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类便饱受瘟疫之害，而最惨烈的莫过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和导致玛雅文明突然消失的“天花”；当然，华夏也是深受其害，但是相对于医疗水平落后的欧洲和美洲，华夏古代的医学水平那可是相当高的，对如何预防及治疗瘟疫，有一套相对成熟得多的方法；在清朝时期，还出现了以防治瘟疫见长的四位名医，号称“温病四大家”，现在来看看这四人分别是谁吧。

一位：叶天士

叶天士本名叶桂，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是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的明医；他出生于中医世家，父亲叶阳生乃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儒医，受父亲的熏陶，叶桂在很小的时候便已经有了很深的造诣；在父亲去世后，为了维持生计，叶桂不得不四处行医，但这也为叶桂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行医经验。

而且叶桂勤奋好学，只要比自己高明的医生，他都愿意行弟子礼拜之为师；一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欣然而往，必待学成后始归。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十七人，无怪后人称其“师门深广”。叶桂本来就“神悟绝人”、聪明绝世，加之这样求知如渴、广采众长，且能融会贯通，因此自然在术上突飞猛进，不到三十岁就医名远播。

虽然叶桂所学甚多，但是其最擅长的还是治疗时疫和痧痘等症；清代乾隆以后，江南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温病著称的学者，他们以叶天士为首，总结前人的经验，突破旧杠杠，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叶桂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

《温热论》开宗明义一句话“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指明温邪的传入是从口鼻而来，首先出现肺经症状，如不及时外解，则可顺传阳明或逆传包，与伤寒之邪按六经传变完全不同。而且还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从浅至深的认识原则，拟定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大法。

二位：薛雪

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虽然薛雪比叶桂年轻十余岁，但成名及早，在当时是与叶桂齐名的医学大家；他早年游于名儒叶燮之门，诗文俱佳，又工书画，善拳技。后因母患湿热之病，乃肆力于医学，技艺日精，尤长于温热病。

所谓“文无第二，武无一”，其实这道理通用于各行各业，叶桂和薛雪是同时期的名医，而且都极为擅长治疗瘟疫，所以这二人难免就有了摩擦，不过两人的交锋更像是“君子之争”，后来因薛雪治好了叶桂母亲的病，两人成了至交好友，经常一同探讨医理。

薛雪一生《湿热条辨》一书，湿热病是外感热病中的—大类型，是由于既感受湿邪，又感受暑热之邪，则成湿温。也有由于湿邪久留伏而化热，成为湿热之邪交织，而为湿温者。薛雪对湿热病的研究，突出了湿邪与热邪相合为病的特点，抓住了湿热二邪轻重不同的要害，并结合脏腑、三焦、表里等辨证方法，使之融为一体，解决了湿热病的证型辨析，有利于临床应用。

在治疗上，虽然有温化、清泻、清热祛湿诸大法，同时又有补阳、益气、养阴、生津诸法的配伍，然其用药时时注意到清热不碍湿，祛湿不助热，扶正不碍祛邪，祛邪当注意扶正等方面。治疗不拘泥于固定成方，体现了湿热病治疗的特点，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规矩，影响极其深远。

三位：吴瑭

吴瑭字鞠通，所以又叫吴鞠通，是清朝乾隆至道光时期的名医；原本，出生书香门第的吴瑭，不出意外应该是踏上科举官场一途，但在吴瑭十九岁时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父亲因病去世，这给了吴瑭很大的触动，于是产生了学医的强烈愿望；而让吴瑭踏上医途的是他侄子的去世。

吴瑭天资卓绝，仅仅用了数年的时间，便探索出了一些规律和医治方法，并在之后的岁月里积累了丰富的行医经验，成为世人敬仰的名医；之后在北京检核《四库全书》时，得见其中收载吴又可的《温疫论》，深感其论述宏阔有力，发前人之所未发，极有创见，又合于实情，便仔细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而且他对叶天士更是推崇，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继承了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证经验，撰写了《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温病有9种，吴又可所说的温疫是其中最具传染性的一种，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八种温病，可以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这是对于温病很完整的一种分类方法。

书中创立了“三焦辨证”的学说，这是继叶天士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叶氏的《温热论》中没有收载足够的方剂，而吴鞠通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在《温病条辨》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象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四位：王士雄

王士雄字孟英，号梦隐，又号潜斋，别号半痴山人，是清朝嘉庆至同治时期的名医；没有任何意外，这王士雄也是出自中医世家，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名医；但是在王士雄14岁时，父重病不起，临终前曾嘱咐他：“人生天地之间，必期有用于世，汝识斯言，吾无憾矣”。

父亲死后，他遵家训钻研医学，但终因家境贫困，厨无宿舂，无法度日。为了生计，于是去婺州孝顺街佐理盐务。他白天工作，谋食养家，晚上“披览医书，焚膏继晷，乐此不疲”。虽身处逆境，但决不因此而影响学业，反而激起了发愤图强的精神，学医之志愈坚。

王士雄生活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他对当时传入之西方医学持开明态度，不抱门户之见，有分析地吸取，并据理批评了中医界有些人尊经崇古、拒绝接受西说的守旧思想，反映了他善于吸取新知的治学精神。更值得指出的是，王士雄十分重视临床，注意从实践中求得真知。他平时诊务繁忙，广泛接触病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作为“温病四大家”，王士雄在瘟疫一道上的成就当然也是十分突出的，他一生勤于著述，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富有学术价值的医学文献，其中《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温热经纬》 、《随息居饮食谱》 、《归砚录》、《潜斋医话》和《王氏医案》是他的主要著作。

中国古代都有那些著名的瘟疫？古人又是怎么战胜这些瘟疫的呢？

人类从什么时候发现传染病，已经无源可考。可以想象的是，传染病史一定是贯穿着人类进化的历史。 我国自公元 2 年至 1911 年共发生有文献记载的大疫 266 次，其中北宋灭亡前的 1126 年中累积发生大疫 68 起，平均 16 8 年发生一起。  

南宋以迄元末 (1127 〜 1368 年)241 年中发生大疫 36 起，平均 6 7 年一次。  明代(1368 〜 1644 年)276 年中发生大疫 53 起，平均 5 2 年一次。  清代(1644 〜 1911 年)267 年中，竟发生大疫 109 起，平均每 2 5 年便有一次。

从疫情的范围和程度上看，宋元以前，一种疫情波及3省以上者仅有 2 次，占该期总数 5 5%; 而明代为 8 次，占该期疫情总数 15%; 清代为 33 次，占该期总数 156 %, 且史料中的用语亦渐趋酷烈。  

可以说，我国历史上的疫情，有随封建王朝的衰亡呈不断频繁、加剧的趋势。  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可以发现人类同瘟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虽然每一次的瘟疫攻击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损伤。但勇敢的中华儿女每次都会挺直了脊梁重新站起来，那么在古代瘟疫爆发之际，缺少有效卫生条件的中医师，是如何战胜瘟疫的

隔离病人

在古代，中医师们就意识到了瘟疫有着极强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  公元2年，青周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为隔离医院，用以诊疗瘟疫患者。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古代战争时期，军队中打仗时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很有效果的，瘟疫不会大范围的扩散。

注意卫生

古人就非常注意环境的卫生，在秦朝时候甚至有刑罚规定：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着”要被处以罚款或鞭刑，衣冠不整面容不洁者同样有处罚，古人也讲究焚香沐浴。而且在当时城市内就已设有下水通道!管道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水。

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是极为先进的，彼时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垃圾排泄物随意丢弃，甚至有历史学家表示，当时的西方城邦是建立在粪土当中的，这也是西方瘟疫爆发严重的重要原因。

做好消毒

中医在古代就已经有消毒的意识了，在疾病爆发的区域，会使用醋或者石灰进行处理。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宋代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预防瘟疫。这样的方式也是非常有效的。

战胜天花

天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瘟疫。但中医在总结经验之后，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以现代医学来解释，被接种的人会感染轻微的天花病毒，但会被人体的免疫系统解决掉，从而获得了免疫能力。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预防方式，还被引进到欧洲国家，挽救了千千万万人。

中医有哪些特色

中医的诊疗手段多样，使得患者的安全更有保障。按照途径可分为内治与外治，内治指的是各种草药方剂;外治包括针灸、艾灸、砭石等等。这些手段在古代的瘟疫爆发之际，以中医系统的理论观念为指导，起到了极大作用。

比如其中的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诊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实践的基石。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诊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但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现代的中医逐渐衰落，西医的不断强化，导致中医生存空间被慢慢压缩，一代代的中医大师相继去世，后继乏力，有太多的精华遭到失传，是时候振兴中医的时候了。

1、张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虽然张仲景与华佗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但两人着重研究的方向截然不同，如果说华佗是实战派，那张仲景就是理论派，他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2、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

3、葛洪是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众所周知，古代的方士不是那么好当的，基本是天文地理医药化学物理等等都要精通才行，尤其是化学和医药，这两项最为关键，所以这个葛洪自然也是如此了，他不仅是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而且还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

4、李时珍出生于明代的医药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时的名医；李时珍33岁时，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_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后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授“太医院判”职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但任职一年后，李时珍便辞职回乡。这段时间对李时珍的成长极为重要，因为他有资格翻阅珍藏宫中的大量医学典籍，极大的开拓了眼界。

5、叶桂字天士，所以又叫叶天士，他不仅是清代著名医学家，而且还是古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他出生于医药世家，十二岁时随父亲学医，在父亲去世后，为了生计开始行医应诊，因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叶桂虚心好学，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其中包括周扬俊、王子接等著名医家，无怪后人称其“师门深广”。

6、吴瑭是清末淮阴人士，天资聪颖的他，本来应该是考科举进官场的，但由于父亲和侄子的先后病逝，让吴瑭转而开始学医，经过数年的努力，他终于探索出一些规律和医治方法，并于1798年著成《温病条辨》一书，他的这部书，是祖国治疗温热病较有系统的一部温病学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从古至今，瘟疫都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尤其是医疗水平远不如今天的古代，瘟疫所造成的死伤都是非常巨大的，且古代瘟疫爆发的频率也远比今天要高得多，纵观我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

而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是对当朝者的一次考验，如果朝廷对瘟疫处理不当，会引发统治危机甚至有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面对瘟疫，朝廷往往都会竭尽全力去阻止瘟疫的蔓延。

那么面对瘟疫，古代通常都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笔者将以宋朝防治瘟疫为例，来与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古代人对瘟疫的治理。因为宋朝是历代王朝当中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宋朝对瘟疫的防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全面的，想要了解古代如何防治瘟疫，宋朝最值得研究。

其实，古代的医疗水平虽然不发达，但古人对瘟疫的了解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浅，甚至他们对瘟疫的防治理念也并不落后于今人，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医学古籍都有对“瘟疫”的详细介绍以及治疗办法，甚至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所体现，明朝著名医家吴有性曾长期致力于对瘟疫的研究，并创作了《温疫论》一书，系统介绍了瘟疫的发病，症状与医治方法。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也是取自《温疫论》等古人总结研究而成的医书。

所以，古人防治瘟疫的理念与今天人们防治瘟疫大同小异，具体步骤如下：

一，发现疫情上报朝廷

瘟疫一旦发生，仅凭地方是完全没有能力应对的，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下令集全国之力进行防治，宋朝从立国之初便要求各地官员发现疫情必须及时上报。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瘟疫频发，但各地上报非常少，皇帝对此产生疑惑，因此而下诏令“比日上封言事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而后皇帝下令整顿中央与地方官府机构，保证从地方到中央政令顺达畅通。

二，朝廷得到关于瘟疫的奏报后即派医官前去医治，并动用国库征收各地药材发往疫区

瘟疫发生后，朝廷会立即向疫区派遣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的太医，令他们前去巡诊并与地方医者共同研究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向疫区散发汤药。例如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开封发生疫情，朝廷即派十位医术最高的太医前去诊治，另外还拨款令太医们随时调用。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阻止进一步的传染。

其实我们现在防治瘟疫扩散的主要措施就是隔离，而“隔离”也是取自古人治理瘟疫的理念。

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吴越一带发生瘟疫，“死者殆半”，非常严重，当时的越州知州赵抃即设立“病坊”，用以收留病患，隔离治疗。

宋哲宗元祐年间，杭州发生瘟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也曾设立“病坊”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事实上，瘟疫发生后，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并不仅仅是宋朝所专属的，汉朝，唐朝，明朝，清朝等历代王朝都有类似的隔离措施。

四，官府出资掩埋尸体。

从一开始的救治病患到后期对尸体的掩埋都是由官府出资的，病人一旦不治而亡，则由官府施赠棺木并集中掩埋死者。而朝廷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在官府的监督下妥善处理尸体，防止病毒扩散，第二点则是稳定和收买民心，防止百姓趁机作乱。

五，保护水源，改善饮用水的环境。

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非常超前，宋朝意识到水源对疫情发生及扩散所起到的作用始自南宋，很多史籍都有官员治理水源防止疫情发生及扩散的记载。

比如宋孝宗乾道年间，隆兴府知府吴芾看到豫章沟岁久湮塞，他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而后带领地方疏通了豫章沟。

其实，古代面对疫情，朝廷以及地方所能做的大抵也就以上这些了，尽人事，听天命。瘟疫的发生固然有很多客观的自然因素掺杂其中，但更多的是人祸，人类只有爱护自然，敬畏自然，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报复。

古装剧中出现的瘟疫通俗说来，就是现代的传染病。而瘟疫指的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类传染性强的病症。瘟疫的出现主要是由容易传染且感染性强的细菌、病毒和微生物引起的，非典、鼠疫、天花、流感也属于一种瘟疫。

至于瘟疫的症状，在古籍《丹溪心法·瘟疫五》中有记载，里面记录得了瘟疫的人的特点是发病很快，一旦发病死亡率特别高，而且容易出现一开始怕冷继而浑身发热，还会伴随头疼、舌头发白等症状出现。

在我国古代，瘟疫常出现于恶劣环境中，如战后尸横遍野之时微生物和病毒大量生长容易引发瘟疫。同时，在类似旱灾、洪水这样的天灾过后，也容易出现瘟疫。古时每每天灾过后，生态环境一定程度被破坏，这便意味着当时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因而极易出现病菌、微生物等大量繁殖的情况，而古代环境卫生难以维护，一旦病菌入体，便容易引发瘟疫。

同时，瘟疫在我国古代的各个朝代皆有记载，如春秋时期的《吕氏春秋·季春纪》中就有说：“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书中指明，在我国春秋时期的时候，人们对瘟疫就不陌生，并且已经摸索除了瘟疫的一些规律，继而侧面表明我国古人在春秋时期就对瘟疫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春秋时期的古人发现，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有出现瘟疫的可能，而时令之气不正时，即天气反常之时，就容易出现瘟疫。可见，瘟疫无论出现于何时都害人不浅，由古至今，人类都在与瘟疫斗智斗勇。

第一、先从官方政府（统治层）来说。

在古代，人们把瘟疫看作是上天的惩罚。瘟疫猖獗时，西汉文帝、东汉恒帝等许多统治者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主动承担责任，向上苍检讨自己的过失，祈祷上苍能收回惩罚。皇帝通过自责诏书安抚人民，增强了人民抗击瘟疫的信心。同时，他还命令各级政府共同抗击瘟疫，共渡难关。而在疫情过后，统治者基本都会免除租赋，减轻百姓的负担。汉宣帝就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在防疫中，要求官员巡视疫区，安抚百姓，开仓救灾，派医生救治民众，稳定民心。在汉代，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宋朝瘟疫发生时，政府组织医生免费治疗病人，医药费由政府支付。因病不幸死亡的，应当向家属支付一定的丧葬费，妥善安葬。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葬。对于灾民家庭留下的孤儿，有关部门将给予一定的救助，使其得到抚养。上述各项措施对落实人性、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二、再从专业（医学）的角度来说。

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其疾病预防原则是“不治已病，治末病”。《素问·本能病》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发病与气候有关。并认为“正气存内”可以“避其毒气”。

在古代，医生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张仲景的《伤寒论》对不同时期的各种传染病都有治疗方法。到目前为止，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仍沿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华佗发现用青蒿治疗流行性“黄胆病”。后来，民间流传着“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的说法。现代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素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晚清吴瑭推荐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等仍在临床应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第三、最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注意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可以有效避免鼠疫的传播。秦汉时期，有记载说，用佩兰等草药洗澡可以防病养身。同时建议不吃生冷食物，不要吃生鱼。隋唐时期的孙思邈提倡个人卫生，重视体育保健，提出饮食疗法、药物疗法、养生、滋补自然、保健相结合的防治思想。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主张人们将水烧开了再喝，这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几率。

古代的瘟疫和防疫措施

古代的饮食和医疗条件跟不上，时常瘟疫横行，有些甚至改变了历史。

从东汉灵帝年间至西晋武帝年间，爆发大规模瘟疫20次以上；北宋167年间爆发了大规模瘟疫59次；南宋152年里爆发了15次大瘟疫；明朝277年里，共爆发大规模瘟疫75次，其中明末的鼠疫，更是直接催生了明末大起义；

清朝享国的296年间，也有78年爆发过大瘟疫。

无论中外，每当“瘟疫”大流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都是最真实的写照。

面对破坏性极大的瘟疫，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普通百姓都十分重视，也总结出了很多有效的手段。

第一招：控制源头

宋神宗年间的虔州瘟疫，其源头是上游被污染的水源，有这源源不断的污染源，瘟疫蔓延速度极快。

眼瞅着疫情越来越严重，新任知州刘彝果断采取措施，以“雨污分离”的思路建成了著名的“福寿沟”，确保污水绕开生活区。

也正是用了这一招，虔州瘟疫才被彻底遏制。

第二招：切断传播路线

早在秦朝，就实行了“隔离法”：凡是得（麻风）病的，都集中到“疠迁”去住。

使用这招数，一般都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因为那时候病人一旦被“疠迁”，基本等于被判了死刑，能否活命，全看个人造化了。

虽然狠辣一些，但对于健康人群的保护，效果十分明显。

这手法，清朝执行的更彻底。由于女真人来自于关外，对天花的抵抗力相对较弱，即便皇族染上天花，也很难幸免。

康熙

所以，清朝对天花严格把关：清代的法律规定，只要发现天花患者，就必须将其隔离，令其在离城二十里处居住。海外过来的船只，也要严格排查“出痘者”，杜绝一切输入通道。

第三招：免费医疗

前面两招虽然有效，但对瘟疫都只能遏制，而想要斩草除根，还得讲医学。

从汉初开始，就有官方的志愿者免费为疫区和患者提供医药服务。而这项惠民政策，后来也被历朝历代所继承和延续。

北宋时期，一旦面临疫灾，政府就会立即拨付专款、选派专人，到疫区救助。医生是全国各地最好的医生，而药费则由朝廷无偿埋单。

典型的太宗淳化三年开封疾疫，朝廷就命令太医局选了十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到一线治病救人。

此外，官方还会强制推行卫生改革。明朝景泰五年爆发的四川瘟疫，一时难以控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天谴”，可当地巡抚不信邪，玩了一把硬操作，他下令分片划定十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

“讲究卫生，健康长寿”这话，真是一点不假。

古人自创了哪些奇葩防疫手段？

朝廷努力救灾，百姓也会“自救”，有些手段的雷人之处不亚于如今。

一、喝符水

古人无论是对病症本身还是如何治疗，认识程度都非常有限，大部分会祈求神明保佑，这就给邪教创造了温床。

比如东汉末年的张角。汉末的那场大瘟疫，使张角异军突起，练得一手鬼画符的神奇技术：

这技术操作起来也不难，把画好的咒符，烧了兑水喝，据说是“包治百病”。

如果当时有大汉电视台，势必会邀请张角做现场直播。

至于疗效嘛——得分人：治好的，那都是张天师的神力；没治好的，那就是你心不诚。

假如一个大汉百姓对张角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诘问，张角也是有话说的，治好了不是活蹦乱跳吗？治死了又如何？请问死人会得病吗？

而当时陷于绝望之中的老百姓，根本不会思考那么多。

当然这招数在当时也十分奏效，张角的信徒，一度扩张到百万，喝符水的操作一直用到张角战死为止。

二、精神调摄

同样是强调“心”的作用，“伪张天师”这么做，没想到“真张天师”也这么做。

古人讲究“心静自然凉”。曾经有那么段时期，有人认为：心里凉快了，整个人就爽了，也就没病了。

于是乎，道教的祖师爷张道陵（就是西游记里的张天师），在疫情发生后，会找人迹罕至的地方“隐居”。这么看来，真张天师没有伪张天师那么神棍，人家也会画符施法，但在疫情面前，还是乖乖地和如今一些人一样，躲在家里，避免人群聚集。

三、五石散

可是，身体的病痛一旦超过了人的承受阈值，自我催眠就没用了，怎么办？那就只能依靠药物了。

熟悉魏晋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流行五石散，而五石散最初针对的“病”，正是当时流行的大瘟疫。

它和鸦片一样，能让人产生幻觉，莫名兴奋，如此一来，病就算依然在，但感觉却是不同的。

但这东西也和鸦片一样上瘾，魏晋风骨中的嵇康大冬天穿着单衣，身上流汗不止；刘伶喝醉酒后裸奔，这些癫狂的姿态，恐怕都和用药过量有关。

不过那年月想要配出五石散来可不容易，也只有士大夫才能玩得起。

至于这五石散的功效吗？仍然是“然并卵”！

五石散一直流毒了几百年，直到唐代的医药界泰斗孙思邈，大手一挥说“不许再吃”，才被彻底废除。

其他操作

除了上面这些常规、非常规的手段外，民间还有吃五毒饼、喝酒等操作。

简单说一下，这里五毒饼可不是真的拿“蜈蚣、毒蛇、蝎子、壁虎、蟾蜍”五种毒物做的食物。就像老婆饼里没有老婆一样，人家五毒饼也不过是在皮面上刻了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毒”形象的印子，里面的馅其实是玫瑰的！

说白了，这“铁面柔肠”的五毒饼，就是食物界的门神。祈福的意义，远大于杀毒的效果。

再来说下喝酒“克制”瘟疫的方法，酒的品类大体分为屠苏酒、雄黄酒、菊花酒。

“春风送暖入屠苏”里的屠苏酒，据传是华佗创始，配方相当复杂，内中还包含剧毒成份，基本属于以毒攻毒的“化疗”范畴。

类似效果的，还有参杂雄黄的雄黄酒，就是《新白娘子传奇》里，逼迫白娘子现出原形的那种酒。

此外，“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对于古人来说，重阳节可不是光看菊花，人家还要喝菊花酒来增强免疫力。

总之，在古人眼中，喝酒不但解愁，还能解毒。

瘟疫这个人类大敌，我们与之斗了几千年，阶段性胜利有那么一点，但我们也从未占据压倒性优势。

这伙不见踪迹的敌人，总是“来了又走，去了又回”。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靠谱、不靠谱的斗疫法，似乎都能从古代找到影子。

当然，古代的一些方法也不全是“伪科学”，而且，古代老百姓探索的寻找源头、集中隔离、控制扩散和加大医疗投入等措施，放在现代也依然实用。

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还是要相信科学治理范畴的内容，不信谣、不传谣，遵照权威医师的意见，不出门、勤锻炼、强体魄、严防护、少接触，这样才能有效遏抑疫情的蔓延。

1．医者首当其冲，抗疫名医辈出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经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上，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佚事都是有关治疗瘟疫的故事，而通过抗防治瘟疫也同时造就了一代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神医华佗不但擅长外科，还有很多关于他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的记载。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artemisinin），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吴鞠通）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2．接种减毒疫苗，不治已病治未病

中国医学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接种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被接种人的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人痘接种实际上就是一种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说是用轻型天花来预防重症天花。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国曾广泛应用，后来还西进欧洲流行美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并促进了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现在很多传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减毒活病毒作为疫苗。比如，现在每个儿童都要接种的小儿（Polio）疫苗和麻疹（Measles）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

中国古代医家在2000多年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既在未发病之前“治疗”疾病，这种未病先防的治疗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