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古代没有现代这样发达的科技，在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是非常不便利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更能看出古人的聪明，从四大发明的问世开始，促进了全球科技的发展，只是在清朝的时候这种特点没有被更好地利用，不然相信我们的古代发明不止会这一点。虽然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但是在秦朝科技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反观汉朝，不仅比秦朝繁荣而且科技等方面更是有了质的飞跃，考古学家找到汉墓出土2本失传古籍，本本改写世界历史，西方专家：这不可能！

造纸术的出现，让古代人们文化传播越来越方便，因为纸张的出现记载也方便了很多，而这一方法的出现也让考古学家们挖掘到许多古代的记载，有利于研究历史。而古代人们的农用，药用等都有详细的记载，乃至古代数学也让我们再次大开眼界，我国最早关于数学的记载是战国时期的“乘法口诀”，这是我国特有的发现。不仅如此三国时期的《九章算术》也被我们很好地运用到了现在生活中，而还有一本关于算数的古籍，比《九章算术》还要早。

在江陵的张家山中，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汉墓群，虽然同样是大的古墓，但是这个汉墓群却和其他墓不一样，其他墓中只能挖掘出很多的青铜器，金银珠宝等，但是这个汉墓群却让考古学家们挖掘除了震惊世界的两本珍贵文物，那就是《引书》和《算数书》，详细研究会发现这两本足以改进世界历史。

《引书》是一本养生之书，是道家的养生之道。书中的许多记载都是如何调理身体和健康生活的，而且在里面还记载着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这些记载都让我国的医术比西方先进了很多，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国家从古代就有了这些详细的记载，怪不得西方国家不敢承认，直呼：这不可能！

还有一本书《算数书》是记载数学的书，它比出现在三国时期的《九章算术》还要早，甚至要比它早九百年，这本书也改进了世界历史，里面记载了关于数学的其他算法，这是属于炎黄子孙的文明，可见在古代虽然没有其他的辅助，我们的先祖们也会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新的发明。

这两本书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惊叹古代文明的先进，这次的发现也让世界文明史有了新的发展。两本不同领域的书都足以体现了我们的古代文明是比西方还要先进的，虽然他们不同意，但这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这个答案是一年前写的，当时观者寥寥。不意经年之后，竟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很多评论中说到文革，既然这样，那正文里也不妨说一说。另，关于乾隆时期的禁毁，只说了销毁，这次修改补入了“抽毁”这种情况。

题主所说的“失传”是文献流传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文献学上将之称为“散佚”。古籍的散佚包括整书佚亡和部分残缺两种情况，宋代之前印刷术不发达，散佚的情况尤为严重。南宋学者郑樵指出：“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又甚矣。”（《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此。”《四库提要》总结说到，“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散佚的原因是多样的，就整书而言，其散佚原因主要有朝廷禁毁、战乱破坏、自然因素、学术淘汰、流传佚失等。部分残缺则或因为成书时搜罗不全，或因为流传过程中形成残缺等原因造成的。

历代的散佚事件有很多，隋代的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将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移都、惠怀之乱、侯景之乱造成的五次重大书籍散佚称作是“五厄”。明代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添上隋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难、蒙元南下，成为“十厄”。后近人祝文白又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总结了元朝至民国时期的五次厄运：李自成起义、绛云楼失火、清高宗焚书、咸丰朝内忧外患、抗日战争，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十五厄”。以上的总结，有不尽然的地方，同时也有没有囊括进去的事件。下面就历代十数次重大的散佚事件作一简要介绍：

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牛弘对此说到：“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

王莽之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牛弘对此的描述是：“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隋书·经籍志》对散佚书籍的大略统计则说：“（《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董卓移都：《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称这批书籍“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侯景之乱：梁武帝末，降将侯景攻破建康。《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末唐初：《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些灾厄所损失的，不仅有大量图书，还有宋王室收藏的仪仗、冠服、礼器、仪器、珍宝诸多物品。

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此处的“内阁”指的就是明代的文渊阁。

绛云楼失火：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楼，其中藏书极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郊游满天下。尽得离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入北不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钱谦益本人在宋版前后《汉书》跋中言：“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

乾隆禁毁：清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同时展开对图书的大清查。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处于销毁之列的，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有清一朝，禁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补充：这时期除了销毁图书，还有一种毁坏文献的方式，叫“抽毁”。所谓“抽毁”，即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某些书籍因部分章节或文字不合当时政治气氛，于是编修过程中会将这些书籍的相关部分拿掉。后人查阅这些书籍时，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某几页是空白，却没有任何注明。若空白在篇末卷末，或是抽掉最后一两卷，那么不对照其他的本子，就很难知道原书还有这几卷。若是无他本可校，那么被抽掉的部分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了。这种损坏文献的方法十分隐蔽，有时比销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销毁是抹去文献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而抽毁则是有一定程度上歪取信息。

嘉庆宫火：此事亦与乾隆有关。乾隆酷爱收藏宋版图书，在位时广收宋元抄校善本，共计四百余种，置于昭仁殿，名之为“天禄琳琅”。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殿同时被焚，天禄琳琅所存书籍付之一炬，荡然无存。时朝廷为安慰太上皇，又收集了一批书籍，数量多于前天禄琳琅，其实则主要是明清刻本，而非宋元善本。1924年冯玉祥组织清点清宫文物，才发现天禄琳琅藏书早已全非宋本。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其间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皆被焚毁，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民间，幸有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火烧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

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为逼出困守的洋人，火烧使馆隔壁的翰林院。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抄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类图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这次事件中所损失珍贵书籍无数，尤为严重的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

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文献损失不可胜计，此处仅举一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以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后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飘满上海天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初没有写“文革”，原因在于，“文革”中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文献资料，难以给出准确可信的目录来。“文革”相对历次灾厄，损失最大的不是官方资料（注意：上述诸事件，多数是官方藏书的损失），而是民间资料。很多书都会说到，“文革”摧毁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唱本、鼓书等民俗资料，这些民间文献之前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时候却已经存者寥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损失，有朋友在评论中提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抢救家谱的事情，其言不虚。当时南方不少地方收的家谱、方志等资料集中送到上海造纸厂化浆再造，是顾廷龙带着上图的馆员守在化浆池边，抢救了大批家谱材料。今日上海图书馆的家谱研究最为卓绝，实赖顾先生当年奋不顾身的保护文献之功。此外，“文革”中受到较大损害的，除了民间藏书外，还有学者的私人藏书。这个大家提到的比较少，我这里简单说几个例子：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称的孙楷第，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不乏珍本善本。孙“文革”时被下放，其藏书被贱卖予中国书店等处。待其回城后，欲赎回藏书，书店索价甚巨，孙向国家求助，书店乃抢先将书折价售空。孙楷第临终前，刘再复前往探望，孙已口不能言，犹在手心写一“书”，以示此憾。又，梁思成当时被迫移居，其建筑类珍本寄存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多数被销毁，其他图书被当作废品售予收购站，共运输四十五车次，得三十五元。范祥雍藏书二万余，不乏善本、批校本、旧钞本，于一日内尽被销毁。谢兴尧怕藏书惹事，私自焚书，焚之不尽，以七分钱一公斤计，售得八元。商鸿逵全家被逐出住宅，藏书被两辆马车送至废品站，不知下落。杨宽的大部分藏书被其长子盗卖，杨因此与之断绝关系。黄孝纾的藏书被抄家出来，陈列在青岛柏油路上焚烧，半日方尽，路面为之熔化。

由于文献有散佚，所以才有了“辑佚”之学。所谓辑佚，即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辑出散佚的书籍，如清代四库馆臣就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来。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谈及清代经学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三者之首，可见清人对辑佚的重视程度。此外，与辑佚相关的，还有“辨伪”之学。辑佚古书，必须能够识别真伪，辨伪学即是此等学问。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书籍的散佚，辑佚和辨伪就不加以冗述了。

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有多少文物流失在海外，现在在哪里？恐怕确切的数字永远是个谜。我国政府、学者和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海外文物流失的调查。然而，由于条件的限制，这种调查远远不够理想。据我国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座建筑中，中国文物不少于100万件，都是优秀文物，大部分在旧中国流失海外。

中国古代文物在海外流失的主要渠道有三个: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一些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从中国偷的；第三，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走私出境。早在1840年，列强就把中国文物列为文化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拉开了中国近代文物的巨大损失。1860年，英法联军野蛮掠夺并焚毁圆明园。圆明园四五十个大殿里装饰着无数的紫檀家具，陈列着大量的国内外稀世珍宝，包括家具、织锦、地毯、商周青铜器、陶器、漆器、牙雕、玛瑙、琥珀、水晶、木雕、宝石、字画、钟表、古籍等。

目前，大英博物馆收藏有3万多件中国历代珍本，其中包括东晋时期最早的《妇女史谚》。法国枫丹白露的中国馆还收藏了3万多幅著名的中国画、珍贵的玉器、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制品。

  与此同时，一些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掠夺了大量中国文物。根据统计，1856—1932年间，俄、英、德、法、日、瑞典、美国等国先后对西北地区进行过66次访问，每次访问都掠夺了大量中国文物。在以往的调查中，尤以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掠走的文物最多。斯坦因盗窃的9000多卷油画和500多幅油画，部分被藏在大英博物馆，部分被藏在大英图书馆，部分被藏在印度事物部图书馆。其中六千多种经书和画册被伯希和偷走，主要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一年多来的劫掠，加上国内某些军阀、奸商和愚民的偷盗，中国文物被大量偷运出境，海外的中国文物也日益丰富。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文物走私在海外形成了规模，单是从香港走私出去的文物数量就难以想象。据报道，在香港，制作储藏文物盒子盆的师傅们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月赚得超过五六十万港元。80年代后的香港，继伦敦、纽约后，凭借内地的大量走私，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

另外，卢浮宫是法国收藏中国文物最集中的地方。仅其分支机构吉美博物馆就收藏了数万件中国文物，其中包括12万件历代陶瓷，在海外博物馆的中国陶瓷藏品中排名最高。卢浮宫还收藏了6000多件中国精品瓷器和200多幅唐宋绘画。近年来，中国政府和私营企业积极追求和挽回世界各地流失海外的文物，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相对于流失在海外的数百万文物，能够回归祖国的文物却少之又少。

秘色瓷-中国古代越州窑进贡朝廷的一种特制瓷器，是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因为民间没有流传，一直到1981年出土后才让这种传说中美轮美奂的瓷器现世，现今我国仿制烧造的秘色瓷也和古代的真品有一定的差距。

曜变天目-曜变天目极难烧制，上万次烧制才能成功一个，在宋代就是国宝级宝物，古时候一个顶级的天目盏价值连城，曜变天目制作过程在中国早已失传，目前仅在日本存有四只宋代天目茶碗。

地动仪-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现在人们看到的全是按照外形仿制的，历史上真实的样子，和内部结构和原理早已无从考证，至今无法完全复原。

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的青铜剑，出土时历经两千多年完好如新，这把剑制作精美，采用复合金属工艺，当时的防腐防锈技术也是一绝，出土时没有任何锈蚀痕迹，依然锋利，而且寒光凛冽，就是到现在都无法完美复制这个工艺。

山文甲-唐朝就出现的一种中国盔甲，当时由于制作复杂，成本较高，一般为高级将领盔甲，山文甲完美结合了板甲的强度和锁甲的柔韧性，中国古代壁画经常出现，但是没有出土实物，其甲片多为山字形金属片组合而成，所以称之为山文甲。

麻沸散-传说华佗所创，用于外科手术的口服麻醉药，麻沸散处方早已失传，后代人参考古籍一直有仿制，但是一直达不到麻醉手术的要求。

蔡侯纸-古法造纸术，因为工艺复杂，成本较高逐渐失传，蔡侯纸共上百道工序，基本都要靠人力完成，据说这样的纸绘画写字不褪色，纸薄而且坚韧，保存百年如新，而且用这个纸包熟食几天都不会腐败变味。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毁坏书籍的世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是发生在秦朝，当时秦始皇一统六国，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朝代。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呢？

所谓的焚书坑儒就是指把儒家的典籍都给烧了，把学习儒家文化的儒生都给放进坑里埋了，这当然是一件惨无人道的事情，也是我们后来人不断的谴责抨击秦始皇的一个事情。那么为什么秦始皇要焚书坑儒呢？毕竟秦始皇作为中国第1个大一统的皇帝，应该不会笨吧。

其实是为了掌控老百姓的思想。因为秦始皇当时在全国推行的是法家，也就是用严酷的刑法来规定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一旦民众犯了法就要要用眼科的刑法来惩罚老百姓。而儒家文化在秦始皇看来并不适用当时的中国。

那么秦始皇当时把所有的儒家典籍都给烧了吗？其实并不是的，当时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运动，在全国浩浩荡荡，但是孔子的后人，还是把一部分的儒家典籍，偷偷的藏在一堵墙里面，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情过去了，这堵墙在被人们发现。

也幸好是那一堵墙，因为我们现在留下了很多儒家的书籍，否则儒家文化可能真的就此断绝了。无论在什么朝代，毁坏书籍都是一件很不好的行为，因为书作为文化的载体，很多文化能够不停的在世间流传，就是靠书的传播，一旦把书籍都给毁坏了，一种文化可能就要消失了，这是很不好的事情。

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在建国初期，刚刚开始组建考古队的时候，国家因为缺少经费，就向民间征集“考古学家”，这个时候确实有一部分盗墓贼弃暗投明投入考古队，但是后期像现在的话，考古界大多数科班出身的起码也是大学生学位，所以说盗墓贼变成考古学家的现象基本上不存在了。

而盗墓贼成为考古学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发掘马王堆的，被称为“土夫子”的任全生了。任全生是民国时期的人，是长沙人，因为家里贫困，所以被人带上了盗墓的道路。任全生这个人很是聪明，在经历过几次盗墓之后，他迅速积攒了很多关于盗墓的知识，而后将这些知识运用到盗墓之中，一时之间盗出许多宝物，而这些文物基本上全部落入外国人的手中。

建国之后，国家需要组织考古队，所以向民间征集，任全生想要金盆洗手，并且想要将自己多年来累积下来的经验贡献给国家，所以就报名参加了考古队。后来有人在挖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洞，洞中冒出蓝色火焰，就上报给了考古部门，考古部门带着任全生一起到了现场，任全生灭掉了蓝色火焰，并且抢救性发掘出几件文物。后来更是在考古队挖掘方向错误时给予指导，顺利挖掘出了“辛追夫人”。

而且他还抢救、保护性发掘出二十五本失传的古籍，为我国研究历史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盗墓贼成为考古学家这种事，对我个人来说觉得挺好的，毕竟这么多的亲身经历累积下的经验，比单纯书本上教的要生动得多。况且，少一个盗墓贼，多一个考古学家，我们国家的文物就可以得到一定的保护，不会被随随便便卖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