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传统道德文化，许多文友都提出要读古代经典，尤其是孔孟诸子百家的著作；但也有华文学校教师说，读中文已够繁重的了，哪有时间和精力再读中国古代经典？

　　为什么要读古典？读过的人都知道它的好处。古典诗书是古人的经验之谈，读经典就是读史，能从中悟出古人从心底发出的声音，体会真切的情感，取得正能量，陶冶心灵，提高思想，有利于促进人类文明。

　　别说中国历代古人视经典如珍宝，就连老外的托尔斯泰，晚年时接触到中国古典，便拼命地读起孔孟和庄子的书。时至今日他的故居还摆放着他当年读过的中国经典译文，还有留下的笔痕和折叠的书页。托翁曾与友人说过，“我如果能更早地读到中国哲人的思想，该是多么幸福啊！那样我思考的问题，我的整个人生都会大为不同。”

　　中国古代经典，是中华民族一笔供价的精神财富。古今中外，不论阶级、年龄、地域都视为珍宝。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道德的沦落、文明的陌生，触目惊心，也就越发地体会到菲华孝道学会创始人庄老倡导的“弘扬传统道德”深远的现实意义。“弘扬”不是口号，有许许多多具体的、艰苦的工作要做，多读古典著作，精读经典是其中的一项。中外古今都读，我们没有理由不读。

　　古典是源，是文化、文明之源头。华文学校教师有责任先读好，才能引导学生读好。像菲律滨嘉南中学那样，把“中国历史”作为必修课，让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在广大师生中扎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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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生平简介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

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扩展资料：

不善交际

王国维平生不善交际，而且多沉默寡言，但其学术上的朋友不少。不论老少、不分尊卑，凡是来访者，他都一律接待，从未赏人以闭门羹。他喜欢抽烟，宾主默对之时，唯见他口鼻间袅袅升腾的烟雾。凡是自己不知道的问题，他多不回答，遇见不甚熟悉的人，他是不愿多说话的，以致人们认为他是个孤僻冷酷之人。

但是遇见熟悉的朋友，他很会聊天，不单谈学问，也涉及当时国内外的时事。他对于质疑的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偶尔遇到驳难的时候，也不一味坚持自己的主观见解，有时也抛弃自己的主张。

在仓圣明智大学，王国维有过短时期的授课经历，学生不太了解他，所以他也不怎么受欢迎。他不擅长应酬，也不会客套。

某一天，有人请他鉴定一件古铜器，他看了之后说“这靠不住的”，那人再找出一些貌似真实可靠的证据，譬如色泽如何古雅、文字如何精致、书上的类似记载等诸如此类的话语供他参考，请他再仔细看看。他看了以后，依然是“靠不住的”四字答复，既不附和别人，也不与人驳难。

北京大学三番五次请王国维到北大任教，但他均以各种理由拒绝，最后只答应担任通讯导师一职。北大方面曾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为显示对他的尊重，预先安排师生们夹道欢迎，但被王国维拒绝，他说欢迎队伍中自有各色人等，免不了要与自己不投机者接触，他不能接受他们的欢迎。蔡元培听后，一笑了之，随即将欢迎会改成茶话会，只邀请与王国维有共同研究兴趣的教授参加。

参考资料—王国维

王国维是谁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男，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浙江省海宁州（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代表作《曲录》《人间词话》《观堂集林》等。

1927年6月2日，于颐和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

请详细介绍一下王国维

王国维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王国维少年时代心悦《汉书》等历史著作，不喜举子业和《十三经注疏》，但十八岁之前所接受的仍是传统的旧式教育。早午战争后，使他“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静安文集·自序》）。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会书记校。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辍学回国，读康德哲学而爱之，又转研叔本华哲学。后觉得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静安文集·自序》），便从哲学转向文学、史学、考古学和金石、音韵学方面。在此期间，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清华研究院教授等。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王国维早年受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康德之纯理批评，苦其全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叔本华之知识论，康德之说得因这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此后他又重读了康德的哲学、伦理学以及美学著作。1904、1905这两年间，他先后撰写了《论性》、《释理》、《原命》、《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哲学论文，全面介绍叔本华与康德的宇宙观、知识论和伦理观、美学观，特别是对“性”、“理”这两个中国古代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基本问题，作了批判分析。他用康德的理论来解释“性”，认为性超乎人的知觉之外，只有超经验的性是真性，而真性又是不可知的。他用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给“理”下了这样的定义；广义上的理，即理由，以宋代学者陈淳的“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来作证明；狭义上的“理”，即理性，是从直观概念中制造出来的抽象概念。王国维认为，无论广义之理还是狭义之理，都“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漠暗昧之概念中”（《静庵文集·释理》）。在“命”的问题上，他接受叔本华因果律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的意志中的观点，认为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意志受动机支配，意志是不自由的。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文的美学观点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他的美学思想由“游戏说”、“天才说”、“古雅说”、“境界说”构成，而“境界说”则是其中的精华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美学理论，认为境界包括自然景物与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二者的融合；词的高下以有无境界为衡量标准；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可分“有我之境”，其特点是“以我观物”；“无我之境”，其特点是“以物观物”；在艺术创作方面，又有“造境”与“写境”之分。王国维在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方面的治学方法，继承了清代乾嘉孝据学的传统，也汲取了西文实证科学的精神。首先，与前人不同，他治学善于运用比较法，熔古今中西于一炉。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研究甲骨文、上古史，是拿地下实物与文字记载互相释证；研究边疆地理，辽、金、元史，是拿中外古籍进行互相补正；写《殷周制度论》、《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这些著作，则是把西文传来的观念同中国传统的思想互相参证。这比起乾嘉学派的学者来，视野确实要宽广得许多。王国维一生著述宏富，著作达六十种之多，大部分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金丹术交流有很大的发展。自从佛教在中国盛行以来，中国与毗邻的文明古国印度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不少僧人互相往返，两国间的学术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交流。在东晋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九中，有关于印度炼金术和长生药的记载，原文是：“譬如一两阿罗娑药，变千两铜以为真金，于彼药分无所损减，菩提心药亦复如是。”又说：“譬如有人服阿罗娑药，不瘦不老，延寿无穷，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服菩提心阿罗娑药，于无量劫在生死中。”这说明印度金丹术可能在此期间曾传入中国。据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五记载：“国王见宋云，……遣解魏语人问宋云曰：‘卿是日出人也？’宋云答曰：‘我国东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实如来旨。’王又问曰；’‘彼国出圣人否？’宋云具说周、孔、庄、老之德，次序蓬莱山上银阙金堂、神仙圣人并在其上。说管辂善卜，华佗治病，左慈方术；如此之事，分别说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国，我当命终，愿生彼国。’”其中提到的左慈是汉末三国时著名金丹家，宋云是516年北魏胡太后振到北印度的使者。这段记载说明中国僧人曾向印度人介绍过左慈的金丹术。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一部记述志怪、地理知识、民风民俗、科学医学、宗教信仰等内容的充满神奇色彩的古籍，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等神话传说故事均源于此。《山海经》对研究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有很积极的作用。

《山海经》可分为3个部分，五藏山经，海经，荒经。其中五藏山经可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海经可分为海外经、海内经；荒经可分为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

古人对山海经的评价及描述：

《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刑法类，刘歆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西晋郭璞将其作为一部可信的地理文献。明代胡应麟称《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始将该书列入"语怪"之书。清《四库全书》将其归为小说类。近代鲁迅则认为它是一本巫觋、方士之书。

是山海经

《山海经》传世版本共计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13卷，各卷著作年代无从定论，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年作品。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地理、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相关内容在内的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著作，内容无奇不有，无所不包，蕴藏着丰富的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科学史、宗教学、民族学、医学等学科的宝贵资料，它的学术价值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它大量地、有条序地记载了当时中国的自然地理要素及人文地理的内容，如山系、水文、动物植物、矿藏、国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细心钻研，深入探讨，就不愁没有新发现。

《山经》5篇是为一组，以四方山川为纲，记述内容包括古史、草木、鸟兽、神话、宗教等。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

《海经》中的《海外经》5篇是为一组，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5篇为一组，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大荒经》4篇为一组，主要记载了与黄帝、女娲和大禹等有关的许多重要神话资料，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海经》以上每组的组织结构，皆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除著录地理方位外，还记载远国异人的状貌和风格。第18篇《海内经》是《山海经》地理状况的总结，总结中国境内地理形势分野、山系、水系、开拓区域分布；农作物生产；井的发明；乐器制作；民族迁徙；江域开发以及中国洲土安定发展形成的基本格局。

《山海经》全书记载了约40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位历史人物，400多个神怪畏兽，该书总体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大荒经》由东开始，故有学者认为是南、西、北、东的方位顺序与远古上南下北同，故《大荒经》由东开始，则可能是后人的改动调整），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对古代历史、地理、植物、动物、文化、交通、民俗、神话等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山海经》全书涉及的地域范围及相关物事虚实，历来众说纷纭。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一次国家地理大普查之后的文献记载，有一些确实能确定下来，比如黄河、渭河、华山等等，地理位置与现实的大体一致。事实上，即是是《五藏山经》，也与整体格局和现实的山川不合，至今为止，尚未有谁能令人信服地将这些山川一一坐实。然而，《五藏山经》所描述的山川有些是存在的，特别是《中山经》里的山，《五藏山经》（即“山经”）本是以一些真实的山川为基础来叙事的，但说到荒远无稽的极地，已是无能为力，只能凭借想象向壁虚构了。

《山海经》也是我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古籍。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重要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现代学者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版本复杂，传世版本共计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13卷，各卷著作年代无从定论，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年作品。现可见最早版本为晋郭璞《山海经传》。但《山海经》的书名《史记》便有提及，最早收录书目的是《汉书·艺文志》。至于其真正作者，前人有认为是禹、伯益，经西汉刘向、刘歆编校，才形成传世书籍，现多认为，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已无从确证。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地理、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相关内容在内的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山海经》影响很大，也颇受国际汉学界重视，对于它的内容性质古今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如司马迁直言其内容“余不敢言也”，如鲁迅认为“巫觋、方士之书”。现大多数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早期有价值的地理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