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词人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恩爱缠绵、至死不渝的的爱情故事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虽然他们的爱情总是游走在聚散离合之间。

李清照18岁便与太学生丞相赵挺之子赵明诚结为连理。婚后，两人感情融洽，志趣相投，互相切磋诗词文章，共同研砥钟鼎碑石。经常会有新奇感悟和发现。虽然当时夫妻两人家境都较宽裕，但是为了搜集名人书画和古董漆器，他们居然“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每逢初一和十五，夫妻两人总要到都城开封的相国寺一带的市场上去寻访金石书画，然后倾囊买回家里。如此几年，积少成多，他们的书斋“归来堂”，单是钟鼎碑碣之文书就有两千卷之多。

在赵明诚编纂《金石录》的时候，李清照给予丈夫全力支持，凭借广博的见识，出众的记忆力，每当丈夫对材料出处有所遗忘疑惑时，李清照总能很快说出出处。长此以往，夫妻之间就以谁说得准、说得快决胜负，确定饮茶先后，胜者往往举杯大笑，致使茶倾覆在衣衫上，反而喝不上。在那段日子里，他们相互鼓励，乐在其中。

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中秋佳节，赵明诚的好友陆德夫等人来访。陆德夫向李清照施过礼后，转身笑问赵明诚：“赵兄，近日又有几首佳作，能否拿出与大家共享？”赵明诚将夹有李清照填好词的十几篇近作递给好友们，大家传换阅读，吟咏品味。忽然，只听陆德夫拍案叫道：“好一首《醉花阴》，真可谓千古绝唱。”众人也都齐声叫好，纷纷评论说：“《醉花阴》果然是上乘之作，特别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三句更是绝妙之极。”赵明诚又是高兴，又是惭愧，只好承认这一阙实为夫人所作，并当着众人的面拜夫人为师。

在爱情的感召下，李清照文思泉涌，一首首佳作纷至沓来，她的诗词创作进入成熟期，并形成了情景相生，形神俱似，体物超妙，绝尘去俗的独特风格。就这样，他们在互相激励与学习的日子里，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美好的时光总是不能长久，长期的离别之苦使得李清照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对丈夫的思念之中。

随着赵明诚离家日子的无限延伸，李清照相思之情日甚一日，由于情绪不好，睡眠不足，她的身体渐渐消瘦下来，任何花开花落，秋风春雨，四季更迭的情境都会激发多愁善感的她的创作灵感，用词来寄托和表达自己对爱人的绵绵相思之情成了李清照唯一排解苦闷的方式。

李清照在得到赵明诚卧病不起的消息时，当天就乘船东下，日夜兼程，与相濡以沫的丈夫见了最后一面。他们夫妇诀别的情景，在李清照所做的《金石录后序》中有十分感人的描述：“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此后，直至客死他乡，李清照对爱人的追忆始终没有消褪。

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以悲剧结尾的爱情故事往往更有摄人心魄的力量。可是，肯定没有人愿意这样的爱情悲剧在自己身上上演，所以，在我们感怀古人的爱情故事的同时，千万别忘记疼惜我们身边的亲密爱人，毕竟，做到“我爱你”并不容易。

炎帝发明了制耒耜，种五谷。

炎帝关于农业相关部分知识著述，在古籍中留下的内容不少。比如：《六韬·虎韬篇》引《神农之禁》所载：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管子·揆度》：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什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

《文子·上义》：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淮南子·齐俗训》：不耕不织，上皆有「而」字。《吕氏春秋·爱类》引《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

《汉食货志》晁错引《神农之教》：有石城十仞，有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

《神农占》记载农时更为详细：正月上朔，有风雨。三月谷贵，石五百钱。八月有三卯，旱，麦大善。无三卯，麦不善。凡虫食李，则黍贵。食枣，粟贵。食杏，麦贵。食荆，麻贵。食桑，丝贵。正月上朔日，风从东来，植禾善。从南来，植黍善。从北来，稚禾善。

四月四日，风从东来，植豆善。西来，四日至七日，中豆善。七日至十日，稚豆善。十四日无风，不种豆。从冬至日到来年，满六十日，有大风雨折树木，麦大善。从平朔至食时，植麦善。至日中，中麦善。至日入，稚麦善。常以夏至後九十日可种。

四月朔日，风从东来，从平明至辰时，植黍善。至日中，中黍善。至日入，稚黍善。月朔日入，清明蚕善。正月有甲子，籴初贵後贱。正月上辛，温者善，风寒者不好。

　　黄遵宪

　　黄遵宪（1848-1905） 字公度，清末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1848年生于广东嘉应（今广东梅州市）（今梅城东区下市角），卒于1905年。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读书应试阶段（1863～1876）；出使阶段（1877～1894）；参加变法阶段（1895～1898）；乡居阶段（1899～1905）。1877年十月（光绪帝三年）黄遵宪应邀任参赞，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光绪帝八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光绪帝十三年，黄遵宪成书《日本国志》，书中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批判秦汉以后的专制主义，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光绪帝二十一年，黄遵宪参加强学会成为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光绪帝二十二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光绪帝二十二年十月黄遵宪入京受到光绪帝皇帝和帝党官僚接见，次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等职，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光绪帝二十四年八月，光绪帝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政变失败后，黄遵宪被清政府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但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黄遵宪回乡后仍热心推进立宪、革命等工作，并潜心新体诗创作，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同时，他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兴办新学堂。黄遵宪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3种。

　　论诗主张“我手写吾口”，要求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长于古体诗，有《日本杂事诗》及《境庐诗草》。

　　多年来黄遵宪的历史地位被不少人局限性地理解，后人往往从文学或诗界革命的领域去理解他，而忽视其作为爱国者、思想家、变法维新者、政治家的本来面目，对黄遵宪历史地位全面深刻认识，是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出现的。”且看：

　　———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达尔文进化论和卢梭民约论，最早是由黄遵宪介绍到中国来的，中国士大夫最早是从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了解到人权、民主、平等的概念。《日本国志》中的维新变法思想，使当时的康、梁乃至光绪帝皇帝都受到很大启发，其“分官权于民”的思想明显地启发了一代伟人孙中山形成民权主义的思想。

　　———黄遵宪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书生议政，坐而论道”不同，他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与斗争经验，他在戊戌政变前的湖南创立了保障社会治安的保卫局等措施在政变失败后仍能保留下来，就说明黄遵宪的改革是切中国情的，他在湖南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的卓越成效是他把变法理论灵活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结果。

　　———黄遵宪在漫长的外交生涯中，深知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沉痛指出：“弱为万国役，治为天下强。”他致力保护华侨、侨工的权益，抵制排华运动，联络侨商组织商会；在新加坡又创立保卫华工的南洋护照制度。

　　———黄遵宪被公认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其“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呐喊成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其《人境庐诗草》的清新之风，一扫旧体诗的陈腐暮气；其诗作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晚清绝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因此生前即有晚清“诗史”之誉。

　　黄遵宪在短短的58年生涯中，游历日、英、法、意、比、美及新加坡等西方国家以及香港等共13个年头，亲身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他站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高度，理性地把握世界的潮流和中国的国情，积极主张维新变法，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他却矢志不渝，坚信“滔滔江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的革新之道。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缅怀起这位客家先贤的远见卓识，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日本政治、历史、人文、地理的重要专著，其诗作《日本杂事诗》等反映了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被称为“诗史”。

　　杂感

　　黄遵宪

　　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

　　赠梁任公同年

　　补充：生平详记

　　寸寸河山寸寸金，瓜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黄遵宪，字公度， 1848 年 4 月 27 日 （清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出生在广东嘉应州 （今梅县）。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卓越的爱国诗人，也

　　是一位有才干的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黄遵宪的祖上原是中原人，大约在元朝的时候渡江南下，经闽江流域，

　　最后在广东东部东江流域的嘉应州定居下来。 （广东人称他们为 “客家人”）

　　黄遵宪的祖父叫黄际N，据地方志记载， “性和易，处事练达”，是一个开

　　明的士绅。有一年嘉应州闹大饥荒，米卖到一千五百钱一斗。黄际N和州中

　　一些人士捐款救济饥民，受其惠者甚众。他在地方上还提过不少好的建议，

　　如向地方长官提出 “设粮房于堂皇侧”，方便贫民百姓，使 “州人至今称道

　　弗衰”。黄遵宪的父亲叫黄鸿藻，科举考试中了举人以后，由户部主事调任

　　知府，分派到广西省。先后在南宁、梧州一带办理粮食调拨工作。 1884 年，

　　中法战争期间，我国军队源源开出镇南关，粮食所需，十分急迫。黄鸿藻能

　　及时把大批粮食从南宁等地调运到前线去，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对鼓舞军

　　士的战斗精神，起了很大作用。以后黄鸿藻升任思恩府知府，任职期间 “办

　　农桑，修书院，教养兼施，政声卓著”。他曾这样表示过自己的抱负： “士

　　大夫平日读书修养，应以天下为己任，当官做事，不应首先考虑个人祸福，

　　而应以国家大计 为重。”黄鸿藻不仅是一位有才干的政务家，还是一个喜欢

　　诗歌的人。他在广西任职期间，政事余暇，常与同僚们游山赏水，饮酒吟诗，

　　写过一些很有才情的诗篇。父亲的思想品质，以及对诗歌的偏爱，对黄遵宪

　　自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在黄遵宪童年的生活中，给他更大影响的

　　是他的曾祖母李氏。

　　黄遵宪出生在一个四世同堂，成员多达 70 余人的大家庭里。黄遵宪的曾

　　祖母李氏德高望重，是大家庭里的中心人物。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李氏特别

　　偏爱黄遵宪。黄遵宪才 1 岁多，弟弟又降生了，两人在母亲怀中争乳。为给

　　黄遵宪母亲解围，高龄的李氏负起了带养黄遵宪的任务。她亲手为小曾孙裁

　　制衣裳，烹调食物，体贴得无微不至。她还故意把曾孙打扮成女孩子模样，

　　梳个盘云髻，穿上红衫红裙，惹得邻里们都笑。

　　黄遵宪的家乡不仅山青水秀，而且是远近闻名的山歌之乡。还在黄遵宪

　　呀呀学语的时候，李氏就教他唱儿歌： “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

　　后来，李氏又教他唱山歌，背诵 《千家诗》。在李氏的影响下，黄遵宪自幼

　　就受到了文学的熏陶。 1856 年，黄遵宪 9 岁时，他父亲中了举人。喜报传来，

　　全家庆贺，李氏兴奋地抚摸着黄遵宪的头说： “这孩子属猴，可比猴子还伶

　　俐，长大后定会比他父亲更有出息。”话语间充满了对小曾孙的厚望。

　　黄遵宪 10 岁的时候，开始学写诗。有一天，塾师以唐代大诗人杜甫 《望

　　岳》中的名句 “一览众山小”为题，让黄遵宪作诗， 他思索片刻，提笔写下：

　　“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站得高，看得远，连

　　整个世界大势都能看得清楚，不会觉得世界太大，更何况那些一目了然的眼

　　底群山呢！这诗句口气很大，出语不凡，意境比杜诗更进一层，使塾师惊异、

　　赞叹不已。

　　科举路上徘徊

　　在家庭的影响下，在塾师的指导下，黄遵宪的学习不断有长进。在封建

　　社会里，知识分子大都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挤进官僚阶层。明清以后，适应

　　封建制度的发展，建立了一套比唐宋时期更完备的科举制度。为培养驯顺的

　　奴才，统治者特别看重八股文、试帖和楷法。所谓八股文，指的是考试中 “代

　　圣贤立言”的文章。全文除首尾外，分八段，每两段必须逐字成对。题目都

　　是出自 “四书”、 “五经”，考生对题目的理解只能以程朱理学的解释为依

　　据。所谓试帖诗，也同八股文一样，必须按一定的格式，可以说就是在做一

　　种没有实际内容的文字游戏。这种考试分为三级：院试，考中了是秀才；乡

　　试，考中了是举人；会试、殿试，考中了是进士。

　　黄遵宪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不可能不走科举仕途的道路。然而，黄遵

　　宪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处在剧烈变化的时代。就在黄遵宪出生的前 8

　　年，即 1840 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

　　清政府签订了一 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主权开始丧失，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矛盾

　　的加深，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黄遵宪出生后第三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天国政权存在了 14 年，太平

　　军纵横 18 个省，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社会动荡不安，使人们的生活和

　　思想意识开始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了解世界，并提

　　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认为不能以天朝大国自居。他们对于清朝政府的腐败，

　　深恶痛绝，呼吁强国强兵，抗击外来的侵略。

　　面对民族危机、社会动荡，黄遵宪也认真思索起来。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诗中批评了只知

　　道熟读古书高谈阔论的人，认为想用古代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诗

　　中又写道： “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如今，通情贵悯世。”进一

　　步说出了他的主张：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了解当今世界的情况。

　　1867 年，黄遵宪参加院试，入州学，当了秀才，取得了参加乡试考举人

　　的资格，同年秋即赴广州应考，没有考中。 1870 年，黄遵宪第二次去广州应

　　考，结果又名落孙山。广州是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军事要地，

　　又是林则徐禁烟、关天培等爱国将领抗击外国侵略的地方。黄遵宪在广州的

　　逗留，使他写下了 《羊城感赋》的组诗，其中一首极力赞扬了关天培 的英勇

　　和将略，歌颂了这位光荣殉国的英雄。由广州回家的途中，黄遵宪到香港作

　　了一次短期旅行。他看到昔日祖国的海岛，今已是外国人的乐园，香港的中

　　国人受着殖民统治。更可悲的是，英国殖民者已把香港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

　　的基地。大批的鸦片烟，正准备运往内地。黄遵宪心情十分沉痛，他写了 《香

　　港感怀十首》，字里行间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愤懑情绪。

　　屡次考试不中，使黄遵宪精神上非常痛苦。以后几年中，黄遵宪一方面

　　对埋于案头，作八股吟诗赋，消磨宝贵的生命，心有不甘，鄙弃科举的念头来越强烈；一方面又抱着一种渺茫的希望，几乎是无可奈何地进行准备，

　　参加下一次的考试。

　　1873 年黄遵宪 26 岁时，考取了拔贡生，按当时考试的办法，凡得到 “监

　　生”、 “贡生”头衔的，都可以参加顺天 （清朝沿用明朝旧制。以北京为顺

　　天府）乡试。 1874 年春，黄遵宪启程去北京。当时他父亲正在户部任职，也

　　在北京，于是爷儿俩生活在一起。由于黄鸿藻的薪俸不多，所以他们的生活

　　很简朴。在北京，黄遵宪交了一些朋友，还结识了一些官场上的人物，这对

　　他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 1876 年，他随父亲到山东烟台

　　作了一次漫游，见到了洋务派官僚张荫桓、李鸿章等人。所谓洋务派，是第

　　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清政府内外交困，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官僚主张利用

　　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维护清朝的统治。他们与顽固派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

　　洋事物不同，提出 “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掀起了洋务运 动，先后创办

　　了一些近代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

　　发展，对处国经济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黄遵宪在他们面前侃侃而谈，引起了他们对这位年轻人的兴趣和注意。

　　李鸿章竟当着别人的面称道黄遵宪为 “霸才”。以李鸿章当时权势和地位，

　　能如此推重黄遵宪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后辈，使黄遵宪大有 “知遇”之感。

　　这是黄遵宪和洋务派发生联系的开始。

　　同年秋，黄遵宪犹豫再三，还是参加了顺天乡试。结果这一次被录取为

　　第 141 名举人。

　　1877 年，黄遵宪的同乡、翰林院侍讲何如漳，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驻日

　　公使。他熟悉黄遵宪并了解他对时务的见解，所以邀请他一起去日本。黄遵

　　宪考取举人后，家人都希望他再考进士，加上当时中国是一个屡战屡败的弱

　　国，处在列强虎视眈眈之下，清朝的许多大臣对国际形势又茫然无知，造成

　　外交活动的困难，所以参与外交活动是很不利的，对个人来说甚至是危险的。

　　为此家人反对他去日本。黄遵宪没有胆怯畏缩，爱国主义的思想使他充满着

　　信心和勇气，去担负艰巨的外交工作。他不顾家人和亲友的反对，毅然抛弃

　　科举仕途，选择了到海外从事外交工作的职业。经过何如漳的推荐，黄遵宪

　　被任命为驻日参赞官，随行出使日本。

　　出使前夕，黄遵宪的心情非常激动，多年来，科举考试的 折磨给他带来

　　的痛苦，似乎都消除了。他对着自己的像片，写道： “如此头颅如此腹，此

　　行万里亦奇哉，诸公未见靴尖，待我扶桑濯足来。”中国古籍里称日本为

　　扶桑，黄遵宪风趣地表示要去扶桑洗脚，表达了他希望在对日外交工作中施

　　展才能，实现抱负的心情。

　　外交生涯

　　1877 年 11 月 26 日傍晚，黄遵宪随何如璋由上海乘轮船启程，一行 30

　　余人，最后在神户登陆，开始了在日本的外交活动。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自 17 世纪开始，遭到荷兰殖民者的侵略，

　　引起社会的变化，民族矛盾加深，其情形与当时中国相似。 1868 年，日本发

　　生了明治维新，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渐

　　强大起来。 1874 年，发生了日本武装侵略台湾的事件，中国人在感到震惊的

　　同时，迫切要求了解日本，想知道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究竟它是怎样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黄遵宪的心情也正是这样。

　　黄遵宪作为一个友好的使者，到日本后，漫游各地，参加各种集会，结

　　交各方面的人士，与许多日本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异国的风土人情，增

　　加了他的创作激情，他写下了大量的反映日本历史、现状、自然景色和风情

　　民俗的诗歌，后来编 成了 《日本杂事诗》刊行。 1880 年，日本友人源辉声先

　　生在征得黄遵宪同意后，把 《日本杂事诗》的部分原稿，埋藏在东京墨江畔

　　的家里，由黄遵宪题写了 “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个字，刻石竖碑，作为

　　中日两国人民永久友谊的象征。碑石上还刻着黄遵宪的两句诗：

　　一卷诗兮一g土，诗与土兮共千古。

　　同时还有源辉声先生和的诗：

　　诗有灵兮土亦香，我愿与丽句兮永为邻。

　　源辉声先生逝世后，安葬于东京都北部的平林寺，诗冢也被迁到该处。

　　这件事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在日本期间，黄遵宪开始接触从西方传播到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

　　说。他刚到日本时，听到关于民主自由的说法是很惊讶的，当他读了法国启

　　蒙运动先驱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后，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根据在日本的

　　亲身体验，使他认识到民主政治比封建专制政治要好，而且认为民主政治代

　　替封建专制政治是必然的趋势。有一次他对何如漳说： “中国必变从西法。”

　　如果不像日本那样维新自强，必遭奴役、瓜分之祸。正是这种思想的形成，

　　使他后来成为我国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