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书的少释，开创于西汉。西汉时期，封建统治制度已经确立。为了巩固这一统治，西汉王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而先秦典籍经秦火劫难，亟待整理。再者，从先秦至汉，文字、语言发生了较大变化，先秦典籍文字艰深，其古音古义不易为人通晓，急需进行注释。此外，西流经济发展，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也为古书注释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从西汉到东汉，注释古书方兴未艾。两汉注释古书，以解经为目的，所注之书大部分为经部典籍，两汉经常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学派不同，师说家法各异，因而注释古书各具特色。今文学派好阐发“微言大义”，讲谶纬之学，注释往往繁琐冗杂。古文学派重文字训诂，考证名物制度，注释循经立训，简约质朴，不离经空发。古文学派的这种学风，人称“朴学”、“汉学”，为后代所继承。

两汉注家林立，注本亦多。注家之中，古文经学派实力最雄，出现了贾逵、服虔、马融、郑兴（曾任太中大夫，人称“郑大夫”）、郑众（兴子，曾任大司农，人称“郑司农”，“先郑”）许慎、郑玄（人称“后郑”）等一大批经学大师。两汉儒生，大都注一经，只有郑玄，意主博通，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融汇古今，集两汉经学大成，世称“郑家”。

汉人注流传到今天，最著名的有毛亨的《毛诗诂训传》，郑玄的《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孔字国的伪《尚书传》，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等。经注之外，还有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名》，高诱的《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等。

三国世乱，学术受挫。注家中有名的有王肃、韦昭等人。魏人五肃，治学不分今文，古文，兼收并蓄，曾为《尚书》、《诗》、《三礼》、《论语》、《左传》等书作注，当时列为学官，世称“王学”。可惜王肃注本，均已亡佚。唐人义疏间或称引其说。王肃注经，笃信贾逵、马融、攻诘郑玄。吴人韦昭好学不倦，精通经史，注书颇多，便传于今的仅《国语注》21卷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书注释继续发展。西晋永嘉之乱（291~306）以后，经学大师辈出，新说林立，“王学”与“郑学”之争持续不断。南北朝时，北方崇尚“郑学”，注经守东汉经师家法，重训诂章句；南方会采郑、王之学，也兼采玄学，注好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大谈性命哲理。

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佛教大兴。玄学崇尚清谈，佛教聚徒讲经。在清谈和讲经风习影响下，儒生注书开始采用一种既解经文，又释注文的新体式，“义疏”由此形成。

这一时期注释范围更加拓宽，除儒家经典外，史、子、集部的古书均有注释。流传至今的注本，较著名的有王弼、韩康伯的《易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何晏的《论语集解》，裴骃的《史记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张湛的《列子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这一时期的注疏还扩大到了小学著作，最有名是晋郭璞的《尔雅注》、《方言注》。

隋朝注家值得一提的是刘炫。他通天文律数，深研诸经，然生性机敏而躁竞，多自矜伐，所著《春秋左氏传述义》、《春秋规过》、《春秋攻昧》等，专攻前人注释《春秋》之过误。刘炫注本均已亡佚，唐义疏常引其说并加驳难。

唐代学术文化繁荣，注书进一步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是继两汉以后的又一高峰期。

在经注方面，由于魏晋南北朝义疏繁杂，歧解并起，莫衷一是，容易造成思想混乱，孔颖达等人奉敕对前代义疏加以整理。他们以南北朝时期的南学为主，兼采北学，按照唐人观点加以裁定，编成《五经正义》180卷。后经两次修改，于唐永徵二年（651）颁布于世。《五经正义》定于一尊，使两汉以来经学派别林立、异说纷争的局面宣告终结，也使众多的魏晋义疏被废弃而亡佚，流传下来的仅《论语义疏》而已。

《五经正义》之外，贾公彦还撰有《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撰有《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撰有《春秋谷梁传疏》，合称“九经义疏”。唐人义疏，解释词句及考证名物制度较翔实，引证丰富，保存了汉魏一些经注旧说。唐疏遵守“疏不破注”原则，每种注本宗汉一家之注，并引用材料对经文、注文进行实证性讲解阐述，就注推衍，内容上没有新的发展，有时注文不当，也曲为之说。总的说来，唐人义疏代表了唐代注释的最高成就。

《康熙字典》中“疏”是会意字，“注”是对前文的注解，“传”是古籍的注释体例。

疏是会意字，在篆文中由㐬（tū）和疋（shū）组成，疋也表声。疏本意指清除阻塞，使畅通。引申为分散，又引申指稀，再引申指关系远。人与事的关系远就是生疏、不熟悉，人与人之间关系远就是疏远，距离大就是不细密于是引申为粗疏。疏还指对古书的旧注作进一步解释。

传，是一种文体格式。属于古籍注释体例之一，其它的还有注、笺、正义、诠、义疏、义训。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详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

注，训诂学术语。也作“注”。注释经籍的一种体例。注，取义于灌注。文义艰深，必解释而后明，犹水道阻塞，必灌注而后通。

转、注、疏都是训诂学专用的术语。

扩展资料：

训诂的具体方式分为以下三类：

1、“形训”：就是通过文字形体结构的分析来解释字（词）义，即拿词形来解释词义叫做形训。

2、“音训”：用音同或音近的词来解释词义叫做音训。

3、“义训”：直接说明词的含义，叫义训。“义训”又细分为三种（即直训、转训、陈说）。

—《康熙字典》

—训诂

首先，古注是阅读古言语的阶梯和桥梁。我们今天读不懂古书，障碍大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其中包括古今词义的变化，古书中特殊的语法现象，古书在流传、抄刻过程中的讹误，等等；二是知识性的障碍，由于古书记载的事情离我们已很遥远，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典章制度、礼仪习俗等各方面缺乏了解。其实，这些障碍古人读书时同样遇到。为了使人们读懂古书，一代一代学者付出大量的辛勤劳动，对许多古书作注释。古人作注，大抵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对字词句进行训释，以排除语言文字的障碍，二是对古文中所涉及的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礼制、名物、习俗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解说，以排除知识方面的障碍。古人的注释为我们阅读架设了阶梯和桥梁，通过读古人注，我们既可以通晓文意，又可以从多方面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扩大知识面。例如我们读《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下的一段注疏，就可以详细了解古代打猎的具体做法和古人关于保护生物资源的具体规定；读《左传·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于是乎用之”下的注疏，可以了解古代藏冰的制度以及冰的多种用途；读《诗·小雅·常棣》“傧尔笾豆，饮酒这饫”下的注文，可以知道宗族私宴的细节。

其次，古人注释，接近实际，较为可靠。古人注书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他们当时离经典文献成书年代不远，他们生活的社会和前代社会在制度上一脉相承，因此他们对古书所记载的各方面情况有感性认识，比较熟悉。再加上这些注家大多是皓首穷经的著名学者、训诂专家，因而他们作注一般说来切合实际，可信可靠。例如作《春秋经传集解》的杜预，是东晋时代的经学家，深通《左传》，自称有“左传癖”；同时他还是一位军事家，能领兵打仗，人称“杜武库”。而《左传》一书，讲打仗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这样的一部书，由杜预这样的人来注，自然翔实可靠，大为生色。

再次，古人注是今人注的源头，是今人注的重要依据。翻开今人注本，可以发现今人注的一些说法，并非出自独创，而是来自古注。他们作注时，或把古注径直抄来，或用现代流语把古人之说复述一下。这样做，当然是可以的。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古注是源，今人注是流，读了古注，我们就能知源而识流，同时可以对今人注的优劣得失做出评判。例如：《孟子·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一本，《历肛文选》注：“施（yí）：延，及，作‘跟踪’解。”按此注，“施”和“从”就是同义的并列谓语，意是：“一早起来跟踪丈夫到他所要到的地方去。这么说解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如果翻一下赵岐《孟子章句》就会知其有失。赵注：“施者，邪施（同迤）而行，不欲使良人觉也。”所谓“邪施而行”，就是走路时左躲右闪。赵歧把“施”解释成“邪施”是有根据的。因为“施”的本义是“旗貌”（见《说文》），也就是旗子随风来回飘动的样子。“施”做“从”的状语，十分形象地描画出了妻子钉梢时的真实情景。所以读古人注，可以使们具有鉴别的眼光，对今人的译注不至于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