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绮丽的江南水乡——浙江山阴（今绍兴），是清末爱国女杰秋瑾的

故乡。

秋瑾的家庭封建气味很浓。她的爷爷、爸爸都做过官，张嘴闭嘴离不开

封建礼教的陈词滥调。

秋瑾长到十四五岁时，就已有志有才，很喜欢看有关梁红玉、穆桂英等

女英雄的故事书，决心像她们那样为女子争光。

有一天，秋瑾的表姐妹随大人来玩，交谈起来，姐妹们都恨自己是个女

孩子，没地位，没自由，好像笼子里的小鸟。秋瑾越听越觉不平，愤愤地说：

“女子的聪明才智不一定比男子差，只是因为女子没有机会读书，缺乏独立

谋生的本领，依靠男人吃饭，才受欺侮。我们应该立志图强。”

这话不知怎的被秋瑾的父亲知道了。他面带愠色，把秋瑾叫到面前：“《女

诫》看了没有？记住了吗？”

“不但看了《女诫》，还看了《史记》、《汉书》。”秋瑾从容回答。

“嗯，看这么多书？‘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你忘了么？”

“可写《女诫》、编《汉书》的班昭就是女的啊！还有蔡文姬、谢道韫、

李清照，都是才女。如果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汉书》就编不成了。”

父亲没料到女儿竟敢当面顶他，正要大发脾气，一个女佣人进来说：“舅

老爷来了。”他起身一甩袖子，就急忙迎客去了。

秋瑾看着父亲的背影，不服气地小声嘀咕着：“不对就是不对，发脾气

能让人服吗？”

隋，唐

平阳公主

南北朝统一，但是乱世还没有结束，不久中国又一次陷入了大分裂的状态。这次分裂的时间很短，隋文帝的外甥李渊只用了7年时间就击败群雄，再一次统一了天下。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统天下，历史上只有汉高祖刘邦胜过李渊。但是汉高祖击败项羽，当上皇帝后，全国仍然动荡不休。汉高祖直到死前不久还在亲自镇压叛乱。而唐朝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之所以会这样，主要因为唐高祖李渊有一群杰出的儿女。这群儿女中功绩最大的就是太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和三女儿平阳公主。

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当然姓李。可是她的芳名叫什么，正史上却没有记载。中国的史书对待女子的态度至五代为之一变。五代以前，不论何种女子，史书上多半会留下她们的名字。除非像前秦的毛皇后那样由于前秦存在的时间极短，历史纪录未必完整而没有留下姓名的。但是到了宋朝以后，女子的姓名就不再公开纪录在史册中了。越是尊贵的女子越是如此。反而是所谓的“女贼”往往在史书上被直呼其名。纪录平阳公主事迹的《旧唐书》和《新唐书》一作于后晋，一作于北宋，但无一记载平阳公主的名字和年龄。所以弄得后世写武侠小说的如黄易者只好给她胡乱起个名字叫李秀宁。

唐高祖李渊共有19个女儿，平阳公主排行老三。这19个女儿当然不可能都是一母所生。平阳公主的母亲是李渊的原配窦氏。也就是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的母亲。说起这位窦氏，倒也是一位奇女子。

窦氏是京兆平陵（今陕西兴平）人，父亲窦毅是北周的八大元帅之一（窦毅官封上柱国。这个官名没有对应的现代官名。北周设八个柱国大将军统领全国官兵。勉强翻译可译为方面军司令。但是实际上这个官衔的荣誉性大于实际权力。所以和本朝开国时所封的元帅相仿。）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窦氏从小就很聪明，深受武帝喜爱，把她留在宫中当自己的女儿抚养。当时天下三分，北周是最弱小的一个。为了取得外援，武帝娶了一名突厥公主当皇后。但是武帝对这个政治婚姻很不满意，经常让突厥公主守空房。窦氏就经常劝说舅舅多忍耐，搞好和突厥的婚姻可以消除北方的威胁，全力对付南方的陈和东面的北齐。

不久，隋文帝杨坚篡夺北周皇位。窦氏恨恨地说：“我恨自己不是男子，无法为舅舅家扫除祸患。”吓得父亲赶紧捂住她的嘴：“不要胡说！这是灭门之罪！”不过窦毅由此认为自己的女儿不是等闲之辈，当然不能随便嫁人。于是到了女儿谈婚论嫁的年纪，就搞了个比武招亲的办法。当然，这个比武招亲可不是象武侠小说里那样摆个擂台让大家上去和窦氏对打。窦毅让人在大门上画了两只孔雀，有意招亲的必须在百步外射两箭。凡是两箭各射中一只孔雀眼睛的，就招为女婿。根据现在的正史记载，李渊是相当平庸的一个人。但是他别的好处没有，箭法倒是相当高超的。几十人来应试，只有李渊两箭都射中了。

窦氏嫁给李渊后成了他的贤内助。李渊的脸上皱纹多，隋炀帝便戏称李渊“阿婆”李渊回到家很不高兴。窦氏问清原因，马上安慰他:“这是吉兆啊，你做的是唐国公，唐和堂谐音，阿婆是一家之主也就是堂主啊。”当时，天子的金銮宝殿也叫做明堂。窦氏指的是李渊将来要做皇帝，取代隋炀帝。

由于长在宫廷，窦氏对宫廷政治颇多心得。李渊养了不少骏马，窦氏就劝他献给爱马的隋炀帝：“皇上喜欢鹰和马，您是知道的，现在应该把骏马献给皇上，不该自己留著，否则会招人诬陷。”李渊开始还舍不得他的骏马，后来真的被隋炀帝责问，才赶紧献了上去。窦氏在四十五岁时去世，李渊这才细细琢磨亡妻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经常给隋炀帝送骏马鹰犬，隋炀帝果然异常高兴，很快升李渊为将军。李渊流著泪对儿女说：“我如果早点听你们母亲的话，早就做上这种官了。”

扯了这许多题外话，只是想说明李渊如此平庸的一个人，为何会有杰出的儿女。

隋炀帝其实并不能算是个标准的亡国之君。其文才武略决不输于历史上任何一位名君，至少不输于李世民。这两个人上台以前都不是太子，都有极好的名声，都立下了盖世无双的功劳，都是靠了血腥的政变才上了台。上台之后初期的文治武功都差不多。问题是，隋炀帝比李世民少了一些纳谏的虚心又多了一些好大喜功。这遂导致他不顾国力开凿大运河，又远征高丽。结果弄得天下大乱。自己也在江都掉了脑袋。

在这乱纷纷的时局中，李渊的胜出机会起初并没有那么大。他的地盘在遥远的山西边境，远离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手下兵力也不足，不过万把人。而且天天要面对突厥的进攻。最要命的是，他的家眷全都在长安，身边只有一个次子李世民跟着。如果他起兵造反，家眷立刻不保。但是皇位的诱惑力超过任何一种亲情，在周围包括李世民在内的众人的怂恿下，李渊于隋大业13年（公元617年）5月起兵。

由于家人都在长安作人质，李渊不敢明目张胆的称王称帝，对外他宣称领兵离开自己的防地是为了到江都去接应被困在那里的隋炀帝。可是他的进军路线不是东南面的江都恰恰是西面的首都长安。这么干连李渊自己都说是“掩耳盗铃”。当然更瞒不过在长安留守的隋朝官员。长安方面立即下令拘捕李渊的家人。逮捕名单中就包括了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和她的丈夫柴绍。

这位柴绍先生在唐朝的凌烟阁24功臣中排名第14，谋略出众，善于以少胜多，消灭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都有他一份。消灭唐朝最后一个对手梁师都他还是主将。李贺有诗云：“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 若个书生万户侯!？”不过大业13年时，柴绍可没有诗中的这股英雄气概。听到捉拿他的命令，他立刻撒腿就跑。跑之前还对老婆说：“你爸爸造反，我想去和他会合。我们一起跑肯定跑不掉，把你留下我又怕你会有危险，你说怎么办？”他的意思是老婆是李家的人，怕带着目标太大，自己一个人逃跑胜算就大一点。平阳公主何等聪明，当然看的出这里面的潜台词。但是她的胆量比老公大多了，立刻说：“你尽管一个人走，我妇道人家，躲起来很容易，到时候自有办法。”于是柴绍就心安理得独自逃走了。

平阳公主说她是妇道人家躲起来很容易不过是为了宽柴绍的心，但是她的确有自己的计划。柴绍离开后，平阳公主立刻动身回到鄠县（今陕西户县）的李氏庄园，女扮男装，自称李公子，将产业变卖，招兵买马，公开与朝廷对抗。当时天下大乱，长安虽然还掌握在隋室手中，但周围的州县到处都是土匪。其中最大的一股的首领是西域来的胡商何潘仁，手下有几万人。平阳公主派家僮马三宝前去游说何潘仁归降。不知道马三宝使了什么手段，势力远远超过平阳公主的何潘仁居然甘愿做平阳公主的手下。这倒是和本朝太祖初上井冈山时收编王佐，袁文才颇为相似。本朝太祖熟知史实，不知道当时是否想起过这段历史。

言归正传，平阳公主收编了何潘仁后又连续收编了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土匪，势力大增。在此期间，朝廷不断派兵攻打平阳公主。平阳公主不但打败了每一次进攻，而且趁机扩大战果，连续夺取了鄠县，武功，周至，始平等县。队伍也扩张到了7万多人。平阳公主收编的这帮手下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如果没有几分真本事，就是男人也镇不住他们。何况兵源来自原来不相统属的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收编的乌合之众变为一支百战百胜的劲旅，取得如此大的战绩，平阳公主的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实在是出类拔萃的。

公元617年9月，李渊主力渡过黄河进入关中。这时他很高兴的发现平阳公主已经为他在关中打下了一大片地盘。他派柴绍去迎接平阳公主。夫妻二人见面，看到妻子如此风光，不知柴绍是否会脸红。接下来，平阳公主挑选了一万多精兵与李世民会师渭河北岸，共同攻打长安。柴绍属于李世民的部下，与平阳公主平级。夫妻二人各领一军，各自有各自的指挥部（幕府）。平阳公主的这一万多精兵就称为“娘子军”。11月9日，攻克长安。

平阳公主在关中行动的意义对建立李唐王朝来说是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前面说过，李渊是个很平庸的人。虽然很有野心，却是属于有贼心没贼胆的人。起兵之后稍稍遇到一点小挫折就曾经想打退堂鼓，退回太原老巢。幸亏李世民苦劝，才勉强前进。他在渡黄河以前一直在与隋将屈突通缠斗。后来采取李世民的计策，用少量兵力牵制屈突通，主力直攻关中。如果没有平阳公主在关中接应，这一招就成了孤军深入，是极为冒险的。要是进攻长安不利，则后路势必让屈突通切断，那时就真成了瓮中之鳖了。

长安之战后，平阳公主的事迹就不再见于史籍。直到6年之后的武德六年（公元623年）2月初史书上才突如其来地记了一笔她的死讯。而之所以会记上这一笔还主要是由于她的葬礼与众不同，是以军礼下葬（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为什么会这样，前面已经分析过，中国的史籍一贯看不起女人，尤其看不惯带兵的女人。古籍都是历代一再删削过的。平阳公主的事迹大概就是这样湮没的。不过根据种种史籍中的蛛丝马迹，对这六年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勾勒出一个大概来的。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攻克长安之后，平阳公主继续领兵作战为大唐打江山。李渊虽然攻克了长安，但是他不过大致控制了半个关中。他的四周都是敌人。攻克长安后，李渊立刻面对据有陇西之地的薛举和凉州(今甘肃武威)李轨。从唐武德元年七月薛举派兵大败唐军于浅水原开始至二年二月擒李轨占河西五郡为止，李渊好不容易才安定了关中和西方。才喘了口气，刘武周就抄了李渊的后路，攻占了李渊的老巢山西。李渊命李世民征讨。李世民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才打败刘武周夺回山西。奠定李唐天下的一仗是灭王世充。这一役唐军围城打援，把前来援救王世充的窦建德一起干掉了。这几仗柴绍都有份参加。如果说平阳公主这时在长安享清福是不符合她的性格的。作为杰出的将领，她当然是要参加这些决定大唐命运的决战的。窦建德覆灭后，余部推刘黑闼为主，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在漳南(今河北故城)起兵反唐，徐圆朗、高开道亦举兵响应。他们北联突厥，不到半年尽复窦建德旧地。平阳公主这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防守李家的大本营山西。她驻守的地方就是娘子关。

娘子关位于太行山脉西侧“井陉”西口，今山西省平定县东北的绵山上，与河北省交界，为出入山西的咽喉。原名苇泽关，因平阳公主率数万“娘子军”驻守于此才更名娘子关。“井陉”是晋中和冀中地区之间最近捷的通道，秦末韩信灭赵就是走的这条路线。山西是中原和关中地区的屏障，无山西则中原和关中不稳，平阳公主率军驻守娘子关，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敌人从“井陉”进入山西。

由于没有打败刘武周夺回山西前平阳公主不可能驻守在此，所以平阳公主最早也要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才进驻娘子关。那么她之前都在做什么呢？当然是在打仗。在没有一天不打仗的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让平阳公主这样一员良将闲置3年多后又突然启用呢？

平阳公主最后死于何种原因，史书上没有说。李世民生于公元599年。公元617年李渊起兵时他18岁，李建成大李世民10岁左右为28岁，李元吉比李世民小2岁左右为16岁。如果平阳公主是李世民的妹妹，她应该是至少16岁了。再小就不可能为老爹在关中抢地盘了。但是16岁又不太可能。因为除非她和李元吉是双胞胎，否则很少有人能够连续三年每年生一胎的。所以最有可能的是她是李建成的妹妹，李世民的姐姐。李渊起兵时她的年龄应该是20到26岁之间。这样，到公元623年，她的年龄应该介于26至32岁之间，万一她是李世民的妹妹，那么去世时不过22岁而已。古人的寿命虽然不长。但以这样的年龄去世，对于身体强壮的武将来说，生病的可能性好像不大。结合她死时以军礼下葬，大胆推测一下，应该是战死或负了重伤回到长安后创发而死的。

她战死的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性是在与突厥作战时身亡。当时中国内乱，北方军阀包括李渊在内都和突厥结盟。利用突厥攻击自己的敌人。突厥也不把结盟当一回事，经常入侵。山西正是突厥经常侵犯的地区。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在实行消灭刘黑闼作战时身亡。622年11月，李渊派李建成统兵讨伐刘黑闼，开始双方互有胜负。直到12月25日才将其彻底击溃。平阳公主驻守的娘子关就在前线，当然会率部参战。所以死在此一役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死于此时，则其尸体运回长安差不多要半个月。由于是公主，下葬的准备工作也差不多半个月。则时间上也吻合。

唐朝的女强人很多，公主女强人尤其多。平阳公主开风气之先，之后又有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等。但是论才能和功绩都比不上平阳公主。

穆桂英，佘太君，杨门女将，在丈夫，儿子死后仍然能够挂帅出征，抵抗外敌，受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尊敬。

秋瑾，女，原名秋闺瑾，字璿卿（璇卿），又字竞雄；号旦吾，又号鉴湖女侠。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出生于福建厦门。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性豪侠，习文练武，喜男装。清光绪二十年（1894），其父秋信候任湘乡县督销总办时，将秋瑾许配给今双峰县荷叶乡神冲王廷钧为妻。光绪二十二年，秋与王结婚。王廷钧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秋瑾大部分时间住在湘潭，也常回到婆家。这年秋天，秋瑾第一次回到神冲，当着许多道喜的亲友朗诵自作的《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以表忧民忧国之心，受到当地人们的敬重。

“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这是共产国际女***卢森堡的名言。说明巾帼不让须眉，女人对自己的信仰，也许更坚贞，更执著。

我们熟知的女烈士，如赵一曼、投江八女、江姐、刘胡兰等，都是女中之豪杰。但作为中国近代女革命家，首先要数秋瑾。秋瑾比卢森堡小4岁，却比她早牺牲12年。

七出之条 定义、源流

“七出”一词起于汉代，至今可见的最早文献是汉代的《大戴礼记本命》，称为“七去”、“七弃”。谓“妇有‘七去’：不顺父母（此指公婆），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并解释不顺父母因其逆德，无子为其绝后，*为其乱族，妒为其乱家，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口多言为其离亲，窃盗为其反义。然而，出妻现象早已有之，先秦妇女出嫁和被休同时称“归”，被休也叫“大归”，被出的妇女叫“弃妇”。汉代提出“七出”与“五不娶”（**之家、逆德之家、上代有受刑的、患恶疾的人家的女儿和没有母亲的长女）有关。这样就把住婚姻的两道关口。唐代将“七出”规条入律，当出不出和随便弃妻都将受律法干预；并将七出顺序改变为“无子、*佚、不事舅姑（公婆）、口舌、盗窃、妒忌、恶疾”。清律改为：“无子、不事舅姑、*僻、嫉妒、恶疾、多言舌、盗窃”；而对犯*僻的妇女没有“三不去”的权变。“七出”次序的变化反映不同时代对妇女要求的标准不同。

不顺父母

父权制家庭的建立首要的是维护父家长的尊严和利益，娶媳妇事奉孝顺公婆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孟子说过“娶妻为养”，就是事奉丈夫的父母。顺、孝、事的理想标准如《礼记内则》所要求的，“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叫头遍，媳妇起床梳洗到公婆处请安，奉水盥漱，侍侯用饭，没有公婆的命令不敢退私室休息。媳妇必须唯公婆之命是从，“三从”中的“从夫”，实际“夫”需以父母之命是听；“四德”中的每条都与事奉孝顺公婆的修养有关。不顺公婆的媳妇，起到扰乱家庭尊卑秩序、破坏和谐的作用，是违背孝德妇道，也是妻妇最严重的错误。因此，在尊崇孝德的汉代创造“七出“之条时把“不顺父母”放在首条。许多因不孝顺休妻的例子看来很不近情理，如东汉姜诗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叱骂以条狗，就被丈夫认为不孝顺休弃，姜诗还被誉为孝子。是否顺公婆，更多是主观感受，一些公婆借口不孝强迫儿子休妻，造成像《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殉情的悲剧。

无子

“七出”之条中，该条对被休妇女而言，最是无辜。父权制家庭中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妻就是为了生育后代；而按照父系传承的世系原则，只有儿子才算延续香火的后代。因此，妇女不得不担起“无子”的“罪名”。依制只能娶一个妻子，所以需休弃无子之妻，再娶新妻以生子。曹植《弃妇诗》写道：“无子当归宁（被休）……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是说无子的妇女就像流星一样在夫家短暂；只有生了儿子的妻子才能像日月经天在夫家站住脚。可见汉代因无子休妻的普遍存在。后代越来越重视“无子”在“七出”中的位置，开放如唐朝，唐律中把“无子”置于首位，这一直延续到明清。不过，后来流行无子的正妻为丈夫纳妾，妾生子可视为己生，免于被出；若无子且妒，只有被休。历代因无子被弃的妇女上至宫廷贵妇（如春秋时卫国夫人庄姜，出身高贵，品貌超群，《诗经卫风硕人》就是赞扬她而作，但她由于没有生育而被疏远冷落，《诗经邶风日月》旧说如是）下至民间（如曹植《弃妇诗》所咏）不可胜数。

“*”

这里是指妇女有放纵*乱的行为，“僻”是行为邪僻不正，*僻被认为是妇女道德品行最大恶德。（儒家在性行为、性道德上也是奉行男女双重道德标准的）该条要求妻子对丈夫保守贞操，不得与家族内外男子有染，以保持家族稳定和血统纯正（《大戴礼记本命》“为其乱族也”）。对已婚妇女来说，被认为是自身可掌控的最大的过错，“万恶*为首”。宋代以后重视“处女贞”（守贞操的未婚女子，民间俗称“黄花闺女”），有新婚夜“验红”的习俗（用白绢检验初婚夜夫妻性生活是否有血，有血即是贞洁处女，无血，就断定犯*即刻休弃）。唐律令把“*佚”提到第二条；清律列在第三条，但又规定犯“七出”之条中，惟独对犯“*佚”条不执行“三不去”（详见第23档案）的权变规定而格休勿论。家族在对犯*妇女处罚上起重要作用，如清代江西临川孔氏支族家规规定“妇与人私，断令改嫁；其夫不嫁，革饼逐出，生子不得名登团拜；凡族中婚姻喜庆之类，俱不得与；不得派行称呼”。妇女犯*除休弃外，更有施行“沉塘”（沉”（将犯*妇女绑在竹木板上塘底淹死，湖南等地习俗）等严厉惩罚。宫廷惩罚*乱的妇女有“幽闭”（是处罚*行的酷刑即《尚书吕刑》“宫辟疑赦”之宫刑，男子割势，女子毁坏生殖器，仅次于死刑）。至于小说、戏剧中如《水浒》对犯*的妻妇嫂非休即杀在后代影响深远。

恶疾

“恶疾”，《大戴礼记本命》认为是“不可与共粢盛（备祭祀供品）”，东汉何休认为“恶疾弃，不可事宗庙也。”何休把喑、聋、盲、疠、秃、跛、佝都归入恶疾，未免太泛，除了“疠”传染性强难以治愈，其他6种残疾并不妨碍祭祀。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疠，恶疾也。”“疠”通“癞”，就是麻疯病，传染性强，患者遍身烂灼，毛发凋零，指节自解，为不治之症。妇女患此恶疾除不许参与祭祀外，也影响生活、生育，不能承担伦理责任，自然被父权制家庭休弃。后来，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也视为恶疾，如清代直隶安平县归可子妻岳氏，因患有羊角疯，被丈夫以“七出”中的“恶疾”条休弃；岳氏回娘家养病，渐渐康复，而归可子已再婚娶妻；岳氏看复婚无望，又不愿改嫁，就投井自杀了。（事见李塨《恕谷后集》卷7，《可母岳墓碣铭》）

嫉妒

“妒忌”（“嫉妒”）出妻，是要惩罚那些对丈夫多纳妾不满、敢于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的正妻。认为嫉妒有背“妇德”中的柔顺之德、贤惠之道，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家庭丈夫多娶、家族多子的利益需要。《说文解字》对“妒”解释为“妇妒夫”，相应还有“媢”字是“夫妒妇”，说明当时妇女有外遇或通*的情况，引起丈夫嫉妒情况比较多；后来人们更习见妻子对丈夫纳妾的嫉妒了。先秦时代，上层妇女即使嫉妒也不一定被出，《左传》记载晋国叔向的母亲羊叔姬（嫡妻）嫉妒叔虎的母亲（妾）长得漂亮，不让丈夫多接近她，怕妾生下儿子威胁叔向的地位，她不但未被休，《左传》还称赞她聪明。到了东汉的冯衍妻任氏因阻止丈夫纳妾被丈夫休遣，冯衍写信给妻弟说自己按照先圣之礼纳妾遭到妻子嫉妒，是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不去此妇，家不宁、不清，福不生，事不成。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上层妇女中嫉妒制夫的现象还非常普遍，直到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明清时代，妇女嫉妒减少甚至主动为丈夫纳妾的多了起来。

多口舌

“四德”对“妇言”的要求，作为妻妇应沉静寡言，“言不贵多而贵当”。父权制家庭忌讳妻妇多言，主要因为怕外来的妻妇会离间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特别是兄弟间的关系，导致家庭不和甚至瓦解。如汉初陈平年轻时与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而鼓励陈平到外面游学，嫂子嫌陈平不生产白吃饭，说：“有叔如此，不如无有！”被丈夫休弃，赶回娘家。东汉李充的妻子也因妻子多言而出之。在妯娌间搬弄是非、制造家族不和也是多口舌的表现。后代连篇累牍的女教书中，普遍认为妇女多言是违背妇道，不贤、疯癫，难为夫家所容。清代唐彪《妇女必读书》中说：“妇人贤不贤，全在声音高低、语言多寡中分：声低言寡者贤，声高言多者不贤也。”《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就是写一个聪明敏锐，性情直率，不受礼法约束，说话无忌，出口成章的李翠莲，到婆家不为所容，而遭休弃，也不为自家哥嫂接纳，终于出家为尼。

盗窃

把妻妇“窃盗”（不是指在外盗窃他人财物，而是家内）作为“七出”之一条，一方面反映妇女没有独立财产权，更反映出父权制家庭（族）为维护父权—夫权家族的财产利益而对妇女进行控制。《礼记内则》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即使娘家人的馈赠也要交给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财物“私假（借）”、“私与（给）”，不然就构成“窃盗”，这被认为“吃里扒外”。所以，把妻妇窃盗的罪名定为“反义”，即违反常情常理。在父权制婚姻家庭制度中，男家为内，女家为外。《韩非子说林》中讲卫国女子因出嫁前听她母教导——婚姻不可靠，被丈夫遗弃很普遍，应该自己积攒财物，到婆家后照乃母话行事被发现，“其姑以其多私而出之”。后代大家族家法规定妻妇不得把大家族的公共财物据为小家所有，郑氏家规要求家庭劳作如纺线必须集体进行，不许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检查有无缺少，严格防止窃盗私藏归小家庭。

“七出”小结

“七出”是对妇女而设的惩罚规条。明初刘基就说过“七出”不是“圣人意”，乃“后世薄夫之所云”。他认为犯*、妒、不孝、多言、盗窃这五条，出妻尚有道理，而“恶疾”与“无子”，是人不愿有之大不幸，而竟被出，有悖天理人情。（《郁离子》）从今天的眼光看，“七出”的用意：（1）在于巩固父权—夫权家庭（族）秩序——如以“不孝”出妻为了维护家长尊严和转移养老责任给妇女，以“*僻”、“嫉妒”、“多言”出妻为了保持尊卑有序、血缘纯正和人际和睦；（2）为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的利益，包括世系延续及其象征意义、社会声誉和物质利益，以“无子”、“恶疾”、“盗窃”等不近情理的条规出妻。责怪、压制、惩罚妇女使其屈从牺牲，是“七出”之条对妇女构成压迫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与“七出”相补充的还有“三不去”规定：“有所取（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大戴礼记本命》）这是对“七出”的一种变通，对那些娘家无人、与夫守孝三年和与夫共历贫贱患难的妻子当出而给予“豁免”，但对于犯*的妇女是不适用的。

中医·痛经痛经（dy enorrhoea、dy enorrhea）为病名。是以经期、经行前后，出现周期性腹痛，痛引腰骶，甚至剧痛晕厥为常见症的月经病。由情志所伤，六*为害，导致冲任受阻；或因素体不足，胞宫失于濡养所致。以青年未婚妇女较为多见。痛经又称经行腹痛、经前腹痛、月水来腹痛、经后腹痛等。现代医学将痛经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前者见于生殖器官无明显异常者；后者见于子宫过度前倾或后倾、子宫颈管狭窄、子宫内膜增厚、慢性盆腔炎、子宫内膜异位症，也见于肿瘤及卵巢囊肿等压迫生殖器官病变中。两类痛经，均可参照辨证论治。痛经的病因病机痛经多由受寒饮冷、情志郁结、或禀赋不足等，导致气血运行不畅所致。经水为血所化，而血又随气运行，若气血充沛，气顺血和，则经行通畅无阻，自无疼痛之患。若情志不舒，或寒客胞宫，致气滞血瘀，经气涩滞不畅，不通则痛；或气血不足，胞宫失养，不荣则痛，均可发生痛经。气血瘀滞多因情志不舒，肝气郁结，气机不畅，血不能随气流通，以致经血滞于胞宫而作痛。寒湿凝滞久居潮湿之地，或经期冒雨涉水，或过食生冷，寒湿之邪客于胞宫，血得寒则凝，以致经行不畅而作痛。肝郁湿热素多抑郁或恚怒伤肝，肝气郁结；更合经行、产后，摄生不慎，或洗涤不洁，不禁房事，湿热之邪内犯胞中，稽留于冲任，肝气与湿热搏结于胞脉，发为痛经。气血亏虚素体虚弱，或脾胃素弱，生化乏源；或大病、久病伤耗气血，以致精血不足，胞脉失养而作痛；或体虚阳气不振，血失温运，胞宫阳虚寒凝，经水滞行而作痛。实证实证多因经期受寒饮冷，坐卧湿地，冒雨涉水，寒邪客于冲任；或肝郁气滞，经血滞于胞宫；虚证虚证多因脾胃素弱，化源不足；或大病久病，气血亏虚，以致冲任气虚血少，胞脉失养；或禀赋素弱，肝肾不足，精血亏损，行经后精血更虚，以致冲任不足，胞脉失养而发痛经。现代医学认为生殖器局部病变、内分泌及神经、精神等因素有关。子宫过度前倾或后倾、子宫颈管狭

详见百科词条：痛经 [ 最后修订于2018/4/17 14:52:40 共13572字 ] 以下结果自动匹配而成，不排除出现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请自行区分。

内容提要：妇女研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人类科学走向综合发展的产物，是人类长足进步、科学反思自身的结果。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为繁盛和开放的朝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唐朝妇女身上体现着唐朝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具有独特的魅力。唐朝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其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上的复苏与彰显。本文旨在就唐朝妇女女性意识上体现出来的“本原

性”、“自主性”、“进取性”、“开放性”四个方面，论述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特色。

关键词：唐朝 妇女 女性意识 复苏 彰显

女性意识，实际上就是有关于女性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中国历代的妇女意识，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土壤的产物，是中国宗法社会、封建专制制度和小农意识的产物，它集中体现为男尊女卑的轻视妇女的价值观和束缚妇女的道德礼教观，这些观念深深烙印在世世代代的中国的男男女女的头脑之中，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然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少有的"开放性"社会，它所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开放的国度之一，唐朝妇女也因此别具风采，而为世所瞩目。

在魏晋南北朝经历了胡、汉文化持久、反复的冲突之后，多元性的文化终于在唐朝得以最为充分的释放。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唐太宗令寡妇再嫁，突破了正统妇女贞节观的限制，挖掘了妇女在人类自身繁衍、发展生产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使其本原性得以充分的复苏。武则天当皇帝，冲击了正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妇女的自然天性和社会能力得到在整个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释放，唐朝妇女自身能力上的进取性，有了空前的高涨，从而其女性意识得以大幅度的彰显。唐玄宗一方面限制妇女干政，以巩固皇位，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给妇女在婚姻、社交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自由，这种相对开放自由的妇女观显示了唐朝盛世统治者的自信开放、务实进取的性格。唐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开放性，使得唐朝妇女在其思想观念上有了极大的宽松感，在其日常生活上就显现其不同于以往朝代妇女的行为特征。

一、本原性

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妇女不仅居于较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女性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她们是征服自然的英雄，是创世造人之母，是创造发明的神灵，社会生活的主宰。人们不仅奉现实中的女性为尊崇膜拜的对象，还把这种崇拜转移到对自然物的崇拜上，又从自然崇拜反过来映照对女性的崇拜。母系社会中的女性的种种权力，如生育抚养人种的权利，组织氏族生活和生产的权利等都是自然的赋予，而无法律意义上的人为特权，妇女只不过是在履行了自然而然赋予的权利义务之后而取得了全社会人员的尊崇，这种女性意识其实是懵懂而自然的，人与人，男与女之间便也是天然的平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中曾经说过，“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系的身份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⑴女性的这种自由意识一直延续到父系社会到来，五帝时代还盛行着杂婚习俗，如殷商的先祖契的降生是他的圣母简狄吞食了神鸟大卵，周的先祖后稷只有母亲姜嫄而不知其父是何人……这些都是母系社会女性中心意识的神话再造。

五帝时代是社会生活和两性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从狩猎和采集业中分化出来，女子在传统行业中所占的优势地位逐步让位于擅长放牧和种植的男子，在氏族组织中的作用，男子也占据了支配的地位，世袭也逐渐过渡到以男系为准，于是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⑵父系社会，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已有男性取代了女性，女性的作用受到贬抑，失去了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人们也由对自然和生殖的崇拜转而崇拜起“天”与“力”。所谓“天”便是男性统治者——“帝”的象征，与女性有关的泛自然神都归服于“帝”的统治支配。而“力”则是权利的象征，力气的代表。韩非子说过“上古争于气力”。谁强悍有勇力，谁就能保存自己并能征服其它部落，从而也使得本氏族或部落成员慑服。由于典型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父系继嗣的问题突出起来。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成。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⑶于是，在这种家庭和私有制发展的大形势下，个体婚制的传子制的启始，使得中国妇女的地位也随之开始了新的一页。女性意识被男权思想无限期的压制，其被奴役的历史也便开始了。

唐朝是经济空前繁荣、思想空前活跃、妇女空前解放的时代，但是要看到的是，这种妇女的空前解放，实际上便是一种女性意识上的本原性的体现。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风格，在唐代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于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自然有许多别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朝代的女性之处。胡汉相融合的最大表现就是作为游牧民族的胡文化将一股豪强侠爽之气注入作为农业民族的汉文化系统内，唐人不仅气质上“大有胡气”，而且立法颇富“胡风”。唐代妇女在这种“胡风”文化的氛围中，在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豪爽刚健，绝不类南朝娇羞柔媚和两汉的温贞娴雅。例如：唐朝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一定的法定继承权，女性可以单独为户主，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着作用等等。唐朝妇女也颇为“妒悍”。《西汉杂俎》中记载：“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吃醋”之说的典故便源自唐代。所谓“妇强夫弱，内刚外柔”、“怕妇也是大好”，竟成为唐人笔记小说中津津乐道的“题目”。唐朝妇女审美观也因胡风浸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崇尚纤瘦变为崇尚健硕丰腴。唐朝一些艺术作品中展示的妇女骑马击毬的情景，一反汉文化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泼、勇健、无拘无束的性格。所以，唐朝女性便在中国传统女性中，有着其独特的魅力。或者换句话说，唐朝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本原性复苏。这便是唐朝女性文化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本原性的复苏。并不同于现当代妇女女性意识上的解放，而是一种女性意识压抑了若干年之后的释放，是“胡文化”“胡风”的释放和表现。所以，唐朝妇女在本原上的复苏性表现更多地体现为性意识上的复苏，以及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上的追求两性自由交往。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时代，婚姻思想开放，贞节观念淡漠。唐公主改嫁者达数十人，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还养有男宠。《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使唐人对离婚态度较为开通，有的离异书上还有祝福之语：“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⑷唐代女子的贞操观念完全不像宋代以后要求那么严酷，社会上对这方面的要求相当宽松，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正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代的唐朝，封建礼教远没有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酷的地步。作为统治者禁锢人和人性的工具的封建礼教，本来是随着统治阶级的需要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统治者总是越到末世，才越感到有把人们的头脑、身体、七情六欲都管起来的必要，于是礼教也就愈加严格、周密而强化。从先秦到唐代，虽然在各代都不断有人出来倡扬女教，但统治阶级对这方面的束缚需要还不那么急切。尤其是唐代，由于高度繁荣昌盛，统治者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所以在性以及其它方面的控制更为宽松。第二，唐代有一段相当长的太平盛世，生产力发展较快，人口增加较多，整个社会比较富裕。在人们衣食丰足、生活稳定的情况下，必然会较多地追求生活中的享受与快乐，包括性的欢乐，这是人们固有的需求层次的递升与变化。古人说“饱暖思*欲。”如果我们把“*欲”理解为爱情（禁欲主义者总是把人们正常的爱情与性的需要斥之为“*欲”），那么，这句话是个真理。饱暖是人的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一般说来，当这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人们较少地去追求爱情、性、自尊、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生活富裕了才会更强烈地去追求其它。第三，唐代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血统，他们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生活，又发迹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而后直接传承鲜卑族为主的北朝政权，所以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胡化”很深，唐统一天下后，就将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带到中原。宋朝的朱熹曾攻击唐朝“闺门不肃”，“礼教不兴”，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⑸这也是实际情况。同时，唐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及国际交流空前频繁，气魄宏大的唐朝对所谓“蛮夷之邦”的文物风习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许多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还比较原始，女性地位较高，性生活比较自由，这些文化习俗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十分强烈，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

唐代社会的性自由度较大，主要表现在婚前性行为较多，婚外性行为较多，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这三个方面。从史书和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唐代民间妇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是比较常见的。“娼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些诗歌都写出了劳动妇女自由的爱情生活。她们长年在外劳动，与男性交往较多，礼教观念淡薄，感情自然纯朴奔放，所以自由恋爱的事较多。至于一些中上层的女子，这类事也不少，而且社会并不过分谴责。例如，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唐代的许多传奇小说都描写了这一类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后世广为流传的《西厢记》出自唐代的《莺莺传》，莺莺和张生私通，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结局也并不像后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后来两人还有诗赋往来。从《莺莺传》中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此并不以为怪，只是说张生太忍情了些，而且作为佳话韵事传颂不已。由此可见，唐人对子女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遍览唐人传奇、笔记，闺阁少女或女仙、女鬼“自荐枕席”的事俯拾皆是，这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封建礼教对于女子离婚与再嫁是作了许多严酷限制的，社会对离婚与再嫁的态度也反映出社会的开明程度、婚姻自由度和性自由度。唐朝仍是封建社会、男权社会，在婚姻问题（结婚与离婚问题）上仍旧是以男子为中心。唐律中也有“七出”和“三不去”的规定，尽管有一定限制，但男子出妻还是很容易的，出妻的事很多。例如，严灌夫妻慎氏因十余年无子被休弃。李回秀的母亲出身微贱，其妻喝斥奴婢，母亲听了不高兴，李就休弃了妻子。唐代的特点是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休妻现象的同时，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的事也时有发生。例如唐太宗时刘寂妻夏侯氏因父亲失明，便自请离婚，奉养老父。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不耐贫苦，去官府要求离婚改嫁。杨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鸾镜从此画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当时州官颜真卿处理此案，把这个女人批判了一通，云：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甚多。最后，虽然判决离婚，任其改嫁，但责杖刑二十；同时对杨志坚“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据说，由于颜真卿这一判，风俗大正，此地再无弃夫之人。唐末还有一位李将军之女，由于战乱离散，不得不嫁给一名小将为妻。后来她找到了亲属，便对丈夫说：“丧乱之中，女弱不能自济，幸蒙提挈，以至如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难为偕老，请自此辞。”全不把“贞节”、失身当一回事。女子离婚或丧夫后再嫁，也是唐代的普遍风气，不受社会舆论谴责。据《新唐书·公主传》载，整个唐代，公主再嫁的达二十多人：计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肃宗女一。其中三次嫁人的有三人。这说明当时的朝廷对此是不以为怪的。此风不仅存在于朝廷帝王之家，而且存在于官僚、贵族以至于平民之家。即使是门第显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讳娶再醮之女。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妇薛氏。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嫁给刺史王琰，后来王犯罪，严还救了他。韦济之妻李氏夫死以后，主动投奔王缙，王纳为妻室。就是一代大儒韩愈，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离婚后又嫁樊仲懿，可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儿再嫁。

二、自主性

唐朝妇女女性意识上的自主性，表现为其女性地位的尊严的提高。盛唐时期，有登基制诰、号令天下的女皇帝，有设立幕府、干政决狱的女显贵，有挥翰作诗的女才子，也有擅长丝竹管弦、轻歌曼舞、色艺皆佳的女艺人……她们都得以抛头露面于社会。尤其当时诗坛巨擘、文章魁首、各界名流与青楼女子的密切交往，他们对于才艺出众的女子，不但悦其色，慕其才，而且还知其心，敬其人，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像歌妓兼诗人的薛涛、鱼玄机、刘采春，女道士李冶等才女，周围有一批崇拜者，他们是社会名流，诗人文士。像元缜、白居易、刘禹锡与女诗人薛涛，元缜与刘采春，陆羽、刘长卿与李冶都是声色相求、情好志笃、诗词酬唱的诗旅挚友，决不像宫体诗作者把女性当物化审美和色情对象来描写，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思想上的共鸣。像元缜惊服薛涛的诗才、辩才，引为知己，赠诗称赞薛涛：“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⑹对薛涛的姿色、辩才、文采给予极高赞誉。另一诗人胡曾写诗称赞薛涛：“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⑺又如出家的道士、诗人李冶，为超脱不群的文士陆羽、僧人皎然、诗人刘长卿、朱放等器重，李冶与他们的交往也非常坦诚，感情真挚动人，交游之厚，与陈规陋俗、封建礼法格格不入。这种坦诚公开的男女社交在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多见。唐代杰出女子以自己的才情赢得了正直文士骚客的尊重敬慕，这在中国女性生活史和妇女观念上都是值得注目和值得研究的，这种情况，不但前代绝无，而且影响深远，开启了后代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意识。唐代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偶然的，是盛唐经济生活、文化精神的一种反映。开放的社会，繁荣的气象，博大包容的胸怀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必定是兼容并蓄，允许所谓各种“异端”存在的，表现在女性意识上也必然是自主性的，多元化的，不但以体现正统儒家的伦理价值、恪守道德礼教的、封闭内室的贤妻良母为唯一的女性模式，那种能给社会带来美感、乐趣的社会型女性如歌妓、舞女也是受到肯定的。她们当中的佼佼者，自然更受到同气相求的文士的尊崇。唐朝妇女们常常抛头露面外出，甚至男女同席共饮、谈笑唱和，而无所顾忌。唐朝皇室贵族中便男女无别，唐中宗韦皇后和权臣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中宗还在一旁为他们点筹。边帅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一起吃饭、打闹，常常通宵不出。宫中的女官们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掖”，⑻结交朝臣外官。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与族兄杨国忠甚至并辔走马入朝。至于寻常百姓人家就更没有什么约束了。“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相问，或恐是同乡”，⑼这首唐诗便描写了一位船家女子与陌生人大大方方打招呼、攀谈的情景。白居易的名诗《琵琶行》叙述了一位商人妇在丈夫外出时夜半与一群陌生男子在船上聚会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情。宋朝人洪迈曾感叹道：“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饥也。”⑽唐朝妇女在社交上面体现的这种自主性，一扫六朝充斥着的铅华脂粉，体现出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三、进取性

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了妇女的历史作用，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妇女地位的提高，对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而尤以第二次最为兴旺。所谓最为兴旺的第二次，便是以唐朝作为代表的。

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日臻成熟和完善，而且社会风气也日益开放。此时的女性，也由于在日益开放的社会风气中的熏陶，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在此，亦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个封建女皇帝——武则天，而武则天的出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像是一针兴奋剂，更加促使了唐朝女性积极参加社会各项活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即女性意识上的进取性，继而完成唐朝妇女女性意识极大的彰显。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其他坐过皇帝宝座的小女皇也有，但现在一般的观点都把武则天作为唯一的女皇来看待，因为她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皇帝宝座的，不是别人的傀儡。武则天自立为皇后之后，开始参预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683年，高宗死，李显继位为中宗，尊武氏为皇太后，由太后临朝称制。翌年，废李显为庐陵王，立李旦为睿宗，武太后掌实权。690年，废李旦自立为则天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武则天称帝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奖励农桑，发展经济；知人善任，容人纳谏。在她掌理朝政的近半个世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后来“开元盛世”打下基础。武则天当政期间，唐朝女性较以前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经济的国家生活中来，使得压抑了许久的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的苏醒。

在传统社会中的男性统治者看来，女属阴，男为阳，但在唐代，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屡见不鲜，自武则天当政以来，这种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更为突出。如上官婉儿的一生曲折动荡，并投靠多种政治势力，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其作为杰出的唐朝女性的代表，在参政议政等等方面，都展现出了她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其不朽的才华，这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阴影下，其女性意识的强烈表现。也从另一个层面上，代表了唐朝女性开阔的思维方式，以及积极的思想意识。社会地位是一个反映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差别性的社会学概念，具体是指人们在社会等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并通过人们在社会上所尽义务、拥有的权力，以及受到的待遇等表现出来。唐代女性之所以勇于冲出封建礼教的禁锢，与其在当时文化教育较普及的社会氛围中亦能习文读书、接受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唐朝妇女学习诗文更加蔚成风气，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100余人，唐人笔下的美好女性几乎无人不能吟诵诗章，挥毫成诗。唐太宗长孙皇后喜爱读书，可以著述。徐贤妃4岁随父读书，能诵《论语》、《毛诗》，8岁就能写文章。武则天文史兼通，故此才能替皇帝批阅奏章、代行朝政，从此登上权利的台阶。《女论语》作者宋若昭五姐妹自幼随父读书，她们都不愿意嫁人，立志要以学扬名，唐德宗时将她们召入宫中，称为“学士”。许多著名文士的妻子都是丈夫的闺中诗文之友，诗人元稹的前妻韦氏、继室裴氏，著名才子吉中孚之妻张氏，进士孟昌期之妻孙氏、殷保晦之妻封询都是才女，有的还常代丈夫作诗应酬或书写文卷。出身士人或平民家庭的著名才女、诗妓薛涛与女道士李冶、鱼玄机都是自由读书习诗。鱼玄机在观看新科进士题名时曾吟出“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⑾的诗句，表达了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不能与男子同登金榜、一展雄才的遗憾。

四、开放性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唐前期（高祖——唐玄宗）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后，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顶峰，与此同时，人的个性得以相对自由发展，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广大女性纷纷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例如：唐前期，女性大多大胆追求个性美，着装服色的选择将官方规定弃置一旁，甚至盛行穿胡服、戴胡帽等；施面妆也是“浓妆艳抹”。唐朝妇女的日常服装，上身着衫，下身穿裙。衣裙上有瑰丽的花纹，裙子以红色最为流行。富家女子常常用精美的丝织品做衣料，衣服柔薄而精巧。从总体上看，唐代服装造型雍容华贵，配饰富丽堂皇；质料唐以丝、麻为主，以红、紫、黄为等鲜艳的暖色调为主要色调。唐朝妇女上身常着圆领的长衫，肩上披帔，还有特别的短袖半臂衫套穿在长衫外；下身穿裙，裙腰高，线条优美，显得身材颀长、秀美，反映相对稳定的一面。唐朝以汉族为主，汉族的文化源远流长，文明且讲究，逐渐形成了飘逸的塔形衣冠。因居住在温暖湿润地区，丝织技术高超，丝织品花色品种很多，以轻盈精薄著称。如吐鲁番出土的轻容纱比马王堆出土的素纱更精巧。唐代的贵妇大都“缣罗不着爱轻容”。而且，在唐朝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唐朝女性喜欢穿男性服装。唐朝统治者出身胡族，因而尚武，故此喜着胡服；唐朝前期社会开放，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较多，男装较为方便；唐代妇女的自我表现意识较强，男装可以体现女性身体各部位的曲线。尚武和开放，无疑是女扮男装流行的大背景，突出女性人体美，则可能是个别妇女的意识，未必是所有人的想法。而开放和体现人体美，也可以通过其他装饰表现出来。但北齐、北周、隋朝也同样有胡族血统，有尚武精神，有开放的社会，却还没有见到妇女大量穿男装的现象，足见唐朝女性在其意识上的开放性。唐朝前期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而这些女性的社会形象，往往是以男装的模样出现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女性武则天和太平公主喜穿男装的事例，必然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给社会造成一个所谓“女人国”的形象，但是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服装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排在首位，足见服装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它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而唐朝女性在服装穿着上的富贵、典雅、夸张、华丽以及匠心的独特，都体现出唐朝妇女在其意识上的开放性和积极性的一面。

1 形容一个人没教养的文言文

一、《诗经·鄘风·相鼠》——春秋·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译文：

你看这黄鼠还有皮，人咋会不要脸面。人若不要脸面，还不如死了算啦。

你看这黄鼠还有牙齿，人却不顾德行。人要没有德行，不去死还等什么。

你看这黄鼠还有肢体，人却不知礼义。人要不知礼义，还不如快快死去。

二、行为不通世俗，玩劣怕读文章。——清·曹雪芹《红楼梦》

释义：活动不合乎世俗的礼仪，性格顽固恶劣不喜欢读书。

三、眼晴长在 上， 只认衣冠不认人。——清·文映江《咏针》

释义：写穿衣服的人，无感恩之心，眼睛只看衣服，不管做衣服人的人的辛苦。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诗经·鄘风·相鼠是一首讽刺诗，其讽刺的对象，说法不一。前人对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二说：《毛诗序》以为是刺在位者无礼仪，郑笺从之；《鲁诗》则认为是妻谏夫，班固《白虎通义·谏诤篇》承此说。

后一说虽然有何楷、魏源、陈延杰诸家的阐发，但究竟由于所申述的内容与此诗所显露的深恶痛绝的情感不吻合，故为大多数说诗者所不取，而从毛序郑笺之说。

搜狗百科-诗经·鄘风·相鼠

2 形容女子不检点的古文

秋思赋 荡予之别十年，倡妇之居自怜登楼一望，惟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天与水兮相逼，山与云兮共色山则苍苍入汉，水则涓涓不测谁复堪见鸟飞，悲鸣只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楼 ，对此伤情于时露萎庭蕙，霜封阶砌，坐视带长，转看腰细重以秋水文波，秋云似罗日黯黯而将暮， 骚而渡河姜怨回文之锦，君悲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远如何？鬓飘蓬而渐乱，心怀愁而转叹愁索翠眉敛，啼多红粉漫已矣哉！秋风起兮秋叶飞，春花落兮春日晖春日迟迟犹可至，客子行行终不归

相关背景：

梁元帝萧绎，生下来便少一目，但长文学，精乐律，善书法，可谓多才多艺 萧绎即位为南朝梁皇帝，元帝一目失明妃子徐昭佩，出身名门望族，但却对梁元帝很是冷淡，觉得自己并没有配不上她的地方，知道元帝要来，便在半边脸上画浓妆，另半边脸不上妆，以此羞辱元帝一只眼只看得一边脸后人有诗讽刺元帝，"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之后元帝累年不入徐妃房徐昭佩毕竟是个活生生的女人，也有七情六欲，深宫寂寞难耐，更暗与他人私通后徐妃看上了元帝身边的'暨季江'宫闱秘事，本应讳莫如深，心照不宣，谁知暨季江对外人感慨道"柏直狗虽老犹能猎，萧溧阳马虽老犹骏，徐娘虽老尚多情"暨季作如此比喻，可见两人无真情可言，只是相互玩弄而以这就是"徐娘半老，风韵存"的典故徐妃又与一个叫贺微的诗人幽会，事情败露被幽禁在后宫，并作此<； 秋思赋>；风剌徐妃 近来也有说此赋与徐昭佩无关。

3 古代怎样骂女子没教养的

老师无德。

古代骂女子：唯小人难养也。

意思是，女子是小人，不可理喻。

小人，是古代对无情无义做人不讲原则，为了利益而不惜出卖祖宗、出卖灵魂并不择手段的男人而言的。

故而，更有曹操“吾若不是女人生，要把天下女人都杀尽”之说，也是这个意思，他痛恨女人随时都有可能背叛而出卖你。

市井更是有“大闺女要饭——死心眼”之说。

1，女子有做小人的理由。

其实，女子并不愿意做小人。

这是她们生理上的需要，也是人类繁殖与生存的生物性本能。

她们也有操守严谨的，虽然只是个别的少数，但也是付出了绝大的代价和意志的，也不是男人们可以理解的。

2，女子为人类的繁殖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遥远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首先突出水面的黄土高原大陆上，诞生了全球第一个人类，她们历尽了千辛万险，找到了能够受孕的第一个男人。

从此，男人外出采摘食物，女子在驻地生儿育女，从不放弃遇到男人的机会，人类从此不断地繁衍壮大。

在这种生殖状态下，人们只有固定的母亲，没有唯一的父亲，所有成年男人都是爹（父亲不确定之意），至今某些地区还保留着某某老爹之称。

从而，留下了“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传说。

是炎黄发明了生殖遗传技术，而改变了母系血统生殖遗传状态为父系血缘生殖遗传状态，才有“炎黄子孙”之说。

3，女子可以是小人不应受到辱骂。

在古代，把男人比喻为小人的，就是意指女人。

其实际意义在于，女子可以理直气壮地做小人，只为自己的需要而行动。

但男人不可以，男人会丧失在社会中的信誉而难以立足。

因此，无论女子做出了何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也是男人们可以原谅的，不应与女子论短长。

女子们背负了几十万年的小人，仍然兴高采烈。

男人们不守节操，会遗臭万年，就是这个道理。

总之，无论老师有着怎样的理由，都不应在课堂上公然辱骂女生，其为人师表，这也是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