，这成为桐城地域学术文化的重要表征。这些文献编纂活动多掩藏于文学史的研究架构之下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和重视。笔者通过各类史料钩稽，现将所得桐城通邑性乡邦文献编撰活动及成就择其要者按时代顺序辑录如下，以见明清桐城地方文献之盛。

1 《桐彝》《迩训》，方学渐撰

桐城在明以前人文不显，至明中叶学术大兴，其振兴风教、结社讲学、声名远扬的乡里大师先有何唐，继有方学渐。方学渐（1539—1615），字达卿，世称明善先生，尝主讲东林书院，为东林党人所推重。一生著述颇多，除记录东林讲学的《东游纪》及经学著作《易蠡》《性善绎》《心学宗》等外，还有这两部记录桐城地方先贤事迹的文献。《桐彝》三卷、续二卷，撰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取桐城“忠孝义烈之行，凡耳目所及者，各为立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凡五十人，作传二十三篇；《迩训》二十卷，撰成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这部书专载桐城“人物行谊及其先世事可为法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分门目为四十一类。桐城派末期作家姚永朴尝谓这两部书“虽所收录甚简，然吾邑正、嘉以前之文献，实赖是而仅存”（姚永朴《〈桐城耆旧言行录〉序》），故方学渐撰《桐彝》《迩训》实开桐城乡邦文献编纂之先河。

2 《龙眠诗传》，姚文燮选撰

姚文燮（1627—1692），字经三，号羹湖，清顺治十六年进士。姚文燮为桐城名宦，尝获赞“干才优裕，兼娴文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七）。辑录《诗传》之始，姚文燮尚是一清贫书生，但他自认“情深桑梓”，此后数年间，他朝夕与事，勤搜博采，于前贤遗编，“虽断楮残秩，珍若珙璧”（姚文燮《莲园诗草序》），“兢兢乎恐一字一句之或失”（方孝标《龙眠诗传序》）。为尽可能减少疏漏，还一度发起征诗活动，希望能“阐幽攸重，勿令旧句久湮”（姚文燮《龙眠诗传征诗引》）。可能是受姚文燮对尽全龙眠明诗这一近乎苛刻的目标影响，《龙眠诗传》最终未能完整刊刻流传（潘江在《木厓集》卷二十一《雨中手录乡先辈诗还山以诗见赠次韵奉酬》中有“姚生《诗传》海内知，将梓忽辍吾滋疑”句，自注有云“姚经三有《龙眠诗传》之刻不果”；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卷七中亦称姚文燮辑《龙眠诗传》“搜采甚勤，犹自病其隘，未遽传书”），因而其规模、体例已不可预见。不过《诗传》之书稿基本编成当无疑义，与姚氏同时期的桐城知名文士方孝标（1617—1697）曾为之撰序，称述有明一朝桐城诗人“专稿选稿行世者多，而汇而集之则自《龙眠诗传》始”（方孝标《龙眠诗传序》）。因此，《龙眠诗传》虽不曾刊布，但作为桐城乡贤诗歌总集编纂的开山之作，其地位当可确立。

3 《龙眠诗选》，亦称《龙眠诗录》，钱澄之选辑

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晚号田间老人，与陈式（字质生）同为姚文燮《龙眠诗传》校选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在清初桐城诸诗家中，钱澄之是与当时诗坛盟主钱谦益颇有交游且“相与论诗”（钱澄之《龙眠诗录引》）的代表人物。顺治十五年（1658）的一个冬夜，钱澄之与钱谦益在白门（今南京）长干寺僧舍讨论选诗之法（杨年丰《钱澄之年谱简编》），其间钱澄之盛称家乡桐城“称诗几百年，作者如林”，引发钱牧斋“子乡有佳诗而无传本，吾乌乎得而选之”（《龙眠诗录引》）的慨叹。钱澄之遂发“檄诸同志，征辑前辈遗稿”之志，期望借此既弘扬乡邑诗学又补牧斋龙眠选诗乏善之憾。次年，钱澄之得知姚文燮已有《龙眠诗传》诸稿之选，便与姚氏合作，互相校订。不过在选诗原则上，钱姚之间存在着显著分歧，钱氏力主于严而姚氏坚主于宽。故钱澄之随后选择了在《诗传》的基础上，“录其尤者，得若干篇”（《龙眠诗录引》）而成《诗选》。不过可惜的是，钱氏因久在“旅困”，《诗选》同样未能授梓，故亦不见传本。不过钱氏“严选”龙眠诗的职志于此编清晰可见，两百年后徐璈在编《桐旧集》时称钱氏《诗选》亦为“总集佳本”（徐璈《桐旧集引》），当非虚言。

4 《龙眠风雅》，初定名为《龙眠明诗选》，潘江主辑

潘江（1619—1702），字蜀藻，号木厓，世称河墅先生，他是明清之际桐城诗派与文派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人物（章建文《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考论》）。潘氏著述多数已散佚，存世者主要有所著个人诗文合集《木厓集》及所辑通邑诗歌总集《龙眠风雅》等。《龙眠风雅》的搜集编纂自顺治末至康熙中历时三十余年，总九十二卷。其中初集六十四卷，康熙十七年（1678）潘氏石经斋刻本；续集二十七卷附一卷，康熙三十年（1691）自刻本。从流传情况来看，《龙眠风雅》称得上是桐城乡邑诗学对后世产生实际影响的一部奠基之作。

5 《龙眠古文》一集，李雅、何永绍辑

李雅，字士雅，号芥须。何永绍，字令远，号存斋。二人均为明末清初桐城诗古文创作群体的重要代表，有诗文集传世。二人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康熙年间合作编刻《龙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表章前哲。收明代及清初作者93人，载文335篇，其中奏疏、论辨、书序、杂记、碑志、辞赋各体皆备。除康熙初刻本，另有道光十五年芸晖馆重刊本。李雅、何永绍与潘江为同时好友，马其昶尝赞“乡先辈诗文得不泯者，潘、李、何三先生力也”（《桐城耆旧传》卷七）。潘江辑录《龙眠风雅》足见桐城诗风之盛，而《龙眠古文》的编选则反映了桐城文风之盛，李、何辑录该选时曾自言“家藏文集无虑千种”（《桐城耆旧传》卷七）且多为明人作品，可以想见桐城文风浓郁，积淀已久。

6 《枞阳诗选》，王灼编选

王灼（1752—1819），字明甫，一字悔生，号晴园。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官祁门县训导、东流县教谕。王灼少居枞阳，亲受业于刘大櫆八年之久，深受其赏识，为文秉承桐城义法，为诗亦沉雄雅健，与金榜、程瑶田、张惠言等砥砺诗文。枞阳虽为桐城东南一乡，但桐城诗文大家却多出枞阳，更自钱澄之、刘大櫆而实开枞阳诗派（民国时期教育家孙闻园《题许永璋〈抗建新咏〉》，有“枞阳诗派海峰开”之誉）。因之，王灼尝致力于搜集桐城东南乡枞阳一隅先贤诗作，自清初钱澄之以下迄于嘉庆年间，得二十卷，定名《枞阳诗选》，惜未能刊行。后在张寅（字子畏）、马树华（字公实）等乡人的助力下完成了校刊工作。

7 《古桐乡诗选》，文汉光、戴钧衡辑

文汉光（1808—1859），字斗垣，号钟甫。少贫废学，习贾博微利以养，日坐街衢，“夜则篝灯读书”（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以文闻于闾里，兼以诗才，刘声木称其“诗尤才调壮逸，气骨高骞，而以沉著出之”（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八）。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尝师事同里“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二十余岁即自刻《蓉洲初稿》，时人“骇为异才”（《桐城耆旧传》卷十一），与曾国藩、吕贤基、罗淳衍、邵懿辰等人结交往还。文、戴二人年龄相仿，幼时共学，志同道合，尝于桐城县北孔城共建桐乡书院，又共辑《古桐乡诗选》。该选凡十二卷，所录人物与《枞阳诗选》在地域上限于一隅相类似，主要选桐城北乡诗人177家，诗作1107首，依时代顺序编次。道光三十年（1850）在同是桐城北乡人的王祜臣慷慨资助下刊刻成书（戴钧衡《王殿襄墓志铭》）。

8 《国朝桐城文录》，戴钧衡、方宗诚合辑

戴氏事迹见前揭《古桐乡诗选》。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别号毛溪居士。师事同里许鼎及族兄方东树，专心治学作文。同治三年（1864）入曾国藩幕府谋方略治文书，十年（1871）补河北枣强知县，光绪六年（1880）告归闭户著书。方氏文承桐城古文义法，兼治经史百家，其文名政声颇受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要员的赞赏。所著多收入自编之《柏堂集前编》《次编》《续编》《后编》等。作为桐城派中兴时期的重要作家，戴、方诸人皆以继承桐城文统为己任，在潜心讲习著述之余，深感自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之选以来，清初至嘉道间二百多年，桐城文士创作如林，惜“集无总名”（萧穆《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于是互相采访，得作者83家、文1300余篇、卷76，汇为《国朝桐城文录》。

9 《桐城诗萃》，姚觐阊编

姚觐阊，姚棻子，姚鼐族侄，字五祺（或曰五琦），号卿门，乾嘉间官兵部武库司郎中，工诗文，与嘉道间戏曲家谢堃等相交游，年五十八卒。据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及谢氏《春草堂诗话》的零星记载，姚觐阊生性旷达，生平酷爱书籍，家藏多善本，且披览不倦，所著有《卿门诗稿》、《爱春轩诗草》等集，未付梓，稿多散佚不存，惟《写山楼诗存》二卷有本传世。其余个人诗作幸有《桐旧集》等收录保存十余篇，亦有为嘉庆己卯年（1819）刻桐城诗人小集《山城春词》所收者。其所编《桐城诗萃》三十二卷，当为桐城一邑之诗选，现仅存目，体例及刊刻情况均不得其详。

10 《桐山名媛诗钞》，吴希庸、方林昌编

吴希庸，字金圃，县诸生。方林昌，字复生，诸生，尝从马复震剿贼有功保训导，所著有《抱膝吟》。二人皆道、咸间人，合辑《桐山名媛诗钞》。该编是一部桐城闺阁诗人的专辑，凡十一卷，收录清初以来桐邑女性诗人近百家。吴希庸自云“吾桐自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吴希庸《〈桐山名媛诗钞〉序》），其人数之多、创作之繁为世所仅见。自《列朝诗集》收录方孟式、吴令仪的诗到《龙眠风雅》兼收闺秀诗人的作品，再到《桐山名媛诗钞》的结集汇纂，足见桐城文献之邦从来都不缺乏女性诗歌创作的身影，亦可谓明清桐城人文繁盛之一道别样景致。

11 《桐旧集》，徐璈编撰

徐璈（1779—1841），字六骧，号樗亭。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授户部主事、阳城知县，历主亳州、徽州书院，与同辈方东树、姚莹、光聪谐等相往还，“自少至老，纂述不辍，人服其精博”（《桐城耆旧传》卷十）。所著有《诗经广诂》三十卷、《牖景录》六卷、《历代河防类要》六卷、《黄山纪胜》四卷、《樗亭文集》四卷，皆刊行。晚年又选乡先辈诗为《桐旧集》四十二卷，“刊未半而阳城卒”（《桐城耆旧传》卷十），后续整理工作则由同里马树华及徐氏外甥苏惇元（字厚子）等接续戮力十载，于咸丰元年（1851）完成全秩的刊刻。《桐旧集》是继《龙眠风雅》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合邑诗歌总集。许结先生《〈桐旧集〉与桐城诗学》对该集有详尽深入的整理研究：该集前四十卷以邑中姓氏分卷，各姓诗人则依史编序，后二卷分录列女、方外；编辑体式上因人系诗，并附诗人小传，略述创作本事及相关评价。

12 《龙眠识略》，马树华辑

马树华（1786—1853），字公实（一字君实），号篠湄，为马其昶伯祖。嘉庆十二年（1807）副榜贡生，官至河南汝南府通判。师事姚鼐，受古文法，“为文博稽典章制度，清雅有韵”（《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四），颇传桐城古文要旨。一生撰著辑录极丰，“于先朝掌故及邦邑家世旧闻，捃摭尤勤”（《桐城耆旧传》卷十一），曾据明季殉节诸臣传记、野史、私家别集录为《阐幽汇记》四卷，自著《可久处斋诗文集》十六卷等。对于桐城乡邦文献，马树华毕生最注心力、用功尤多。首先他助人校刊无算，先者接续校刻王灼《枞阳诗选》而成“定本”，继而直接参与编纂整理徐璈《桐旧集》并最终完成刊刻之务。此外他自编自刻的地方文献同样种类丰富，譬如自辑先世遗集为《马氏诗钞》七十卷、征考桐城科场掌故别为《桐城选举记》十卷、又编《太仆奏略》《族谱》《家传》等数十卷。最重要的是他还自辑了一部合邑文献《龙眠识略》十二卷，以补“邑志芜杂寡要”（《桐城耆旧传》卷十一）之缺。有清一代桐城两修县志，其中道光续修本在桐城学者文人看来并不尽如人意，志体芜杂，于前贤事迹亦多疏漏，故马树华、方宗诚等人多方搜罗，以期补正。方宗诚曾自撰多篇志稿存于《柏堂集》，尤赞马树华《龙眠识略》可“补桐城志书之遗而正其误”（方宗诚《重刊〈历阳典录〉叙》），并为之作传纪事。他称马树华“以邑志为文献所关，义例不正大无以成章，事迹不征实无以传信，因取前志稿，援古证今，纠讹订误，易义例而推广之，以存其实”（方宗诚《马公实传》）。从以上事迹皆可见马树华表彰先贤诗文的诚挚之心、保存乡邑文献的殷拳之意。

13 《龙眠丛书》，光聪谐辑

光聪谐（1781—1858），字律原，号栗园，晚号遂园。少时“家窭贫”，借书苦读，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后“引疾归”（《桐城耆旧传》卷十）。光聪谐早年师事姚鼐，文章学术皆得其传，并陆续结交同里才俊刘开、张聪咸、姚莹、徐璈等人，相与论学。中年辞官归里，专事藏书与著述，聚书三万余卷，所著传世颇多，有《稼墨轩诗文集》《有不为斋随笔》等数种。除此，光氏尤致力于乡先辈著述搜集整理，汇“百数十种为《龙眠丛书》”并自刊刻，“刊未竣”而咸丰兵起，按马其昶言实刻九十余种（《桐城耆旧传》卷十）。该编汇辑宋元以来龙眠先贤遗著，编排上不以时代为序，选录尤以清代为重，如方苞《望溪奏议》二卷、姚鼐《惜抱轩书录》四卷、钱澄之《田间集》十卷等。此前桐城地方文献“隆替绝续”（《桐城耆旧传》卷十）者以总集、别集居多，而光氏《龙眠丛书》则首次以丛书形式“作为一县文献的结集”（胡适《致张秉钊》），尽其全备，呈现数百年间桐城文人著述创作之大观。

14 《国朝桐城文征》《国朝桐城文征约选》，萧穆纂辑

萧穆（1835—1905），字敬孚，起于耕读之家，却以一介寒儒“孜孜一生于典籍的收藏、整理、校刊”（刘尚恒《一介寒儒出荒乡，满腹经纶名沪滨——记清末安徽文献学家萧穆》），最终成为晚清安徽藏书家、文献家的翘楚。虽然他在仕途上屡试不售，但因博综群籍、勤于问学，往来于南京、上海、武昌、开封等通都大邑，一生访学访书不辍，“相识遍天下”（《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结交名流无数，其中既有乡贤故老如文汉光、马复震、方宗诚、徐宗亮、吴汝纶等，亦有时贤硕学如曾国藩、李鸿章、钱泰吉、汪士铎、莫友芝、黎庶昌、孙诒让、缪荃孙、岛田重礼等，交游切磋间学问愈加博洽精进。萧穆酷爱藏书，以微薄之俸禄积书至两万卷，其中有不少清人著述和古籍珍本。同时萧氏以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助人精心校刊书籍百余种，如《历朝诗约选》《孔子家语》《古文辞类纂》等。此外他自编自撰书稿不下四五百卷，如《敬孚类稿》十六卷、《杂抄》《日记》《尺牍》数部，更依广搜博采的桐城先辈遗著藏书着手编纂乡邦文献巨著《桐城文征》。萧穆自称在藏书、校书、著书的过程中“于故乡人文亦未尝不时时在心目间”（《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故其益加留意乡邦文献，甚至达到了“叩以前闻轶事，其所不知，未有能知者”（《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的境界。方宗诚称其“年少而文高，学博而识远”，为“桐城后起之英”（李濬《敬孚类稿序》），故其辑《桐城文录》未逮而屡遭兵燹，便郑重托业于他以臻完备。萧穆将藏书处命为“文征阁”，当是他编书之志的体现。随后他以《文录》所采83家为选录基础，竭三十余年心力，广加搜伐，又得70余家。复以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所选明代人文仍有颇多遗漏，故广录有明一朝至清同治间作者230家，文4380余篇，共264卷，定名为《桐城文征》。《文征》的编选原则显然是“宽选”之法，按萧穆所言，即“凡有关于义理、经济、考证、词章，诸体纷出，分镳并驱，有一可凭，均为详载”，“大旨在存五百余年一邑文献”（《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故卷帙颇显浩繁。正因为此，以萧穆当时拮据的经济状况，《文征》的刊刻几乎很难实现。不过《文征》的编纂还是引起了萧穆当时交往文人圈的热情关注，在友人的督促和帮助下，萧穆决定以《文征》稿本为基础，以“清真雅正、文从字顺者为宗”，选录清初至同治间作者57家、文580余篇，共26卷，是为《国朝桐城文征约选》。萧穆以一人之力整理桐城乡邦文献，竟汇成一总集、一选本，厥功至伟。

15 《桐城耆旧传》，马其昶撰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马树华族侄。少承家学，师从戴钧衡、方东树、吴汝纶、张裕钊等多位名家，为文恪守桐城古文义法，被称为桐城派的“殿军”。曾主庐江潜川书院山长及桐城中学堂、师范学堂教习，宣统间充京师大学堂教习，后归里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任清史馆总纂等职。著有《周易费氏学》《庄子故》《抱润轩文集》等若干卷。受伯祖马树华热衷整理乡邦文献的影响，加之马氏为桐城望族、家藏典籍丰富，马其昶“少有志乡邦文献”（《桐城耆旧传》卷首），立志编撰一部汇集桐城先哲事迹的史传著作。经二十余年的收罗散佚、拾掇补遗，既而删繁集萃、重编目次，撰成了《桐城耆旧传》这部“堪称典范的桐城学术史著”（许结《从〈桐旧集〉到〈耆旧传〉》）。该著凡十二卷，以姓氏为纲，采用主传与附传相结合的形式辑录桐中59姓，主传123篇，全面反映了桐城各家族的嘉言懿行和文献成就。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3 SQRW045ZD）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

中医古籍珍稀抄本精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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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用纸有：硬黄纸、硬白纸、粉蜡纸、金银花纸（金花纸、银花纸、又称冷金纸或洒金银纸）、砑花纸（又称花帘纸或纹纸）、黄白麻纸、藤纸、大模纸、薄白纸、宣纸、硬黄纸、竹笺、滑薄纸等。

另外，还出现了经过简单再加工的纸，著名的有：砑花水纹纸鱼子笺、薛涛笺、谢公十色笺等染色纸，金粟山经纸，以及各种各样的印花纸，松花纸，杂色流沙纸，彩霞金粉龙纹纸等。

1、硬黄纸

唐代在前代染黄纸的基础上，又在纸上均匀涂蜡，经过砑光，使纸具有光泽莹润，艳美的优点。

2、硬白纸

把蜡涂在原纸的正反两面，再用卵石或弧形的石块碾压摩擦，使纸光亮，润滑，密实，纤维均匀细致，比硬黄纸稍厚。

3、金银花纸

政治家填加矿物质粉和加蜡而成的粉蜡纸；在粉蜡纸和色纸基础上经加工出现金，银箔片或粉的光彩的纸品，称做金花纸，银花纸，又称冷金纸或洒金银纸。

4、砑花纸

色和花纹极为考究，它是将纸逐幅在刻有字画的纹版上进行磨压，使纸面上隐起各种花纹，又称花帘纸或纹纸，当时四川产的砑花水纹纸鱼子笺，备受文人雅士的欢迎。

5、经过简单再加工的纸

著名的有薛涛笺，谢公十色笺等染色纸，金粟山经纸，以及各种各样的印花纸，松花纸，杂色流沙纸，彩霞金粉龙纹纸等。

6、由于发明了雕版刷术，大大刺激了造纸业的发展，造纸区域进一步扩大，名纸迭出。

如益州的黄白麻纸，杭州，婺州，衢州，越州的藤纸，均州的大模纸，蒲州的薄白纸，宣州的宣纸，硬黄纸，韶州的竹笺，临川的滑薄纸。

扩展资料：

隋唐时期，著名的宣纸诞生。在宣纸的主要产地安徽宣州有这么一个传说：蔡伦的徒弟孔丹，在皖南以造纸为业，他一直想制造一种特别理想的白纸，用来替师父来画像修谱。但经过许多次的试验都不能如愿以偿。

一次，他在山里偶然看到有些檀树倒在山涧旁边，因年深日久，被水浸蚀得腐烂发白。后来他用这种树皮造纸，终于获得成功。由此可以断定：利用树皮制造宣纸，在唐朝时候就比较盛行了。

公元8世纪，我国已经广泛使用纸，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我国将纸出口到亚洲各个地方，并严保造纸秘密。公元751年，唐朝和阿拉伯帝国发生冲突，阿拉伯人俘获几个中国造纸工匠。没过多久，造纸业便在撒马尔罕和巴格达兴起。

就这样，造纸技术便逐渐在阿拉伯世界各地传开，那里开始广泛使用纸张，后又经阿拉伯诸国传到北美和欧洲。

据史书记载，在蔡伦发明造纸术後的1000多年，欧洲才建立第一个造纸厂。虽然现代的造纸工业已很发达，但其基本原理仍跟蔡伦造纸的方法相同。造纸原料十分之七八已为木浆所代替，但造高级印刷纸、卷烟纸、宣纸和打字蜡纸等，仍不外蔡伦所用的破布、树皮、麻头、废鱼网等原料。

——纸 （非编制物）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