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围墙，中国人总有难解的情结，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万里长城上窥见一斑。早在公元前656年，南方的楚国开始筑造“方城”，揭开了中国历史上修建长城的帷幕。战国时期，齐、魏、赵、秦、燕和中山等国也相继修建了“诸侯互防长城”。其中，赵、秦、燕三国和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毗邻，在修筑诸侯互防长城的同时，又在北部修筑了“拒胡长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废弃了隔离各国的长城，将赵、秦、燕北部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拓展和修缮，第一次形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余华里的长城。修建了万里长城的秦始皇在军事上可以北却匈奴以保障胜利、巩固进攻，加之“焚书坑儒”，自以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不想，这位一统天下的皇帝的万世之业与他派遣童男童女的长生不老之梦一样，付诸东流，被陈胜、吴广等“瓦牖绳枢之子”给灭了。所谓长城——千秋万世的构想，也只是成就了皇帝心理的安全感，也无非是始皇帝一厢情愿的情结而已。

历史总是出奇地相似。到了明朝，朱元璋赶走了元兵，汉人有得了天下，却始终面临元人卷土重来的危机。“草根之末”出生的朱元璋以他起义时的经验得知城墙对于国家的安全何其重要，于是采用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在洪武元年就派了大军徐达修筑居庸关等地长城。没想到万里边墙，却抵不过“冲冠一怒”，引了清人长驱直入，江山了也没坐了多少年。到了抗日战争时，长城面对日军的火力显然更是形同虚设，自不必说。

在现在的中国，长城已经是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和历史痕迹，还有类似于孟姜女这样的传说故事，与之一同构成了长城的整体。最近高考北京的作文题为“北京的符号”，我想，长城对于中国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旅游景点和历史痕迹，更在于它也是一个符号，一个代表中国人传统心理的符号，因而极具象征意义；这个符号的象征意义并不只是在表面被我们看到，更是深藏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毫无疑问，作为如此重要的历史遗留，它的内涵显然十分丰富，而最为重要的之一是中国人心理深处的“围墙情结”。而“围墙情结”又集中的表现在两个方面——领地意识和安全感。

安全感是人们对其生存环境的安全状态的认识和体验。所谓“安全”，一方面是指安全的状态，即免于危险，没有恐惧；另一方面是指对安全的维护，即安全措施和安全机构。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工业安全、工作安全等都是这方面的意思。而围墙带给人的安全感更多了一个内容，就是心理层面上的安全。安全感这点我想大家都很好理解，围墙的存在给了围墙里面的人一个隔离于外的空间，而使得他不至于被围墙之外的事物所干扰——哪怕这个干扰并不存在，仅仅存在于墙内之人的心理之中。相比安全感而言，领地意识则更有意思。看过国外的一些大学校园、社区等，很多都是开放式的，大学校园、社区等空间向外界延伸，代表了欧美开放的文化和社会间各个元素的融合；即使是有些非常著名的围墙，如柏林墙或正在修建的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围墙，都有着其显著的现实目的——安全。但这在中国就大为不同了，几乎所有的建筑或建筑群，则一概与外界用长长的围墙隔开，使得外界与围墙之内有着明显的分离，甚至几乎没有一个大学校园是与外界不设围墙的。从功能上说，当然有出于安全的考虑，但却不仅仅于此。举个例子，比较明显的是苏州园林。苏州园林多是不大的空间，是一户官宦人家的后院，四周围上高而密的围墙，只留一个不起眼的小门（当然，其中也有中国传统审美因素）。中国的传统美学是讲究“隐”的，围了起来，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地盘了，在地理上的明显分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人的地权意识，也就是领地意识——大多数中国人都想做皇帝，而这种领地意识使人们在心理上有了满足感。中国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尚的目标，而领地意识就给了人们“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印象。用句时髦的广告语来说就是“我的底盘我做主”。我们再来看中国那些历史名城的城墙，除了抵御侵犯的作用外，或多或少都带有明显的地权意识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北京的紫禁城——皇宫的围墙是这方面的代表。

加了围墙就安全了吗？不见得吧！偷盗者自要偷盗，管你是否加有围墙；而良民自不会对人们加以骚扰。围墙的利弊自难评析，但其中加了个发于心底的“围墙情结”，使得它的存在更加顺理成章。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也是加在中华民族内心深处难以解开的“情结”。想来，毛泽东同志在发出“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样雄壮感叹的时候，心里还是深刻地记着“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日缚住苍龙。”

宋家庄的特点是由村庄发展为城市地名的，并且来历是一个由菜园形成的村落，马家堡则是位于北京西南方向，隶属丰台区，在历史上曾是京南著名的村庄，现为南苑乡行政村，曾是北京最早的火车总站，姚家园则是村子因姓得名，村内原有一座清末广州将军风山墓，因此成为姚家园。以下是宋家庄的具体来历，宋家庄离刘家窑不远，它的由来其实和砖窑也有关系，清朝时左安门外方圆数十里多为荒地和旧窑坑，最早来此耕种的是姓宋的山东人，在此开辟菜园种植多种蔬菜，并把刚下地的新鲜蔬菜拉到左安门内出售。

因他种的菜品种多、价格低又新鲜，菜地往东北不远就是左安门，所以来此买菜的人较多，称其为宋家菜园，此后形成村落称宋家庄。

马家堡是北京城最早的火车总站，也是最早通有轨电车的地方，马家堡原名马家铺，铺通堡，本为驿站，马家堡大约明末清初成村，是个大村庄。

地处京城南边，清代时紧临南苑皇家园林围墙，马家堡在围墙西北部，南苑共有13座角门，马家堡角门旧址在马家堡南街西口。南苑的角门都已无存，只留马家堡角门今简化为角门一地名。

姚家园则是因为相传，成村前有一姚姓大户在此跑马圈地，划为姚氏墓地，定名姚家园，成村后故名，沿用至今，七十年代将村南部的原板桥村、和尚坟两个自然村并入该村，成今规模。

天坛圜丘为四层圆坛白灰抹面。每层圆坛都设有十二陛(即上台的阶道)，呈十二辰均匀地分布在圆坛四周，分别朝12个方向辐射，大约体现了唐人心目中的天上十二辰，均匀分布于圆坛四周，为子陛、丑陛、寅陛、卯陛、辰陛、巳陛、午陛、未陛、申陛、酉陛、戌陛、亥陛，子、午、卯、酉陛又称北、南、东、西陛。其面南的午陛则宽于其他十一陛，午陛(即南阶)比其余十一陛宽，是皇帝登坛的阶道。

圆坛共有四层，全用土堆砌而成，高约8米，最底层的面径约54米，第二层面径约40米，第三层约29米，第四层（即顶层）约20米，各层高15米至23米不等，顶层圆心位置可见一小凹坑。整个圜丘的建造方式十分独特，整个坛体没有一砖一石，全部是素土夯筑，台壁和台面均用黄泥抹平，所有外露部分又都抹上了一层白灰面。

每年冬至在台上举行“祀天大典”，欲称祭天台。回音壁是天库的圆形围墙。因墙体坚硬光滑，所以是声波的良好反射体，又因圆周曲率精确，声波可沿墙内面连续反射，向前传播。

站在圜丘坛最上层中央的圆石上面虽小声说话，却显得十分洪亮。因此每当皇帝在这里祭天，其洪亮声音，就如同上天神谕一般，加上祭礼时那庄严的气氛，更具神秘效果。这是因为坛面光滑，声波得以快速地向四面八方传播，碰到周围的石栏，反射回来，与原声汇合，则音量加倍。 顶层中心的圆形石板叫做太阳石或者天心石，站在其上呼喊或敲击，声波会被近旁的栏板反射，形成显着的回音。

回音壁是皇穹宇的围墙。墙高372米，厚09米，直径615米，周长1932米。墙壁是用磨砖对缝砌成的，墙头覆着蓝色琉璃瓦。围墙的弧度十分规则，墙面极其光滑整齐，对声波的折射是十分规则的。只要两个人分别站在东、西配殿后，贴墙而立，一个人靠墙向北说话，声波就会沿着墙壁连续折射前进，传到一、二百米的另一端，无论说话声音多小，也可以使对方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声音悠长，堪称奇趣，给人造成一种“天人感应”的神秘气氛。所以称之为“回音壁”。

另附：北京天坛占地272万平方米，整个面积比紫禁城（故宫）还大些，有两重垣墙，形成内外坛，主要建筑祈年殿、皇穹宇、圆丘。圆丘建造在南北纵轴上。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圆丘坛在南，祈谷坛在北，二坛同在一条南北轴线上，中间有墙相隔。圆丘坛内主要建筑有圆丘坛、皇穹宇等，祈谷坛内主要建筑有祈年殿、皇乾殿、祈年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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