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戎之乱等历史事件,是导致先秦史书消失的原因吗?
清人朱右曾在《汲冢纪年存真》序言中说:“秦政燔书,三代事迹泯焉。”认为夏、商、周史书泯灭于秦政焚书。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亦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认为《诗》《书》和诸侯史记毁于秦火。其实,秦始皇所焚之书乃民间和地方流传或私存的史料,包括六国史记、《诗》《书》、百家语、诸刑书,国家馆藏的历史典籍仍完好无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那样,秦始皇焚书,主要是焚六国史书,诸子百家是次要的,作为历史档案,秦始皇要求博士部门留存一套。秦始皇焚书最恶劣的影响是,严重破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态,文化专制主义由此滥觞。郭沫若曾痛心地指出:“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求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也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然而,公允地讲,西周官修史记泯灭不独因秦政燔书,西周末年犬戎之乱和王子朝奔楚已使西周馆藏的历史典籍亡佚殆尽,而秦政燔书后,楚人一炬又使秦朝馆藏的中国古史典籍全部化为灰烬。
夏、商、周三代非常重视历史记录和珍藏历史文献,因为史书可以使后人知先王之务,知废兴而戒惧,从而昭明德而废幽昏焉。
专家指出,中国历史上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契刻还要早,而最早创设文字的人,可能就是“史”。由史转变为史官,是从夏朝开始的。夏朝建立了国家,设置一系列官职,其中的“宅准”实际上就是史官,负责祭祀、记事、制律、册命等。后来宅准又分成多种称谓的史官,《吕氏春秋·先识》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说明夏朝末已设太史令。
今考殷甲骨文所见史吏名目甚繁,如史,尹、王史、寝史、大史、三大史、小史及东、西、南、北四方史等。西周时期国家机构有太史寮,太史寮中有等级不同、分工明确的"五史":
主官太史属六卿之一,兼管神职与人事。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周礼•春宫》)。“志”谓记也;“奠”音定,或为“帝”,即谛,审慎也;系,指姓氏;世,指谱牒。小史之职是非常谨慎负责地记录系与世。小史一官职,殷既有之,故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在卜辞中见到的非常完整。
内史也称"作册",为内部文书,并管理典籍和册命。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周礼•春官·大宗伯》),其职为书写天子下达京畿以外的命令,掌理四方邦国的史记以及三皇五帝的典籍。
女史为专记后宫之事者。
西周墨子说,夏有《夏书》,商有《商书》,周有《周书》或《周春秋》,燕、赵、齐诸国也各有春秋,有时更说“吾见百国《春秋》”。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书。” 说明自夏以降,无论大邦抑或小国,皆有其历史。《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尽管价值观不完全相同,文体有流变,内容有虚实,记录有侧重,但史不绝书。
由此可知,西周在犬戎之乱以前,史书应该是完整宏富的。然而,犬戎攻破镐京后,西周王室藏书便荡然无存了。
周幽王在位时,西周国势已颓,戎狄恃强,屡侵王畿,军事斗争形势严峻;三川皆震,河水竭,岐山崩,自然灾害严重;幽王无道,远君子、进小人,任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之徒,如以虢石父为卿士治国理政,国人皆怨;幽王又宠爱褒姒,“坐则叠骨,立则并肩,饮则交杯,食则同器”,成天饮酒作乐,滥施*威。周王室危机四伏。
幽王宠爱褒姒,想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所生的儿子伯服(伯般或伯盘)为太子。但幽王的王后本为申后,申后的儿子宜臼早已立为太子。幽王便想废掉申后和宜臼,改由褒姒和伯服代替,遭到大臣的强烈反对。然而,幽王一意孤行,于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褒姒则为王后。褒姒得势后,更与一群奸邪小人勾结,惑乱朝政,迫害忠良。
申后的父亲是申国国君,申国是周朝分封的汉水流域上游的重要封国,国力强盛。申后在宫中受到迫害,太子宜臼则逃往申国避祸。幽王听说宜臼逃到申国,便兴兵讨伐申国。申侯忍无可忍,于幽王十一年联合缯国和犬戎,发兵进攻镐京。犬戎军队和申缯军队分别从西、东两个方向杀向镐京,幽王急令点燃骊山烽火,但由于他曾烽火戏诸侯,诸侯没有派兵勤王。犬戎和申、缯军队攻入镐京,幽王和褒姒带着珍宝逃至骊山山脚下,犬戎军队追击幽王,幽王和伯服被犬戎所杀,褒姒被俘。
幽王既死,“先是,申侯、鲁侯及徐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以奉周祀。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称为携王。“以本非适,故称携王”。周二王并立。宜臼为避犬戎,迁都到洛邑,是为周平王,东周建立。余臣在平王十一年,即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被晋文侯所杀,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二王并立局面。
“犬戎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浩劫,周幽王以前的官修古史典籍散佚殆尽。一种可能是为犬戎所焚烧化为灰烬。《东周列国志》第三回:“平王曰:‘今犬戎逼近镐京,祸且不测,朕欲迁都于洛何如?’今宫阙焚毁,营建不易,劳民伤财,百姓嗟怨。”戎狄不识礼义,毁宫焚书,并不出人意外。
一种可能是为犬戎劫掠一空。《史记•周本纪》:“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襃姒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有学者认为《夏书》《商书》《周纪》以及记载诸侯国历史的书籍也是“周赂”即财物,“尽取周赂”,史书不会独存。东周的王室没能继承周之财物(指《周纪》等史书),于是,在遗史的传承,或者只是在对周赂的记忆基础上,就按照自己的体系执笔编写史书,这就是《书》和《诗》,其真实性、可靠性不高。
西周馆藏史书为犬戎劫掠的可能性最大,但以犬戎的文明程度而言,其在劫掠和保管过程中必有所毁损、散佚。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汲郡有个叫不准的贼盗发界内古墓(魏襄王冢),获古书简册凡数十车,经过官方整理,得书75篇,《竹书纪年》13篇即其中最重要者。《竹书纪年》上起黄帝,下到战国,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学者称之为“我国古代唯一流存的未经秦火和汉儒篡改的编年体通史”,是“这一时期唯一完整的年表”。
最早出自《竹书纪年》:东海外有山曰天台,有登天之梯,有登仙之台,羽人所居。天台者,神鳌背负之山也,浮游海内,不纪经年。惟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见仙山无着,乃移于琅琊之滨。
《竹书纪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记载自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据《晋书·卷五十一》可知原书十三篇。竹书纪年是编年体史书,记载先秦时期的历史,与传统正史记载多有不同,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相类,可见其史料价值。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昭化古城现秦汉古墓群,把在先秦时期的蜀地状况展现在世人的眼中,昭化古城有着非常与众不同的文化民族元素,也有很多历史文物被埋葬在此地,也有几十座战国时期和西汉时期的陵墓,这些都是以往我们所不了解的历史。
昭化古城目前已经被考古学家确认的有79座陵墓,这些陵墓不仅仅是秦汉时期,还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这也就说明了昭化在战国时期已经有在发展了。而后昭化到了秦朝更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直到了西汉晚期,昭化不再仅仅是做为陵墓的聚集地,那里更是汇集了人杰地灵,到了三国时期,刘备更是从刘璋手中接过并把昭化当做他的军事练兵基地,昭化成了刘备心中复兴汉室的希望,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说法“蜀汉兴,葭萌起”。而在昭化,西汉的陵墓是最多的。
在昭化还发现有一些是屈肢葬,西首葬,这时秦朝时期陵墓的主要形式特征,也是中华墓葬文化的象征,从这些陵墓中出土了很多文物,都是以器物为主的,比如壶、罐、釜等一些很一般的古代普通家庭都会有的陶器器皿,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日用品,可见秦朝时期居住在昭化的都以普通家庭为主。在另一方面也证实了秦朝占领了蜀地之后,对待蜀地当地人才用的是温和的手段,应该是怀柔策略。对于蜀地秦朝仍然以封地为主,并且封了王后,然后再派人来到蜀地进行更加细致的管理。因为蜀地土壤肥沃,后来就迁入了大量的人,才形成了秦朝之后西汉陵墓的繁多。
昭化古城可以说是中华秦汉时期历史浓缩的画卷,它把中原的文化是如何进入到蜀地的过程展示给了世人,站在昭化古城的土地上空气中都有一种厚重感。
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山东临沂军分区下达了一项紧急命令,命令一个班的兵力荷枪实弹向城内的一座小山上集结。
要知道,在和平年代,军队出动,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原来,1972年4月10日这天,山东临沂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古城城南两座低矮的小山上进行基本建设。然而,建筑工人的镐头刨开了覆盖着山体的那些草根盘结的土石时,大概在距离地表动土2米左右时,工人们惊奇发现,他们的镐头之下再也不是乱石了,而是一座古墓。
经专家勘查后,证实这是一处规模很大的汉代墓葬群,随之,考古人员对其开展了挖掘,发现了两座墓葬,这就是银雀山西汉一号墓和二号墓。
两座汉墓出土竹简7500多枚,在考古挖掘中实属罕见。更令人兴奋的是,随着技术处理,将竹简上的泥污清理干净后,那些遗落在竹简上的墨色文字,抄录的内容竟然是大批的先秦典籍。其中一号墓竹简内容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和孙子佚文五篇,《孙膑兵法》十四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等一批珍贵古籍。
熟悉兵法的人知道,这次出土还使得一个千古谜案得以攻破。曾经有个困扰中国历史学家的一个千年谜团,那就是《孙子兵法》里的孙子,究竟和孙膑是不是一个人?
原来,《汉书·艺文志》中有《吴孙子》(孙武)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孙殡)八十九篇、图四卷。《隋书·经籍志》中,《齐孙子》不见著录,自此以后,关于孙武和孙殡是一人还是两人,《孙子兵法》是谁所著以及《孙殡兵法》是否确有其书等一直是历代纠结不清的问题。
但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 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又载:“孙武即死,后百余岁有孙殡。殡生于阿鄄之间,殡亦武之后世孙也…… 世传其兵法。”由此可见,孙武、孙殡并非一人,他们相差百余岁,各侍其主,并各有兵法传世。
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和《孙殡兵法》同时挖掘出土,使失传了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重见光明。
历代谜案,一朝得释。
本文2023-08-20 03:33:07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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