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1、黄帝内经

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巨著，是中医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

2、难经

是中国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简称，共三卷（亦有分五卷的）。原题秦越人撰。

3、伤寒杂病论

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4、本经

中国汉族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扩展资料

中国古医书是古代医学的传承，极具医学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中华医学源远流长，名医辈出，创造出了很多辉煌的医学成就，影响远播日本、欧洲，并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古代医书原著跟现代翻印的古代医书内容有很多出入，由于年代久远，当代的翻印古医书缺失了很多内容，所以中国古医书原著可以说是价值连城。

1、《画龙点睛》

传说中国古代有一个叫张僧繇的画家，他在一个寺院的墙上画了四条龙，这四条龙都没画上眼睛。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给龙画上眼睛呢，他说，画上眼睛，龙就会飞去。

听的人不相信，偏要让他画上。张僧繇没有办法，只好用毛笔在龙头上点上了眼睛。谁知道，刚点完两条龙的眼睛天上就电闪雷鸣，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墙壁也震破了，那两条龙腾空而起，飞到天上去了，墙上就只剩下没点眼睛的两条龙了。

2、叶公好龙

春秋时，有位叫叶公的人非常喜欢龙。他家的屋梁上、柱子上和门窗上都雕刻着龙的图案，墙上也绘着龙。传说天上的真龙知道此事后很受感动，专程到叶公家里来，把头从窗口伸进屋子里，把尾巴横在客堂上。叶公看到后，吓得面无血色，魂不附体，抱头就跑。原来他并不是真正喜欢龙。他爱的是假龙，怕的是真龙。

3、龙的诞生故事

据传，古时候森林里的动物很多，而且非常凶猛，常常成群结队出来袭击、吞食人类，致使人类无法安宁地生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只好频频向天庭发出求救呼声，祈求上天能惩治那些无比凶残的动物。

天帝同情凡人的疾苦，立即委派六郎神到凡间查看，了解实情。 六郎神下到凡间目睹了动物撕咬凡人的场面，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如果不及时拿出拯救办法，人类将无法生存。他重重地划出一条界线，暂时把人与动物隔离开，再遍访百姓，搜罗各方面意见。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尽快在动物之中立一个“王”，以它来管制那些为所欲为的动物。六郎神采纳了大家的意见，苦思冥想得出了一个妙计：以九种动物组合成一种新动物，取名为“龙”。说办就办，他即刻就在洞壁上漫漫地画了起来。

先勾画出蛇身，接着画驼头、鹿角、牛嘴、鱼鳞、凤尾、鹰爪，当画完“狮须”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他想这第九样“虎眼”只能先画在一旁放着，等到九九八十一天，念个咒，再把两只“虎眼”安上去，以后这东西才会更听话。快到八十天时候，有一个木匠带着斧子、墨斗到深山老林里砍伐木头，走入洞内歇息。

偶然之中看见洞壁上画着一个动物图案，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东西，左看右看，就是缺少两只眼睛。他随手拿起墨笔，模仿六郎神画的“虎眼”，添在龙头上。这下坏了，洞壁上的龙张牙舞爪扭动起来，嘴里喷着浓雾，龙体火光四射，一时狂风大作，洞内飞沙走石，龙像一道闪电似的飞了出去。

木匠趴在地上，吓得屁滚尿流。 一听说“王”龙出洞，那些凶猛的动物早已闻风丧胆，再也不敢出来食人，从此，人们有了安全保障，可以随随便便在山野劳作。 但是，龙成了百兽之王后，日益狂妄，根本不听六郎神的使唤，常常飞上天空兴妖作怪，有时连续降雨不止，地上常闹洪灾，百姓叫苦连天。

后来，摇身一变，还多出了一条龙。六郎神一怒之下，一条镇在云层里，继续看管动物；另一条则打入东海，令它不得随意出入。 百姓以为龙虽然出了一点小差错，但毕竟功大于过，依然把它视为吉祥物，因此，逢年过节都要扎上一条龙，走村串户游耍一番，企盼来年风调雨顺，太平安康。

4、掷杖成龙

传说东汉费长房见一老翁挂着一把壶卖药，然后就跳进壶里去。第二天，费去拜访他，和他一起入壶，但见房屋华丽，酒菜也很好。费于是向老翁学道，后来骑着老翁所给的竹杖回家，投杖于葛陂，变成一条龙。 

5、鲤鱼跃龙门

鲤鱼们都想跳过龙门。因为，只要跳过龙门，他们就会由普普通通的鱼变成超凡脱俗的龙。可是，龙门太高，他们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摔得鼻青脸肿，却没有一个能够跳过去。他们一起向龙王请求：“尊敬的殿下，请你把龙门降低一点吧！如果连一条鲤鱼都跳不过去，这龙门不等于虚设了吗？”

龙王不答应，鲤鱼们就跪在龙王面前不起来。他们跪了九九八十一天，龙王终于被感动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鲤鱼们一个个轻轻松松第跳过了龙门，兴高采烈的变成了龙。不久，成了龙的鲤鱼们发现,大家都成了龙,跟大家都不是龙的时候并没有两样。于是，他们又一起找龙王，说出自己心中的疑惑。龙王笑道：“真正的龙门是不能降低的。你要找到真正龙的感觉，还是去跳那座没有降低高度的龙门吧。”

竹简，一种将文字、图象或其他各种特定的符号写绘于事先加工过的竹片上的书籍形式。 竹简渊源: 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的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拓展生活，共享闲适与激越！ http://wwwyou8cn http://wwwmddcn 竹简、木椟和锦帛 当人类社会出现文字的同时，书籍也就出现了。当时的书籍形式和现代的书籍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这样定义书籍的概念，即将人们的经验和事件用文字和图象的形式记载于一定的物体上，以便于保存、传播，那么，商代的甲骨文，就是最早的书籍了。另外，在树叶和树皮上也可以刻写文字。《旧唐书》上就记载："天竺国书于贝多树叶以记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贝叶经。另外，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也可以称为一种早期的书籍。 除了甲骨、青铜器、石刻外，在古代用作记载文字的材料还很多，如陶器、砖瓦、兽皮等，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放射过灿烂的光辉。然而，更接近于今天书籍形式的，是从竹简开始继而出现了书写于织物上的缣帛。 写在竹简和木牍上的书 中国古代真正的书籍形式，是从竹简和木牍开始的。竹简和木牍所开创的书籍形式和制度，对后来的书籍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册"、"卷"、"编"等书籍的单位、术语，一直延用至今。 竹简和木牍在形式和用途上不完全相同。 "册"字 竹简用的是皮薄而节长的竹子，先将圆竹锯成一定的长度，再破为一定的宽度，削光整平后，即成为简片。然后再用丝绳、麻绳、细皮条等分上下两道编连简片，即可用来书写文字。也有先写字，然后再按顺序编联成册的。 竹子的外皮不易着墨，为了书写方便，须将竹子的最外皮削去，或在内里面书写。把竹子烘干这个工序称为"杀青"。 "册"字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册"字，象征着一捆简片系二道书绳，而金文中的"典"字则表示"册"在几上。说明简策制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商代，但其战国以前的简续实物，今天还未有发现，在周代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用简读传递命令及公文的记载。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竹简成为各家著书立说的主要形式。这时关于使用竹简的记载就更多了。例如，孔子晚年读"易"，致使"韦编三绝"，说明由于反复的阅读，致使编系竹简的绳子断了三次。 木牍 牍是与简策同时使用的记载文字的形式，它多用木片制成，所以称为"木牍"。它和竹简不同的是，竹简的一片虽只写一行文字，但它可以用绳子系联起来，可容纳较长的文章，而木牍则是以一片为单位，在一片牍上记载较少的文字。木牍的一片也称为"方"，一般较长的文章用策来书写，而较短的文章则书写于牍上。木牍的长度一般为一尺左右，所以也称为"尺牍"。在一片木牍上，可书写一百多字，也可以两面书写。 以竹简为主要形式的书籍的黄金时代，是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各种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各种学术著作层出不穷。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教育家，整理、编定了一批古代的著作，这就是一直流传到今天的《赐》、《书》、《诗》、《仪礼》、《春秋》五经。这些早期的书籍，当时就是以竹简的形式出现的。孔子所开创的教育活动，更打破了极少数人垄断文化知识的现象，出现了"士"的知识阶层，这反过来又促使了更多著作的出现。 写在锦帛上的书 所谓帛书，就是将文字、图象写绘于丝织品上的一种书籍形式。在纸张未发明前，帛书是和竹简同时使用的一种书籍形式。在先秦的一些著作中，往往是竹简和帛书并提，说明帛在当时已是一种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 帛书 在春秋战国时代，上层社会也普遍用缣帛作为书写著作或公文的材料。在纸纸发明以前的几百年历史中，帛书曾是书籍的主要形式之一。 中国古代的丝织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曾发现原始的丝织品和石器、陶器制成的纺轮。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已有丝、蚕、帛、桑等字。安阳殷墟中也发现过丝帛的残迹。研究证明，当时的丝织技术已很进步。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在春秋战国以前，我国古代的丝织技术已有很久的历史，它除了主要用作上层社会的衣料外，也是书写的理想材料。但由于其价格昂贵，不如竹简使用的普遍。 大约在秦至西汉间，是帛书使用最多的时期。由于丝织技术的进步，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缣帛，用于各种重要典籍、文书、信件的书写。丝织品虽是当时最轻便的书写材料，但其价格还起很昂贵的，除了上层社会以外，普通人是难以使用的。 在帛书的出土中，最有名的是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的发现。这次出土的帛书有十多种，十二万多字，用黑墨书写于丝织品上，字体有小篆和隶书。 在简策和帛书应用的时代，"篇"是竹简的单位，而"卷"则是帛书的单位。

记得采纳啊

　　最高学府是太学 学习的是今文 今文是对应古文所产生的具体--今古学派，是指儒家经学中的两个学派，即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虽然由来已久，但冠以学派之名则是晚近的事。据钱穆、李学勤等学者的研究，晚清以前的学者虽常常论及古文经书、今文经书，且做了大量考证与辨伪工作，—但却没有以今文、古文来分派。以今文、古文来分派的始作俑者是近代的廖平，廖平于1886年撰《今古学考》，提出汉代经学分为今文、古文两派，彼此对立，如同水火，“西汉今学盛，东汉占学盛”，及至郑玄，两派归于涡灭。这以后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强调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分，他的观点，明显是受廖氏启发再加发挥而成的。自此以后，学术界一般接受了这个说法。

　　从历史上看，“古文”与“今文”对举，始见于《史记》。司马迁除提及“古文《尚书》”(《儒林列传》篇)外，还声称“余读《春秋》古文”(《吴太伯世家》篇)，但他没有提出古文经与今文经对立的概念。至班固撰《汉书》，沿袭刘歆《七略》的图书分类法，正史志书开始划分今文经与古文经两类。所谓“今文经”，是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即当时今文)写成的经籍；而“今文经学”，就是指对今文经典所作的章句训访与经义的阐释解说。所谓“古文经”，是指用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写成的经籍；古文经之“古文”，有其严格的时间与地域限定，它既与春秋时期文字有别，更与殷、周之世文字殊异，此外还有鲁、齐、梁、楚等地文字间的差异；而“古文经学”，就是指对古文经典所作的章句训诂与经义的阐释解说。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仅在经籍文字的字体上明显不同，而且在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籍中有关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也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所以会出现，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直接相关。秦王朝建立后，为了强化专制君主集权统治，秦始皇在采取了“书同文，车同轨”等重要措施之外，实施了统一思想的文化政策，而“焚书”就是其体现之一。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借博士官淳于越批评秦朝不行分封制之由，提出了“焚书”之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十日不烧，溺为城旦。所以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焚书”后在朝廷还有藏书之府，由“博士官所职”，所以“秦火”之余尚留有少量《诗》、《书》等典籍。公元前206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官室，大火三月不灭，把秦秘府所藏之书统统烧光了。由于经籍的被毁，从西汉起陆续出现的残存经籍，就开始有了今古文之分。

　　一、今文经学 西汉初期，五经本子“复见”，各种各样的帛书本子甚多，但尚无系统完整的定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竹简《周易》、《诗》，以古代实物资料证实了这一点。汉初今文经学主要在地方上传授，按其性质而言，属于儒家私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其所立博士均属于今文经学，标志着今文经学由民间私学转变为朝廷官学。此后，在两汉时期，今文经学基本上也就是博士经学或太学经学。汉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据《史记·儒林列传》载：“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葘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这里所记，实际是指汉初以来的五经传授系统，并非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据《汉书·儒林传》的赞中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这里，五经仅举四，通行的观点认为《诗》在文景时期已立鲁、韩、齐三家，故不举。因此，汉武帝所设五经博士，实际为五经七家博士，即：《诗》立齐、鲁、韩三家，《尚书》欧阳氏，《仪礼》后氏，《易》杨氏，《春秋》公羊氏。七家各设一员，有缺辄补，正常情况是七名博士。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又为博士官置正式的弟子员。到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增五经博士为十二，即：《诗》齐、鲁、韩三家，《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后氏，《易》梁丘、孟、施三家，《春秋》公羊、毅梁二家。东汉初期，光武帝建武年间立今文十四博士，即：《诗》齐、鲁、韩三家，《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大戴、小戴二家，《易》梁丘、孟、施、京房四家，《春秋》“公羊学”严、颜二家。这是今文经学的极盛时期，今文经学作为两汉时期的官学，主要就是依附于博士制度而发展的。博士定员的日益扩大，人数日益增多，他们秉承师法，演绎家法，推动了今文经学的繁荣。与此同时，太学也随之大大发展，太学的学生从武帝初置弟子员五十人起，以后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代有增加，西汉最多时达三千人。王莽时代，人数亦很可观(但其中含有古文经学)。自东汉光武帝以后，历经明、章、和、顺诸帝，太学教育继续发展，到质帝时太学生竞多至三万人左有。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开始走向衰微。一直到清代中后期才开始恢复。十八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开始重视今文经学中《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以后，属于常州学派的龚自珍、魏源以经术讥切时政，他们打出《春秋》“公羊学”旗号，借经学议政事、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到了近代，戴望、廖平、皮锡瑞、康有为等也大力提倡今文经学。尤其是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来作为其鼓吹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把今文经学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二、古文经学 秦始皇“焚书”，作为战国时期经籍的古文经书遭到了大浩劫，但还是有一小部分被藏匿而保存了下来。古文经典在汉初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被重新发现的。(1)是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未，鲁共(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文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碧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古文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这里，“武帝末”当记，应作“孝景帝时”(参见清人阎若骇在《尚书古文疏证》中之“考订)。(2)鲁淹中古文经典的发现。《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所谓“淹中”，《汉志》注引苏林门：“里名也”，即鲁(曲阜)—处“里”名叫“淹中”。(3)河间献王刘德搜集的古文经书。《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以孝景前二年(前155)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上述三大发现中最重要的是《古文尚书》、《礼经》、《周官》三种。至于《毛氏诗》、《左氏春秋》等，汉初在民间一直流行着，并不属于新发现的古文经典。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命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刘欲也受诏协助校理图书。他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首次披露《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并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同时把《毛诗》也归于古文经典。他重新整理了《左氏春秋》，史称，“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刘歆传》)。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遭到今文学者的反对。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为国师、号“嘉新公”，古文经学得立于学官。但随着新朝的崩溃，王莽和刘歆所设《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及《周官经》等古文经学博士，自然被废弃。东汉一代，古文经学以“私学”的形态发展，涌现出一批卓然有成的学者，如郑兴郑众父子、杖子春、陈元、桓谭、杜林、卫宏、贾逵、服虔、马融、许慎、荀爽、卢植等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郑、贾之学”及马融的经学成就。马融的杰出弟子郑玄，继承师业，独创名家，成为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郑玄立足古文，兼采今文，遍注群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后汉书·郑玄传》)，他的经学成就，后世称之为“郑学”或“通学”。东汉以降直至唐代，古文经学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宋代理学兴起后，经今古文学都失去影响。清代是经学的复兴时代，清初的顾炎武反抗清朝压迫，反对程朱、陆王之学的空疏无用，打出了“舍经学无理学”的旗号，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以达“明道救世”之目的，提倡恢复古文经学。到乾隆、嘉庆年间，由于清廷压迫的加重，士大夫渐渐脱离“经世致用”的实践，形成了所谓的“汉学”(朴学)。它主要分为两大支：一支称“吴派”，起于惠周惕而成于惠栋，主张搜集汉代经师注解，加以疏通，以阐明经书大义。一支称“皖派”，起于江永而成于戴震，主张从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音律、典章制度等方面入手，阐明经典中的大义与哲理。另外，由清初黄宗羲所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与这两派有一定的关联但又不尽相同，其特色是经史并重。以上这些学派，近人又统称为“乾嘉学派”、“古文学派”或“清代古文学派”。他们从校订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诸子、金石、版本目录等，对于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其弊病则在于脱离现实、烦琐细碎。嘉道以还，今文经学重新抬头，但古文经学仍有相当影响，俞御、孙诒让、章太炎可谓晚清古文经学的殿军。尤其是章太炎，他从古文经学的研究中引出国民的民族意识，以作为反清排满、民族救亡的理论武器。

　　三、经今古学之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致而言，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制作的，他们把孔子视为政治家、哲学家，是“受命”的“素王”。今文经学家重视经籍中的所谓“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如汉代今文经学家的研究往往就是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作论证，而近代的今文经学家则更明显地利用今文经学来议论时政，“托古改制”。古文经学家多认为六经是古代史籍，周公是“先圣”，而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先师”、历史学家，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古文经学家注重经籍的整理、考订、训释，与现实政治关系相对要疏远一点。由于两派之间的分歧严重，从西汉末期起两派展开了多次激烈的争论。汉哀帝时刘欲提出增立古文经博士，哀帝下诏征意见，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方文经博士。刘歆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书》，驳斥今文博士所谓“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不传《春秋》”的说法，抨击今文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汉书·刘歆传》)。而今文博士则攻击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汉书·刘歆传》)，刘歆最终被迫离京，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东汉初期，尚书令、古文学家韩歌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光武帝诏下其议。今文《易》博士范升激烈反对，提出“《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韩歆、许淑、陈元等古文学者与之辩难，反复往来十余次。光武帝立了《左氏春秋》于学官，但不久又废去(参见《后汉书》的《范升列传》、《陈元列传》)。东汉章帝时，古文学者贾逵与今文博士李育，就《左传》与《公羊传》经义问题，在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上展开了辩论。以后马融还与北地太守刘环讨论过《春秋》今古文学上的一些分歧问题。东汉末今文学家何休，撰《公羊墨守》、《左氏膏育》、《毅梁废疾》三书，言《公羊传》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应当“墨守”，即如墨子之守城也。所谓“膏肓”、“废疾”，则喻《左氏传》和《毅梁传》之疾不可为也。对此，郑玄乃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郑玄的深入论述，令人佩服，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史称：“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环及(郑)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到了清代中后期又起，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都排斥古文经学。尤其是康有为，他试图从根本上否认古文经学。认为“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新学伪经考·序录》)而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刘师培则积极捍卫古文经学。章太炎自称是“刘子骏(歆)之绍述者”，他指出：“刘向父子总结《七略》，入者出之，出者入之，穷其原始，极其短长，此即与正考父、孔子何异”(《国故论衡·明解故》)

　　刘向、刘歆父子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独尊的汉代，积极从事旧籍的整理，古文也得到了清理，尤其是刘歆研究《左传》，并引《左传》解释《春秋》，使人们对文字简单隐晦的《春秋》有了接近正确的理解。晚清的经今古文学之争，其意义与其说是学术的，例不如说是政治的，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争论对传统经学所起到的消解作用。康有为以今文经学当作其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彻底否定“古文经学”，认为古文经典都是由刘歆伪造出来的，他把孔子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奉孔子为“教主”。而古文经学派的章太炎，则大倡“六经皆史”的说法，极力主张孔子的贡献主要在整理及传授“六经”方面，这是公然向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偶像而顶礼膜拜的孔子权威之挑战。康有为和章太炎都是经学大师，他们都推尊经学。倘若把经典比作庙宇，把孔子比作神像的话，那么，康有为的做法正好像是为了装饰神像而去拆毁庙宇；而章太炎的做法则犹如为了研究庙宇却又推倒了神像。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各自的做法恰恰是对经学起到了一种无意识的消解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经学作为统治学说地位的消失，经今古学派及其争论也一起消失了。

《孙子兵法》的作者是春秋时期的孙武所著。

全书共十三篇。制订作战计划。

《孙膑兵法》的作者是战国时期的孙膑所著，孙膑是孙武的孙子。

全书八十九篇，图四卷。总结军事理论研究。

1972年4月考古学家在山东省临沂市银雀山汉墓发掘发现竹简。经专家整理，其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这批珍贵的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特别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譬的读音为：pì。

譬是一个汉字，通“僻、擗、辟、避”，拼音pì，释义为比喻，为出自《左传昭公六年》：楚辟我，衷若何效辟。

形声字。从言，辟声。《说文》：“譬，谕也。”意思就是打比方。“譬”在先秦典籍中是个常用字，常与“如”连言，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襄公三十一年》“譬如田猎”、《昭公元年》“譬如农夫”等等。

但在出土古文字材料中，未见“譬”字。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 “弗辟也，辟则知之矣”中的二“辟”读作“譬”，知“譬”是在假借字上加义符分化出的一个形声字。此字出现不会早于战国，《左传》等先秦典籍中的“譬”当是秦汉以后古籍整理者的转写。

康熙字典解释：

《唐韵》匹至切《集韵》《韵会》《正韵》匹智切，又犹晓也。《後汉鲍永传》言之者虽戒，而闻之者未譬。又《集韵》或作辟。《诗小雅》譬彼舟流。《笺》譬，本亦作辟。《孟子》譬若掘井。

《左传昭公六年》：“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杜预注：“辟，邪也；衷，正也。”辟作“僻”解。

《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辟作“擗”解，即捶胸。《诗经邶风柏舟》：“寤辟有摽。”辟作“避”解。《礼记儒行》：“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辞怨。”《礼记中庸》：“辟如行远，必自迩。”辟作“譬”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