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文字出现在唐朝时期。

　　藏文的创制

　　在松赞干布的治理下，吐蕃经济一天比一天发达，实力一天比一天雄厚。不过有一个大问题让他非常恼火，就是吐蕃当时有文字，但没有统一的文字，没有办法发布政令，没有办法书写法律，没有办法翻译佛经，也没有办法和周边邻近的邦国进行书信联系。不少国家派来使节，送来丰厚的礼品，还有用各种文字写的书信。吐蕃王臣们也给他们准备了回礼，不过没有办法写回信，只好通过翻译口头回答几句，就把使节们打发走了。

　　其实，松赞干布从继位开始，就想创制吐蕃人自己的文字，先后派出过几批大臣，带着大量的金砂、金粉，到南亚、西亚学习文字的创制方法。去的人，有的在途中被强盗杀害，有的在森林中被老虎吃掉，有的中暑得热病死亡。剩下几个，都是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后来，松赞干布想起了一个能人，名叫吞米·桑布扎。他从小聪明伶俐，又有吃苦精神。松赞干布特意把他召进红山宫，鼓励又鼓励，嘱咐又嘱咐，说我们吐蕃没有文字，好比一个人没有眼睛，一个武士没有刀剑，走夜路没有灯。你一定要把造字的方法学回来，这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情。他给吞米满斗金砂和金粉，让他带着作为拜师求学的礼金；又给他充足的龙脑、冰片、檀香木等药片，准备在途中祛暑防病。

　　吞米·桑布扎出发以后，松赞干布特意在吉雪沃塘北面的娘热沟口修筑了一座9层楼的宫堡，取名叫工噶玛如，准备吞米·桑布扎学成归来后，住进里面安心创制藏文。

　　再说吞米·桑布扎和他的同伴，离开了吉雪沃塘，经历千辛万苦，翻过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骑着大象走出了老虎出没的森林，走遍南亚各地，最后找到了精通声明和文字学的大师婆罗门李敬，献上金砂金粉，恭恭敬敬地提出了创制文字的请求。婆罗门李敬被他的热诚和意志所打动，答应收他为徒。吞米·桑布扎在李敬身边整整3年，学会了梵文、乌尔都文等南亚文字，又学习了文字的创制方法，最后带着宝云经、宝箧经、大悲莲花经等经书佛典回到了吐蕃。

　　松赞干布热烈欢迎吞米·桑布扎学成归来，亲自把他送进北郊的工噶玛如宫堡，让他在里边集中精力创制文字。吞米·桑布扎住进去以后，从此闭门不出，像喇嘛修禅一样，独自一人在里边待了很多个夜晚和白天。终于有一天早晨，他派人报告：藏文已经创制出来了！松赞干布像捡到马头那样大的金子一样高兴，立刻带领各位大臣骑马赶到北郊。吞米·桑布扎已经把创制好的藏文字母大楷、小楷、大草、小草，书写在周围的岩石上。他说，我仿效兰扎文创制了藏文楷书体，仿效乌尔都文创制了藏文草书体，藏文字母共有30个辅音，4个元音，能拼写出藏人所有的语言，表达藏人所有的意思。松赞干布说，感谢大臣吞米·桑布扎，他为我们吐蕃立了大功，他给我们吐蕃人民带来了大恩大德。不过，文字只有吞米一个人会写会念会使用不行，它要在我们整个吐蕃范围里流行，特别是我和大臣们要带头熟悉和使用。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拜吞米·桑布扎为师，第一个学习和掌握藏文。

　　从此以后，松赞干布把王政委托给几位大臣处理，自己住进工噶玛如宫堡跟吞米学习文字，据说这一学就是整整4年。在这期间，松赞干布不但学会和精通了藏文，还和吞米·桑布扎一起制定了十善法，这是用吐蕃文字写成和颁布的第一个法律条文，也就是所有藏人都要遵循的道德规范。

　　在一个吉祥的日子，吐蕃臣民百姓欢聚在吉雪沃塘，表演各种歌舞戏曲，庆祝藏文的创制和十善法的诞生。松赞干布亲自把吞米·桑布扎介绍给全体臣民百姓，称赞他是吐蕃了不起的贤臣。藏文古史《贤者喜宴》中这样写道：

　　藏人之中七贤人，

　　吞米高为第四贤，

　　七贤绝非一般高，

　　首位当推大译师，

　　藏人总抱大恩情，

　　焚香顶礼理应该。

　　藏文的三次厘定

　　每种文字创制之初都不可能十分完善，需要在运用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规范，日益完善，藏文同样有一个发展过程。据藏文史籍记载，藏文在历史上曾进行过3次较大规模的厘定规范，分别是8世纪中叶—9世纪初叶，9世纪中叶，11世纪初叶。

　　从8世纪中叶墀松德赞（730—797）至9世纪初叶墀德松赞（？—815）时期，是藏文的首次厘定规范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九大译师，其中白若杂纳根据当时译语的发展和规范需要，编写了规范译语的翻译工具辞书《梵藏词典》。这是藏文辞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吐蕃赞普墀祖德赞（热巴巾，803—841，即汉文文献《唐书》所记的可黎可足）时，集藏、印著名译师，专设译场，统一译名，规定译例，校订旧译经典，新译显密经典，进一步对藏文进行规范。藏史称此为第二次厘定规范。这次规范中形成的藏文结构、拼写规则、创造新词语、表达新概念的规则至今未变。

　　对这次规范，藏文史籍如《贤者喜宴》中记载得比较详细，主要内容有：第一，颁布厘定新词术语的“法令”，确定工作主持人为钵阐布·贝吉允丹和定埃增二人。第二，确定了翻译的三大原则，即翻译要符合声明学理论原则；译文要忠实原文；译文要通顺易懂。第三，制定了音译、意译、直译和改译的方法。其中音译规定：难以解释的虚字词或声明理论不宜意译的采用音译；多义词不能按它的某一义来译时，采用音译；一些词意容易使人发生误解或有歧义的，采用音译。第四，规定4条注意事项。尤其规定，各译场不得按各自方言土语翻译和创造新词术语，必须使用厘定规范了的语言；若确要创新字词，必须理由充足而有根据，新创造字词必须由赞普下诏批准后，方能使用。

　　这次文字厘定，严格而谨慎，成效很大。当时噶瓦·拜则、焦若·鲁益坚参、相（尚）·益西德针等藏族译师与印度班智达孜纳弥札、达纳希拉对旧译典籍进行修订，同时就显密乘典籍如何译法提出了处理方法，撰写了《语合二章》，确立了声明理论与藏语文互相吻合而又易懂的翻译原则。还对藏文词汇不规范以及译语中存在的混乱现象，搜集整理编辑了一部标准的藏梵文对照词典《翻译名义大集》，共收词语9565条，分283个门类，此书后收录于藏文大藏经的丹珠尔部杂部。这一时期，吐蕃从天竺聘请了很多班智达来藏，与本土大译师一起，按照规范了的藏文翻译编写了丰富的文献典籍。

　　墀祖德赞时期对藏文的新规范，影响很大。目前通行的藏文基本保留了这一个时期修订后的文字体系。某些原则和规定，至今仍闪烁着光芒。如上述第二条内容完全符合现代翻译要求的“信、达、雅”三原则；关于音译的原则规定也完全适用于现代。

　　吐蕃末代赞普达磨的五世孙阿里古格王意希沃之子大译师仁青桑布(958～1055)同入藏的天竺班智达善护、德护、智护一起，共同修订文字，厘定新译语。藏史称此为第三次厘定规范。

　　藏族历史上的几次文字改革，采取了调整藏文字母体系、简化正字法、规范词语，并立法推行等措施，不仅促进了藏文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还对藏文的统一和推广应用，以及藏族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个人觉得藏文化可以让人心里很清净，对，就是清净。在那样一个有着虔诚信仰的文化里，当你去接触它，你会摒弃心里所有世俗的欲望。

而且藏族各阶层人民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很具有本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

藏文是世界第二文字，藏文有超过1300年的历史，不仅在汉藏语系诸语中，而且也在中国各族文字中，藏文的历史长度、文献丰富程度都仅次于汉文。中国的三大藏区：卫藏、康巴和安多，东接汉地九州，便分别对应了藏语中的三种方言。藏文主要分为楷体和形体两种文字，独特的书写方式和构造赋予其极致的美感。

喜欢藏文我觉得更多的是喜欢那样一种信仰吧。

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青海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四个地区。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四个国家，也有人操藏语。藏文字母有上加字、下加字等垂直拼写法。为了翻译佛教梵文咒语，藏文字母与梵文字母有完全的对应关系。关于藏文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佛教学者认为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派遣藏族语言学家吞弥·桑布扎到北印度学习梵文，回国后引用梵文字母创制的。但雍仲本教学者则认为藏文完全是从象雄文演变而来。

藏族最早起源于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地区的一个农业部落。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藏族的祖先就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生息繁衍了。据汉文史籍记载，藏族属于两汉时西羌人的一支。藏族的先民们像许多经历石器时代的先民一样，他们先经过群居采集、狩猎生活阶段，逐步学会了饲养和农耕。雅鲁藏布江南岸雅隆地区的藏族先民后来又分成六部，即六牦牛部诸部落。公元6世纪，雅隆部落首领做了部落联盟的领袖，号称王（藏语音“赞普”）。此时已进入奴隶制社会[6] 。

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

据藏文史籍记载，吐蕃王室的始祖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河谷，为“六牦牛”部的首领，在松赞干布以前已传20余世。当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从最初几代首领的母子连名中，还可以看到曾经历母系氏族阶段的痕迹[7] 。

公元6世纪，山南号称“悉补野”部的首领与邻部结成联盟并尊为盟主。当时，西藏境内另外还有“羊同”、“澎波”、“苏毗”、“工布”等10余族部，均已进入奴隶制社会。雅隆部落首领成为部落联盟领袖，号称“赞普”（王），建成自称为“博”的奴隶制王朝[7]

吐蕃时期

公元7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618－907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300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10余个部落和部族，统一青藏高原，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一写逻些，即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于公元641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友好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200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6] ”。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公元710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也叫“长庆会盟碑”、“甥舅会盟碑”，就是第八次会盟后所立），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此后的三、四百年间，藏族与北宋、南宋、西夏、辽、金等政权都有着密切联系[6] 。

唐蕃会盟碑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伐，争战不已，竟持续了400来年。与此同时，从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藏传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佛教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首领紧密结合，互为利用，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6] 。

宋元时期

从9世纪末开始，藏族内部矛盾逐步加深，藏区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并形成“阿里王系”及（后藏）“亚泽”王系、（山南）“雅隆觉阿”王系和（前藏）“拉萨王系”等。它们各自为政，不相统属，有时还常常为各自利益互相侵袭劫掠，大小战争频繁。

“凉州会盟”唐卡

这一时期，佛教为藏区各阶层所接受，并逐步深入到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藏传佛教上层人物往往和当地首领紧密结合，互为利用，在藏族历史上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在宋金时代，藏族各地方政权又加强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有些地方首领受到中央政权的册封。“茶马互换”等藏、汉贸易有了较大发展。

1244年秋蒙古宗王阔端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加派活佛萨迦班智达在这块土地上成功举行了“凉州会盟”。[8] 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乌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区）、朵甘等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元帝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从此正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元初，首次设置中央机构总制院（1288年改称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及西藏等地的军政事务。宣政院使（主管官员）一般由丞相兼任，副使由帝师举荐的僧人担任

　　一、藏字的来源是：

　　藏族历史上，佛苯二教学者对藏文起源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1、佛教学者认为藏文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的文臣桑布扎按照天竺梵文的字体进行创制的；

　　2、苯教学者则认为藏文完全是从象雄文演变而来。

　　虽然，持同一种观点的学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一些不同之处，但其基本观点并不相悖。

　　二、藏文的含义：

　　指的是藏族使用的藏语文。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支，除了中国境内的藏族外，在尼泊尔、不丹、印度境内也有一部分人使用藏语。藏语主要分卫藏、康、安多三大方言区。尽管方言各异，读音不同，但藏文仍然是统一的，书面语通用于整个藏族地区。

　　三、藏文的特点：

　　1、藏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属辅音文字型，分辅音字母、元音符号和标点符号3个部分。其中有30个辅音字母，4个元音符号，以及5个反写字母（用以拼外来语）。由于藏文语音经过千多年演变，而书面语的正字法不变，另藏文拼写变的非常复杂，以标准藏语拉萨话为例，拼写的时候是以不同的辅音字母的“加字”来表示不同的音调，藏文拼写虽然复杂，但拼写都很规则。　　辅音字母每4个字母为一组，共7组半。每个字母的实际读音古今有别、方言有异，但均附带有一个元音a。元音字母，意为”悦耳的字”，是相对于辅音字母而言的。因元音发音时无阻碍，悦耳动听而得此名。标点符号，意为“分界线”或“分界符号”。

　　2、藏文标点符号形体简单、种类极少，而且，其使用规则也与其他文字的标点符号有别。藏文标点符号共有6种形式，其中音节之间的隔音符号使用频率最高。此外，还有云头符，用于书题或篇首；蛇形垂符，用于文章开头处；单垂符，用于短语或句终；双垂符，用于章节末尾；四垂符，用于卷次末尾。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便于更加准确地表达语义，藏文中已开始借鉴并使用西方文字的标点符号。

　　3、藏文字形结构均以一个字母为核心，其余字母均以此为基础前后附加和上下叠写，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字表结构。通常藏文字形结构最少为一个辅音字母，即单独由一个基字构成;最多由6个辅音字母构成，元音符号则加在辅音结构的上、下、正中。核心字母叫“基字”，其余字母的称谓均根据加在基字的部位而得名。即加在基字前的字母叫“前加字”，加在基字上的字母叫“上加字”，加在基字下面的字母叫“下加字”，加在基字后面的字母叫“后加字”，后加字之后再加字母叫“再后加字”或“重后加字”。藏文30个字母均可作基字，但是，可作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后加字的字母均有限。再后加字，在文字厘定中已经取消，只出现于文献中。

　　4、藏文书写习惯为从右向左。字体分两大类，即“有头字”和“无头字”，是根据字体的不同形式而得名。有头字相当于楷书，常用于印刷、雕刻、正规文书等，无头字相当于行书，主要用于手写。无头字又可细分为“粗通”(tshugs-thung)，意为“笔画短促”；“粗仁”tshugs-rin)，意为“笔画长”；“珠杂”(vbru-tsa)，是一种笔画转折处棱角突出的行书字体。还有一种书写迅速、笔画简化的草写体，藏文叫“丘”(vkhyug)，适合速记，其形体与印刷体差别甚大。卫藏地区盛行无头字，安多地区盛行有头字。

每种文字创制之初都不可能十分完善，需要在运用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规范，日益完善，藏文同样有一个发展过程。据藏文史籍记载，藏文在历史上曾进行过3次较大规模的厘定规范，分别是8世纪中叶—9世纪初叶，9世纪中叶，11世纪初叶。

从8世纪中叶墀松德赞（730—797）至9世纪初叶墀德松赞（？—815）时期，是藏文的首次厘定规范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九大译师，其中白若杂纳根据当时译语的发展和规范需要，编写了规范译语的翻译工具辞书《梵藏词典》。这是藏文辞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吐蕃赞普墀祖德赞（热巴巾，803—841，即汉文文献《唐书》所记的可黎可足）时，集藏、印著名译师，专设译场，统一译名，规定译例，校订旧译经典，新译显密经典，进一步对藏文进行规范。藏史称此为第二次厘定规范。这次规范中形成的藏文结构、拼写规则、创造新词语、表达新概念的规则至今未变。

规范：藏文史籍如《贤者喜宴》中记载得比较详细，主要内容有：第一，颁布厘定新词术语的“法令”，确定工作主持人为钵阐布·贝吉允丹和定埃增二人。第二，确定了翻译的三大原则，即翻译要符合声明学理论原则；译文要忠实原文；译文要通顺易懂。第三，制定了音译、意译、直译和改译的方法。其中音译规定：难以解释的虚字词或声明理论不宜意译的采用音译；多义词不能按它的某一义来译时，采用音译；一些词意容易使人发生误解或有歧义的，采用音译。第四，规定4条注意事项。尤其规定，各译场不得按各自方言土语翻译和创造新词术语，必须使用厘定规范了的语言；若确要创新字词，必须理由充足而有根据，新创造字词必须由赞普下诏批准后，方能使用。

文字厘定，严格而谨慎，成效很大。当时噶瓦·拜则、焦若·鲁益坚参、相·益西德针等藏族译师与印度班智达兹纳米扎、达纳希拉对旧译典籍进行修订，同时就显密乘典籍如何译法提出了处理方法，撰写了《语合二章》，确立了声明理论与藏语文互相吻合而又易懂的翻译原则。还对藏文词汇不规范以及译语中存在的混乱现象，搜集整理编辑了一部标准的藏梵文对照词典《翻译名义大集》，共收词语9565条，分283个门类，此书后收录于藏文大藏经的丹珠尔部杂部。这一时期，吐蕃从印度聘请了很多班智达来藏，与本土大译师一起，按照规范了的藏文翻译编写了丰富的文献典籍。

墀祖德赞时期对藏文的新规范，影响很大。现通行的藏文基本保留了这一个时期修订后的文字体系。某些原则和规定，至今仍闪烁着光芒。如上述第二条内容完全符合现代翻译要求的“信、达、雅”三原则；关于音译的原则规定也完全适用于现代。

吐蕃末代赞普达磨的五世孙阿里古格王意希沃之子大译师仁青桑布(958～1055)同入藏的印度班智达善护、德护、智护一起，共同修订文字，厘定新译语。藏史称此为第三次厘定规范。

藏族历史上的几次文字改革，采取了调整藏文字母体系、简化正字法、规范词语，并立法推行等措施，不仅促进了藏文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还对藏文的统一和推广应用，以及藏族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