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主要成就

1、著作

（1）《六经》

古人认为孔子曾修《诗》《书》《礼》《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撰《春秋》。

（2）《论语》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论语》与《大学》、《中庸》、《孟子》在南宋后并称“四书”。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微言大义”。

（3）诗歌

《去鲁歌》、《蟪蛄歌》、《龟山操》、《盘操》、《猗兰操》、《将归操》、《获麟歌》。这些诗歌多载于《乐府诗集》，可信度不高。

2、弟子

孔子号“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考诸经籍，有七十多人，七十八贤弟子兹列如下：

颜回（渊）、闵损（子骞）、冉耕（伯牛）、冉雍（仲弓）、宰予（子我）、端木赐（子贡）、冉求（子有）、仲由（子路）、言偃（子游）、卜商（子夏）、颛孙师（子张）、曾参（子舆）、澹台灭明（子羽）、密不齐（子贱）、原宪（子思）、公冶长（子长）、南宫适（子容）、公皙哀（季次）、曾蒧（皙）、颜无繇（路）、商瞿（子木）、高柴（子羔）、漆雕开（子开）、公伯僚（子周）、司马耕（子牛）、樊须（子迟）、有若（子胡）、公西赤（子华）、巫马期（子旗）、梁鱣（叔鱼）、颜幸（子柳）、冉孺（子鲁）、曹恤（子循）、伯虔（子析）、公孙龙（子石）、冉季（子产）、公祖句兹（子之）、秦祖（子南）、漆雕哆（子敛）、颜高（子骄）、壤驷赤（子徒）、漆雕徙父、石作蜀（子明）、任不齐（子选）、公良孺（选）、后处（子里）、秦冉（开）、公夏首（乘）、奚容箴（皙）、公坚定（子中）、颜祖（襄）、鄡单（子家）、句井疆、罕父黑（子索）、秦商（子丕）、申党（周）、颜之仆（叔）、荣旂（子棋）、县成（子祺）、左人郢（行）、燕伋（思）、郑国（子徒）、秦非（子之）、施之常（子恒）、颜哙（子声）、步叔乘（子车）、原亢籍、乐叹（子声）、廉絜（庸）、叔仲会（子期）、颜何（冉）、狄黑（皙）、孔忠（子蔑）、公西舆如（子上）、公西葴（子尚）、仲孙何忌、南宫阅、秦丕兹。

孔子的故事、名言

一、陈俎礼容

相传孔子五六岁时与小朋友嬉戏时，经常玩陈列俎豆，行祭祀大礼的游戏。小朋友纷纷效仿，这个游戏得以闻名于列国。

二、义利之辩

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金钱（的补偿和奖励）。（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孔子说：“赐（端木赐，即子贡），你错了！圣人做的事，可用来改变民风世俗，教导可以传授给百姓，不仅仅是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现在鲁国富的人少穷人多，（向国家）领取补偿金，（对你）没有任何损失；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

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三、孔子学琴

孔子在学习方面是很虚心，尤为刻苦。有一次孔子随师襄学鼓琴。曲名是《文王操》。孔子苦苦的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说“可以了”，孔子说：“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曲子的弹法，但未得其数”。又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又说“可以了，你已于其数”可是孔子仍说“不可以，未得其志”。又过了相当的时间，师襄子认为这回真的可以了，可是孔子仍然认为自己没有弹好这首乐曲，于是，反复的钻研，体会琴曲的内涵直到他看到文王的形象在乐曲中表现出来了，才罢休。

四、实验欹器

《荀子·宥坐》记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日：‘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宥和右的意思相同，也跟侑意思一样，劝说、勉励的意思，坐同座。古时候的人没有桌椅，只能坐地上，公元前面是案几。常用的物品放在右边，所以，座位右边是经常关注的地方。宥坐即座右铭。

欹器的底是尖的，它有个特点：空虚时只能歪斜地放着，即“虚则欹”；当注入一半左右的水，就可端正地摆放，就是“中则正”；但注水又不可太满，水太多了，它又会自动侧翻倒，把水都倒了出来，这就是“满则覆”。欹器是对它的俗称，当人们利用它的特性赋予了文化内涵后，又送它一个雅号叫宥坐。

五、藏书始祖

孔子于68岁返回鲁国，开始整理图书典籍。尤其是在晚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校勘、整理典籍方面，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图书整理者，相传他整理《诗经》、《尚书》等文献，并把鲁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孔子在整理文献中，创立了揭示文献“为之作序”、“言其作意”的目录学方法。为《诗》、《书》作序，或附于书后，或临于书首，或另出单行，这在揭示文献的内容上起重要作用。孔子整理图书所定的《六艺》，对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在《别录》、《七略》书目分类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孔子的学生子路曾向他建议，“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矣”孔子通过国家的藏书，了解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他所收藏的图书主要以《诗》、《书》、《礼》、《乐》、《春秋》等。《公羊解诂》载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救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说明在编定《六经》时，广泛搜集各国典籍。故后，“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

《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末，鲁共（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其主要言行由弟子记载下来，成《论语》一书，影响深远。

六、孔子的名言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孔子曰：“弗学何以行？弗思何以得？”

鞭扑之子，不从父之教。

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

贾谊的学术思想具有“颇通诸家之书”的特点，但从学术思想本质而言，无疑属于儒家。西汉刘歆说：“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以校勘古籍称名于世的清人卢文弨在《重刻贾谊新书序》中说：“西汉文、武之世，有两大儒焉，曰贾子，曰董子，皆以经生而通达治体者也。”当代学者也大多将贾谊思想派别属性定位为儒家，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贾谊发展儒家思想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但是，贾谊从先秦儒家那里继承了哪些东西，又是如何做了新的发展，论者不多。譬如就孔子的礼教思想，贾谊是如何继承并发展的？的确有梳理阐释的必要。本文即是对此问题的一个初步阐发。



一　孔子讲礼重在人的修养，而贾谊则重在制度规范

孔子的礼学思想侧重于个人的修养及伦理道德，要求人们的视听言行等要全然符合礼的规定，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贾谊对孔子礼学思想进行消化、吸收与改造，将礼向实用化的方向发展，转变为指导文帝政治建设与解决社会时弊的重要思想。

贾谊论礼的出发点和着眼点首先在于其政治意义，因此，他对制度规范之礼更为重视。贾谊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他认为，不区分坐天下与打天下应该实行不同的指导思想，是秦迅速灭亡的原因。在进行兼并战争夺取天下时实行“霸道”，武力征服天下后，应改变统治方法，实行礼制、仁政。通过对秦二世而亡的反思以及夏商周三代名号显美，功业长久原因的分析，贾谊认为应该礼治天下、轻赋少事、优抚民众，及时转变政策，“以信与仁为天下先”，才能达到社会和谐、统治长久。

“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突出而重要的位置，但它又毕竟是从属于“仁”的。“人而不仁，如礼何？”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容，礼是仁的外在要求，二者密不可分，“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贾谊继承发展了孔子礼仁一体思想，把“礼”视为本，认为是道德仁义生成之源，内在化“仁”的实现来自对外在化“礼”的奉行，“仁”必须要有“礼”的约束。

贾谊强调“礼”的政治规范功能，认为要达到社会和谐，应有仁爱的精神，“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君王要将“仁爱”之心作为人的内在修为，把“仁”落实在人的“恻隐之心”上。

在礼的规范下，君王如何实现“仁德”呢？贾谊说：“故礼，国有饥人，人主不飱；国有冻人，人主不裘；报囚之日，人主不举乐……礼，圣王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隐弗忍也。故远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豺不祭兽，不田猎……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言德至也。圣主所在，鱼鳖禽兽犹得其所，况于人民乎？”君王对待士民能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对于禽兽有怜悯之心，才是“仁之至也”。狩猎时不群不杀，不成不杀，依时令捕获，有节制地利用，能遵守这种活动原则，可以“言德至也”。圣人通过践行礼而达至德，把礼落实到仁爱，能使“鱼鳖禽兽犹得其所”，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安万理得”。贾谊认为礼与仁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礼仁一体。因为有礼的存在，所以就衍生出一系列的“大爱”。

贾谊认为礼不仅具有固国家、定社稷、安民心的重要作用，还是别君臣上下的行为准则。“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强调礼的落脚点是君要行君道，臣要行臣道；“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强调礼的本分是君主恩威并施，一手行使威权，一手施以仁政；“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强调礼的定数是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的尊卑大小关系。通过论述“礼之正”“礼之分”“礼之数”，强调政治与社会的等级秩序的合理性。

贾谊强调礼制，力图从制度上确立新王朝政治统治的合法地位，上书汉文帝：“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通过改正历法，变易服色、决定官名、振兴礼乐，以示与前朝不相袭，他草拟各种仪法，崇尚**，创立官名等，在制度上区别中央与诸侯国，凸显皇权的独尊地位。

在《新书·服疑》《新书·等齐》等篇中又具体地从服饰、制度和名号等方面建立礼制，以达到“明等级”、别上下贵贱的目的。贾谊礼治思想中对制度的重视，“实现了儒家礼治思想由观念化存在向制度化存在的转换，打开了儒家理论思想与封建政治融合的局面”，是对孔子礼教思想的重大发展。

二　孔子君臣之礼注重君臣相互约束，而贾谊则强调君之尊的单向性

贾谊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在反思秦亡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他关于君臣之礼的看法，也是出于对秦朝相互猜疑、上下不信的君臣关系的深刻反思。他以豫让的事例来说明君主礼敬大臣的重要性：“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灭之，豫让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变容，吸炭变声，必报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问豫让，让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故为之国士用。’”人主礼遇臣下，敬重、爱护臣子，臣子就会忠心效死。这种思想与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贾谊对孔子君臣之礼思想的高度重视。但是，贾谊对孔子所主张的君臣关系，则有所改造或发展。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事君之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以治世为己任，从道不从君。孔子的君臣关系具有双向性，是一种相互约束；而贾谊则发展孔子的思想，认为君臣最根本的关系是君上臣下，君尊臣卑，“主之与臣，若日之与星以。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要求臣遵守伦常纲纪，不要冒犯君主。“人臣之道，思善则献之于上，闻善则献之于上，知善则献之于上。”臣存在的意义就是为君主的利益服务。在君臣之间，贾谊认为君始终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强调君之尊。

面对汉初君臣之礼方面的混乱状况，贾谊认为应明尊卑，定君臣之礼，从形式上确立一种上下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他说：“君臣相冒，上下无辨，此生于无制度也。今去*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数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矣。”君臣之间相互侵犯，上下尊卑不辨，是源于没有制度的约束。这里的制度，指的就是礼制。孔子君臣之礼强调的是一种等级意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贾谊看来，君对臣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以殿堂和台阶之间的关系比喻君与臣。“人主之尊，辟无异堂。阶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治不过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台阶越多，殿堂越高，殿堂越高就越发显得遥不可及，同理，人主的尊严也取决于大臣的等级。贾谊对古代确定的礼制颇为赞赏，古代的圣王制定了各种等级，如台阶般分明，使君主处在一个尊不可及的地位，拥有绝对统治的能力。

贾谊君之尊思想还体现在治臣之道上，君主应以“廉耻礼节治君子”，体貌大臣。“鄙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而弗投，恐伤器也，况乎贵大臣之近于主上乎！廉耻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僇辱……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僇不加其身，尊君之势也。此则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群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令与众庶、徒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世之法，然则堂下不亡陛乎？被僇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君主与大臣，就好比鼠与器，制裁大臣也应当注意不能伤及君主。皇帝身边的重臣、贵臣与皇帝关系密切，是君之“尝宠”，这些人重权在握，有廉耻之心，若犯法，可赐死不可僇辱。刑辱大臣有损于君主的权威，酷刑只能用于大夫以下的人，这是君之尊的体现。若重臣、贵臣“与众庶、徒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他们必然会弃廉耻之心而有犯上之举，“望夷宫之变”不就是“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尊贵者一旦犯罪，让小吏对大臣斥骂笞打，这种行为是以下犯上，与礼所教化的等级尊卑原则相违背。所以“履虽鲜弗以加枕，冠虽弊弗以苴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体现等级尊卑，让礼的教化与礼的实践保持一致。贾谊认为，古代尚且有“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的厉宠臣之节，今应定“廉耻节礼”为君治臣之常制，“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节行而报其上者，即非人类也”。礼遇大臣是尊君的要求，根本目的是要求臣对君的完全奉献，贾谊把那些受到君主礼遇，但却不以其忠诚对君回报的人视为禽兽。贾谊还认为对于企图僭越君臣等级的臣，君主要给予的不是礼遇，而是诛杀。他说：“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由此可见，贾谊对孔子君臣之礼有所改造，更多强调君之尊。

三　孔子重视礼之教化，而贾谊则强调礼法结合

孔子认为，社会管理应该以教化为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重视礼教，就是要发挥礼的教化作用。同时，孔子高度重视在位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贾谊对孔子礼教思想进一步发展，在强调礼治的同时，主张用“权势法制”治国，认为礼与法都是治理国家的方式，二者作用不同。

贾谊认为，由于秦朝统治者“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致使“蒙罪者众，刑僇相望于道”，臣民皆“人怀自危之心”，造成了秦王朝的迅速溃败。从秦的历史经验中，贾谊断然反对用刑从重、滥杀无辜。提出“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则附之去已……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贾谊认为，古代设置刑罚的目的，是教化人民。采取教化与刑罚两种治理方式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行教化则会使民心归附，天下大治。单一的依靠刑罚会使民心背离，难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所以，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不能不主要地依赖教化。

贾谊认为君主的言行和品德对士民具有榜样和教化作用，“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后士民道也；率之以义，然后士民义也；率之以忠，然后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后士民信也”。“是故君明而吏贤，吏贤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君主率先垂范，走正道、行仁义、忠诚、守信，士民也会走正道、行仁义、忠诚、守信。因此，君主治理国家要“道之以德教”，“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贾谊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提出“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应该具有“仁”“义”“礼”“信”等方面的品质，方能使百姓“亲”“顺”“敬”“信”。贾谊希望以儒家的成德教化之说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精神，要求君主为政以德，以身作则，为臣下和民众做出表率。

贾谊对孔子礼教思想进一步发展，认为统治者在通常情况下要以礼治国，行教化，而在非常时期则应用权势法制。汉初社会面临诸侯王僭越的棘手问题，此问题需要统治者运用法制才能解决，因为它已迫在眉睫，已经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贾谊对诸侯王的僭越行为深为不安，他们擅自封爵、赦免罪犯，不听从天子的命令，虽然名义上是臣子，但政治野心膨胀，都想当天子。他认为眼下的形势犹如“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祸患马上就要来临，只用仁义是不够的。他将君主治理国家比作屠牛坦解牛，屠牛坦解牛时通常会准备两把刀子，一种叫芒刃，专门切割肌肉和骨头间接缝处，还有一种用于劈开和砍断大腿骨之类大骨头的斧头或砍刀。

君主的仁义好比屠牛坦的芒刃，君主的权势好比屠牛坦的斧子。他说：“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所剥割，皆象理也。然至髋髀之所，非斤则斧矣。仁义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屠牛坦一早宰割十二头牛，屠刀的刀刃依然锋利，原因在于他对牛的不同部位而选择相应的工具。在国家局势稳定，君主大权在握时，应该施以仁义恩惠让臣民受益。就像屠牛坦拿着芒刃在肌肉和骨缝中游刃有余地肢解牛体一样，仁义礼制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安抚人心。

在贾谊看来，其时的诸侯王就好比胯骨、大腿骨，如果不用砍刀或斧头（法）而用芒刃（礼），刀子必定不是缺口就是被折断。这时候就不能用礼仪教化了，要用严厉的刑罚一举制服。这体现了贾谊礼法结合施用的政治主张。

综上所述，贾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君主实行礼制、仁政，拉近君主和臣民的距离，从而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为了整顿汉初君臣之礼方面的混乱状况，从形式上确立一种上下尊卑分明的君臣等级制度，以礼的教化将君之尊思想内化于人们的意识观念中，从而使人们能够自觉遵守这个等级制度；在强调礼治的同时，面对汉初诸侯王尾大不掉觊觎政权的行为，主张用“权势法制”的“斤斧”手段解决。贾谊以礼治国思想，是对孔子礼教思想的继承吸收和发展扬弃，又基于对汉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实情况的考查，适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新体制发展的需要。

译文：

子路拜见孔子，孔子问道：“你有什么喜好？”子路回答说：“我喜欢长剑。”孔子说：“我不是问这方面。只是以你的天赋，再加上学习，怎么会有人赶上呢”

子路说：“南山有一种竹子，不须柔烤加工就很笔直，砍下来用它（做箭），能穿透犀牛皮（做的铠甲），从这来讨论，有什么需要学（的理由）呢？”孔子说：“如果劈开它在一端束上羽毛，并给它加上金属的箭头，它射得不就更加深了吗？”子路听后连拜两次说：“多谢（先生）教导。”

原文：

子路初见孔子，子曰：“汝何好乐？”对曰：“好长剑。”孔子曰：“吾非此之问也。徒谓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学问，岂可及哉？”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而受教。”

出处：《孔子家语》——春秋战国·王肃

扩展资料

《孔子家语》详细记录了孔子与其弟子门生的问对诘答和言谈行事，对研究儒家学派（主要是创始人孔子）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同时，由于该书保存了不少古书中的有关记载，这对考证上古遗文，校勘先秦典籍，有着巨大的文献价值。

其次书中的内容大都具有较强的叙事情，也就是说大多是有关孔子的逸闻趣事，所以，此书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首先，此书是研究孔子生平及其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我们认识历史上真实的孔子面目的重要依据。

宋儒重视心性之学，重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但与这“四书”相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容上，《孔子家语》都要高出很多。由《家语》的成书特征所决定，该书对于全面研究和准确把握早期儒学更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该书完全可以当得上“儒学第一书”的地位。

——子路受教

——孔子家语

孔子思想的主要内容两个字是仁、礼。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

政治学说：

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