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的出现当早于刻，在先秦典籍中，早已见到有关漏的记述，而只有在汉代以后文献中才见到有关刻和漏刻的描写。最原始的漏壶不可能有什么节制水流的措施，只是让其自漏，从满壶漏至空，再加满水接着漏。显然满壶和浅壶漏水的速度不同，但一壶水从满漏至空都是大体等时的，如内蒙古杭锦旗1976年出土的西汉漏壶每次漏空大约10分钟，因而计量时间可用漏了多少壶来表示。为了不间断地添水行漏，计数漏了多少壶，需要有人日夜守候，这也许就是《周礼•夏官司马》中提到“挈壶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的原因。如此众多的人员守候一个漏壶显然是很大的负担，人们必然会产生节制漏水速度的要求，或在壶内壁出水口处垫以云母片，或在漏水孔中塞以丝织物等，使漏水缓慢而又不断，这样每一壶水漏出的时间长了，减轻了不断添水的负担。但是却不能以漏多少壶来计时，而要随时注意漏壶里的水漏掉多少，这就是刻产生的基础。最初可能是在壶内壁上刻画。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漏时说：“漏，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刻。”可能就指这一情况。后来为了便于读数，就放一枝箭在壶里，在箭杆上划刻度，看水退到什么刻度就知道时间了。

鲁迅简介

鲁迅(1881—1936)，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一生写作了许多小说、杂 文、散文、诗歌、日记、书信、论著，还翻译了不少作品，这些都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宝贵财富。

藤野先生生平

藤野先生，姓藤野，名严，排行第九。1874年生于福井县一位医生家里，名古屋爱知县立医学专门学校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04年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书。1915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改为东北医科大学，藤野先生因没有进过大学，不合“资格”要求而离职，到东京泉桥慈善医院工作，并学耳、鼻科，一年后回到家乡福井县木村自设诊所。1945年8月11日逝世，享年72岁。

鲁迅留日经历

1902年4月，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积极参加反清爱国活动，在《自题小像》诗中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1904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两年后弃医从文，想从改变国民精神入手，挽救民族危亡。

1906年到东京开始文学活动。翻译、介绍俄国、东欧和其他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并写《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

1908年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加入光复会。

1909年8月，由日本回国。

《朝花夕拾》简介

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关于翻译本书，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提到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时说：“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较差，还是割爱为好。”

本书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谨忆周树人君

藤野严九郎

鲁迅写过一篇有名的散文《藤野先生》，回忆他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的老师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最初发表于1926年12月10日《莽原》半月刊上）。鲁迅逝世后，藤野先生也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发表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月号的《文学案内》上。以下是该文的译文。

因为是多年前的旧事了，所以记忆不是很清楚。但我可以确定我从爱知医学专门学校转职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末的事。在那之后两年或三年，周树人君作为第一个从支那来的留学生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因为是留学生，不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周树人君和一百人左右的新入校生以及三十多人的留级生一起听课。

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

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支那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如果留下来当时的记录的话，就会知道周君的成绩，可惜现在什么记录也没留下来。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

那时我在仙台的空崛街买了房子，周君虽然也到我家里来玩过，但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如果过世的妻子还在世的话，或许还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前年，我的长子藤野达也在福井中学时，主讲汉文的管先生对他说“这本书上写了你父亲的事，你拿去看看。如果真是那么回事，给我们也讲一讲那些事情”。于是长子达也借回了周君写的书让我看，这些作品似乎都是佐藤翻译的。

这以后大概过了半年，管先生来和我会面，也谈到了书中所讲的那些事情。从管先生那里，我知道周君回国之后成了优秀的文学家。管先生去年去世了。听说在姬路师范当老师的前田先生也说过周君的一些事情。

让我再回到前面的话题。周君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象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周君临别时来我家道别，不过我忘记这次最后会面的具体时间了。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真感到很高兴。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

如果是毕业生的话，我会和他们一起拍纪念照，可是一次也没和周君一起照过像。周君是怎样得到我这张照片的呢？说不定是妻子赠送给他的。周君文中写了我照片的事情，被他一写，我现在也很想看看自己当时的样子。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作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支那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支那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少年时代我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支那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啊。

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前些天从报纸上得知周君鲁迅去世的消息，让我回忆起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不知周君的家人现在如何生活？周君有没有孩子？

深切吊唁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亲切当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灵，同时祈祷周君家人健康安泰。

《呐喊》自序

·鲁迅·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①，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②，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己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③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④。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⑤，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注释：

①N指南京，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作者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参看《朝花夕拾》中《琐记》及《藤野先生》二文。

②作者对中医的看法，可参看《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

③S会馆指绍兴县馆，在北京宣武门外。从1912年5月到1919年11月，作者住在这会馆里。

④鲁迅寓居绍兴县馆时，常于公余〔当时他在教育部工作〕荟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成《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在寓居县馆期间，他还曾经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勘工作，成书的有谢承《后汉书》、《嵇康集》等。

⑤金心异指钱玄同，当时《新青年》的编辑委员之一。《新青年》提倡文化革命后不久，林纾曾写过一篇笔记体小说《荆生》，痛骂文化革命的提倡者，其中有一个人物叫“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

“鲁迅”笔名的由来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

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鲁迅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而以笔名“鲁迅”闻达于天下。

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访日见闻录之鲁迅

国人无不知道鲁迅，也就无不知道这位中国大文豪的《藤野先生》一文。1904年至1906年间，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 东北大学）听了藤野先生的课。今天，鲁迅先生的雕像立在他日本母校如盖的松荫下，成为中日友好往来的象征。

我们在鲁迅听课的那个阶梯教室，聆听90年前年他留在这里的读书声，感受他弃医从文、以文医国的情感律动。在当年使用过的升降式双层黑板上，今天写满了中国来访者的题词和名字，这些粉笔字表述的已不是当年令鲁迅不喜欢的解剖学知识，而是国人对他的敬仰和缅怀。校方告诉我们，每当一块黑板写满了字，就要拍成照片，做个像框挂起来，然后把黑板擦干净，等着后来者继续书写。果然，在黑板的两侧分别悬挂着数幅这样的照片。

鲁迅第一学年的成绩表陈列在东北大学纪念资料室的橱窗里，那门他最不喜欢的解剖学课只得了个“丁”。与这份1905年的成绩表同样发黄的是一幅植物写生图，这是鲁迅和他的同窗们的作品。鲁迅终于毅然放下小小的手术刀和画笔，擎起了一支如投枪、如匕首的如椽大笔，向病若膏肓的祖国、向不幸不争的同胞献上满腔赤子情怀。

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岳飞背上纹有“忠君保家”四个字，显示了他的爱国之心，从此被人们所称道。然而，是谁把这四个字刺在岳飞背上的？因为《宋史》没有做详细记录，民间出现了各种版本。一个流行的版本是岳母刺字，曾经是为了鼓励岳飞好好报国。不过，另一种说法是，岳飞背上的纹身是因为宋朝的军事制度。那么，岳飞背上的“精忠报国”四个字从何而来，至今仍是历史未解之谜。

岳飞背上纹着“精忠报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大概源于婆婆愿意鼓励儿子上战场，但不是岳妈妈一手捅出来的。

据记载，岳飞在狱中时，秦桧等人曾秘密请贺铸审问他。岳飞言尽而力抗金军有功，爱国何罪？而在何柱面前，“劈开裳以示铸于背，并有四个大字‘精忠报国’以加深皮”。诚信让贺铸羞愧可怜。

《北京青年报》报道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标认为，岳飞的母亲石尧是农妇，不太可能识字，所以不可能亲自在岳飞背上纹上“精忠报国”四个字。但最有可能的是，他的母亲让岳飞在背后捅刀子，以鼓励他安定下来，在战场上战斗。

宋朝为了加强对士兵的处理和控制，实行募兵制，要求“为士兵纹字”。

游标教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分析了宋朝的军事制度后，可以得出结论，岳飞的背部不是因为参军而被刺的。

宋朝时期，我国历史上只有一次国家正规军完全靠募兵。汉、唐、元、明、清都实行征兵制。所谓征兵，就是服兵役的一种。只要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你就必须被强制服兵役。

宋朝的募兵制是国家从老百姓中招募士兵，国家出钱。所以宋代的兵役是国家出钱的雇佣兵，人员来源复杂。流浪者、饥饿的人和触犯法律的人可能被招募入伍，这使得处理他们更加困难。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为了加强对荣航的处理和控制，“为士兵纹身”成为一种操作标准。士兵只要入伍，都要纹上文字作为符号。赵匡胤认为军民应该分开控制，这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皇帝的控制。南宋人牛丘《宋史岳飞传》也说：“艺术始祖平定天下，懂得从各个角落招募不卖弄的无赖，刺字为兵。”根据古籍中的零散记载，通常是取“松烟墨”，将一根管针刺入体内，画出人物，直刺皮肤，涂上药酒。

岳飞文身的内容和部位不符合宋代士兵文身的规定。

宋朝的军事需求有两种，一种是皇军，即国家的作战部队；一种是厢军，相当于今天的工程兵，国家的大型公共工程，比如修桥修路，都是由厢军来完成。帝国军和厢军都有自己的定数。在或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社会，武将的社会地位很低。公务员，尤其是进士出身的，社会地位很高，武官被社会严重鄙视。那时候连军官都被鄙视，更别说一般的士兵了，因为那是一个崇尚文学的时代。当然，也有一些开明的士大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轻视士兵的做法不太好，期望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后来，许多纹身人物被刺在手臂、手掌和手背上，也许是老虎的下颚上。

而且给武士纹身的意图是为了防止武士逃跑或者犯法，所以很容易处理和操纵。所以我们选择刺战士的脸和手掌，这是比较明显的地方。如果像岳飞那样刺在背上，那就太隐蔽了，没有任何象征作用。所以也说明岳飞背上的“精忠报国”不符合“为兵纹身”的征兵标准。

为什么“精忠报国”会错变成“精忠报国”？

现在也有一些

岳飞在抗击游牧民族入侵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的皇帝宋高宗为了表扬岳飞，给岳飞题了“忠岳飞”二字，并让手下做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忠岳飞”。以后每当岳飞出征，都会带上这面写着“忠诚岳飞”的大横幅。到了明清时期，“精忠报国”会变成“精忠报国”，这其实是明清人的误解。

游标教授说，明清时期，从“忠君”到“精忠报国”的转变，大概更多的是皇权的提升，因为“忠”字是宋高宗给的。

游标教授说，明清时期，把“精忠报国”改成“精忠报国”，更多的是宣扬一种皇权，因为“精忠”二字是宋高宗给的。我想鼓励当时的人，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发扬这样一种精忠报国的能量。事实上，在元朝，蒙古人处于统治地位，而汉族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到了明朝，虽然朱元璋建立了汉人控制的政权，但实际上明朝时期，对外侵略还是很厉害的，北方的蒙古势力也很强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全民用这种“精忠报国”的能量来稳定和捍卫汉人的政权。于是“精忠报国”就慢慢流传成了“精忠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