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昔钱竹汀先生读《后汉书·郭太传》，太至南州过袁奉高一段，疑其词句不伦，举出四征，后得闽嘉靖本，乃知此七十四字为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诸本皆儳入正文，惟闽本独不失其旧。今《廿二史考异》中所谓某当作某者，后后得古本证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为不可及。经学中之王、段，亦庶几焉。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藉口理校而凭臆见也。”

即碰到古书无可依据，或数本无所适从时，只好用理校法，以理分析，断其是非。它通常根据史书的体例原则、遣词造句的特色来校勘，需要研究者对古籍、音韵、训诂、历史、典故等知识有很深的造诣。

三礼学·清代的《三礼》学·校勘

清人注重古书的辑佚、校勘，成就很高，于《三礼》也不例外。乾隆时举人章宗源所作《玉函山房丛书》，专门辑录唐宋以前的亡佚古籍，而以汉魏、六朝经说为主，其中《周礼》类有十四种、二十一卷，阙一卷;《仪礼》类有二十五种、二十六卷，阙一卷，《礼记》类有十九种、二十八卷;通礼类有二十一种、二十六卷，阙五卷。此外，还有黄奭《黄氏逸书考》(一名 《汉学堂丛书》)，其中有 《礼》类十种，《礼纬》类三种。

卢文弨是清代以校勘著称的学者，刊有《抱经堂汇刻》等书，自著《仪礼注疏详校》等。阮元遍校《十三经注疏》，其中《周礼校勘记》十四卷，《仪礼校勘记》十八卷，《礼记校勘记》六十七卷。黄丕烈《士礼居黄氏丛书》所刊之书有校宋本《周礼郑氏注》、校宋严州本《仪礼郑氏注》等。由于历代传习《仪礼》者极少，刻本中的错误往往不能及时纠正，明万历年间刻的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一经的脱误最多，顾炎武曾据唐石经详加订正。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于经注字句异同，考订详备。所校除监本外，还有唐开成石经本、元吴澄本、陆德明《音义》、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等，凡有讹脱倒羡之处，都一一纠正。顺便要提到的是，《仪礼》的分节问题。对《仪礼》经文分段分节，始于朱熹。其后张尔岐对经文进一步加以离析，使仪节顺序益加分明，脉络显现，但张氏分节，过于墨守郑注。当时又有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以句读为主，但笺注过于简略。有感于此，吴廷华《仪礼章句》十七卷，取张王二书之优而补其阙，每篇之中分其节次，每节之内又析其句读。其训释以郑贾为主，而旁及他说，间下己意。书中不乏精彩之笔。胡培翚《仪礼正义》于经文分节，也大体沿用上述诸家而更趋完善。

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提出 校法四例 ，将校勘古籍的方法归纳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并对每种方法的内涵和具体操作方法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第一次勾勒出古籍校勘的方法论体系，丰富了校勘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