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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该书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作者简介及成书故事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东周时期王道废弛，秦朝毁弃古代文化典籍耿秉简介，以致明堂、石室的珍贵图书典籍散失错乱。汉朝建立后，萧何修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立章程，叔孙通确定礼仪，品学兼优的文学之士逐渐进用，《诗》《书》等被毁弃的古书亦不断在各地被爱好文学的人士搜寻并献出。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耿秉简介，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出狱后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前后经历了14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底本介绍

《史记》版本大致分出4系：

第一系：宋刻十行本；

第二系：约有4种，分别为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十四行刊本；南宋孝宗年间建阳刊本；南宋绍兴十年朱中奉刊十二行本；南宋绍兴年间淮南东路转运使司刻九行本；

第三系：为集解索隐二家注本，现存2种，一种是南宋淳熙二年张杅刻本，一种则是南宋淳熙八年耿秉重刻张杅本；

第四系：现存最早的是南宋乾道七年蔡梦弼刻二家注本，此后又分为2支：第一支为：南宋庆元二年建阳黄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廖铠刻本、明柯维熊刻本、明王延喆刻本、明秦藩刻本、清同治年间崇文书局覆刻王延喆刻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刻张文虎校本。第二支较为复杂，这一支的起头是蒙古中统二年刻本，由中统本出的有明游明刻本、明建阳慎独斋刻本、明建宁官刊本以及元大德年间刻本。而从大德本又分出明南京国子监刻本和北京国子监刻本。而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则从北监本出。

此外还有一系即明末汲古阁十七史本，此本为单集解本，据说源自宋刻，但具体底本不详，据此本重刻的则有清同治年间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本（金陵书局刻）。

（来源于品籍网文创产品，全书共二十六册）

目前，学术界对 《 清静经》的成书年代问题仍存有争议，归结起来约有成书于唐代说，以南怀瑾与受佛教影响的全真教高功高道为代表，此说影响较大；成书于唐玄宗以前说和成书于六朝说，观点众多。对这部重要道经而言，厘清其成书时间，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那么 《 清静经》到底成书于何时 呢？经考证后认 为，《 清静经》约为陶弘景至北周末年之间的作品，后文即对之详述 。

《 清静经》的版本与流传

为厘清 《 清静经》的成书问题，笔者先将目前所见资料中有关 《 清静经》版本及流传之材料，约略归述于下：

（ 一） 《 清静经》白文本及各家注本。 （1 ）

《 清静经》白文本，见 《 道藏》洞神部本文类。（2 ）杜光庭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 ，为 《 道藏》所收 《 清静经》最早注本，见洞神部玉诀类。（3 ）张君房 《 云笈七籖》卷1 7 ，收有 《 老君清净心经》 ，见 《 道藏》太玄部；此外， 《 道藏》太清部也收有 《 太上老君清静心经》 。 （4 ）宋代王阶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纂图解注》 ，见 《 道藏》洞神部玉诀类；另外， 《 藏外道书》第9册，第3 2 2－3 2 5页收有王阶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纂图解注》去注存图本。（5 ）金世宗时人侯善渊 ①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② ，见《 道藏》洞神部玉诀类。 （6 ）金代刘通微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 ，见 《 道藏》洞神部赞颂类。（7 ）元代李道纯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 ，见 《 道藏》洞神部玉诀类；又见于 《 道藏辑要》尾集一。（8 ）元代无名氏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 ，见 《 道藏》洞神部玉诀类。 （9 ）原题白玉蟾分章正误、王元晖注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 ，成书于元代 ③ ，见 《 道藏》洞神部玉诀类。《 道藏》洞神部玉诀类还收有 《 清静经注》1卷，含 《 大道渊源老氏圣纪》及图像数篇， 《 中华道藏》中丁培仁先生点校本认为其属白玉蟾分章正误、王元晖注本，而 《 道藏》误题为 《 清静经注》④ 。（1 0 ）八洞仙祖合注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真经》 ，见 《 道藏辑要》尾集一。（1 1 ）彭好古刊《 道言内外秘诀全书》所收 《 清静经》 ，见 《 藏外道书》第6册，第2 3页。（1 2 ）水精子 《 太上老君清静经图注》 ，见 《 藏外道书》第 3 册，第7 1 5－7 4 4页。（1 3 ）汶水居士注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真经元旨》 ，见 《 藏外道书》第 3 册，第7 4 5－7 6 6 页 。

（ 二） 《 清静经》在唐代的注解与流传。据《 道藏》所收白玉蟾分章正误、王元晖注之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经后元代王大叙题识谓：“ 大叙尝获紫清白真人分章证误，司马子微解注之本，言 言 造 微，句 句 明 理，实 乃 修 真 之 指归……句曲山人王大叙谨识。 ”⑤ 司马子微即唐代高道司马承祯，武则天曾召其至京都，历经睿宗、玄宗朝，至7 3 5年告化，时8 9岁 ⑥ 。又据《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 3载：“ 李思慕，成纪人。与东楚董练师、白先生结烟霞之友。周游三湘名山，后访南岳五峰。虽师范不同，而各有指归。白既于石鼓上升，思慕入京师，高力士嫉吴筠而进之于明皇。答问称旨，后乞归山，上厚赐饯行。注 《 清静经》 ，行于世。后玄化于紫盖峰。惟董混迹于衡阳后洞，常以咒术治人病苦。有酬之者，惟酒一醉为妙。于是无醒时，醉卧衢路或溪谷，遇雨而衣不濡，凌严霜而皓如也。数年，巡门告人曰：各好将息。人皆讶之，亦于洞后尸解，如蝉蜕也。唐杜甫有忆昔行诗，末句云：更访衡阳董练师，南游早鼓潇湘柂。 ”⑦ 此外还有杜光庭注本，于是可知， 《 清 静 经》在唐代 流传颇广 。

（ 三）《 清静经》在宋元的流传。《 金石萃编》卷 1 2 5 载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 《 常清静等经碑》作 《 太上老君常清静经》 。南宋绍兴改定《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著录 《 清净心经》 1卷。南宋郑樵 《 通志略》艺文略第五，道家第二，载录其所见 《 清静经》注本有董朝奇注、吴中起注、周申注、孙膺注、刘本注，另有别解 1卷。南宋黄震 《 黄氏日抄》卷5 8云：“ 后世有伪为道书者，曰常清净经；有伪为佛书者，曰般若经。千变万化，皆不出反常一语。初非异事乃雷同语耳。言用兵而不能明其所以用兵，言修炼而不能明其所以修炼，言鬼神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盖异端之士掇拾异说，而本无所定。见者岂此其所以为阴符欤？然则人生安用此书为也。唐永徽五年尝敕禇遂良写一百二十卷，不知果然否？近世大儒亦加品题则事之不可晓者。 ”从以上所列材料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 清静经》已经在唐代流传颇广，据司马承祯曾注 《 清静经》之说，那么极有可能在武则天朝就有 《 清静经》流传。其次，宋代以后《 清静经》流传不绝，显示其较大的影响力 。

萧登福先生认为，从内容来看，所谓 《 心经》者，通常是指该经之精华而言，如佛教的 《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 《 般若经》之精华，道教之《 高上玉皇心印经》是内丹修炼之精华，同理《 清净心经》也应是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的精华；既取其精华，所以 《 心经》通常较原经为短，然 《 清净心经》反而较 《 清静经》文字为多，不是取其精华，而是在阐释 《 清静经》的道理，所以 《 清净心经》应该是撰成在 《 清静经》之后，用以解释 《 清静经》者[3]。在学者们研究成果基础上，笔者持 《 清静经》较 《 清净心经》早出的看法，主要理由有二。其一， 《 清净心经》纠正了 《 清静经》的某些错谬。我们可就两经中相关经文进行比较，以进一步说明问题。 《 清静经》云：“ 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 ，这一表述将动视为静的基础，显然与下文 “ 主静”的意蕴不符，这一表述在无名氏注本、李道纯注本、王元晖注本、王阶注本中皆与之相同。 《 清净心经》则谓：“ 清者浊之源，静者动之基” ，即纠正了 《 清静经》的错误，在侯善渊本、刘通微本中都是如 《 清净心经》 “ 清者浊之源，静者动之基”的表达。这一方面说明《 清静经》本较 《 清净心经》本流传广，影响大；另一方面也说明 《 清净心经》 “ 清者浊之源，静者动之基”的表述是对 《 清静妙》“ 清者浊之源，动者静之基”的修改，属于较晚的版本。其二，《 清净心经》中有不少文句是在注解 《 清静经》经文。比如 《 清静经》云：“ 夫道者，有清有浊，有动有静。天清地浊，天动地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 ” 《 清净心经》则云：“ 老君曰：夫道一清一浊，一静一动。清静为本，浊动为末；故阳清阴浊，阳动阴静，男清女浊，男动女静。 ”我们知道，阴阳是道教教义的重要概念，《 太平经》就有 “ 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 瑏 琐 ， “ 阴阳相得，交而为合，与中和气三合，共养凡物”的说法，这些论述显然指出了男属阳、女属阴的观念。就 《 清静经》与 《 清净心经》这两段文字相比来看，后者显然更详细，指出清静为本，还从阴静阳动中推出男动女静。因此认为后者是为前一段文字作解，是大有可能的。又如， 《 清静经》谓：“ 虽名得道，实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 ” 《 清净心经》则谓：“ 既常清静，及会其道，与真道会，名为得道。虽名得道，实无所得。既无所得，强名为得，为化众生，开放便道。老君曰：道所以能得者，其在自心。自心得道，道不使得；得是自得之道，不名为得，故言实无所得。 ”很明显， 《 清净心经》这段话是在 《 清静经》表述之上的展开 。

三、《 清静经》成书年代考证

经上文梳理和分析，基本可以确认 《 清静经》是早于 《 清净心经》的，在此基础上，我可以进一步考察 《 清静经》的成书时间。笔者赞同将 《 清静经》看作是六朝时期经典的观点，并通过考证后认为 《 清静经》约为陶弘景至北周末年之间的作品。笔者是从考析 《 清静经》本身以及旁证支持这两个方面去考察其成书问题的 。

首先，从 《 清静经》本身来考察。李大华先生提出从 《 清静经》与 《 清净心经》的 “ 赞”与“ 偈”确认两经成书早晚的思路对笔者有很大启发。但是笔者在对 《 清静经》中 “ 赞”的研读中有不同的理解。“ 赞”中有云：“ 学道之士，持诵此经者，即得十天善神拥护其人，然后玉符保神，金液 炼 形，形 神 俱 妙，与 道 合 真。 ”这 里“ 玉符保神”实际上指出了神真授玉符以保护修道者身神的观念。如 《 云笈七籖》卷 9 “ 释太上神虎玉符”就说：“ 《 神虎玉符》太真九天父母所出。太真丈人以传东海小童、九天真王，九天真王以传太上道君，太上道君常所宝秘，藏于太陵灵都琼宫玉房之里，卫以巨兽，捍以毒龙，神虎七千备于玉阙也。神虎班其匠，金虎亘其真，智慧标其干，消魔演其源。微旨幽邃，妙趣难详。皆署天魔隐讳，或标百神内名。诵其章，千精骇动；咏其篇，万祅束形。以三天立正之始，传付太微天帝君，使威制六天，斩馘万神，摄山召海，束缚群灵。威魔灭试，回转五星。符在本经。 ”“ 金液炼形”则主要是说服食金液神丹以成仙，如 《 云笈七籖》卷4 3云：“ 二老因授青芝金液浆见，与以次存食芝而饮浆，青芝似莲华，浆似美酒耳。饮食都毕已，乃再拜帝君之前，言曰：今日清吉，帝君在庭，赐以神芝，金液玉浆，二老度籍，太一奉章，长生久视，寿命未央。 ” 瑏 瑦 依照笔者对 《 清静经》中 “ 赞”的理解，其应该是反映了内丹道教兴起以前以神符保神及服食金液神丹而成仙的观念，并不具备隋唐道教内丹学初兴时的特征 。

其次，从旁证加以佐证 《 清静经》成书时间。学者们在考证 《 清静经》成书时往往忽略了将与之相类似的系列经典— — — 《 太上老君内观经》 、《 洞玄灵宝定观经》等结合起来考定其成书问题。张君房编撰 《 云笈七籖》时将 《 太上老君内观经》 、《 洞玄灵宝定观经》 、 《 老君清净心经》同收录于 “ 三洞经教部” ，第1 7卷，这并不是随意的编排，而是根据这三部经典的共同旨趣进行的归类。丁培仁先生也指出，《 太上老君内观经》基于 “ 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和 “ 人能常清静其心，则道自来居”等观点，提出 “ 内观之道，静神定心，乱想不起，邪妄不侵，固身及物”的修炼方法，其内观顺序涉及心、身、物三者。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与之有关联，更具体提出 “ 能遣之者，内观于心，心无其心；外观于形，形无其形；远观于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悟，唯见于空。观空以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亦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欲岂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的三观法 瑏 瑧 。 《 太上老君内观经》与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 、 《 洞玄灵宝定观经》思想连署，特征相似，当属同时先后的作品，据思想分析，《 太上老君内观经》应在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之前成书。萧登福先生也认为 《 清静经》与 《 太上老君内观经》关系密切，但他将《 太上老君内观经》视为解释 《 清静经》的作品 。综合以上说法，我们能够确认的是 《 清经》与 《 内观经》等经典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考察 《 清静经》的成书时间时不能仅围绕着 《 清静经》本身来做文章，应该参考《 内观经》等的成书来作出推断。那么 《 内观经》成书于何时呢？笔者留意到，杜光庭在 《 清静经注》中引 《 内观经》之论，其注 “ 能遣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时谓 ：

人能断情，绝贪去欲，即无三业之罪。不以专志，修于内行，守于绛宫，自内观己心。心者，火也。故引 《 内观经》之言，心者，火也，南方太阳之精，主于火也。上应荧惑，下应心也。心为绛宫者，神也，妙用不测，变化无定，神明依泊，三叶如莲花。又云，制之则正，放之则狂，清静则生，浊躁则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故使学人可以观之者，心处于形内，不以形观心。既使形观，则为二义。形者舍也，心者主也，舍不能观主，故不可观也。可使神观心。神者炁之子，炁者神之母。但心意引炁，存神而观之，自然感应。何以知之？古德云：为使炁神，神之与心，炁之与道，不相远离。故圣人设法教人，修道即修心也，修心即修道也。心无所著，即无心可观；既无心可观，则无所用，无所修，即凝然合道。故心无其心，乃为清静之道矣 。

杜光庭引 《 内观经》经文以注 《 清静经》 ，这说明当时 《 内观经》已经影响较广了。此外，我们注意到，杜光庭注解 《 清静经》时所引经典大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所出，比如 《 黄庭经》 、《 西升经》等，皆距杜光庭的时代较远，这就说明有可能 《 内观经》也是距其时代较远的作品。此外， 《 太上老君内观经》云：“ 道者，有而无形，无而有情，变化不测，通神群生，在人之身则为神明，所谓心也。所以教人修道，则修心也，教人修心，则修道也。道不可见，因生而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羽化神仙。人不能长保者，以其不能内观于心故也。内观不遗，生道长存。 ”这一论述与 《 上清经秘诀》所录陶弘景 《 登真隐诀》佚文相似，即：“ 所论一理者，即是一切众生身中清净道性。道性者，不有不无，真性常在，所以通之为道，道者有而无形，形而有情，变化不测，通于群生，在人之身为神明，所以为心也，所以教人修心即修道也，教人修道即修心也。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生亡则道废，合道则长生也 。”

陶弘景生于刘宋孝建三年 （4 5 6 ） ，于梁武帝大同二年 （5 3 6 ）卒。此外，这一论述还见于《 太上三十六部尊经》 ，即：“ 劝人修道，即以修心；教人修心，自可见道。道不可得见，因心以见；道不可得闻，因心以闻。夫闻见于道，皆因以心；心不可常，用道以守。若非以道守，随心闻见，则是入邪宗，永不解脱，永不闻法。 ”王卡先生认为，《 太上三十六部尊经》约成书于南北朝末，因为 《 无上秘要》卷 3 7 已经著录此经。《 续高僧传》卷 2《 释彦琮传》谓北周武帝（ 宇文邕）平定北齐之后，自缵道书号 《 无上秘要》。北周武帝 （5 6 1 － 5 7 8年在位）于5 7 7年平定北齐。上文中所引各经所论与 《 内观经》相似之经文，可能是引自 《 内观经》 ，当然也可能是道士造作 《 内观经》时从他经所摘录。若属前一种情况，那么 《 内观经》的成书就不晚于陶弘景生卒年间，即4 5 6 － 5 3 6年；若属后一种情况，我们结合前文分析，则 《 内观经》成书不晚于北周 （ 5 5 7－5 8 1 ）末年。综合以上考虑，我们就能够推断 《 内观经》成书时间约在 4 5 6－5 8 1 年间。而基于 《 内观经》与 《 清静经》的密切关系，我们亦可推得 《 清静经》约为陶弘景至北周末年之间的作品 。

最早的雁形目鸟类化石是发掘自法国下白垩纪地层的疑禽，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块中生代雁形目鸟类化石标本，疑禽标本仅为上臂骨的两片碎片。

在新生代地层，则有分别发掘自法国和美国的罗迈雁和始新鸭。

化石资料显示，在新生代渐新世雁形目鸭科已经有雁亚科和鸭亚科的分化；在中新世已经出现雁、河鸭、潜鸭和天鹅等现存属出现；在鲜新世本目绝大部分现存种都已经出现；至更新世则计有90种化石被发现。

综合全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雁形目化石，共计约170余种，其中已经灭绝的占一半左右，绝大多数化石发现于欧洲和北美提示本目可能起源于古北界。

雁形目鸟类与人类关系比较密切，部分种类在历史上被人类驯化成为重要的家禽。

家鹅被认为是人类驯化的第一个家禽，它来自于野生的鸿雁或灰雁。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提到“在荷马史诗中就提到过早在古希腊时代鹅就是被驯养的家禽了，而古罗马时代的神庙里人们饲养家鹅，作为奉献给神的祭品”；还有人根据古埃及笔画遗留下来的资料，认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就成功地驯化了家鹅。

中国古籍《庄子》中有记载：“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说明在公元前400年以前中国就已经有成熟的家鹅驯养技术了。

目前普遍认为中国家鹅和欧洲家鹅的起源不同，中国家鹅起源于鸿雁而欧洲家鹅起源于灰雁。

鸭也是重要家禽之一，目前认为驯化的家鸭起源于野生的斑嘴鸭和绿头鸭，中国战国时期的古籍有记载“野鸭为凫，家鸭为鹜”，欧洲家鸭的驯养可能起源于古埃及后经希腊传播于整个欧洲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