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禹贡》是《尚书》(一作《书经》，简称《书》)中的一篇。汉马融说： “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①唐孔颖达说： “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尚书》是我国现存史书中最古者，系上古历史文件和政史论文的汇编，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尚书》相传由孔子所测定，实际上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禹贡》篇者，历代学者一般设为贡赋之法。其说导源于是书“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汉孔安国就“任土作贡”释作“禹制九州贡法”。后之学者注释大致类此。窃谓贡考，功也，以记禹导山浚川，敷土作贡之功。是篇既以浚川——治水为主，而贡赋仅占很小份量(在全文257个短句1193字中，直接间接说贡赋者不过57句299字，所占比重较小)，如此理解似更为合情顺理。中国学术界多称中国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国际学术界却只认可中国拥有3600年的历史，这主要是在夏朝的承认上有分歧。夏朝，中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而商朝则建立于公元前1600年，中国学术界的主要证据来自于中国的一本史书——汉朝司马迁的《史记》。

银雀山汉墓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市区银雀山西南麓，是全国规模较大的古代墓群之一，以西汉墓葬为主，兼有战国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墓葬群。该墓葬群于1964年被发现，1972年至1986年先后发掘一百余座墓葬，大多是西汉前期墓葬。

银雀山汉墓出土有竹简、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钱币等，以竹简最为珍贵。考古人员在古墓群发现的大量竹简，其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尤其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震惊海内外，《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银雀山汉墓群出土的这批珍贵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兵书有4000多部，而产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公认为最出色的一部，然而，它的作者是谁，学者们争吵了一千多年。汉墓中出土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甚至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但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载史实与传世史籍有不同之处，如《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齐魏桂陵之役比较详细，但根本未提及庞涓。至十三年之后马陵之役，方谓庞涓自杀，魏惠王的太子申被俘。简本《孙膑兵法·禽庞涓》谓孙膑擒庞涓于桂陵，与《史记》显然矛盾。从已有材料来看，孙膑擒庞涓确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马陵。

银雀山还有紧挨旁边的金雀山就是谜团组成。原来山体均呈红色，旧时总称赤石山，赤石山什么时候才开满金雀花和银雀花？为什么近在咫尺的两座小山岗却有两种相近的植物开着不同颜色的花朵？金雀和银雀花遍布大半个中国，为什么临沂唯独在这两座山岗上才能看到？是人为栽种，还是天然形成？

“金雀花”和“银雀花”，除了颜色有区别（金雀花和银雀花初开时都是**，但后期金雀花呈现红色，而银雀花则逐渐褪色成白色)外，形状也有差异(金雀花和银雀花从正面看都呈中轴线对称形，金雀花在中轴线上有一条凹陷槽线，而银雀花则无)，它们都像一只只振翅飞翔的小雀。

发现的一号墓和二号墓，墓主人到底姓啥名谁？他们是夫妻，还是相差百年素昧平生的陌路？一号墓的主人为什么要以兵法殉葬？二号墓主人为什么要把《汉元光元年历谱》竹简带进阴间？《汉元光元年历谱》是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年历，所记的朔晦干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难道他或者她和历法有什么瓜葛因由？

在那个时代考古发掘，出土的竹简自然会受到损坏，据说损坏的数量很是可观，这是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良，不能怪罪在任何一个人的头上，但有一个问题也随之提出，既然损坏了那么多竹简，《孙子兵法》就仅仅只有短短的十三篇？

金雀山和银雀山是巨大的汉墓群，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什么？结合我们本地出土的众多的汉画像石，在汉代时，我们这里该是怎样的一番胜景？

到底是谁第一个发现了银雀山汉墓中的竹简？这个问题在竹简问世的前30年就不是什么谜，但随着人们对竹简汉墓的重视，特别是随着一些当事人的离去，原本清晰的历史现场变得扑朔迷离。

而在一号墓出土的两个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刻工较粗，据考古人员分析，应该为墓主人的姓氏，而非官衔。因为按照一般习惯，不会把官衔随意刻在器物上。但是从墓葬出土的大批兵书来看，可以肯定墓主人是一位关心兵法或与军事有关的人物。二号墓出土的陶罐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个字，“召氏”或是墓主人姓氏，但从1951年湖南长沙西汉刘骄墓出土署有“杨主家般”四字漆盘的情况看来，也可能是赠送人的姓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墓葬距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不算太远，而这座墓的随葬器物里，竟这么集中地保存下来了一批先秦典籍，却唯独不见儒家经典残简断片，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吗？秦始皇所焚的究竟是些什么书？这些竹简，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

贝币起初是计数货币。十个为一朋，十朋100个，百朋就是一千个。金属铸造的贝币显然是以朋和朋的数量为基本单位。进入商代，从出土文物和古籍记载看，贝币的使用已很普遍了。记载中用贝的数量也愈来愈大，从“二贝”、“五贝”发展到几朋、几十朋。如殷墟甲骨卜辞：“取贝”；(9)“其用旧贝一贝十朋”。(10)传世的殷彝铭文，也不乏关于贝币的记载，如：“王商（赏）戍嗣子贝廿朋”。（我收藏的贝币上百枚，已经在我的贝币展示博文中做了列举。铜贝大小代表的具体货币单位还需考证。）

二、铜贝广泛流通以后，逐渐开始演化为计重货币。

专家研究“铜贝币广泛流通使用以后，贝币的计算单位又改为“寽”。寽（lǜ）是古代金属重量单位名称，一寽合十一又二十五分之十三铢，即略小于半两（十二铢）。周穆王时的《稽卣铭》：“易贝卅肘”；周厉王时的《扬铭》：“取■五寽”；周宣王时的《毛公鼎铭》：“取■卅寽”，(19)这些都是铜贝流通使用的记载。以寽来计算铜贝，是货币制度的一个重要改革。朋是以串计数的，没有脱离原始的个数计算的范围。寽是以重量来计算货币价值的多少，用寽计算铜货币的数量，从此开辟了称量货币的新阶段。铜贝的购买力情况，在周孝王时的《曶鼎铭》中有这样的记载：“用■诞买兹五夫用百寽”，(20)说明买五个奴隶的价格是一百寽铜贝。”

贝币为什么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后期变成了计重货币呢？铜贝计数单位改为计重单位，当然自有其道理。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铜本身是贵金属，铜贝铸造重量都有差异，大小相同，厚薄不同，重量不同。当你购买某种高价商品，同样的两组100个铜贝，重量必然有差异。改为计重当然最为公平。

三、蚁鼻钱和鬼脸钱是计重货币。

贝币由空心贝演变为实心贝，本质上也完成了由计数货币向计重货币的转化。这六枚实心贝，表面不是贝币的口线，但是，和 各六铢 比较相似。

下边的鬼脸钱大小不一，当然它们是代表大小不一的重量承担货币的职能。

“各六铢”形象的表明了，鬼脸钱以六铢“一寽”（寽读略）为基本单位。也就是说，鬼脸钱大小不同的重量单位是。一寽、二寽、四寽、六寽、八寽。相当于重量6铢、12铢（半两）24铢（一两）36铢（圜钱 重一两十二铢，就是这个意思）48铢。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了。在中原的春秋战国的割据争雄中

敦煌佛经，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佛教文献。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大量古代文献典籍和档案文书，世称敦煌遗书。其中约90%是佛教典籍，内容涉及：(1)翻译经典。这是指由域外传来的佛说经典和解释佛典的论著。这类典籍的数量最多，特别是几种常见经典，如《金刚经》有近二千号，《妙法莲华经》则达四、五千号。其中不少是4、5世纪的古写本。这些古写经一般有统一的规格和字体，写卷所用纸张及装潢也较考究，因而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校勘价值。敦煌佛经的来源比较复杂，有朝廷颁赐和四方僧人带来的，也有本地寺庙和经生抄写的。不少经本是僧俗信徒作功德的供养品，经尾写有题记的，更具有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