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流变及审美特色

　作为书法五大体别之一的隶书，在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兴衰交迭，耐人寻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隶书流变及审美特色，欢迎大家阅览与学习!

　天真烂漫的战国古隶

　隶书上承籀篆，下启楷行，无论在文字学上还是在书法史上都占有光辉的一页。那么隶书究竟从何而来历来文献多认为秦代下杜人程邈所创。《采古来能书人名》就说：“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1]《论书表》也说：“秦烧经书，涤除旧典，官狱繁多，以趋约易，始用隶书，古文由此息矣。” [2]此二则文献对隶书产生之因由与时代作了明确的阐释。与此相左，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提出了“隶自古出，非始于秦” [3]的见解。文曰：“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弘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朝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两种观点孰是孰非随着建国以来大量简牍帛书的出土，为我们澄清这个问题提供了崭新而确凿的证据：1965年，作为记载春秋时代盟誓活动的《侯马盟书》在山西侯马市东郊出土;1980～1982年，河南温县发现了大量书写年代为春秋末叶的《盟书》石片，其书体与书风基本与《侯马盟书》相同;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竹简240余件，约6600字，考为战国早期物。此外，1957年春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的《信阳楚简》，1973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县藤店的竹简，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的竹简，亦都为战国初期楚国作品;而195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的《仰天湖楚简》，1951年在湖南长沙五里牌出土的竹简和1953年在长沙杨家湾出土的竹简，以及1978年出土于江陵长湖南岸天星观的竹简等皆考为战国中期楚国物。

　这些作品，从字体上看都是所谓六国古文。尽管因地因时及书者不同而有风格上的差异，但起笔顿重、收笔出锋、恣意草率、爽利痛快的用笔及天真烂漫的字态，却是它们共有的美学特征。这与秦、汉简牍线条的用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可证：早在春秋晚期，战国早、中期的古文字里，就已开古隶先河。

　1980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秦墓出土了2件木牍。其中1件正、反面书有154字，时间为公元前309年(即秦武王2年)。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具有明显隶变风格的作品。作品除个别字仍保留着篆书的基本形体和用笔方法外，绝大部分的字已初具隶书形态、笔意、笔势之规模，有的甚至与我们今天见到的汉隶十分接近。总体上看，这些字用笔尚无波磔挑法，线条短捷干练，俊活利落，给人以“斩钉截铁”的艺术美感;布白疏宕明朗，有纵行无横列，字亦大小、阔窄、肥瘦不一，显得格外活泼自然。1986年3月，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了460枚竹简，分《日书》甲、乙和《墓主记》3册。成册时间甲种本稍早，其余为公元前239年(即秦始皇8年)。甲种本书风超迈俊逸，洒脱痛快。用笔以中锋为主，偏侧辅之。起笔往往藏锋或顿笔重按，形成“钉头”，收笔每每出锋，或尖锐而劲险，或速折而方峻，显得极为随意，奔放跌宕，神采夺目。乙种本及《墓主记》风格与之小异，古厚拙朴而内敛，故少豪放之气。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秦墓。其中，7号墓的木制椁攵 室门楣上刻有“五十一年曲阳士五邦”9字，为秦昭襄王51年(即公元前256年)物。11号墓出土了约1150枚有关秦的法律文献的竹简。其中《编年纪》所记时间始于秦襄昭王元年(即公元前306年)，断于秦始皇30年(即公元前217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称帝后的第4年。这些作品与《云梦秦简》、《青川秦简》在风格上十分相似。

　《青川秦简》、《天水秦简》、《云梦秦简》，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隶变作品。它雄辩地告诉我们：1、隶书滥觞于春秋晚期、战国早中期的草篆，以秦系文字为主体，兼承六国古文，至战国晚期已基本成型，遂与古文大篆分流，成为当时普遍应用的字体，至秦代，与小篆并驾齐驱，各领风骚。2、尽管我们尚未见到大量被确认为秦王朝统治时期的古隶作品，但透过这批简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秦代是古隶的发展期。因此，应该说“奏事繁多”、“篆字难制”，迫使人们“以趋约易”来广泛使用“秦隶”，而绝不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突然间创制出来的。倘使没有这15年的发展，肯定不会有两汉隶书的成熟、鼎盛以及小篆的“淘汰”。

　异彩纷呈的两汉分隶

　汉代统治长达426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显赫的王朝之一，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都得到空前发展。书法也不例外。简便快捷的隶书，不但发展成熟，而且上升为占主导地位的通行字体。从此，以象形意味为主体特征、屈曲繁复、不易书写与辨识的古文字时代宣告结束，开创了今文字时代的新纪元。

　汉代隶书的发展进程总体上可分为两大时期：西汉为成熟期，东汉为鼎盛期。

　过去，人们受材料限制，对西汉书法的评判只能依靠仅有的一点史料去推测、臆断，因而生出许多讹误来。今天，我们在目睹建国以来出土的大量西汉简牍帛书之后，不得不以全新的'理念去审视西汉书法艺术的伟大成就及其历史地位与审美价值。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先后在湖南、山西、湖北、安徽、广西、山东、江苏、甘肃、青海、河北等省出土了20多处西汉简牍帛书。1972年，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了至今保存完好的遣策共312枚竹简，还有49块附于竹简上的木牌，总计2063字。总体来说，这些字体态修长俏丽，横扁者不多;用笔潇洒率意、流畅自然，尤其是纵势笔画的恣肆夸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3号墓也出土了若干竹简、木牍，而最有价值的是那些折叠起来放在漆奁里的帛书。从书法的角度看，帛书《杂疗方》与《云梦秦简》比较接近，形略呈扁平之势，亦尚工整。《战国纵横家书》形呈纵势，线条纤细，露锋尤多，篆意亦较其他帛书浓。《老子》甲本、《春秋事语》风格较为接近，形亦呈纵势，点画肥厚，带有草意。《老子》乙本独具面目，结体呈横势，端庄齐整，横画、捺画波意初具，书风含蕴内敛，清秀恬淡，实开东汉八分先河。汉初隶书，此本当为极则。1983年～1984年间，湖北江陵张家山第247号汉墓出土竹简1000余枚，书风亦与《云梦秦简》近似，浑朴而厚重，爽捷而俊逸，大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感，是典型的古隶作品。1973年～1975年间，湖北江陵凤凰山9号西汉墓葬出土了3件木牍，字迹尚清晰可辨。其中1件有文帝16年(公元前164年)的纪年，说明成牍时间为西汉前期。三牍布白匠心独运，字距相间较远，行距也很宽舒，给人以疏宕淡远的艺术享受;结字亦十分独特，体态呈纵势，每逢竖、竖钩、捺、戈钩、主横等画则恣肆夸张，显得极为洒脱俊俏，与《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竹简遣策似乎有共通之处。而尤使人感到惊讶、震慑的是其主横、捺画、戈钩等的波磔挑法已十分精熟，与东汉成熟的八分相差无几。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具有波磔挑法的作品，说明早在西汉前期，蚕头雁尾、极富华饰之美的波笔就已形成。因此，尽管数量殊少，但对于我们研究隶书发展演变的历史却有着极为宝贵的价值。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了西汉武帝初年(约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20年)的两座墓葬。其中，1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2号墓出土竹简32枚，总计4974枚。这些作品点画丰腴肥厚，稍带草意，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可谓一脉相承。1972年～1973年间，考古专家们从甘肃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土了19637枚简牍。这些简形制多样、内容丰富、断代清晰、书体多变(不仅有古隶，亦有成型的八分及草隶、草书)。1973年在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村40号西汉墓出土了许多竹简，从经过处理与放大的样片看，书体已是相当成熟的八分：扁平，呈横势，波磔挑法备至，结体谨严、端庄，点画排叠匀称，与《史晨》、《曹全》等东汉名碑很接近。说明隶书发展至此，已完全摆脱了篆书的束缚。因而我们有理由说《定县汉简》是隶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标志着古隶已成为过去，分隶已经成熟!1959年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的《武威仪礼甲种本简》，书写讲究，技巧娴熟：用笔干练老到，劲健精微;结字以横取势，撇捺开张，波磔纷呈有致，字形大小基本同等，字距间隔疏朗，且基本衡一，不像其他简牍那样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听任自流。显然，这是已经融进了受作者主观意识支配的人工排布因素的成熟的八分书。从无意到有意，从天真烂熳的自然美到规整有序、极尽矫饰的人工美，是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透过以上具有鲜明理性化审美追求的简牍分析，让我们看到了由萌芽于春秋战国的古隶历秦而汉演变成八分的清晰脉络。

　东汉是隶书高度成熟、空前鼎盛的时代。它以中晚期桓、灵间的几十年石刻艺术的绝代勃兴及著名碑碣的集中涌现为标志，完成了隶书生命由滥觞----成熟----鼎盛的第一个轮回。东汉早中期的100多年，书法的发展进程比较滞缓，基本上是承袭前汉旧制。览阅这一时期居延、武威汉简及为数不多的刻石，即可证实这一点。而东汉中晚期的隶书，无论从成熟程度、字径大小、尺幅阔窄、形制样式、材质选择以及作品的气格态度等等都与前期大相径庭。

　作为早期仅有的刻石，《莱子侯刻石》、《三老讳字忌日刻石》、《开通褒斜道刻石》、《大吉买山地记刻石》、《司马长元石门题字》无论用笔，还是结字都有着共同的美学特征：圆润浑穆，寓健于柔，尽用篆法(即康南海所谓“以篆笔作隶者” [4]);有波磔意蕴，但无明显挑法。故拙朴内涵，自然率真，饶有古趣。因此，显现在结字上给人的印象是既不像《云梦简牍》那样具有典型的古隶特征，亦不像《石门颂》那样具有鲜明的八分特点，全然介乎两者之间。透过它们，不难看出《石门颂》、《杨淮表记》以及后来的《泰山金石峪》、《四山摩崖刻经》等圆浑雄放、萧散古穆一路作品的裔承关系。

　中期著名的刻石有《子游残石》、《祀三公山碑》、《太室石阙铭》、《阳嘉残碑》、《裴岑纪功碑》、《北海相景君铭》六种，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组合：《残石》、《残碑》为一组，是已高度成熟的八分书;《太室》、《裴岑》为一组，是波磔挑法不甚显明，饶有籀篆意趣，介乎古隶、八分之间的作品，因而与早期的几种刻石有某种共通之处;《祀三公山》与《景君》为一组，是体在篆隶之间的两件作品。用笔方折外拓，崚嶒多姿，锐气逼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与桓、灵时期《张迁》、《西狭》、《鲜于璜》以及吴之《天发神谶》诸碑之间的渊源流变关系。

　东汉盛行树碑立传之风，尤以桓、灵两朝为最。作为官定文字的隶书，因之步入了灿烂辉煌的时代，出现了流派纷呈、风格殊异、杰构林立的局面。就刻石的形制来看，不外碑、墓志、摩崖、造像记几类。人们往往根据实用的需要选择相应的形制，书写特定的文辞。由于场合庄严的程度不一、刻石形制的不同，因而书写风格也有很大差异。日本学者浦野俊刚根据碑的制作目的及书风，把这一时期的汉碑划为“五类” [4]：一类是以《祀三公山碑》、《封龙山碑》、《白石神君碑》、《西岳华山庙碑》为代表的歌颂神冥灵验者的“神碑”。此类作品结构严谨，体态端方，波磔劲俏，气势开张，构成了“威严书风”[5]的群体。一类是以孔庙三碑(《乙瑛》、《礼器》、《史晨》)为代表的记述祖庙祭祀与修造者的“庙碑”。庙碑通常法度严密，是“完美高尚” [6]、“足资楷模” [7]的标准八分，但失之谨饬。一类为歌颂个人德行者。属于政德碑的有《裴岑纪功碑》、《曹全碑》、《张迁碑》等等;为墓碑的有《景君碑》、《夏承碑》、《孔庙碑》、《衡方碑》、《樊敏碑》、《尹宙碑》等等。此类碑是东汉碑刻的重头戏，所占比例大，分布面积广，时间延续长。就书风而言，不像前两类死守法度，端严谨饬，而是容颜迥殊，互异其致。如《曹全》以清瘦、流美、飘逸胜;《张迁》以凝整、拙朴、强劲胜;《衡方》以丰茂、古厚、峻严胜;《夏承》以奇古、浑圆、肃穆胜;《孔庙》以疏宕、洒脱、秀美胜。第四类为纪念土木工程峻工而刻的纪念碑，以“摩崖三颂”(《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为代表。摩崖刻石的最大特点就是石面本身不像石碑那样光洁平整，面积也比碑不知大多少倍，书写时完全“因形就势”，加之纪念碑无须神碑、庙碑以及墓碑那样神圣庄重，因而成就了此类作品在书风上萧散飘逸、宽博雄放、真率自然的共同审美特征。其他如题字、墓记、石经为一类，代表作有《阳三老石室画像题字》、《朱君长题字》、《马姜墓记》、《熹平石经》等。此类作品，除石经书写工整，法度严密外，其他几种都较随意草率。这是因为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次于墓碑的缘故。但从艺术的角度看，漫不经心的“随意”与“草率”，却往往使作品自然地流露出“真趣”，因而佳构时出。

　气格卑俗的晋、唐隶书

　当隶书从春秋战国古文草篆发端到两汉登峰造极之后，形势便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三国历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公元220年～公元907年)的677年来看，隶书的发展基本沿两条路径进行。一条朝楷书方向演化，最后发展成为魏碑和唐楷;一条朝隶书本体方向发展，最后形成了晋隶、唐隶的风格。前者由汉碑中《鲜于璜》、《张寿碑》、《西狭颂》、《张迁碑》等古厚、朴茂、方整一路风格的作品演变过来，至本时期则以《郛休碑》、《谷朗碑》、《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刘克墓志》、《爨宝子》、《灵庙碑》、《枳杨阳神道阙》、《爨龙颜》等为脉络，最后发展为具有成熟楷书风格的魏碑(如《龙门二十品》)，历唐欧、褚、颜、柳而造极。由于这是一场从一种字体向另一种字体嬗变演化的文字革命，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成为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主流。作为诞生在由隶而楷过渡时期的作品，它们都以似隶非隶，似楷非楷为总体特征，成为一种新型的中介字体。其用笔大都以方为主，拐角用折，波挑翻翩，钩 趯 峻峭，故点画厚实、苍劲，神采显耀。这些都是从母体先天的遗传基因那里获得的。由于尚不成熟，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若幼儿牙牙学语，跃跃欲步的稚拙与天趣，体现在结字上则是大小参差，重心偏移，时出险态，真率烂熳。因此，该类书风具有浓郁的艺术情调，自清尊碑以来，一直受到书法家们的偏爱。后者是承袭东汉“孔庙三碑”、《曹全》一路具有庄重、清健、流秀风格以及兼有古穆奇气，饶有装饰趣味的《夏承碑》的。从《上尊号》到《曹贞》、《王基》至西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碑》便已完成了它的蜕变使命。此后几乎一成不变，形成了晋、唐隶书固定的风格模式：1用笔单调平乏，千篇一律，没有变化，缺少凝重厚实和蕴藉。2结字工稳平正，排叠匀一，法度森严，伤于板滞，故缺少意趣、韵味。3章法排布规整，横、直、斜均能成行，状若算子，故伤于馑饬。可以说，隶书沿本体方向发展至晋、唐已是穷途末路。这类作品，人工雕凿的刻意成分严重，把追求装饰效应上的美感推到极致，汉碑之真率自然、淳朴古雅的气息荡然无存。总之，格调卑俗，满纸匠气，毫无审美价值可言。

　关于这一时期的隶书作品，还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一是由于两条路子并行发展，对于生活在这一特定时期的书家来说，无疑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和影响，于是便出现了像《孔羡碑》(三国魏黄初元年，即公元220年)和《玄宫刻石》(南朝刘宋永初2年，即公元421年)以及《刘贤墓志》 [约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即公元493年)前]之类的混血儿。《孔羡》与《刘贤》撇画的装饰味(当然渊源于《夏承》)与晋唐隶书完全一样(这种收笔带钩的装饰性的撇，是晋唐隶书的典型特征之一);而《玄宫》的横画则又与二爨的一模一样。二是以《符秦建元四年产碑》(十六国前秦符坚建元4年，即公元368年)、《好太王碑》(东晋文熙10年，即公元414年)及《铁山摩崖石颂》(北齐皇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等为经脉的圆笔隶书作品，基本是承袭《石门颂》、《杨淮表记》等而自成体系的，尽管它们都或多或少的带有楷意，但与前面的路子似乎不太相干。这几件与魏晋隶书风貌迥异、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醒世之作，也许正是隶书走向末路前的回光返照。

　气息靡弱的宋、元、明三代隶书

　当崇尚法度，循规入矩，不越雷池半步的唐人把隶、楷推向绝壁之后，紧步其后的宋人已无前步之阶。于是，一场摆脱束缚，寻求新生的叛逆运动悄然兴起，这就是以“尚意”美学观念为内核的艺术革命。他们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生龙活虎，流宕多姿，极易移情的行书(当然也包括草书)，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大家辈出，成就卓著，以实力引领时代，塑造了永垂书史的不朽形象。在他们眼里，唐人楷、隶被视为没有艺术内质的“俗品”而不屑一顾，因而问津楷书者相对较少，隶书就更不足齿数----从此步入了历史的低谷!

　元初，赵孟 出，师古重法，回归传统，故钍弊鞣至ァS钟形忸 、唐元等，皆于朝野以八分名重。但毕竟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且一味摹古，不求新变，境界难高。至朱明王朝，亦不相伯仲。尽管以隶书名世者有沈度、王民、文征明、文彭、宋珏、孙克弘等，但其作茧自缚，泥古不化，步元人之后尘，入唐人之窠臼，因而作品充斥着匠俗之气，很难找到传情达意、映现自然之美和作者精神气格的艺术语言。总之，宋、元、明三代隶学不为人看重，风气衰败，萎靡不振，是隶书史上极为萧条的时期。

　张扬个性的清代隶书

　众所周知，清代是一个政治上昏聩、腐朽、没落的王朝，而书法尤其隶书却在这个时代得到复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如前所述，隶书自东汉桓、灵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至宋、元、明三代已少有人问津，“篆籀八分，几于绝迹”[8]。而被尊为帖学鼻祖的“二王”书风，由于得到梁武帝、唐太宗等的极力推崇，长期笼罩书坛。以“二王”为衣钵而失之于“俗”[9]的元人赵孟钍榧笆е凇叭怼盵10]的明人董其昌书，本不足为重，却深得明清皇帝的赏识，以致出现了从明季到清初赵、董书风交相辉映，天下附影的局面。加之科举而馆阁体兴，千人一面，一字万同。可以说在“二王”帖学范围内讨生活的清人书法至此已是衰朽至极。物极必反。书法艺术这种自身的矛盾运动，客观上为隶书的复兴积聚了巨大动能，犹如一座巨大的活火山，一触即发。一方面，康、雍、乾时期，清政府为了强化皇权，防止颠覆，加紧了对汉人中学人思想的钳制，以致文网密布。为了逃避残酷的现实，人们不得不转事他行。其中，不少人则致力于古籍的勘理和金石的考证。于是，作为记载着汉代文献史料的碑刻，受到人们的空前青睐。同时，汉碑书法艺术的美学价值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与重视。许多人考证之余便埋头于汉隶书风的探究，学界由此大兴“汉学”和“尊碑卑帖”之风。显然，是至今想来还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狱”激活了“隶书”这座沉睡了1400多年之久的火山。

　此外，清初几位先知先觉、具有强烈个性的大家对清隶复兴亦功不可没。首先是傅山。傅山以草、行书名重于世，作风仍属帖学一路。但他从言行上已很透彻地表明了自己尊碑的思想理念。他说：“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在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宽窄，左右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11]尤其是他的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12]的美学思想，更是道出了与妩媚婉秀，充溢着阴柔之美的帖学风范格格不入的艺术主张。他身体力行，行草之外，兼习分隶。尽管尚不成熟，但作品拙朴真率的情趣，一扫晋唐以来八分恶习，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反叛意义。因此，傅山可说是清代碑学崛起、隶书中兴的先行者。其次是被誉为“清初三隶”的王时敏、郑簠、朱彝尊。郑、朱二人殚精竭虑，提倡碑学，毕生浸润于金石的研究与考证，且注重实践，创造出了个性鲜明、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八分书体。王时敏于画学虽为复古守旧派代表，但所作八分直追秦汉，带有古气。线条也不象唐隶那样浮滑单薄，用墨上更没有明人那样“黑”、“死”，很讲究苍涩浑润的变化。就这些而言，他的作品较之唐隶还是富有新意的。“清初三隶”的成就，基本代表了清初书坛分隶的水准，为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打开了通路。最后是作为朱明后裔的高僧石涛。石涛以其巨大的绘画成就与创新精神倍受人们钦慕。在书法上，他也是提倡个性解放，尊碑卑帖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作八分，“散朴有致，不格绳墨”[13]，气格非凡，为随后的书家冲破晋唐以来隶书樊篱提供了又一崭新的“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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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简介

自嬴秦以来，改朝换代更天换地者十数次，这些氏族为何能在十数次天崩地溃中屹立不倒？人自然明白，无他，出卖旧天子，充当新奴才尔，通敌才是贵族之大道，是故，国因贵孔而空，民以卖国而荣，民之所以卖国，是为其族可以老大也，国之所以靡空，是因其崇老大而失道也，进而，要从根本上拯救糜烂的清朝，梁启超就写了本篇《少年中国说》，为的是克服氏族传承5000年的谎言，断了崇洋媚外的根源，了结卖国而偷生的情愫

原文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饮冰室合集》

任公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拿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任公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成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亚、欧罗巴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末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固，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敬贺，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相传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魏晋以后的书法，草书、行书、楷书迅速形成和发展，隶书虽然没有被废弃，但变化不多而出现了一个较长的沉寂期。到了清代，在碑学复兴浪潮中隶书再度受到重视，出现了郑燮、金农等著名书法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扩展资料

隶书点画的写法于篆书有明显的不同，篆书的点画可概括为点、直、弧3种，而发展到隶书已经具备了永字八法中的8种笔画。在用笔上，篆书多为圆笔，而隶书已有方圆并用之笔，并且笔画有了粗细变化。

另外，隶书的书写还应注意以下几点。如一字中有数横相迭时，一般是最末一横写成带蚕头燕尾其余都是短横。如一字中既有长横又有长捺，一般是长捺用蚕头燕尾，长横不用，如“大”的写法就是。如横在别的笔画包围之中，横的写法也不用蚕头燕尾。就是说，蚕头燕尾在一个字中只能出现一次，否则就会影响字的美观，所以前人说“蚕无二色，燕不双飞”。

隶书的代表作品分别是，唐代隶书历来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四家平分秋色。其中韩择木列四家之首，其隶书代表作是《祭西岳神告文碑》。史惟则，人称“史侍朗”，代表作是《大智禅师碑》。而蔡有邻、李潮鲜有作品传世。此外，唐代隶书作品，著名的还有徐诰的《嵩阳观记》，唐玄宗的《石台孝经》等。

-隶书

问题一：隶书起源于什么 朝代？ 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被关在监狱里。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又创立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因为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大附会的成分。实际上正像书法的产生一样，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程邈所作的大概是整理工作。

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已有了明显的隶意。隶书成熟于东汉。汉桓帝(147―167)、汉灵帝(168―189)时代，是隶书的盛期。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隶书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作为书法艺术，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前人称篆书笔法为“玉箸”，即玉作成的筷子，横平竖直，均匀圆润。字的结体规矩严谨，较少变化。隶书则不然，它的点划分明，粗细有致，波画有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用笔有方有圆，或方圆兼济。结体或险峻跌宕，坚挺雄健，或秀丽工整，圆静妩媚，或坚守中宫，凝重端庄，或大开大合，意气飞扬，可谓千变万化，各臻其极。这真是书法史上瑰丽的一章。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 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代隶书，都是凭当时刻在石碑上而保留下来的。可惜当时书丹的作者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铭文内容为其命名，例如：《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孔宙碑》、《石门颂》、《华山碑》、《曹全碑》、《西狭颂》、《张景碑》、《张迁碑》等等。

汉代书法，除碑刻外，还有书写在木板(北方)和竹板(南方)上的汉简。简板上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肃穆、气势恢宏，而是活泼灵动、变化多端，甚至漫不经意，富于幽默感。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那么，汉简则如同写意。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甚至草率。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

问题二：隶书在那个朝代 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分“秦隶”（也叫“古隶”）和“汉隶”（也叫“今隶”），隶书的出现，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隶书是相对于篆书而言的，隶书之名源于东汉。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国的 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楷书的基础。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到东汉时，撇、捺等点画美化为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具有书法艺术美。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的价值。

隶书相传为秦未程邈在狱中所整理，去繁就简，字形变圆为方，笔划 改曲为直。改连笔为断笔，从线条向笔划，更便于书写。隶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 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被叫做佐书 。隶书盛行于汉朝，成为主要书体。作为初创的秦隶， 留有许多篆意，后不断发展加工。打破周秦以来的书写传统，逐步奠定了楷书的基础。在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下，是汉代隶书逐步发展定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体，同时，派生出草书、楷 书、行书各书体，为艺术奠定基础。

隶书的发展

过去一般相信隶书之由来为“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但近来指出“隶”字亦有“附属”的含意，可能意旨其为篆字之衍生。

沧海一念 回答采纳率:191% 2008-08-10 11:40 检举

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被关在监狱里。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又创立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因为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大附会的成分。实际上正像书法的产生一样，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程邈所作的大概是整理工作。

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已有了明显的隶意。隶书成熟于东汉。汉桓帝(147―167)、汉灵帝(168―189)时代，是隶书的盛期。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隶书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作为书法艺术，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前人称篆书笔法为“玉箸”，即玉作成的筷子，横平竖直，均匀圆润。字的结体规矩严谨，较少变化。隶书则不然，它的点划分明，粗细有致，波画有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用笔有方有圆，或方圆兼济。结体或险峻跌宕，坚挺雄健，或秀丽工整，圆静妩媚，或坚守中宫，凝重端庄，或大开大合，意气飞扬，可谓千变万化，各臻其极。这真是书法史上瑰丽的一章。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

问题三：隶书哪个朝代的 隶书起源于战国，兴盛于汉代

隶书一般认为由篆书发展而来，字形多呈宽扁，横画长而竖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根据出土简牍，隶书起源于战国。传说程邈作隶，汉隶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问题四：隶书是哪个朝代的通行文字 汉朝

隶书是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于秦朝，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也有说法称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

问题五：隶书最早产生于什么朝代 隶书究竟起源于何时，所云众多，说法不一。

隶书相传是秦代书家程邈所作。程邈，字元岑，秦代下杜人，初为县之狱吏，他对文字很有研究，后困得罪了秦始皇，被囚在云阳(今陕西省淳化西北)狱中，覃思10年。他感到当时官狱公牍繁多，篆书结构复杂，书写不便，因此就动脑筋把它改革，在原来大小篆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削繁就简，变圆为方，拟定了一批日常应用的标准隶书，成隶书3000字奏之。秦始皇看后很欣赏，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而且起用为御史，并以其所造的隶书发交官狱应用佐书，故曰“隶书”。唐代虞世南《书旨述》谓其书朴略微奥。所以世称程邈为“隶书之祖”。

问题六：隶书出现在哪个朝代 隶书最早出现的年代,据目前出土的简牍来推断,应该在战国时代,那时候就有隶书的雏形了,称为古隶到东汉时期,隶书发展到高峰,已完全成熟

问题七：隶书四大家是哪个朝代的 隶书四大家是清代的，具体：

清代隶书四大家：金农(1687-1764)、郑(1622-1693)、邓石如(1743-1805)、伊秉绶(1754-1815)

问题八：隶书什么时候成为全国规范性文字（哪个朝代）(历史) 东汉时期。一直到三国两晋才逐渐被楷书替代。

西汉仍沿用顶篆，西汉时的《袁安碑》完全继承了秦篆的特点。到后因书写速度原因演变成隶篆，就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的一种字体。

问题九：隶书是出自什么年代 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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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法史的发展来看，隶书的产生、演变和发展经历了五个时期：产生期、成熟期、鼎盛期、衰微期和复兴期。

1、产生期

秦至汉初（大约在公元前——221—公元195年）为隶书的产生期，也称“隶变”期。此间的书体尚介于篆隶之间，称为“古隶”。我们从先后出土的秦简和马王堆帛书中的《五行》篇、《战国纵横家》等书迹中，清楚地看到了古隶书的书写风貌：形趋方正、字势变纵为横、改圆转为方折及点、横、波、磔等隶书的用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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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熟期

西汉中后期为隶书发展的成熟期。此间的传世书迹如简书中的《武威王杖诏令册》、帛书中的马王堆《相马经》等，字形已大都扁平方正，结构已较规范，用笔已有规律，笔势的左波右磔已相当成熟而固定，均已脱尽篆意，是完全成熟的隶书了。

3、鼎盛期

东汉是隶书艺术大放异彩的黄金时代。最能体现隶书艺术成就的当是东汉碑碣。

东汉初年起，“扬德书贤”的立碑刻石风气盛行，这时期的隶书作品笔法严谨，体势多变，艺术水平登峰造极。清人王澍有评：“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备出一奇，莫有同者。”开阔者如《石门颂》，劲健者如《乙瑛碑》，方峻者如《礼器碑》，严整者如《衡方碑》，端庄都如《史晨碑》，秀润都如《曹全碑》古穆者如《张迁碑》等。处于黄金时代的东汉隶书作品有如琼山珍海，洋洋大观。

4、衰微期

隶书发展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追求规整严谨，越来越显得板滞，缺少生气，已表明隶书的发展走向了末路。如《熹平石经残字》和《白石神君碑》的风貌便清楚地体现了这一趋势：字形整齐，用笔拘束，空间的分布和线条的节奏都缺乏自然生动的气韵等。它们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预示着汉隶黄金岁月的逝去。

到了魏晋隋唐，隶书的正统地位被楷书所替代。此间虽有隶书作品，亦不过是汉末的流风余绪而忆，与汉隶不可比肩，完全失去往日的风采。即便是能给当时处于衰微的隶书艺术注入过少许新气息的唐玄宗李隆基也如是，其书作《石台孝经》虽于端庄典雅中颇有夺人之气势，然过于规整刻板，过于装饰而几近“馆阁”。

唐以后隶书每况逾下，只有到了书道中兴的清代，古老的隶书艺术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恢复了汉代的气象。

5、复兴期

清代，由于秦汉金石的不断发现及朴学的兴起，使中断了一千多年的汉隶书法艺

得以延续，且成就之高“直逼汉人”。

清代的隶书是继汉代后的又一高峰，三百年间涌现出一大批隶书名家，他们集古今书体之大成，且能敢于创新，大都有着强烈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其中最有代表性者当推“清隶八家”：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

司马氏于280年灭吴，结束了传奇的三国时代，统一了全国，建立晋朝，史称西晋。

西晋年间，社会动荡、旧道德崩溃。西晋士人尽情享受生活、挥金如土、游山玩水、眷念人生、好谈玄理、放达简傲、标榜争胜。他们用一起办法——文章、言辞、琴棋书画来展现人格与风度。

后世批判西晋“风俗*僻、耻尚失所”，但这又何尝不是思想的自由与解放、人的觉醒与浪漫呢。

西晋的书法特点是，书法中心仍在洛阳，旧体、新体共存共荣，同时，南方人士开始接受新体书法。

一、篆书

西晋碑石篆书题额存世的有两种，分别是《郛休碑》↓，此碑结字精整，属严谨的汉篆法；

二是《王君墓神道》↓，此碑结体不整，有美术化倾向。

西晋的篆书也有墓砖、瓦当文字。但最好的研究了解途径是通过西晋官印。

上世纪90年代曾出土的刘弘官印、私印，笔画婉约流动，方头锐尾，是典型的悬针篆。

宣成公章（金质）↓

镇南将军印（金质）↓

刘弘私印（铜质）↓

二、隶书

西晋隶书书法精整者仍沿袭曹魏隶法，与汉隶相近。如：

《杨骏墓志》↓，结字工稳似《曹全》，波磔翻飞如《华山》

西晋隶法还有梁鹄一派。其特点是用笔“尽其势”。西晋变异的写法开始时髦，对原有笔法已经歪曲走样，再不复汉隶沉雄洒脱气质。

三、草书

草书的发展分几个阶段，也包括多种类型，如章草、今草（小草）、狂草（大草）。西晋时的草书仍是章草。其具有一定的书写规则，有连笔，字间不牵连，存隶意。

1、卫瓘的“草稿”

卫瓘善草书，且独具一格，与章草相区分称作“草稿”，多用于往来信件，属“相闻书”。其特点是左低右高，捺笔向下内敛纵引，“流便”、“妍媚”，在章草横展的笔势基础上，变为“纵引”，代表了草书发展的方向。

《州民贴》↓

2、索靖的章草

索靖的章草在历史上评价颇高，甚至被誉为“神品”。存世可见的代表作品有：

《月仪帖》↓，此贴最为著名，是写信的参考文范，称“书仪”。

此贴真实性历来存疑。

《出师颂》↓

《七月帖》↓

3、陆机《平复帖》↓，此贴是唯一存世的西晋草书尺牍墨迹。其法古朴而非古雅，章法伪略而不正规，其人亦非草书名家。

4、楼兰草书

20世纪初，在罗布泊楼兰遗迹出土了很多文书，里面有各种书写内容，草书字迹虽非名家所书，但贵在真实，反应了当时书法的社会面貌。

四、行书

西晋是行书普及的时代，已用于令史书写，也称为史书。但西晋书家行书存世极少，仅楼兰遗址发现文书若干。

楼兰文书《正月廿四残纸》↓

楼兰行书的特征可归纳为：

用笔和笔画：横笔收笔不按顿、纵笔向左背右、竖钩不钩直接下引、撇直硬；

偏旁部件：较早定型，后世已无变化，如亻、忄、氵等；

字形与结构：纵长居多，结构多平结。

西晋行书仍有很多借鉴楷书、隶书的笔法，但已逐渐形成特点，为后二王行书奠定了基础。

五、楷书

存世的西晋楷书有：

1、《三国志吴书》↓

此文稿藏于日本上野家，其文字楷法特征接近成熟的楷书，书写精整，竖画、撇画顿锋起笔，方头，横画、捺画顺锋起笔，尖头，捺笔丰厚。但仍未脱隶意。

2、《法华经残卷》↓

从敦煌出土的遗迹书法作品看，楷书在西晋用于抄写经文、书籍。

六、西晋书家与书风

西晋的书家处于一个“尴尬”的历史时期。前有曹魏的锺繇，后又东晋王羲之，西晋书家往往被人遗忘。但他们仍有非常典型的特点。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卫瓘、索靖。两人的草书同源而异流，都渊源于张芝，却风格不同。谓“瓘得伯英（张芝）筋，靖得伯英肉”。说的是卫瓘“笔势”胜过索靖，而索靖长于草书“笔法”。

但草书的特点就是依笔势传达神采，如后世狂草最体现笔势。

西晋因索靖的草书章法清晰，故学习者众多；而卫瓘书法的“纵引”笔势却代表了草书发展的方向。东晋二王就是传承了这一笔势，可以说，二王“今草”是卫瓘“草稿”的后继。

概括来讲，西晋时期的正统书体是“古文、篆、隶、草”。行书和楷书虽有发簪，但当时仍属辅助书体，未能与其他书体平起平坐。

西晋的书风的宽松和书法的发展，为东晋书坛繁荣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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