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甲骨书和青铜书外，古人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就是在石头上刻字。石头乃天然之物，来源甚广，又大又重，难于毁弃，刻写面积大，易于模拓，因此它是一种理想的廉价的书写材料。于是，人们把石头也当做书写材料，甚至将整篇作品或整部著作刻于石上，供人阅读和拓印。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作品，被称为“石刻书”。以石为书跨越了漫长的岁月，其中大致包括：石鼓文、碑刻、摩崖文字、石刻经文、玉刻，以及由刻石兴起而出现的拓印技术。

石鼓文，也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是在唐代初期发现的，共10枚，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10首，共计718个字。

石鼓文无具体年月，它的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西周时期第十一代君主周宣王出猎的场面；也有人认为它作于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还有人认为它是汉代或者魏晋时期的作品。其中“先秦说”被多数人认可。

唐代初期在陕西凤翔考古挖掘所得的石鼓文，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石鼓。该批石鼓形状并不规则，底大而平，顶略小而圆，四周刻有文字。石鼓共10个，每个鼓记载文字自9行至15行不等，每行刻有5至7个字。

石鼓上刻有诗歌，其中有一首四言诗歌是歌颂美好的田猎宫囿：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宝。诗歌字体是篆书，后人把石鼓上的这种文字称“石鼓文”。

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铭文，下启秦代小篆，具有重要的价值。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代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大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石鼓色质灰暗坚硬，表面粗糙，凿成鼓状，谓之“碣”。而汉代以后，刻石的形状由圆柱形变成长方形，表面打光磨平，宜于刻字，称为“碑”。古时碑长一般一米至五六米不等，通常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刻有碑名，以龙、虎、飞鸟为饰物，下面刻写死者的姓氏、生辰，反面有子孙姓名。为防止巨重碑沉陷土中，往往另制一块长方形或方形的平面石版，依照石碑的宽度和厚度，刻成一个凹入的槽，将碑石嵌入槽中，来增加碑底面积，使石碑不易下沉。铺在底下的石版称“碑座”。

唐代大碑或御碑，碑座都刻成一个巨大的赑屃。在赑屃上凿一个槽，将碑身立植于槽中。赑屃又名霸下，是龙王九子之一，因他力大无比，喜欢负重，后人根据这个神话，用其作为碑座。

石碑用来记载历史大事，或纪念逝去的人物，以留传后世。通常竖在纪念地前、建筑物的庭院内，或立于坟前。石版立于地上为“碑”，置入墓内为“墓志”。

除碣、碑石刻之外，也有刻字于崖壁之上的，称为“摩崖”。大凡名胜古迹，常有古代名人志士的诗文及游客游兴即发之作，题刻于崖壁之上。

5世纪起，许多佛教圣地兴起开凿佛像石窟的风气，有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及甘肃敦煌石窟，都刻有许多佛教塑像。其中塑像最大，刻文最长的是龙门石窟。在该窟现存的2000多件施主的题名中，约有半数刻于7世纪之前。

龙门山上有大块摩崖10多处，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写的《伊阙佛龛碑》，这是唐代刻石的名品，此外有《心经》、《涅槃经》，都是初唐时刻写的精美小楷。

泰山上也有历代摩崖文字，最著名的有两处：一处是经石峪的佛经，北齐时所刻；一处是唐玄宗李隆基亲笔写的《纪泰山铭》，这两处都是大字深刻，气象雄伟。经文世代相传，全靠手工抄写，加上各家经师注释各异，难免混淆不清。

儒家刻石，主要用以弘扬其学术思想，同时对其他学术的传播也产生很大影响。后来出现的佛家刻石和道家刻石，它们虽然较儒家刻石稍晚，但在数量与规模上，更显宏伟。

道家经典的刻石较儒家为晚，以《道德经》为多。唐代以来，《道德经》的石刻至少有8次，最早的于708年刻制，立于河北易州。随后的道家刻石有：739年立于河北邢台的《道德经》幢，880年立于江苏焦山的《道德经》幢。

古代玉刻也是古籍的形式之一。在古代，玉也是一种书写材料，书写的玉简长方形的称“圭”，A形称“笏”。上等美玉为皇帝专用，次等供臣使用。玉在当时十分珍贵，深受达官贵人青睐，现知最早的有刻文的古玉，出自河南安阳殷墟。其中有一玉符，刻有3字，可能是商代官员的通行证；另一件小玉饰，刻有11字，分两行书写，是商王赏赐给臣子雝的。还有玉鱼一条，朱文书写，用以辟邪。玉简在古代用作封禅王位、祭祀书写、盟书材料。据说汉高祖封禅所用玉简上刻有170个隶体字。

盟书是古代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相互之间及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为政治利益相互约束，向神盟誓时写在石上的载辞。盟书又称“载书”。在古代每遇大事，必举行集合，订立公约，对天立誓。盟誓时，先写载辞，杀牲畜，立盟之后，盟辞一式两份，一份要保持在专门管理盟誓活动的机构盟府内；另一份埋入地下。春秋后期，奴隶制度动摇，战事连绵，天子说话失灵，诸侯活动频繁，盟誓之风大盛。

1965年，在山西候马晋国都城遗址陆续出土玉简一批，共数百件。载文最多的为220字左右。据考证，此为春秋时期盟誓活动的“盟书”，被称为“候马盟书”。

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字记载，它为研究春秋后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级斗争，以及了解古代盟誓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由于刻石的兴起，才出现了拓印技术。石面上所刻的字，都是正面凹入，可先将一张薄纸用矾及白芨水浸泡，贴在刻石的表面；以软刷将纸刷刀，再轻轻捶打，将纸嵌入铭文的笔画之内，待纸干后，以细布包裹棉花做成的拓包，蘸以墨汁，将它在纸上均刀捶拓，将纸剥下来，便得到了相同的复本。这一操作过程就叫“拓”。用墨汁者称“墨拓”，用红颜料者称“朱拓”。单张叫“拓片”，装连起来叫“拓本”。据《隋书·经籍志》的记叙，隋代皇家藏书楼拓石文字，以“卷”为单位，包括秦始皇东巡会稽的石刻一卷，《熹平石经》残文34卷，《魏三体石经》117卷，并述及梁室所藏石刻文字，在隋时已散佚。表明拓本在隋以前便已经出现了。

一般认为，拓印广泛使用当在南北朝时期，从《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唐代宫廷中还有专司拓印的“搨书手”，如718年，唐代集贤书院就有搨书手6人。现存最早的拓片，一般认为是敦煌发现的唐太宗手写刻石《温泉铭》，是654年所拓。敦煌石窟内还有9世纪的拓本《金刚经》，还有欧阳询的《化度寺碑》等。拓本成为一种图书类型，后期的主要作用已不再是传播知识，而是书法艺术借以流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图书，书法爱好者可从拓本中掌握古代著名书法家的技法和艺术。

总之，从先秦开始，上述这些不同形式的石书，经后世不断发展，更加完善，在古籍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渡过酉水，来到二酉山山脚，只见那二酉山气势磅礴，二酉藏书洞就深藏在悬崖峭壁的正当中，好像燕子垒窝在屋梁。扒岩贴壁，牵藤伏葛，好不容易寻到一个出处。当我们站起身来，只见在一个不到1米宽的长形台阶上，矗立着4块大石碑，上面刻着“古藏书处”4个斗大的楷体字，旁边刻着一排小字： “清光绪庚寅年（即1890年）湖南督学使者闽张亨嘉书。”在古藏书处的石碑后面，是一丈多高笔直的岩壁，无法往上攀登，只好绕道前行，最后终于找到了二酉藏书洞。进入洞内，只见二酉洞洞口宽阔，洞内敞亮。在入洞二三步处，地面有一块很大的平板石块。这是一座天然的石洞，整个洞的洞身由半山腰舒展内进，而后倾斜向下延伸，在洞深15米处，宽度最大，相传藏书就在此地的右侧。右侧的石阶上，当年有“藏书箧”。洞的上方有炼丹池。炼丹池岩缝里，常年喷水，清澈明净。再往洞内倾斜深入，不少地方已倒塌，显得阴森。相传洞的尽头，通向酉江河底。我们走到倒塌处，不敢再进，便折身而返。

在京城房山区云居寺藏经洞里。始刻于隋朝大业年间（605年），

刻经事业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1039年，镌刻佛经 1122部、3572卷、14278块，堪称奇迹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知识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质载体；

文字制作技术；

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按其存在形式主要有陵墓石刻、宗教石刻。此外还有很多实用性石刻，如宫殿、门阙、牌坊桥梁寺庙等各种建筑构件，以及一些实用性石刻，如石灯石函、石镇、碑首、栓马桩等，这些石刻上也多有精美的雕刻。

魏晋南北朝石刻书法有哪些形式如下：

魏碑大致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以北魏为最精，此时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钟致帅称魏碑“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

魏碑书法对后来的隋和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书家在创新变革中也多从其中汲取有益的精髓。魏碑风格多样，朴拙险峻，舒畅流丽。极有名的如《郑文公碑》《张猛龙碑》《高贞碑》《元怀墓志》及《张玄墓志》，已开隋、唐楷书法则的先河。

清代中期倡导“尊碑抑帖”，冲破“馆阁体”的束缚，碑学兴起，书风为之一变。魏碑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为现代汉字的结体、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有许多摩崖石刻，并不是先行书丹上石，而是直接在石面上雕凿的，临写时要注意不使刀痕夸张，免生习气。

魏碑书法笔划严谨、朴厚灵动，丰腴不失于板刻，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兼有隶楷两体之神韵。它的书法艺术是在汉隶和晋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堪称汉碑中的上品。古今书家对此碑都给予最高评价，可谓汉碑集成之碑。

魏碑的存在形式：

魏碑是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现存的魏碑书体都是楷书，因此有时也把这些楷书碑刻作品称为“魏楷”。魏碑原本也称北碑，在北朝相继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后来就用“魏碑”来指称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

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的。现存魏碑作品的数量巨大，仅仅发现于龙门石窟的造像记，就有数千方。这些作品良莠不齐，经过前人的整理，部分作品从中脱颖而出，被视为魏碑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