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七则

[作者] 佚名   [朝代] 先秦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感，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子曰：“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注释：（1）“善其事”，做好他的工作。“善”，做好。“事”，工作。（2）“利”，磨锋利。“器”，工具。（3）“事其大夫贤者”，“事”，敬奉。“友”，结交朋友。

先秦：佚名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孔子说：“学了（知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复习它，不也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也是很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恼怒，不也是道德上有修养的人吗？”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可信了呢？老师传授的知识是不是复习了呢？”

孔子说：“我十五岁开始有志于做学问，三十岁能独立做事情，四十岁（遇事）能不迷惑，五十岁知道哪些是不能为人力所支配的事情，六十岁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到七十岁才做事才能随心所欲，不会超过规矩。”

孔子说：“温习学过的知识，可以从中获得新的理解与体会，那么就可以凭借这一点去做老师了。”

孔子说：“只学习却不思考，就会迷惑;只空想却不学习，就会疑惑。”

孔子说：“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一竹篮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巷子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清苦，颜回却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

孔子说：“知道学习的人比不上爱好学习的人；爱好学习的人比不上以学习为乐趣的人。”

孔子说：“我整天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也自得其乐。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我把它看作天上的浮云。”

孔子说：“多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我选择他好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对照自己改正

《先秦散文·论语·子路从而后》原文鉴赏

子路从而后①，遇丈人②，以杖荷��③。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④，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⑤。

子路拱而立⑥。

止子路宿⑦，杀鸡为黍而食之⑧，见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⑨。至，则行矣。

子路曰：“不仕无义⑩。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

注释 ①从：跟随，随从。后：落在后面。 ②丈人：长者，老者。 ③杖：拐杖。荷：挑着。��：一种除草工具。 ④四体：四肢。勤：勤劳，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两句，古人如宋·吕本中《紫微杂说》、清·朱彬《经传考证》和宋·翔凤《论语发微》皆以为是丈人自说，但更多的人认为是丈人责子路，译文从后说。 ⑤植：拄着，扶着。芸：通“耘”，锄草。 ⑥拱而立：拱手站立。 ⑦止：留。 ⑧为：做。黍：本指黍子，脱壳后称黄米，此指黄米饭。 ⑨反：同“返”。 ⑩仕：出仕，做官。

今译 子路跟随孔子出行，却远远落在于后面。这时他碰上一位老者，用拐杖挑着除草工具去除草。子路上前问道：“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者说：“你这个人，四肢不劳动，连五谷也不认识，谁能知道你的老师是干什么的”说完，便手扶拐杖去锄草。子路只好拱着手恭恭敬敬地站着。事后老者留子路到自己家住宿，杀鸡做黄米饭招待子路，并让两个儿子出来和子路相见。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向孔子报告了昨天的事。

孔子说：“这是位隐士。”就叫子路再回去看看他。子路赶到那里，长者已经走开了。子路感叹道：“不出仕做官是错误的。长幼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废弃的;那君臣之间的责任，又怎么能废弃呢你原想洁身自好，却没想到这样做是违背了君臣间的伦常关系。君子出仕做官，只不过是为了尽责而已。到于我们政治主张的不能施行，这是早就知道的了。”

集评 明·李贽《四书评》：“看此等光景，令人感感。”

清·俞廷镳《四书评本》：“丈人之飘长往，子路之怅然若失，情景都在一‘则’字中。”

清·方存之《论文章本原》：“将隐者身口神情，事业风趣况味，一一画出，然后点出 ‘隐者也’三字。……深情一往，千载犹闻其声。”

尹氏曰：“丈人词气雍容，不当真云责子路言我，惟恐如此，何暇知夫子也。”“情景可想。后人叙事，那得如此活现。”(见清·于光华《论语集益》)

总案 本篇选自《论语·微子》，写子路随孔子周游途中遇隐者“荷��丈人”的故事。与前述“长沮、桀溺耦而耕”相类似，本文再次形象地展示了儒家与隐士两种大不相同的思想的碰撞和较量。

由于子路的落后，使他得以巧遇荷��丈人。从故事的发展来看，荷��丈人显然一眼就认出了作为孔子弟子的子路，所以在借回答子路“子见夫子乎”时，深刻而委婉地批评了子路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个批评是针对子路的，也同时是针对孔子以及当时儒家的。但是丈人对待子路不仅有尖锐的批评，同时也有极温情而真诚的款待，止宿、杀鸡为黍、引见二子都是这方面的表现。对于子路，丈人的中肯批评不能不使之叹服，热情的款待又不能不使之感动，所以“拱而立”的洗耳恭听和“反见之”的再次求见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但儒家自有儒家的见解，全文的结尾部分借子路之口明白地表示了这种见解，“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子路、也是孔子和儒家对待现实世界的一个基本思路，一个基本态度。

本文虽是对话体，但也基本具备了叙事文学的刍形。它不仅情节完整，而且有过渡、有曲折，并且通过情节的发展和人物行动展示出一定的人物性格。

附录 宋·程颐：“读《论语》，有了然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又：“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会读。”(以上两条见清·于光华《论语集益》)

又：“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气味深长。”(转引自《十三经读本·论语读本》)

又：“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论语》之书，其辞近，其辞远。辞有尽而旨无穷，有尽者可索于训诂，无穷者要当会以神。”(见宋·蔡节《论语集说》)

宋·朱熹：“熟读(《孟子》)七篇，观其笔势如溶铸而成，非缀辑可就。若《论语》便是记录缀辑所为，非一笔文字矣。”

又：“《论语》逐文逐意各是一义，费恩索，故要冷看，要静观。《孟子》成大段首尾贯通，又有许多发扬，熟读文义自见不可一句一字上理会也。”(以上三条见宋·蔡节《论语集说》)

宋·陈骙《文则》：“夫《论语》、《家语》，皆夫子与当时公卿大夫及群弟子答问之文。然《家语》颇有浮辞衍说，盖出于群弟子共相叙述，加之润色，其才或有优劣故使然也。若《论语》虽亦出群弟子所记，疑若已经圣人之手。……彼扬雄《法言》，王通《中说》，模拟此书，未免画虎类狗之讥。”

清·方存之：“《论语》于伤时之文极有含蓄，如‘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但思古而伤今，意不露而情自深矣。”“《论语》于责人之文、意旨严峻，而辞气温和，耐人咀嚼，令人惭感，而不触人之怒。如曰‘是可忍孰不可忍’，‘奚取于三家之堂’，只是令其自反。如与阳货言，只是一路随问随答，不多与之交一言。责樊迟之问稼圃，宰我之短丧，皆先含蓄，使其自反。诘责之词，皆俟其出而后言。责孺悲亦只使之闻之，皆不令人难受。责宰我之论社，只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宽其前而警其后，善养人之气象可想。”“《论语》形容体道之文，只是点染咏叹，不多着言语。如‘子在川上曰’，……只就川上一指点，而道之活泼泼地天时不然者自见矣。……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就天时上指点咏叹，而道之充满流行，无往而非是者自见矣。”“《论语》辨别自已是非之文，皆含蓄和平……气象可想。”(见《十三经评点札记》)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大段引用《论语》，并以此作为叙述孔子生平的线索。《汉书·董仲舒传》也记载董仲舒援引《论语》中孔子的话，作为立论的依据。董仲舒是汉初景帝、武帝时人，司马迁稍晚于他。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董仲舒、司马迁都见到了《论语》的内容。换句话说，至晚在汉朝初年景帝、武帝的时代，《论语》一书应该已经结成，而且内容与我们今天见到的版本已非常相近。但是，这部书是否在当时就叫做《论语》，我们还是不能知道，因为他们都没有提到过“论语”两个字。

最早提到“论语”两个字，并将其当作书名或篇名来引用的，是《礼记》中的《坊记》。那么，《论语》一书的得名必须早于《坊记》的成篇。至于《礼记》诸篇的年代问题，历来都很聚讼。唐朝初年成书的《隋书·经籍志》说《礼记》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河间献王所得孔子弟子与其后学所记，二是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刘向考校经籍时整理出来的。后经戴德、戴圣相继整理删减，成为今天的样子。所以，今本《礼记》又称“小戴礼”。在同书《音乐志》中引沈约的话，说汉初经籍残佚，儒家学者搜集零星，采其与“礼”有关的片段，编辑而成《礼记》。其中《中庸》、《表记》、《防记》、《缁衣》都是《子思子》一书中的片段。我们知道，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也就是说，《礼记》诸篇并非先秦的作品，但其内容却主要来自《子思子》、《公孙尼子》等先秦著作。《隋书·经籍志》同时纪录了《子思子》与《礼记》，南朝的沈约应该同时见到这两部书，并知道其中的异同。那么，沈约的话应该满可信的。

但是，几年前在湖北郭店出土的战国中期文献中，有一篇显然就是今本《礼记》中的《缁衣》。由此推测，沈约所提到的《礼记》中的其他几篇，特别是《中庸》、《表记》与《坊记》很可能也成篇于战国。郭沂先生考察了郭店出土的文献后认为：《子思子》一书原来就叫做《中庸》，就是《史记·孔子世家》中“子思子作中庸”的“中庸”，而今本《礼记》中相关篇章原来都是《中庸》一书的篇章（见郭沂“《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从郭店简谈起”、“《中庸》·《子思》·《子思子》——子思书源流考”等文）。我虽然觉得问题至此还没有完全解决，但也觉得 这个说法听起来比较顺。

二．《论语》的作者

《论语》的作者谁呢？应该不是孔子本人。在先秦，学者与学生讨论问题，并且亲自参与将这些言论集结成书，这部书常常就以这位学者命名，比如《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等。假如孔子亲自参与了《论语》的集结，那么这部书就应该叫做《孔子》。郭沂先生认为司马迁所说的《中庸》就是《子思子》一书原来的名字，为子思所著，我对此还是有些疑虑的。

《汉书·经籍志》引刘向的话，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篡，故谓之《论语》。”那么，《论语》是孔子的学生们在孔子死后将他的论述编辑起来而成书的。虽然刘向对先秦典籍的整理常常遭到后世的怀疑与批评，但对这一点，迄今没有人提出过质疑。

孔子的学生很多，《论语》是哪些学生编辑的呢？东汉末年的郑玄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北宋的大儒程颢则因《论语》中有“曾子”、“有子”的字样，认为是曾子与有子的学生们编辑的。郭沂先生认为：《论语》的编者主要是孔门中“德行”与“文学”两科的学生和他们的门人，即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游、子夏等等（《论语·先 进》篇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郭先生主要是通过对郭店楚简、今本《礼记》等的相关章节，与《论语》的内容进行了对比，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结论与郑玄的说法比较接近，论证也很令人信服，比程颢的猜测更为合理。但是，我个人一直觉得，子贡在《论语》中经常出现，也很重要，他又那么爱说话、会说话，编辑《论语》完全没有他的份儿，似乎不大逻辑。

三．《论语》的书名

如前所述，《论语》不同于其他先秦子书，有个很怪的名字，后世学者因此很费脑筋。对此论述最为详尽的是郑玄。北宋初年，邢昺受诏为魏人何晏的《论语集注》作疏，他在序中引郑玄说：“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转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集定，故曰撰也。”郑玄在注《周礼》中也谈及《论语》的名称，他说：“答述曰‘语’。以此书所载皆仲尼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辞，故曰‘语’。而在‘论’下者，必经论撰，然后载之，以示非妄谬也。以其口相传授，故经焚书而独存也。”

郑玄是东汉今文学与古文学集大成的人物，是训诂与注解先秦典籍的大师。他与东汉大经师马融合称“马郑”，对后世学者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今天所说的、与宋儒的“宋学”相对的“汉学”，主要指的就是马郑之学。马郑的注释非常详尽，广徵博引，有时对一个字的注释长至上万字。陶渊明对这种注释就曾表示不满（“好读书而不求甚 解”《五柳先生传》）。宋儒也因此很轻视郑玄的学问。明朝时，郑玄对经籍的解释几乎完全被排斥于正统教科书之外。一直到了明末、清初，乾嘉学者才重新发现了汉学的价值，而笃守不疑。

从郑玄对“论语”两个字长篇大套的解释，我们可以窥见马郑之学的特点。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总有些穿凿附会的味道。尽管如此，我比较情愿相信它，这不仅因为它是我们至今能看到的最早的资料，更因为这正是两汉学者治学的方法。要想弄清《论语》的来龙去脉，就必须明白儒学在两汉的传习模式。

今人徐中舒通过对《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的研究提出：一直到春秋时代，历史记载仍有靠瞽蒙（盲人）背诵，口耳相受的。瞽蒙传诵而经由后人书于简牍的就叫做“语”。这种传习方式恐怕不止于春秋、战国，秦、汉之间，很多典籍可能还是靠着这种方式在个学术流派中流传。这正应和了郑玄的“口耳相受”说法。

四．《论语》在汉、魏的流传

魏人何晏的《论语集注序》引刘向的话说：汉朝时传习《论语》，主要有齐、鲁和古文三个大流派，它们的文字、 篇名及篇数互相都有差异。《齐论》主要在齐地的学者中传习；《鲁伦》则主要在鲁地的学者中传习。西汉景帝之子鲁共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曾经拆破坏了孔家的房子，从中发现了藏在墙壁里的古文《论语》和其他一些珍贵文献。 关于汉朝“壁中出书”的真实性，陈梦家有过很详尽的论述，具体见他的《尚书通论》。这就是所谓的《古论语》。刘向很详尽地叙述了这三家的承传过程。

《论语》可能到汉朝初年还是在不同的学派中靠口、耳相传授的。每一个学派因为方言语音的差异，最终写在简牍上的文字也不尽相同。更重的是，每一个学派所传的文字都与他们对孔子原话的理解有关。可以说，每一个《论语》版本就是一个学派的研究总结，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后来，张禹兼攻齐、鲁两家，合成所谓的“张侯论”，盛行于世。汉末，专事综合今文、古文学的郑玄又以《鲁论》的章目为基础，参考《齐》、《古》，为《论语》做注，这样，三家的差别才终于被泯灭了。

五．结论

通过上边的考察，我们知道：《论语》最晚在汉朝初年已经结成。从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论语》的结成与得名甚至可能早至战国中期。我们今天还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说：《论语》出自孔门中重视道德、文艺（不是今天说的“文艺”，而是文人君子应该掌握的各种技艺）、言语等方面的学习的学生和他们自己的学生之手。

《论语》的“论”字显然与“讨论”、“讲论”很有关系；而“语”子似乎不仅是“言语”的“语”，而是中国早期书籍中的一种体例。所谓“语”，应该是指那些先经过口、耳传授，继而被书之于简牍的书籍。这个结论推测的成分多，论证还很不足。

《论语》在汉朝首先是在齐、鲁学者中传习。不同的学派所传的《论语》，篇章与内容也不尽相同。假如这些保存下来，对我们研究汉代儒学一定有巨大意义。《论语》经过了张禹、郑玄、何晏等等的整理，基本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韩非子·显学》中说：孔子死后，儒家分成了八个流派。我觉得，《论语》正是战国儒学诸多学派中的一家之言。它很可能是几位志同道合的孔门学者凭着记忆，经过讨论、切磋，篡集而成的。它代表了这几位学者对孔子思想的理解，或许就是这一派所使用的教材之一。周予同先生说：《礼记》是战国儒学的各家之言。在这层意义上，《论语》与《礼记》诸篇作为先秦儒学文献的价值是同等的。要真正理解《论语》，理解孔子的思想，理解先秦儒学，就必须将《论语》和《礼记》等等早期儒学典籍一同参照来读。

《先秦散文·论语·宰我问》原文鉴赏

宰我问①：“三年之丧②，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③;三年不为乐，乐必崩④。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⑤，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⑥，衣夫锦，于女安乎⑦”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⑧，闻乐不乐，居处不安⑨，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注释 ①宰我：名予，字子我，孔子学生。 ②三年之丧：三年的守孝期。古人礼俗，父母死后，规定子女要守孝三年。 ③坏：毁坏，废弃。 ④崩：倒塌，引申为丢失，失传。 ⑤钻燧改火：古人钻木以取火，被钻之木，四季不同，马融引《周书·月令》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鞧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一轮回。“钻燧改火”即指此。 ⑥食夫稻：古代北方以小米为主粮，稻为珍品，所以此处以“稻”与“锦”对文，极言吃穿之豪奢。 ⑦女：同“汝”。 ⑧旨：美味。 ⑨居处：平日的居住生活。因为古代孝子守孝期间要住临时用草木搭成的凶庐，睡用蒿草编成的垫子，用土块当枕头，所谓“居倚庐，寝苫枕块”。所以说“居处不安”。

今译 宰我问孔子说：“父母死了，要守孝三年，这个期限也太长了。君子三年中不司礼仪，礼仪一定会遭废弃;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也一定会失传。陈谷子已经吃完，新谷子也已登场，用于打火的燧木又经过了一个轮回，整整一年就可以了吧。”孔子说：“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就吃那白米饭，穿那花缎衣，你心里能安吗”宰我说：“安。”孔子着急地说：“你安，你就那样干吧。君子在守孝期间，吃美味不觉得甘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适，所以才不这样干。现在你既然心安，就照那样干好了。”宰我退了出来。孔子说：“宰子真是不仁呀!儿女生下来，三年之后才能完全脱离父母的怀抱。为父母守孝三年，这是天下统一的守孝期限。宰予不是也有从他父母那里得到三年怀抱的爱护吗”

集评 清·于光华《论语集益》：“又严又婉，无限低徊。不甘、不乐、不安，随处皆然，偶就食、闻、居指之。”“仁与安字相应。”“予也句，非诘问语，是唤醒语，正打动心里，有无限凄惋意，宜玩‘乎’字。”

总案 本文见于《论语·阳货》，记述的主要内容是孔子和弟子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和争论。父母死后，子女要守孝三年，在孔子看来，这是为人子者所必须做到的，是不言而喻的天下通则。它不但是培养理想人格的必修课，也是实现修、齐、治、平远大抱负的起点。不仅如此，孔子还为“三年之丧”找出了心理上的依据，即“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合情而又合理。但是，孔子这一伦理原则却遭到了弟子宰我的抵抗，“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同样是合情而又合理的。师徒相争，难定一尊，最终只好以心理感觉来决定取舍，“今女安，则为之”。但事情并没有完结，等宰我退出以后，孔子又发了一通议论，其中主要是针对宰我人格的批评。事后论人，是孔子论人的一种独特方式，也是《论语》中一种特殊的论述方式。由此也使人们看到了孔子一种独特的待人风格。

论语是一部关于孔子思想和言行的重要著作，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和对话。它对于了解先秦时期的思想和文化有重要意义。除了记录孔子的思想之外，论语还记录了其他重要人物的观点，如孔子的弟子，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先秦时期不同思想家的思想对比。此外，论语还记录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细节，如道德观、教育制度等，为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总之，论语在先秦时期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

1、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集。 2、成书于战国初期。 3、是语录体著作

论语简介

[编辑本段]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基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识，便于查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年）《论语正义》——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年）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年）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际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少。

（4）程树德《论语集释》。此书在《例言》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5）杨树达（1885—1956年），《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6）杨伯峻《论语译注》。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孔子介绍

《先秦散文·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原文鉴赏

长沮、桀溺耦而耕①，孔子过之②，使子路问津焉③。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④”

子路曰：“为孔丘。”

曰：“是鲁孔丘与”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

桀溺曰：“子为谁”

曰：“为仲由。”

曰：“是鲁孔丘之徒与”

对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⑤，而谁以易之⑥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⑦，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⑧。

子路行以告⑨。

夫子怃然曰⑩：“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11)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注释 ①长沮、桀溺：人名，当时的两个隐士。耦：古代耕田的一种方法，当为两人各扶一梨并肩而耕。 ②过之：路过这里。③津：渡口。 ④执舆者：赶车的人。本来子路赶车，子路去问路，暂由孔子赶车，故此指孔子。 ⑤滔滔：本意形容水势盛大、弥漫而四处流溢的样子，这里比喻社会纷乱。 ⑥易：改变。 ⑦辟：同“避”;人：指当道坏人。“辟人之士”指孔子。 ⑧耰(you音忧)：播种后以土覆盖种子，以防晾晒鸟啄。辍：停止。 ⑨行：回来。 ⑩怃(wu音舞)然：怅惘失意的样子。 (11)斯人：指长沮、桀溺。

今译 长沮、桀溺两人并肩耕田，孔子从这里路过，叫子路去问哪里有渡口。长沮问子路说：“那位驾车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又问：“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答：“是的。”长沮说：“他早就知道渡口在什么地方了。”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说：“您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又问：“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说：“是。”桀溺说：“天下到处象洪水一样纷乱，又有谁能改革它呢你与其跟随孔丘这种躲避坏人的人，怕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逃避整个社会的人更好吧”说完仍然不停地耕作。子路回来把长沮、桀溺的话告诉给孔子。孔子失望地说：“我们不能和鸟兽合群共处，但我们不是长沮、桀溺的学生，又怎能不和人群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同你们一道从事改革了。”

集评 清·方存之《论文章本原》：“记二人傲倪、孤高如画。末记孔子一叹，深情至论，而又不涉理趣腐语。……二人一讥孔子为知津，一以天下滔滔莫非津也，语意妙极。其不告津者，正所以告之津也。”

清·于光华《论语集益》：“桀溺饶舌，何如长沮语简味长，为可思也。烟水中人品，亦自有高下。”“言语委折，似觉近情，此心独苦。”

总案 本文选自《论语·微子》，是一段较富文学性的文字。文中写孔子和学生子路周游列国途中，遇到两位隐士长沮和桀溺。孔子使子路向对方问路。隐士冷言相待，于是在隐者和子路之间便展开了一段情味隽永的对话。

子路首先向长沮打听渡口，这个“渡口”本身就很有象征意味。所以长沮在得知问路者是孔子弟子时，便在“渡口”上借题发挥，大作引申文章。结论是，孔子积极参予政治改革，到处奔波以宣传自己的救世主张，孔子理应是最清楚“渡口”在什么地方的人。这就从侧面形象地对孔子企图救世的举动表示了反对。此后，当子路以同样的问题“问于桀溺”的时候，桀溺又从现实实际出发，直截了当地规劝子路“从辟人之士”是毫无前途的，只有“从辟世之士”、一同做隐者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恰恰是孔子所不愿做的，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确实道出了自己的心病。所以结尾处孔子怃然言之的一段话正明白地流露出了这种两难的心境。

全文以对话方式构成，双方的对话语言不仅简洁富有韵味，而且通过对话，人物口吻毕肖，神情形态也毕现于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