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中国与缅甸有什么文化交流?
公元14世纪后半叶,缅甸国内的形势比较复杂。1364年,控制了缅甸北方的掸族建立了阿瓦王朝(公元1364~1555年)。从1368年开始,阿瓦王朝与缅甸南方孟族建立的勃固王朝进行了长达40年的战争。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的明朝取代了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公元1394年,明朝在阿瓦设缅中宣慰使司,与阿瓦王朝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对中缅边境一带的各土司,明朝统治者则把他们视为自己的藩属,册封其为宣抚司或宣慰司。
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三月,明朝正式成立四夷馆,目的是“习译夷字以通朝贡”。四夷馆内也设有缅甸馆。公元1436年至1449年间,明朝政府留下随缅甸使节来中国的缅甸人当丙、云清等6人,在缅甸馆任教,并授予其“序班”的中国官衔。他们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缅语翻译人才。1490年至1604(年间,先后在缅甸馆任教的缅甸人和中国人总共有28人。人馆学习的人称“译字生”,译字生的课程,起初主要是专攻翻译杂字,就是学习一般的文字翻译技能。供译字生研习的课本称《华夷译语》,内中也有《缅甸译语》,今均流失在他国。
四夷馆至清初改名为四译馆,仍沿袭明制,隶属翰林院,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又改名为会同四译馆。鸦片战争后,因与西方英、法等国往来增多,会同四译馆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清政府便于1862年在北京成立京师同文馆,内有英、法、德、俄等语种,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缅甸产的宝石举世闻名,自古就是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唐代称为“瑟瑟”的绿宝石,曾在大理风行一时,所以《唐书》中有“大理妇女多缀(zhùi,装饰)瑟瑟”之语;同样,中国丝绸也极受缅甸妇女青睐(lái),因此《蛮书》(又《云南志》、《云南史记》,唐樊绰撰)中说“骠国妇女悉披罗缎”。到了明代,中缅两国间的玉石珠宝以及丝绸贸易更是盛极一时。
缅甸产的玉石是雕刻玉佛的珍贵材料,一向为世界佛教界所推崇。随着两国玉石贸易的发展,传人中国的缅甸玉佛不计其数。至今,中国佛教圣地、古刹名寺如五台山广济茅蓬的大玉佛,四川峨嵋山金顶的大玉佛和上海玉佛寺的大玉佛,都是峨嵋山金顶的果迦法师自印度归国,途经缅甸朝拜大金塔时,缅甸佛教徒赠送给他的。此外,浙江普陀山文物馆、杭州灵隐寺、福州涌泉寺、北京北海团城等处,都有缅甸赠送的玉佛。这些玉佛雕刻得十分精美,巧夺天工,洁白无瑕,是中缅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公元1644年,清兵人关攻占北京,取代明朝统治中国。明朝灭亡后,其残余力量在中国南方建立南明政权,其末代皇帝桂王朱由榔(即永历帝)在清军追击下,失去了所有的地盘,并于公元1659年逃人缅甸境内,被缅甸人解除武装后安置在草房之中,受尽了凌辱与虐待。后来,明朝将领李定国、白文选等曾率大军几次入缅,前去“迎驾”,想把永历帝救出缅甸,都没有成功。随朱由榔人缅的官兵共有约1500人,多不愿再返中国做清朝的“亡国之民”。因此不少人流落在缅甸乡间隐居起来。公元1661年,明朝叛将吴三桂又率清兵1.8万人人缅,兵临阿瓦城下,要求缅王交出永历帝,缅王因无力抵御清兵,只好将永历帝交与吴三桂。此次清军往返缅甸,又有不少官兵流落其地不归。明末清初中国大动乱,特别是这么多中国人留居缅甸,不能不对缅甸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
清缅战争于公元1769年结束。不久,两国间便恢复了邦交。至缅王孟云时期(公元1782~1819年),两国的友好往来已经相当频繁。据《清史稿》记载:“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孟云遣大头目率从役百余人赍(jī,携带)金叶表文,金塔及驯象八、宝石、金箔(bó)、檀香、大呢(ní)、象牙。漆盒诸物,绒毯、洋布四种”等礼品进京,要求通好;乾隆皇帝也回赠孟云佛像、文绮(qǐ),有花纹或案的丝织品)以及珍玩器皿。此后,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缅王又曾多次遣使入京。在1795年的缅甸来使中,有一个名叫孟干的学者,曾多次访问过中国,且精通汉语。他曾把中国的《康熙字典》、《渊鉴类函》(清张英等奉敕编成的类书)、《朱子全书》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大批古籍带回缅甸,为中缅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公元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缅甸战败,割地赔款。此后,缅甸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到1885年则完全被英国吞并。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缅甸遭英军入侵、但还未完全丧失主权的情况下,缅中之间的朝贡关系仍然没有中断。公元1834年、1844年和1853年,缅甸仍曾三次遣使人京。缅甸最后一次来贡是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这时,缅甸的半壁河山已经被英国人占领。缅甸使节此次带来5只大象和一批贵重礼品,并受到清德宗和慈禧太后的接见。随这次使团入京担任通事(高级翻译官)的是旅缅华侨李枝荣。
提起万历皇帝朱翊钧,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28年不上朝。他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是48年中却有28年没有上过朝,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了大臣,可谓是奇葩皇帝了。
但是在万历在位期间却发生了一件让人愤怒的事情,万历向缅甸割让25万平方公里领土!
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明朝与缅甸爆发明缅战争,最终明朝战败,丢失缅甸25万平方公里领土明朝丢失25万领土给缅甸。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大将沐英出击云南击败忠于元朝的梁王势力后,沐英被封作黔国公世镇云南。同时明廷在今云南外围以西以南设有六个宣慰司,即孟养宣慰司、木邦宣慰司、缅甸宣慰司、八百宣慰司、车里宣慰司、老挝宣慰司。缅甸全境基本都属于明朝领土,后来百年间,缅甸当地土司时不时发动叛乱,但都被明朝平叛。直到1531年缅甸东吁王朝的建立。
到了明神宗万历时,缅甸的东吁王朝强盛起来,四处征战扩张,兼并了今缅甸大部分地区。孟养宣慰司、木邦宣慰司、缅甸宣慰司、八百宣慰司先后被其占领。而明朝中央政府对此不闻不问,听任其发展,这放纵让缅甸奠定了今日版图。
万历九年(1581年),缅王莽应龙死去,其子莽应里继承王位,他继承王位后,不满足已从明朝攫取的领土,继续使用武力向北扩张。万历十一年(1583)正月,缅军进攻大明,深入现在国境上百公里。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明廷迅速派刘綎和邓子龙率领明军进行抵抗,明军在当地土司武装的配合下,在姚关以南的攀枝花大破缅军,取得攀枝花大捷。明军乘胜追击,邓子龙率领军队军队收复了湾甸、耿马。而刘缀率领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陇川,俘虏缅甸丞相岳凤。岳凤投降后,缅甸军队一触即溃,明军一路收复了蛮莫、孟养和孟琏,孟密土司也宣布内附,阿瓦缅甸守将莽灼也投降了明廷。
万历十二年(1584年)五月,缅甸军队再次入侵,攻占孟密,包围五章。明军把总高国春又率军击败了缅甸的入侵。自此缅甸东吁王朝的势力被赶出木邦、孟养、蛮莫等土司地区,边境地区的土司纷纷重新归顺明王朝
自1584年(万历十三年)开始,由于朝廷腐败,用人不当,明缅战争再次爆发,东吁王朝的缅军再次向缅甸北部、云南南部发动大规模扩张进攻
最后一次战争爆发在1606年(万历三十年),明朝最终由于刚刚经历了援朝战役(1592-1598)、播州之役(1598-1600),朝廷内部争斗加剧,腐败盛兴,无暇顾及西南,因此最终战败,明缅战争导致明朝丢失了缅甸大部分控制权,疆域缩至云南,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见证。
明朝与缅甸的关系:缅甸在元朝初期臣属中国被封王,元朝后期思可发崛起占领了缅甸大片领土,他臣属中国,直接被封平缅宣慰司,所控制的领土直接纳入中国版图。明朝建立后,思可发的儿子思伦发继续臣属中国,但是其统治已经开始动摇,明太祖朱元璋执行了扶持思伦发控制西南的政策,此时缅甸是分裂、弱小的。洪武二十七年,明朝封归附的缅甸酋长为缅中宣慰司(阿瓦王朝),卜速浪还把国家分成大甸、小甸两部,分别由两个儿子统治,永乐元年封大甸的首领为缅甸宣慰司(在阿瓦附近)。从缅中宣慰司建立经过近半个世纪,明英宗时缅甸被莽氏控制,明太祖建立的缅中宣慰司(甸中)已经被莽氏吞并。木邦、孟养、麓川等宣慰司都是明朝分解元朝时期思可发的平缅宣慰司设立,到此时缅甸虽然名义上还作为臣属,其统治者已经与元朝时称王那样基本独立,明朝册立的统治者被杀,由缅中自己拥立莽氏,1427年明朝承认了莽氏政权,虽然依旧以为宣慰使,但其不再直接纳入中国版图,甚至吞并原来的缅中宣慰司。莽氏开始兼并缅甸其他各土邦,1433年明朝令莽氏不要攻打木邦,当时莽氏政权已经向北扩张了。可见明太祖执行以麓川地方政权统辖西南是扩展了领土,随着麓川的瓦解,缅甸莽氏独立,明朝西南地区面临严重危机。1437年麓川的首领思任发面对被瓦解的麓川政权,意图恢复旧地,他主要是对南部的莽氏缅甸用兵,思任发在内地部属万人,主力是在缅甸,而明朝以思任发攻占了内地二百多个村庄,下令征讨麓川。思任发这时还依然修贡表示忠于明朝,但是1441年明朝正式开始发兵十万,大规模发动对麓川更大的战争,却要求已经独立的缅甸发兵攻打中国的地方政权。思任发在边疆作战规模不大,没有深入内地,比后来缅甸数十万人攻至施甸等威胁要小。开始明朝只派遣了数万人,后增兵至十五万,而思任发只出兵三万,战象八十头迎战明军。缅甸也乘机北上攻打思任发,在两面夹攻下,思任发兵败,被缅甸俘虏。缅甸势力进一步向北扩展,明朝让前线将领征讨缅甸,没有被执行。缅甸却要求用战俘交换麓川国土,思机发遣使纳贡求和效忠明朝,而前线部队见缅甸军强大,没直接攻打缅甸,还被缅甸欺骗去攻打思机发,随后退兵。后来思机发退驻孟养,依然向明朝求和,却仅获得恩贷,没有被招抚,明朝却还被缅甸欺骗想依靠他们攻打孟养,并指使部将如果缅人庇护也相机擒取。明军攻打思机发时,缅甸和木邦联军十多万也共同参战,思机发兵败,部众拥立他的儿子思禄依然坚守。此时是1449年,麓川战争进行了近十二年,而瓦剌乘机统一北方草原南下,明英宗在土木堡之战中被俘。而西南,当时缅甸没有攻打中国,主要是有思禄等地方政权牵制,就这样缅甸一面向北扩张同中国地方政权作战,一面用获得的战俘向中国索地,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470年,明宪宗才改变这种割肉养虎的政策,不再割让国土。1488年缅甸遣使诉安南攻打,明朝遣使和解。明朝从1433年莽氏北上攻打木邦,随后是错误地发动麓川战争,直到1470年明朝西南危机才缓和,不再割失领土。到1488年出现转机,此时缅甸也面对安南等其他方向的威胁,1522年孟养联合木邦等其他中国地方政权南下打败了缅甸,莽氏政权瓦解,国土被孟养等土邦分割。从1287年到1531年在缅甸史书记载是掸族(傣族)统治时期,也是中国中央政府能对缅甸行使统治权,缅甸大部分领土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时期,此时也是缅甸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时期。而随着东吁王朝的建立,莽瑞体的崛起,中缅关系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嘉靖初年的1522年孟养的思伦联合各邦灭亡了缅甸莽氏政权,但是在明朝中央政府的干预下,归还莽氏领土,缅甸莽瑞体在1531年建立东吁王朝,经过近三十年统一缅甸南部,开始重新向北扩张。嘉靖三十九(1560)年朝廷不顾云南地方政府的警告,自称“荒服之外,治以不治”,坐视缅甸逐步控制了多个中国地方土邦政府,并且逐步向中国内地渗透。缅甸终于在万历元年开始对中国侵略,其中规模大的一次是1573年万历元年,莽应里帅二十万攻入中国,配合莽瑞体主力攻打孟养,被孟养思个和罗汝芳联合打败。另外一次是1583年万历十一年莽应里发数十万军再次攻打中国,这次战役延续时间较长,第一阶段中国明朝防御作战,刘綎和邓子龙击退缅甸进攻,反攻至缅甸阿瓦城。第二阶段是明朝胜利收兵后,莽应里再次北上攻打臣属中国的土邦,李材等援助土邦打败了缅军,到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双方基本不再作战,这是因为1548年开始的缅甸与暹罗的战争,迫使暹罗臣属缅甸。1584年暹罗独立后,正在攻打中国的莽应里被迫把主力调去攻打暹罗。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后暹罗接连攻打缅甸,使缅甸无暇北犯,而1592年后中国也开始在朝鲜与日本作战,不再重视西南地区。明朝与缅甸的关系在明朝建立初期还是友好的,控制缅甸大部分国土的掸族作为地方政府都还忠于中央政府,但是从宣德年间1433年莽氏政权控制缅甸宣慰司灭亡阿瓦王朝,缅中宣慰司被吞并后,形势就开始逆转,而随后明朝又错误地发动了对麓川的战争,严重削弱了自己,并且对缅甸莽氏政权的侵略野心认识不足,因此不仅丧失了大片国土,还几乎让缅甸军队攻入内地。由此可见处理内部民族关系对国家战略利益是非常重要,现实依然是有警示作用。
明朝皇帝朱由朗简介
南明末代皇帝朱由朗在位16年。明神宗的孙子、明光宗的侄子朱常洛、明熙宗的堂弟朱由校、四宗的和安宗的堂弟朱友松。父亲朱,第七子,名湖南衡阳人。天启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成宗,弘光元年十一月四日死于梧州。第三子,国王安仁朱由爱为继承人。称帝后,他得了重病,不久就被郎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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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龙被俘后,说当年十月十日在肇庆。他于1646年在广州称帝,年号李咏,史称李咏皇帝。永帝依靠张建立的大西政权的剩余势力,如李定国、在两广地区抗清,所以持续时间长。1661年,清军入侵云南,李咏政权灭亡。雍皇帝被清军逼到缅甸,逃到缅甸首都曼德勒,被缅甸国王收留。后来,明朝的领袖吴三桂入侵缅甸,他被俘虏了。1662年1月在昆明被绞死。40岁的时候。他死后,这座寺庙被封为昭宗,谥号匡。清朝乾隆年间,皇帝私生天地。
明朝是明朝灭亡后,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继建立的一些地方政权的总称,历时十八年。1646年,南明弘光、龙吴政权相继灭亡,桂王朱由朗在广东肇庆登基,改元朝。后来在大西凉军首领李定国的支持下,迁至昆明。1659年,清军攻陷昆明,李咏再次战败逃跑。他跑到缅甸去了。
冲进缅甸
李咏皇帝的权臣马继祥在选择逃往缅甸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玛吉用欺骗和谄媚的手段赢得了李定国的好感。昆明失陷前,大部分朝臣主张迁都四川,李咏也同意这一主张。但马继祥认为,一旦入川,李定国将被元宗帝、郝永忠等顺军将领分散,于是联合李定国亲信,劝说李定国西进,迫使李咏退守中缅边境。马吉祥以为只要进入缅甸边境,就能保住性命,不惜鼓动士兵夜乱,逼迫李咏皇帝进入缅甸。当晚,在马继祥的鼓动下,趁夜色,乱兵大肆掠夺,李咏皇帝被吓坏了,急忙渡过永本河,到达缅甸关。得知有近2000名士兵跟随李咏皇帝逃往缅甸避难,驻防士兵要求放下武器,才被允许入关。李咏皇帝同意了,所以他们很容易被缅甸人解除武装。
抵达缅甸首都阿瓦提后,雍皇帝一行历尽艰辛,立即派人前往缅甸与缅甸国王接触。但缅甸国王拒绝会见流亡朝廷的使者,只派汉人从他们那里传递信息。后来,为了监视李咏皇帝和他的随从,缅甸国王在李咏的君主和官员居住的阿瓦城的另一边用竹子建造了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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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水的难度
有了临时居住的地方,李咏的君主和臣民开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过惯了奢侈生活的南明朝臣,几天后故态复萌,欲图上进,偷安。
顺治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缅甸国王的弟弟芒白发动宫廷政变,处死缅甸国王自立。新任使者王送了一份礼物给皇帝。这时,李咏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就以出了事为由不送礼物,这下惹怒了莽白。莽决定铲除李勇的随行官员,并派
毕竟雍皇帝留在缅甸是个灾难。660年,吴三桂数次访清廷,力劝入缅议事。清廷采纳了吴三桂的意见,将八旗从北京送到云南,在云南与吴三桂会合,进入缅甸,捉拿皇帝李咏。随着清政权的逐渐稳定,缅甸政府不愿意因为接收南明流亡政权而得罪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当李定国的明朝将领为了迎接李咏皇帝的归来而与缅甸一次又一次的交战时,清军再次入境,这迫使缅甸政府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安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缅王派使者来滇,以交出李咏为条件,要求清军联合攻打李定国。吴三桂当即答应了缅甸的请求。顺治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吴三桂领兵从昆明分两路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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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清军逼近缅甸首都,缅甸国王派人将李咏皇帝及其随行人员移交给清军。吴三桂立即撤出缅甸。康熙元年三月,李咏及其家人被押回云南昆明。吴三桂心想如果护送回京,路途会很漫长,怕出事。他建议就地处决,清廷出战。四月,李咏被处死。至此,南永里的朝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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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勇有郎的轶事和典故
明末最后几十年,南明政权曾希望在天主教的帮助下,洪光皇帝派人到澳门班师求援,而李咏皇帝作为南明政权的最后一个人,就是皇帝。
1646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派了300人的军队和几门大炮来帮助战争,使得南明一时之间收复了不少失地。为了感谢传教士,1648年,李咏皇帝全家都加入了教会。与此同时,50名嫔妃、40名达官贵人和无数太监在宫中受洗。他的第一个母亲,王太后,他的妻子,王皇后和王子都受洗,但皇帝本人没有受洗。
永帝朱幼郎
1648年10月,危机再次爆发,李咏再次派人到澳门求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只援助了对方几百支火枪,显得微不足道。于是,王太后决定派使臣陈和传教士伯米格直接到罗马向教皇求援。在给教皇的信中,她真诚地祈祷“上帝保佑中国的和平与繁荣”,并希望教廷“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神圣的宗教”。这封信过了两年才到达。当伯米格带着教皇的回信回到降临东条氏时,已经是1658年8月,南明政权已经濒临崩溃,教皇的回信最终没有送达李咏皇帝手中。
王太后曾经派遣使节到教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在中国史书中关于缅甸最早的记载,我们叫它骠国,这是在魏晋时期,记载有骠国进贡,所以唐代宫廷音乐中有一部是骠国乐。但是在缅甸自己的编年史里,在此之前它还有很多王朝,问题是这些历史都是后来追记的,那么,这段历史到底怎么回事就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早期的缅甸王朝,它的影响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中部地区,对北部山区的影响相对有限。
缅北地区涉及中缅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东汉时期设立了永昌郡。永昌郡的设立对中国、缅甸和印度的交通及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很大,它是西南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永昌郡具体在哪儿学界尚有争论。谭其骧先生主持的历史地图集把它定在保山金鸡村,是根据传说所定。方国瑜先生把它定在施甸,我觉得在位置上可能还是有点偏。近年考古普查说现在保山城汉营有蜀汉前后的遗址,这个遗址规模不大,发掘程度不高,但我认为可能就是永昌郡。
在东汉时期,历史记载说在永昌做官可以“富及十世”,因为当地产玛瑙,还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根据上报的人口数字,永昌郡是全国第二大郡。
永昌郡人口为什么这么多前人的研究都认为,是因为此地与其他地方的统计口径不同,南中(今天的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几个郡中最繁华的地方是滇池周围,即当时的益州郡,而益州郡统计的人口数量不足永昌郡人口数量的10%,益州郡统计的可能是汉族人口,永昌郡的人口数字则包括了投附民族的人口。按照方国瑜先生的看法,现在缅北的很多地方是永昌郡管辖的,不过,这一说法现在还不是定论。
东方早报:中缅之间,在缅北地区更为确实的冲突关系发生在何时
杨煜达:比较确定的,对这一带进行管理的是南诏和大理。
8世纪中叶南诏建立,8世纪后期它突破了吐蕃对它的束缚,到和唐王朝结成同盟关系之后,也就是在国王异牟寻的时代,南诏有一个大扩张。《蛮书》有南诏远征骠国的记载,说它向南打到了海边。我认为这个时候南诏至少对这一带有相对间接的控制,骠国,对南诏维持着某种朝贡关系。甚至不光是缅甸这一块,包括泰国中南部一些小的王朝实际上也对南诏大理维持着某种朝贡关系。
到了南宋时,忽必烈为征服南宋,迂回而行先打垮大理,在这里设置了云南行省。之后蒙元帝国和缅甸王朝发生了冲突,导致中原王朝对缅甸的第一次大规模征服,这次征服使缅族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蒲甘王朝被摧毁,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之后,元朝在缅北地区,包括中缅边境地区就建立若干个掸族和傣族的土司政权。
其后,明王朝完整地继承了元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明初在这些地方设立了九个宣慰司,包括了泰国北部到缅甸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麓川政权的兴起,麓川的核心地区就在现在的瑞丽,这个政权的兴起导致了明王朝对它的三次大规模征伐,战争大多发生在现在的中缅边境地区。
关于这次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史书讲是因为麓川向内地扩张,缅甸史书则同时记录了麓川政权向缅甸一侧掸族土司地区的扩张。大规模的征伐肢解了麓川政权,其政治后果就是缅北和云南边境地区的傣族形成了若干个互不隶属,相互之间有联系又有争斗的土司政权,这就导致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一种分割的状况,成为若干个大的政治势力之间的一种过渡区域。
麓川政权实力很强大,明王朝将它肢解,分割成若干土司之后,它还几次入侵缅甸的腹心地区。到16世纪中期,缅甸兴起一支势力,产生了两位非常伟大的君主莽瑞体和莽应龙,他们统一了缅甸中部,建立了缅甸的东吁王朝。
莽瑞体和莽应龙是两位君主在中文里的名字,相应地,他们这支势力在中国被称为东吁宣慰司。这里就涉及一个政治制度史的问题,明朝设立这些宣慰司起什么作用明朝对于这些宣慰司的管理和内地的土司相比有无异同
东吁王朝建立之后第一步要征服的是南部孟族的残余势力,就是南部沿海地区;在这之后就要处理北部的掸族土司。
我有一个比喻,缅甸的中部就是它的黄河流域,缅甸南部就是它的长江流域,统一了这两个地区转过来就一定要打“蒙古高原”——掸邦就是蒙古高原。因为一旦掸邦强大,从掸邦居高临下冲入缅甸腹心地区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从缅甸王朝的角度来讲,掸邦高原是势在必争的。
明朝和缅甸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持续了半个世纪,一直在战争,但大部分时候中国军队并没有出境,而是当地的土司在和缅甸打仗,只是当战争打到了今天的德宏州、保山市一带,明王朝才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反击,将它们打到伊洛瓦底江以西。在争夺的过程中,缅北就基本形成一个稳定的局面,也形成了中缅之间大体稳定的国境线——比现在的国境线靠外一点,但不是太多。
边境稳定下来之后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包括木邦、八莫、孟养这些土司,它们承认自己是明王朝的宣慰司,但实际控制它们的是缅甸;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土司对缅甸有某种臣属关系,但实际控制它们的是中国。就是说,中缅边境既有泾渭分明的一面,也有政治模糊的一面,这就是我书中介绍的“花马礼”形成的背景,也是明末清初中缅边疆北部地区的历史背景。
清朝“稀里糊涂”卷入了缅甸内战
当时清朝把骚扰西双版纳一带的人叫做“莽匪”,把骚扰孟定一带的人叫做“木匪”,清廷知道“木匪”就是缅甸王朝;至于“莽匪”是哪一部分人,与木疏夷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没有搞清楚,清廷从上到下都不知道“莽匪”和“木匪”都是缅甸王朝。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在乾隆三十二年,这时战争已经打了几年了。
东方早报:清初,中缅关系在这一地区是怎样的情形
杨煜达:清初吴三桂追击永历皇帝,率兵进入缅甸,缅甸把永历皇帝交出来之后,两个国家就没有正常的政治往来,但是经济交流非常频繁,远远超过以前。
我们知道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得很早,但是这条路上物流量实际上是不大的,因为交通条件十分困难,只有价值特别高的珠宝、丝绸等类商品才得以在这条道上流通。到了清初,这种贸易完全变化了,有大量云南内地汉人到木邦等掸邦高原地区种棉花,又有客商将棉花带回云南。因为云南本地不产棉花,棉花就变成中缅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产品,贸易量非常大。而内地大量的丝制品、铜铁金属和各种日用百货也大量进入缅甸,可以说,双方的经济往来直接影响到了滇缅双方人民的日常生活。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雍正时期有记载说,缅甸王朝误听谣言以为清王朝要收回木邦,于是就闭关不让云南内地人过去种棉花,然后云南的棉花价格飞涨,老百姓就缺少衣料可买。可见,双方的交流已经远远超过过去以奢侈品为主的贸易。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从明代开始,大批内地人来到这个地方开矿,主要是银矿,当时比较著名的大矿有茂隆银厂、波竜银厂,后来英国人也在波竜银厂大规模开采,这里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含银铅锌矿。
我曾经对这里的银产量做过估计,欧洲专门做冶金史的专家讨论认为这个估计偏保守,依据他们的判断这里的银产量更大。这样的白银产量对中国的白银流通影响很大。所以,缅北地区的经济对西南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都是有影响的。
东方早报:那么,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疆态势是如何被打破的
杨煜达:十八世纪中期,按照缅甸的说法,东吁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很腐败,任用非人,导致了缅甸的内乱。缅甸内乱首先就表达为民族战争,表达为孟族对它的反抗,并且也是孟族人最后攻占了缅甸的都城阿瓦。
在阿瓦被攻占之前,缅甸国王派了一个使团,由在茂隆银厂开矿的矿主吴尚贤陪同到北京向清廷皇帝进贡,表示臣服,但是这个使团还没有回到缅甸,阿瓦就被攻破了。此时清王朝态度很有意思,虽然说缅甸王朝已经前来投奔,但是清王朝采取完全的中立政策,包括缅甸的一个王子和王妃逃到边境——就是现在的瑞丽,要入境避难,北京表示不同意,这些人从此就没有下落了。
后来大规模战争的发生,缅甸军队几次进入内地。起初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是缅甸一方要求中国归还入境的难民,这要求不过分,但前提条件是这些难民愿意回去,难民中有些人是反缅的,他就不愿回去。
东方早报:清廷为什么选择完全中立的态度
杨煜达:缅甸内战是从乾隆初年开始,缅甸使团入京朝贡是在乾隆十五、十六年,缅甸王子要求避难的时间是乾隆二十年前后。
当时清朝整个战略的中心是对付准噶尔,一方面是无暇顾及,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对整个西南的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即使是北方的压力减小,它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轻易开启战端。尽管后来清朝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战争前期,它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而且,战争前期是缅甸王朝和不服从它的傣族土司在打仗。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缅甸会在土司政权中扶植亲近自己的势力做代理人,代理人和土司之间也会打仗;这些土司又会联合起来和缅甸王朝打仗,这就形成反复的战乱。乾隆二十七年以前,这些战乱基本没有波及中国边境,所以中国对这一地区也没有做出直接的反应。
另外,这与地方官员、封疆大吏的性格也有关系。当时云南的官员,包括总督爱必达、吴达善、刘藻这些人都不喜好边功,他们开边患的积极性不高。我在书中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参加缅甸内战的桂家宫里雁,一个是积极防边的矿民集团的首领,总督吴达善把这两个人都处斩了,可以看出他不愿意惹事的心态。
东方早报:既然如此,中国最终是如何参与到这场战争中的
杨煜达:中国是稀里糊涂被卷进战争的。
关于这场战争有两份重要档案,一个是《莽匪节略》,一个是《木匪节略》。当时清朝把骚扰西双版纳一带的人叫做“莽匪”,把骚扰孟定一带的人叫做“木匪”,清廷知道“木匪”就是缅甸王朝(注:缅甸贡榜王朝起家的地方叫木疏村,故称为“木疏夷”);至于“莽匪”是哪一部分人,与木疏夷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没有搞清楚,清廷从上到下都不知道“莽匪”和“木匪”都是缅甸王朝。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在乾隆三十二年,这时战争已经打了几年了。
花马礼矛盾和土司归属是战争直接原因
冲突结束以后,清方虽然规定缅甸十年一贡,但是,双方使节来往频繁,特别是以云南地方督抚名义和缅甸的交涉也比较多,这样双方的经济联系也就更加密切了。同时,清王朝和缅甸建立的宗主-藩属的关系,在19世纪后期对中英之间的边界谈判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方早报:中缅之间进行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杨煜达:从当地关系来看,要分两个层次来讲。
一是王朝之间的关系。王朝之间实际上有清楚的势力范围,但是当时有一个矛盾就是“花马礼”(花,即花银,马,即马匹,也就是每年给缅甸送一定数量的以银和马匹为代表的礼物)的问题。
前述中缅之间有泾渭分明的一面,也有政治模糊的一面,一个表现就是中国的几个边境土司因为常受缅甸的侵扰,而不得不向缅甸缴纳贡税,即“花马礼”。
对土司来说,这是花钱买平安。对此,清政府是知道的,但并不干涉。在清政府看来,虽然我不能禁止这些土司向缅甸缴纳“花马礼”,但是我对土司的重大事务有决定权,你缅甸不能干涉。
然而,缅甸却有不同的认识。缅甸的国家领土观念发育较清朝落后,它还是传统朝贡、属邦观念,把向其进贡“花马礼”的土司看作是它的属邦,认为对其有一定的权力。
清代前期进贡“花马礼”的土司主要有两个:孟连、车里(今西双版纳)。问题是“花马礼”是缅甸东吁王朝强盛时期向北征服的产物,在东吁王朝覆灭后,这些土司已经停止进贡“花马礼”。
缅甸新王朝要恢复“花马礼”,有的土司愿意给,有的土司不愿意给。其中孟连土司给了,但车里土司没有给,于是导致了缅甸对车里的入侵,当然缅甸入侵车里也还涉及别的原因。
但是后来缅甸要求征兵孟连,攻打车里,孟连拒绝,于是也起来反抗。从孟连的角度来说,可以花钱交“花马礼”,但是帮缅甸出兵打车里,就是形同叛逆,所以他理所当然拒绝,那么,就被缅军蹂躏。另外两个被缅军侵扰的土司是耿马和孟定,但这两个土司实际在清前期并不存在“花马礼”,因此当然拒绝了。
冲突一开始,云南总督吴达善不愿调绿营兵,仅调取文山的沙练和边境的厂练(银厂中的矿民自卫武装)去防堵;而当刘藻接任总督的时候,沙练、厂练已经不能抵御缅军,这才调绿营兵防御,战争于是全面升级。
东方早报:王朝之外的另一个层次是土司
杨煜达:对,还有一个是土司层面。中缅之间一部分土司归缅甸,一部分土司归中国,但是土司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交织的,因为它们都是同等地位相互交往的,没有这么清楚的王朝认同,这些土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游圈。这个交游圈可以以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来理解,比如中世纪的德国,德国由很多诸侯邦国组成,它们之间互相联姻、打仗。
西南傣族-掸族土司之间也是这样。土司可以娶很多夫人,但是只有掌印夫人有地位,这是傣族政治制度中很特别的一点。掌印夫人的权威特别高,子以母贵,只有掌印夫人生的儿子,才有优先的继承权。掌印夫人一定要找门第高贵的,为了显示门第高贵就会陪嫁很多东西,包括土地。所以,缅北的一些土地会在土司之间倒来倒去,也搞不清楚土地的具体流转,果敢地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至于王朝对土司的管理,乾隆年间这场战争结束之前,王朝主要管土司的继承(保证土司的合法性以防止土司内部的动乱)、土司对王朝应尽的义务,包括进贡和出兵等等。至于基层事务,王朝并不直接管。土司之间的往来,王朝也不完全知道,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果内地的两个土司把土地作为嫁妆陪嫁来陪嫁去没有关系,但边境土司之间的这种交往就有问题了。也就是说,至少在清代前期,王朝对边境上的这些土司的控制是不够的。
东方早报:经过这场战争之后,中缅关系有怎样的变化
杨煜达:战争结束,在乾隆中期以后,王朝越来越强调对土司下层土目的控制,把这些土目也变成土司,由王朝直接任命。这一方面可以分割土司的权力,另一方面可以对土司下层控制得更为具体,以前大的土司有一个府的面积,小的也有一个县的面积,后来就是要将其控制到一个乡的级别,通过这样逐步分割土司的权力,加强王朝对边疆的控制。
就中缅关系来说,经过20余年的冲突,清王朝和缅甸重新建立了宗主藩属关系。当然,这种友好关系是在按中国大一统观念建立的宗主藩属关系下实现的,即使在缅甸看来,它并不认为是清王朝藩属,但是中缅之间和平友好的关系一直维持下来,直到英军占领缅甸,对其进行殖民统治。
经过这场冲突,实际上双方建立了正常的对话机制。冲突结束以后,清方虽然规定缅甸十年一贡,但是,双方使节来往频繁,特别是以云南地方督抚名义和缅甸的交涉也比较多。这样双方的经济联系也就更加密切了。
同时,清王朝和缅甸建立的这种宗主-藩属的关系,在19世纪后期对中英之间的边界谈判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本文2023-08-20 06:47:11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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