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的蜀先民同生活于其他地域(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的人们一样,在日常生活方面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祭天、祭地、祭自然、祭图腾、祭神灵、祭祖先,以此求得护佑,获得精神上的力量,以维系团结,维系社会,维系国家机器(这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蜀王或巫师们的主要意愿)。这些祭祀中的太阳祭(或称太阳崇拜)尤其耐人寻味,以至当代有学者倡导设立“成都太阳节”,以示缅怀。 金碧辉煌的太阳,不知多少万年前就辉映着地球,荫护着人类,给人类以无限的遐想。与此相应,人们敬仰太阳,崇拜太阳,祈祷太阳,创造出难以计数的令人激动不已的太阳神话。太阳于是成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最具有普遍性的意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19世纪形成的西方宗教研究领域中的第一个最大的学派——自然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提出,人类所塑造出的最早的神是太阳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太阳神话是一切神话的核心,一切神话都是由太阳神话派生出来的。太阳“从仅仅是个发光的天体变成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统治者和奖赏者——实际上变成一个神,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缪勒同时还指出,宗教的演变历程是从崇拜太阳的单一神教向多神教发展,最后又演变成唯一的神教。不过太阳崇拜产生于什么时候,国外学术界尚无一致意见。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卡累利亚岩画(发现于俄罗斯奥涅加湖和白海地区)已知逾千幅,画面所绘大多为飞禽走兽,“此外,尚有种种图形——圆和半圆,并绘有辐射之光束”。对此,考古学者众说纷纭。一些研究者认为,绘有光束的圆和半圆,是日月的象征。“然而,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新石器时代即有太阳崇拜之说,论据尚嫌不足。”苏联学者C·A·托卡列夫认为,“青铜时代确有太阳崇拜之风”。这一时期世界各地都发现有太阳崇拜的遗迹,如挪威特伦霍尔姆发现的青铜车,上载日盘;西班牙特鲁埃尔发现的青铜驹,蹄下、背上均有日轮。太阳形象“或呈现为盘状;或呈现为轮形(带有光束或并无光束);或呈现为圆形,中有‘+’字”。兴建于公元前后的世界上著名的墨西哥古代神殿都市狄奥提瓦康,其最大的建筑物就是太阳神殿。中、南美洲地区其他著名的文化,如阿斯德加文化、玛雅文化、印加文化、莫奇卡文化、纳斯卡文化和蒂亚瓦纳科文化等古代文明,也都发现有巍峨壮观的太阳神殿建筑。狄奥提瓦康的太阳神叫托纳提乌,出土的这一时期代表文物为“太阳圆板”,是个放射着光芒的骷髅,为太阳神形象。太阳给大自然带来光明、温暖和生命。因此,对太阳的崇拜便一度盛行于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与民族之中。根据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太阳神观念和太阳崇拜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1976年青海东部出土的马厂型马家窑文化中有四圆圈“+”字纹彩陶壶、四圆圈“+”字网纹彩陶壶、四圆圈“米”纹彩陶壶、六圆圈“×”字网纹彩陶罐。1974年和1977年青海民和出土有“卐”形纹彩陶壶。其中“+”字纹与印第安人象征太阳的“+”字完全相同。此外,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绘有太阳纹和月亮纹的彩陶片。这些应是我国原始社会对太阳崇拜的延续。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有一种青铜“轮形器”(共6件),呈圆形。已修复的两件直径约为84厘米;中心似轮毂的大圆泡的直径约28厘米,有5根似轮辐的放射状直条与外径相连。这应是三星堆先民太阳崇拜的遗物。“轮形器”的中心大圆泡可释为太阳,放射状直条可谓四射的光芒。将太阳描绘成“轮形器”,是世界各国太阳崇拜民族比较一致的一种简易画法,如我国青海乐都县出土的彩陶盆上的太阳纹,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上的太阳图案,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壁画上的太阳图案(图一)。

太阳崇拜是以天体为对象的自然崇拜中的一种。在人类未形成之前,太阳便已存在了。人类诞生以后,太阳作为一种自然物体,与人类朝夕相处。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原始采集、狩猎时代,尚没有发生太阳崇拜,因为尽管太阳对人的影响较为显著,但毕竟未对人的生活和生命安全产生直接影响。只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即人类能够进行生产性的生产(农业和畜牧业)以后,太阳对人,才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们才感觉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受到太阳的制约,从而促使人们较多地思考太阳,猜想太阳。原始人不理解太阳的奥秘,以为太阳具有能使万物复苏、生长的超自然力量,甚至视为丰产的主要赐予者。原始人还认为,太阳也像人一样,有灵魂,有喜怒哀乐,这便形成太阳有灵观念。后来,人们又逐渐把太阳人格化,同时视之为神而加以礼敬或祭祀。前述中、南美洲的太阳神殿,中国各地史前文化或奴隶制文化时代的各式太阳造型,当是这种太阳祭祀的供奉物。

我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许多关于“宾日”、“出日”、“入日”的记载,反映了殷人在日出、日落时都加以礼拜。古籍《尚书·尧典》也有“宾日”于东、“饯日”于西的记载。那时,并没有固定的拜日场所(像入元以后北京的日坛那样),只是每天早上向着太阳作揖、跪拜而已。诚如《史记·封禅书》所云:天子“朝朝日,夕夕月,则揖。”所谓“朝朝日,夕夕月”,即如《汉书·匈奴传》所记:“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近代尚处于原始部落社会阶段的新疆阿尔泰乌梁海人仍保留着在家门前拜朝日的习俗。东北的鄂伦春族每年正月初一,无论大人小孩都要向太阳行跪拜礼,祈求降福于他们;而他们遇到困难时,也都要面向太阳祷告诉苦,以求慰藉。可见,秦汉以前的中国各族,无论是否已进入文明时代,但在敬奉与祭拜太阳神的方式上,则大体是趋向一致的:即不拘一格,因地制宜,态度虔诚而方式简捷。相对来说,处于殷商时期的古蜀先民在祭日文化方面,要比其他各地区各民族发达一些,因为到底已有了专门的祭日工具或象征物——“轮形器”及“四鸟绕日”金箔。 不过,按照文化发生学的原理,文化的发生及发达通常是与文化的需求程度成正比的。广西宁明花山岩画到底表现什么主题,学术界长期争论不已。而何星亮先生运用文化发生学原理轻易地破了这个谜。他指出,花山岩画表现的是一种崇日仪式,因为岩画中有光束、无光束或中有“+”形的圆圈,都是太阳的形象;而众人双手高举,则是作祈求日出状。画面上的人们何以对太阳表现出如痴如醉、五体投地和殷殷切盼、孜孜以求的热情呢这是因为“广西地区雨水很多,春夏两季有时甚至一两个月阴雨绵绵。倘若稻谷出穗后或成熟后长时间没有太阳,那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古代的壮族自然会想尽办法祈求日出。制作太阳形象,并以巫术形式祈求日出大概是其中一种。”而就殷商时期蜀人生活所凭依的成都平原来讲,这情形比广西壮族先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湿度大、云雾多,夏季多暴雨,秋季多绵雨,大部分地区平均降水量竟达1000毫米左右,所以古有“漏天”之称。更突出的是日照奇少,年日照居然只有800~1100小时,为全国日照最少的地区之一。所以很早时候外乡人就想出“蜀犬吠日”的话来予以揶揄。这也就难怪蜀地会有着比其他地区高出许多的祭日文化。

在中国神话史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怪现象,就是绝大多数地区的民众盛行射日神话,而蜀地民众则多祈日、盼日、护日神话,最典型者莫如至今尚流传于川西坝子上的《两兄妹守日月》与《太阳宝和月儿光》两个神话。

神话传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折光。蜀地以外的众多的射日神话,都与严重的天干旱魃有关,如《庄子·齐物论》云:“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论衡·感虚》云:“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为此,人们创造出“后羿射日”和“夸父逐日”一类缠绵悱恻而又悲壮动人的神话故事,表达出渴求日柔雨顺的愿望。这与川西坝子祈日、护日神话传递出的企求多日照、少雨水的信息恰好相反,形成一个泾渭分明的鲜明对比。

三星堆《发掘简报》报道说,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大型玉石边璋(编号:K2③201-4)上,即刻划有两座大山——

山上有一圆圈,似代表太阳。圆圈两侧分别刻有八字形的云气纹,云气纹下是一座小山,山的中部也有一圆圈(按:亦应是太阳),圆圈下还有一座小山。两座大山的两边各有一只大手,作半握拳状,拇指按着大山的山腰。

玉石边璋上的刻划,是古蜀地的自然环境和古蜀人心态的形象写照。四川盆地是我国著名的内陆封闭性盆地,四周为海拔1000至3000米高的大凉山、邛崃山、大巴山、巫山及云贵高原上的大娄山等山脉所环抱,加上多云多雨,长期阴郁闷抑,令人窒息浮躁。因此古代蜀人希望日光普照,打破阴湿沉闷,争取一个自由清朗光明开放的生活环境。有力的大手把握大山,正是古蜀人这种力求把握住自己命运的坚强信念和斗争精神的艺术表现。

在从浑沌蒙昧的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里程中,古蜀人为了挣脱束缚,打破封闭,曾付出过今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努力。成都平原流传有一则《天的来历》传说,说的是“勇力神”夫妇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强行从地缝中撑出天和地,使人类见到了光明。现在,一早一晚太阳出来天地间的那片红色,就是“勇力神”夫妇的鲜血。[12]他们争取光明,呼唤太阳的故事,其慷慨悲壮、可歌可泣的色彩,实不亚于中原大地及南方其他地区流行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盘古王开天地以及夸父逐日、弃杖成桃林的故事;且震撼人心的烈度、荡气回肠的魅力,又远超出后者。前述三星堆二号坑玉石边璋上那用拇指按着太阳之下的山峰,其象征意义,不正是蕴藏于“勇力神”夫妇之类的蜀人“开天辟地”的故事中么

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在与太阳长期共处中观察到,太阳能促进树木花草和农作物的生长、成熟,能给人带来光明、温暖,还能明辨善恶,洞察人间。所以,大约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便开始奉太阳为丰产之神、保护之神以及光明正大、明察秋毫之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高达262米的大型青铜立人像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近015米高的青铜小立人像,就糅合了传说中的太阳神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直径012米的“四鸟绕日”金箔,直接以12条涡状牙纹象征太阳,与三星堆的青铜“轮形器”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日神传说中,太阳往往又被异形为莲花。《淮南子·地形》高诱注说:“若木端有十日,状如莲华”。据何耀华先生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昆明西山区大小勒姐等村的彝族,每逢农历冬月二十九日都要举行“太阳会”,村人到山神庙中去祭祀“太阳菩萨”。祭祀时,用五色纸书写“太阳菩萨”几个字,念《太阳经》7遍。供品上雕刻的象征太阳的图案就是莲花。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头上戴的那顶高177厘米的花冠,繁茂怒绽,明显如盛开的莲荷——这与古巴蜀符号中的七角星造型(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释为古蜀的“日”字)是一致的。因而,这青铜立人像的造型,似可释为头顶太阳,是古蜀人顶礼膜拜和祈祷的对象。金沙出土的青铜小立人则是头戴涡状牙冠,当是另一种形式的“头顶太阳”。 头顶太阳的形象,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对应神是先前在东方建立了鸟国——少昊之国,尔后又去统治西方的天帝少昊。他是黄帝与西陵嫘祖在江水(岷江的古称)所生之子青阳。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里考证说:少昊部落集团各氏族“全是鸟的名字,明显地是图腾的残迹”。据甲骨学专家们考证,少昊是商人的先祖,商人又曾以太阳为名,且奉太阳为神。少昊的昊,从日从天,是头顶太阳的人。可以说,少昊是集鸟崇拜(属图腾崇拜)与太阳崇拜(属自然崇拜)于一身的部落族团。少昊就是太阳鸟。金沙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上的那绕日四鸟以及三星堆青铜树上的神鸟,也都是太阳鸟。但是,以岷江河谷为地望的少昊族团何以入主中原称王称霸,又何以复出于商周之际的成都平原这确实是一桩难解之谜。也许是其发迹于岷江,尔后溯岷江经甘肃、陕西入河南;旋有一支再沿此路线返归故里也许是其主要一支出川去闯天下,而留下另一支沿岷江西南下进抵三星堆—金沙立国建都……不论历史真相如何,总之,有关太阳崇拜及鸟崇拜的大量实物图形毕竟在三星堆—金沙遗址被今人揭露出来——尤其是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同时代文化迥然不同的能足以显示蜀文化特色的陶质“鸟头勺把”和青铜鸟及其他鸟造型、鸟纹图案被大量揭露出来——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

1990年3月,四川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6棵青铜树中的一棵进行了修复。修复后的主干高度达396米,枝尖残缺。枝干分三层,每层有三枝,每枝上立一铜鸟。不少学者认为它可能就是古文献中的“建木”。不过,《山海经·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子·地形》则云:“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若依此而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这棵青铜树的神话原型,也可能不是“建木”(因《山海经》所载建木无枝、无鸟),而是“若木”。据《山海经·海内经》及《水经注·若水》,若木出于若水,若水在“蜀郡旄牛徼外”,即今川西雅砻江一带,为黄帝与嫘祖之子昌意的诞生地。按若木的原型,三星堆青铜神树残缺的树尖部分当还有鸟,共为十鸟。或云:还有一日,共为十日;十鸟即十日。

的确,在世界不少民族传说中,都将鸟视作太阳的象征,如古埃及的鹰神荷拉斯即为太阳神。在古波斯人的钱币上,其作为太阳子孙国王的皇冠上,便装饰着象征太阳的翼翅。中美洲的马雅印第安人的太阳神也有乌鸦相连结,他们“传说日神是一只乌鸦变的”。然而,将日与鸟联系得最为紧密与广泛、持久者则数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国古籍中常说的“金乌”、“赤乌”、“阳乌”、“踆乌”,即指太阳。《淮南子·精神》言:“日中有踆乌”,高诱注云:“踆犹蹲也,谓三足乌。”《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戴)于乌。”郭璞注云:“中有三足乌。”山东肥城孝堂山石室画像中之日像即画一圆日,中有乌。四川出土的汉代石棺上,亦刻有金乌驻日的图样……这些都是上古神话在艺术中的具体表现。为什么古人要以乌鸦比太阳呢何星亮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古人观察到太阳中有黑子(在甘肃临洮沙村辛店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只彩陶罐上绘制的太阳中,描有一黑点,这是青铜器时代中国观察太阳黑子的证明),而乌鸦色黑,故比之为乌。至于日中的乌鸦有三只足,主要是为了表明此乌不是凡乌,而是神乌。

三星堆二号坑内还出土有至少40枚以上的呈菱形或半菱形的约莫五六十厘米长的铜器,上面模压如眼球的纹饰,似人或动物的眼睛。(图三左)还有比纵目人面像上那凸起呈柱状的眼球略短的大小青铜眼珠二三十件。这些铜眼睛和眼珠看来不像是诸多铜面像上的配件。因为它们与铜面像上的眼睛形状不一样,应是单独存在的器物。与此相应的是,三星堆遗址所出的一种陶盉——封口盉上,有的也在封口部分捏出眼睛;而在三星堆遗址的出土陶器上,现已公布的唯一刻划符号就是眼睛的象形。(图三右)如此众多而怪异的眼睛造型,在三星堆文化中到底象征什么呢

由此我们想到了至今仍在南方一些民族地区流行的鸡崇拜——鸡子卜,特别是鸡眼占卜。例如川、滇、黔一带的部分苗族,男女青年在举行订婚仪式前,通常要将一只挤死的公鸡(不能用刀杀,因见血不吉利)放在锅里(鸡头朝东)煮熟。

　「曲径行回两城间，斜阳卸影鸟飞还。云重峭壁青千丈，风皱奔流绿一湾。踏破丹梯崖似岩，凿开石锁坦为关。往来茶马从此过，地大势高一线川」——这是清乾隆年间，青海乐都诗人钱茂才笔下的唐蕃古道景象。

　唐蕃古道是一千多年前唐朝与吐蕃王国间往来的官道，全长3000余公里，是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当年文成公主入藏即经此道。它不仅把青藏高原和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而且成为我国和印度、尼泊尔等国联系的桥梁。然而，在漫漫历史中，唐蕃古道的原始面目早已模糊。它留下的诸多谜团，依旧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说。

　「日月山」真是源于文成公主吗？

　距离青海省会西宁大约70公里的日月山，在广阔的草原上一眼望去就是两个小山包，但这里的海拔其实已经达到了3510米。日月山是青海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朝东望是农区，朝西看是在青海湖畔展开去的无边草原。这里是通向青藏高原深处的要道，因为有着文成公主途经此地铜镜坠地化为日月的传说，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记者一行在盛夏的7月抵达这里时，早上还是晴空万里，和风煦日，但一阵云起，气温就迅速降到了穿着大衣也不嫌热的地步。

　很多学者认为这里就是古籍中记载的唐蕃古道要地「赤岭」的所在。在当地随处可以买到的各种旅游书籍上，此种说法也随处可见。考察团成员在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后院的石刻堆中「意外」地发现了「唐蕃界碑」的碑首。据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月山山口出土的。根据史书记载，唐与吐蕃划界立碑之处，就在赤岭。这是不是就能证明赤岭就是日月山？对此考察团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覆，而是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论证。

　今日月山即唐赤岭的说法是有反对的声音的，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宗俊就认为，唐赤岭的位置应该在今天的卓尼县羊巴城以西十多公里处的洮河北岸。他指出，首先，唐赤岭为今日月山之说的来源首见于日本学者佐藤长承袭法国学者石泰安之说，石说出现于1952年。但据藏学家吴均先生研究，藏史上有「于唐境公谷梅如地方凿岩石为日月图像」以象征「在天为日月，在地只甥舅」之说，但「梅如并不是今青海日月山，这一点毫无疑问」。今日月山之得名，「据传乃源于文成公主入藏之故事，普遍流传则在17——18世纪。它只是一首美丽的动人心弦的诗歌素材」。因此今青海日月山得名与唐蕃分界有关的说法是存疑的。

　其次，史书关于赤岭的明确记载见于北魏宋云的行纪。但结合宋云的记载和今天的实地考察，会发现如果将赤岭假定为今日月山的话，在行程和时间上是有不少矛盾的。但如果将赤岭的位置安排在今洮河一带，则可较好地解说。

　「喋血」的石堡城究竟在哪儿？

　确定赤岭的位置，也是为了给著名的石堡城定位。按照史书的记载，赤岭就在石堡城以西20里。唐前期，对于石堡城的争夺，是唐与吐蕃之间最惨烈的交锋之一。《旧唐书》载，开元十七年朔方大总管信安王祎攻陷石堡城，但开元二十九年又被吐蕃攻陷。唐玄宗震怒。为了重新占领石堡城，玄宗及其将帅颇费筹划，几经努力，并不惜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天宝四年，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攻石堡城不克，随即被玄宗借故贬杀。继任节度使王忠嗣在玄宗的屡次催逼下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玄宗对他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但王忠嗣认为：「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可见在他眼中攻取石堡城之难。决心要掌握石堡城的玄宗于是再次换将，贬王为汉阳太守，授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最终在天宝八年，攻克石堡城。

　但此次战役唐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史载，哥舒翰为夺取石堡城首先投入了六万三千人的庞大兵力，且均为边军劲卒，并逼迫负责攻城的两位下属裨将立下了三日攻克的军令状。结果正如王忠嗣所言，唐军「士卒死者数万」。与之相比，吐蕃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有限的，「但以数百人守之」，只是在战前「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最后被唐军俘获的也只有悉诺罗等四百人。大诗人李白后来有嘲讽哥舒翰的「西屠石堡换紫袍」之句，并非随意而言。

　李宗俊认为，从唐军的攻击遇到巨大困难可以推断，「三面险绝」的石堡城在地利方面的优势是巨大的。而今卓尼县羊巴城的险绝地形恰与之相符。相较而言，青海日月山附近的古遗址「坐落在土坎上，周围地势开阔，从最近湟水处计算，土坎相对高度不过二十米」，谈「险绝」似乎过了些。

　另外，如果假定石堡城就是今羊巴城所在，也可以比较好地解释其战略意义。这个「石堡城」所在的洮州地区是交通和战略要地，以西就是唐时所称的黄河九曲地区。睿宗年间，吐蕃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获取了本属唐境的九曲之地，从此整个陇右南部地区完全暴露在吐蕃威胁之下。唐的这一重大战略失误，直到石堡城被收复并稳固占领，才得到了弥补。不过对于李宗俊的说法，也有不少反对意见。看来对于唐蕃古道的众多谜团，还有待更多史料以及实物的证据。

　复杂路网中究竟谁主谁辅？

　2014年五六月间，由陕西、甘肃、青海、四川、 五省区18位考古专家组成的「2014唐蕃古道考古探险」考察了沿线44处考察点。一般认为，唐蕃古道分为东段和西段两部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团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指出：「西段就是从鄯州到吐蕃牙帐（ ），这是唐蕃古道的主体部分，它分为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文献记载的驿道，由玉树经聂荣、那曲至 ；南线即从玉树经四川石渠县、德格县，进入 江达县，经察雅、芒康、林芝、工布江达进入 ，是近些年通过考古发现逐步确认的唐蕃古道的新支线」。张建林说，文成公主从西安出发，究竟走了多长时间，是由北线还是南线进入 ，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记载，仍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论证。

　记者了解到，东段同样也可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南路，即从长安出发，沿渭河北岸先到马嵬驿（今咸阳市兴平县），穿过周原和古都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进入陕甘交界的陇山，出大震关，过天水、甘谷、陇西、渭源至临洮，在临洮又分为两条支线，一路由临洮北行至兰州，经今民和、乐都至西宁；一路由临洮西行，经今临夏、永靖、民和、乐都至西宁。

　在这复杂的路网结构中，哪条是主路，哪条是辅路，还是并无主辅之分，只是行者临时的选择，都并没有肯定的答案。结合历史记载可以知道玄宗西逃，金城公主入藏都曾经过马嵬驿，可见走的是南路。因此也可推断文成公主入藏同样是走此路。而隋炀帝李广于大业五年亲率规模浩大的队伍由南路至西平（西宁）击吐谷浑，其车驾也是选择南路。此外，名僧玄奘及一些边地官员等亦是由南路到兰州（玄奘由长安至兰州转行武威入西域）、西宁或入蕃。由此可见，南路在长安至西宁间的交通上似乎应该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从实际的地理情况上看也可以为此得到解释：兰州线路程较短，但临夏县更加通畅平坦，对于大队人马来说优势就更加明显。

秦皇汉武是中国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人物，“制六合，振四海”，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统一的海疆是在这一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

据史书记载，黄帝已开始巡狩活动，曾“东至于海”1。禹时已有九州的划分，禹的河流疏导工程已达渤海。禹也在沿海巡狩，并死于会稽。在殷周两朝时期，殷周在沿海建立了封邑，并开始了初步的海洋开发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燕、齐、鲁、吴、越以及楚都是沿海的重要国家。如齐国的四至是：“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2。至于海即滨临今渤海，齐之东还有莱夷等方国，莱夷是海洋开发的先驱，齐国与莱夷有密切的海产和其它产品的通商关系3。到公元前567年，齐国才征服莱子国。吴越是海洋民族，吴“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越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4。吴越在当时已拥有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吴越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洋资源的重点开发区。

但到了西周时期，还不能说海疆已经形成。这是因为：第一，海岸线只是被当作自然界限，而不是行政区划的界限；第二，政权对沿海地区的统治往往是间接的，尤其是中央政权，行使的只是宗 ，这就是“监于万国”，“合和万国”的意思；第三，当时中央政权对沿海地区的管理往往十分薄弱，没有必要的机构和手段。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情况有了变化。这表现在：其一，海产品的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日趋密切，商业往来频繁，齐国生产的海盐已行销到华北的广大区域。海洋资源是巨大财富的思想已是当时重要的经济思想，并且已形成了国家海洋开发的产业与政策，管子“官山海”思想和盐业政策是重要的代表；其二，海岸统治权是当时流行的思想，是当时大一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传说时代中有作为的君主都通过巡狩来行使统治权。黄帝巡狩“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5，帝颛顼的疆域“东至于蟠木”6，帝舜曾在四方巡狩，禹导水已达于东海。其三，由于封建社会的逐步确立，统治者逐步用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代替过去的分封制，通过推行郡县制来实现自己的统治，这样就形成了最初的行政区划，确定了行政疆界。燕国推行郡县制与海疆形成最为密切，燕何时置上谷五郡，已不能确指。但燕据辽东、朝鲜当在燕文候时或稍前，《战国策·燕策一》记苏秦说燕文侯：“燕东有朝鲜，辽东……”，这年为燕文侯二十八年（公元前334年）。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二十年，秦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贲攻蓟，得太子丹首。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这里的“收”当然不是第一次占据辽东，应是重整河山之义。

秦国经过几代的奋斗，横扫六国，威振海内，一统天下。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统一了中国后，全面推行郡县制，确立了国家的疆域。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秦军攻破燕国，占领了河北北部，第一次成为邻海国家。二十三年（前224年），秦军打败荆楚军队，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广大区域。二十四年（前223年），又占领了淮南，进一步扩大了海疆。二十五年（前222年），秦“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7。同年“王翦遂定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8。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吞并齐国，东海岸连成一线。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发兵占领岭南之地，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使秦的统治达到今天越南的北部，海疆延伸到南海。这样，秦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到临洮、关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9。根据史籍记载，秦时海疆包括了十六郡。自北向南为：辽东郡，包括了辽宁东部和朝鲜的西北部。辽西郡，包括了今辽宁西部和河北秦皇岛、昌黎、乐亭一带。右北平郡、渔阳郡、巨鹿郡都有临渤海的部分。齐郡临渤海，琅琊郡、东海郡临黄海，从山东半岛直达长江以北。秦会稽郡、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的海岸线则从江浙一直延伸到越南的海防。 

汉朝是继秦之后出现的封建王朝。汉初，沿海沿边的许多地方仍被割据势力所控制。沿海的东瓯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南越被秦委派的南海郡龙川令赵佗所掌握，赵佗拥兵自重，兼并了象郡、桂林，自立为南越王。经过汉高祖经营，又历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加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于是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开始了统一全国的历程。吴王濞叛乱失败后，刘濞的儿子窜入闽越，挑起闽越与东瓯的战争。汉武帝采纳了庄助的意见，派遣楼船将军发兵会稽（治今苏州市），从海上援助东瓯。闽越在汉军未到达之际，即已先行撤军，从而使西汉王朝取得了对东瓯的宗 。公元前119年，汉朝北部边疆的战争告一段落，汉武帝开始着手解决南部的割据政权。元鼎三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五路大军进攻南越。楼船将军率先攻入，占领了番禺，南越终被平定。这样南部海疆又归中央政权控制，形成了番禺、徐闻、合浦、日南等重要的海港，海外贸易进一步扩大。公元前110年，汉朝的军队又攻入东越，东越王被人杀死，汉武帝进而统一了东南部沿海。公元前109年至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遣楼船将军杨朴、左将军荀彘率水、陆军五万人攻打朝鲜，杨朴水军由山东渡海，与荀彘配合，消灭了卫氏朝鲜，设置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

西汉时，中央把全国划分为十三刺史部。临海的刺史部包括幽州刺史部、青州刺史部、徐州刺史部、扬州刺史部和交趾刺史部。临海的郡多达21个。自北向南：幽州刺使部含七个临海郡：乐浪郡、玄菟郡、辽东郡、辽西部、右北平郡、渔阳郡、渤海郡。青州刺使部包括了千乘郡、齐郡、北海郡、东莱郡四个临海郡。徐州刺使部包括琅琊郡、东海郡、临淮郡三个临海郡。扬州刺史部包括会稽一个大临海郡。交趾刺使部的临海郡有：南海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公元前110年，汉王朝把海南岛划入版图，又设置了儋耳郡和琼崖郡。

沿海的郡国形成了许多著名的海港城市，如番禺（今广州），东冶（今福州），钱唐（今杭州）、丹徒、琅琊、之罘、临淄、泉州（今天津）等。其中番禺、临淄都是著名的大都会。据史书记载，临淄是五方之民相聚的地方。临淄发达的制盐业、纺织业为全国提供了丰富商品。近海的番禺更是商贾云集的地方，聚汇了四方的宝物，如：犀、象、珠玑、银、铜、果、麻布等等。

中央王朝在沿海郡县不仅设立行政官员，而且还派驻军队和军事官员。在临海的乐浪郡、辽东郡、辽西郡、渤海郡、千乘郡、琅琊郡、临淮郡、会稽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都设立了都尉，都尉为一郡典兵之官。其中设在雷州半岛徐闻的都尉，设在杭州湾钱唐的都尉，设在千乘郡的都尉，设在乐浪郡的都尉显然都肩负着海防的职责。

二、秦皇汉武的海疆巡狩与海疆政策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威仪赫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他开始大规模的巡狩活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他第二次巡狩活动。这一次他东行，封泰山、禅梁父、祭祀天地，刻石立碑。这次东巡他来到了胶东半岛，一直到半岛的顶端成山、之罘，又循海岸线到了琅琊，停留了大约3个月，并刻石纪功，文中强调了秦国疆域的完整性：“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10。也就是在这次东巡，齐地人徐市（徐福）上书：说海中有三座神山，他请求给与童男童女以便寻访神山。秦始皇批准了这个计划，于是徐福开始了大规模的航海活动。

二十九年（前218年），秦始皇又一次东巡，又一次东临大海，登上之罘，刻石记功。这一次东巡，秦始皇又来到琅琊。在碑刻中声称要“清理疆内，外诛暴强”11。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再一次东游，来到了当时黄河的入海口。三十五年（前212年），秦始皇开始营造阿房宫。他立石于朐界（今江苏连云港市），把这里看作秦的东大门。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开始另一次大规模巡狩，这次少子胡亥也随行。这次行动路线是经云梦到长江，坐船东航，路过丹阳，来到钱唐（今杭州），又渡过浙江，来到滨海城市会稽。祭祀了大禹，观望了南海（今东海）。然后北到吴地，从江乘（今江苏句容北）乘船，沿近海航线，北上航行到琅琊。秦始皇这次海上航行的场面十分宏大，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一次壮举。在这次海上航行后，秦始皇得了重病，还没回到首都长安，就病死了，结束了他显赫的一生。 

汉武帝在大致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也效法黄帝、秦始皇，开始了他的巡狩活动。

元封元年（前110年），他北登单于台，在桥山祭祀黄帝。在这一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海上，夏天，登泰山祭祀八神。下泰山后，方士们又言可以到蓬莱，寻访诸神，于是汉武帝又航行于海上，北至碣石上岸，然后从辽西经过北部边疆九原，回到长安。第二年（前109年）春，汉武帝又一次巡狩东莱，寻访仙迹，派遣数千方士采长生药。在这年秋，朝鲜辽东杀了都尉，汉武帝派遣水、陆大军征伐朝鲜，保疆扩边。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南巡，亲自射杀了长江中的蛟龙，庞大的船队有“千里”之长。这次巡狩他东出长江口，沿海航行到琅琊。在近海航行中，分别祭祀了沿海的名山大川。元封六年（前105年）十一月，汉武帝又东巡海上，查问方士入海求仙的情况。十二月，汉武帝又一次前往渤海，在蓬莱遥祭海神。《资治通鉴》对这一次东巡记述得十分详细。这次海上巡视，有西域和中亚各国的使者跟从，汉武帝赏赐财物，以显示汉朝的富饶。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又一次东巡海上。太始三年（前94年），汉武帝又一次到达东海，这一次他自南至北从琅琊乘舟，礼成山，登之罘，乘舟在东海上巡狩。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来到东莱，又一次临幸大海。这一次他仍然念念不忘寻仙求药的事，他不顾群臣的劝阻，硬要入海。等待了十余日，由于海浪汹涌，天气不好，迟迟不能乘船出海，只得悻悻而返。这时汉武帝才罢黜方士。

秦皇汉武的海上巡狩一个很重要的国的是寻访仙人仙药，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他们的海上巡狩，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富于政治目的。

首先，秦皇汉武的海疆巡狩是为了向海内外各类势力证明中央王朝的统治权。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六国贵族并未平伏，而是蠢蠢欲动，意欲复辟。尤其是地处偏远的临海诸国更是难于对付。为了防止旧势力的反抗，秦始皇除了把一些六国遗族迁到京畿地区外，还利用巡视海内外，显示秦王朝的强大。汉武帝时期，海外也未平伏，汉武帝新开辟的郡县并未巩固。北方朝鲜半岛，南方的百越地区都出现了激烈的反抗。因而，汉王朝大力建设海军，并通过巡狩戍防海疆，威示海外。其次，秦皇汉武的巡狩希望借助祭祀名山大川，企图从精神上和道义上获得对中央统治的支持。

总之，秦皇汉武的海上巡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央 在军政上致力于海疆经略的事实。

三、秦汉时代的海疆开发

秦汉时代是我国海疆开发的重要时期。近海捕捞，海盐生产，航海海路的开辟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国海盐生产具有十分古老的历史，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盐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虽然我们很难找到秦代盐业生产的具体描述，但是历史资料记载说，秦代的盐、铁收入是过去时代的20倍，从这里不难看出秦代的盐业生产发展是十分迅速的。

汉代盐业生产的规模已很大。根据《汉书·地理志》等史书记述，西汉在全国设立的盐官有32处（一说有38处），其中大多数是海盐生产。在辽宁地区有两个：一处在平郭（今营口一带），一处设在辽西一带（今滦州一带）。在河北的盐区有四个：一处在泉州（今天津一带），一在章武（天津静海、沧州一带），一在海阳（今滦县一带），一在堂阳（南宫县一带）。山东盐区是全国最大的盐区，全国设盐官3o余处，山东就占了11处。设盐官的郡县有：千乘（今滨州一带），都昌（今昌邑一带），寿光、海曲（今日照一带），计斤（今胶州湾），长广、昌阳（今莱阳一带），曲成、当利（今掖县一带），东牟（今文登一带），县（今黄县一带）。汉时，江苏盐区古籍记载不详，大约在长江口以北的沿海地区。浙江盐区在会稽郡海盐县设有盐官。福建生产海盐的历史一定很长，但见诸文字却是在唐代。广东制盐业十分发达，汉朝在南海郡、苍梧郡的番禺县、高要县均设有盐官。由盐官管理的大规模盐业生产、小规模的私盐生产和内陆池盐的生产形成了遍布全国的食盐供应体系。

秦汉时代海军的规模已很大，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南巡的船队有“千里”之长。西汉时曾派遣海军出海作战，出征的军人一次竟达数万人，战船达二千余艘12，这说明当时船舶制造已有了较大的规模。在秦汉时代以已具备了制造大型木帆船的能力。史书记载，汉代已能建造“楼船”，船“高十余丈，旌旗加其上，甚壮”13，自下而上有三层，第一层因为象庐舍，所以叫“庐”，第二层因为是叠加的一层，因而叫“飞庐”，也叫“飞”，第三层在最上面可以远眺四方，犹如鸟视，所以叫“雀室”14。为了使船舶能抵抗风浪，当时的船大多有隔舱板，采用加设横梁等技术，使船更加坚固，适于远航。1974年，曾在广州市发掘出秦汉时期的三座造船台，据测定，可以制造50吨至60吨的木帆船。秦汉时代船的规模不仅越造越大，而且类别也很多。在海战中，阵前冲击敌舰的船叫“先登”，以撞击为主要方式的叫“艨冲”，快速传递情报的船叫“赤马舟”，这类船通体漆成红色，行如飞奔之马15。这时的船已用多桨推进，大船已用20支桨，并有了船舱等设施。凭借比较先进的航海工具，秦汉时代已开辟了多条海内外航线，《吕氏春秋》记述，先秦已存在远航的活动：“夫流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到汉时，北方航线自山东半岛和渤海湾西岸的港口出发，沿海岸线直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徐福到达日本大概走得就是这条航路，日本使者也通过这条航路到达中国，进行文化交流，有的还得到汉王朝的册封。南方航线则自闽越通过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直抵缅甸、印度次大陆和斯里兰卡。当时国内的航线主要是长江口到黄河口的江、海、河联运通道。根据《潜夫论·浮侈篇》的记载：“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竞相仿效。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离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辽东，西达敦煌，费力伤财于万里之地”。 

秦汉时代的海洋采集捕捞业也十分发达。在汉代早期成书的《尔雅》中，记述了二十余种鱼的名称，其中海鱼有五六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记载各类鱼的名字七十余种，海鱼有一二十种。不少鱼类产自边远地区，如乐浪、邪头、貉国等地。贝类产自东莱、会稽郡。《三国志·东夷传》记载，朝鲜半岛，“其海出斑鱼皮”。

珍珠捕捞在汉代也是重要的产业。汉时，得到珍珠有两条途径，一是从海外如西方诸国或向东夷购买，一是在中国的南海一带捕捞。南海捕捞的地点是在合浦。《后汉书·孟尝传》记载，孟尝作太守时，“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返其业，商货流通”。 

总之，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海疆形成的时期。统一的海疆既是统一国家的产物，又是统一国家的象征。秦汉时代中央集权国家的海疆政策，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国力强盛，也反映了当时秦汉时期“中央王国”意识的形成和扩展自身文明的强烈愿望。这种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的拓展，在当时的历史时代是蕴含了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这种文明的拓展促使周边地区迅速摆脱朦昧的原始状态，进入高一级的社会阶段，因而反映了一种进步的趋向。当然，这种扩展也有它暴力的一面，这当然是残酷的。但是，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趋向看，这是当时先进生产力拓展不可避免的过程。

摘要:  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秦朝第一位君主。他对我们国家的贡献十分远大，但同时这也是饱受争议的，因为在他的功绩背后，也有着很多不该犯的过错。那本文就让我们来探讨秦始皇的功过是非。

关键词:秦始皇 / 统一六国 / 改革新制 /

英文摘要:Qin Shihuang was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Qin Dynasty, China's first unified multi-ethnic feudal dynasty His contribution to our country is enormous, but it is also controversial, because behind his achievements, there are many undeserved mistakes In this article, let's discuss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Qin Shihuang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嬴政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么他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近百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每个人都持有自己的观点。对秦始皇嬴政的评价，诗人李白诗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赞颂他的雄才大略，明代思想家称他为“千古一帝”，也有《过秦论》《阿房宫赋》谴责其劳民伤财、大兴土木的，更有“苛政猛于虎”的论断和民间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

  今天我要与大家共同探讨的正是那个统一六国、开创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皇帝称号专利权所有者——嬴政。 我认为，秦始皇嬴政功与过都各有一半。虽然秦始皇嬴政是皇帝，可皇帝也是人，不是神，是人都会犯错误，都会有缺点。我认为他的功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实现了大一统天下        战国七雄的时代，七雄并立于世，虽实力略有悬殊，却谁也奈何不了谁。最后为什么秦国却灭六国实现大一统？一是秦始皇嬴政五世祖秦孝公在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变法后秦国废除了旧制度，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均得到了很大发展，使秦国成为当时“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二是战国后期规模最大的决定性战争——长平之战。长平之战是秦胜赵败的一次歼灭战，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三是秦王嬴政为了实现统一，广泛吸纳各国贤士。例如，秦王嬴政废除了“逐客令”，重用楚国李斯和魏国尉缭等优秀人才，诸候各国的谋士和人才也纷纷投奔秦国，壮大了秦国的力量。在统一方略上，秦王嬴政采纳李斯的建议，先攻克弱小的韩国，其后扫除两翼，最后灭齐。秦王嬴政对劲敌赵国采用离间计，使赵王杀死名将李牧，自毁长城，随后攻下赵都邯郸、俘虏赵王；引黄河水淹没魏都大梁，使其城墙倒塌，魏国灭亡；对付楚国，秦王嬴政请出老将王翦指挥，倾全国之兵强攻灭楚，灭燕灭齐势如破竹。秦国从公元前230年到221年十年间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统一全国，建立了秦朝。        秦始皇嬴政完成统一，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义。秦的统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也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各族人民迫切需要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而秦的统一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秦始皇嬴政顺应历史潮流，即位后只用了十年时间就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秦始皇嬴政为中国的统一和社会发展。

  二、秦始皇在长平打败赵国军队，自此六国再无力抵御秦国的攻势。秦王从公元前23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21年，陆续攻灭六国，建立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陇西，北到长城一带，南到南海，超越了前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郡县制国家。公元前221年，即秦始皇二十六年，专制主义的中央集团的统一国家代替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正式开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事件，正是自秦朝开始，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大国。皇帝是秦始皇所创造的名词，是地主阶级的总统领。以皇帝为首的各级统治机构是用来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但是从表面上来说，这些压迫工具被文饰成为各方利害冲突的调节器，而皇帝则成为各阶级的最高保护人以及公证人。秦朝历经仅十五年，秦始皇在位十二年，完成了许多利于统一的大事业颁布了许多新的制度来维护国家的统治。在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首先明确了皇帝独裁的最高权力。皇帝自称为朕，表示其至尊无二的地位，所有政事无论大小，最终都全部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秦始皇还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此后又陆续征服了一些新的疆域，直至供共四十郡。那守由朝廷任命，并能够随时调动，每个都负责统领若千个县。秦法中规定凡是立了军功的人，会按照其功劳大小来决定他的官职，因此在秦始皇时期，武夫中有许多都做了地方官。这对中央集权统治是有益的。但却使得各地政令残暴，引起了人民极大的怨愤。秦朝的中央官制有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将军、廷尉、治粟内史少府和博士等官职。地方官制有郡守、郡尉、监御史和县令长。县以下乡官有三老、啬夫、游徽，又有亭长等官职。各个官职就如同机器中的零件，共同发挥着作用，形成一个巨大的统治网。而掌管这部机器的人就是最高统治者一皇帝。在秦朝统一之前，各个国家的文字是不一样的，这对文化间的交流有一定的影响。而到秦朝的时候，许多异体的文字都统一了。文字的统一对文化的交流有着重大意义，文字达成了统一，哪怕各地区的方言发音不同，人们也能够通过文字来进行沟通。秦朝的疆域东至大海，南达五岭，这样辽阔的疆域对国家的防御能力提出了挑战。秦朝为防止匈奴和游牧民族的入侵，建筑了万余里的长城，同时这也为我们勾勒出了当时所确定的中国骊域。秦始皇在经济方面采取的措施，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在秦朝以前，各国修筑的驰道规格是不相同的，到秦始皇的时候，便统一了驰道的规格。驰道的修成为陆路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决定通水路。他将战国时期各国修筑的水路沟通，大兴水利工程。尤其是史禄菌渠，表现出了伟大的创造力。此外，还有记载说秦始皇曾经令方土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航海求仙药，可见，当时的航海技术已经能够支持大规模远航。海上、内河与陆上驰道，共同构成了发达的交通网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还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并划定了统一的钱币，这两项举措具有重大意义，对后世影响深远秦始皇最初灭六国的时候，迁徙了十二万户的富豪到咸阳。这些富豪在本地由于势力大，兼并土地，放高利贷，独霸一乡一县，甚至一郡，是极其妨碍统一的。现在这些人被迫迁徙到新的地方必然失去了其势力，而这些人所留在原地的田地和住宅又能分散到别人手中。秦始皇还将一些犯罪逃亡的人发配去驻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开始传人南方。秦朝的这一次大移民在文化传播和发展生产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东周后半期开始，中国社会并存着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到公元前216年的时候法律上终于确定了土地个人私有制。在确定了这个法令之后地主和有田的农民自动陈报土地实数，缴纳税赋来取得土地所有权除了政治、经济上的措施，文化、心理上的“行同伦”也对人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汉族文化地区，人们主要遵循孔孟正统派儒家学说中的家族制度。秦始皇根据儒家支派阴阳五行家说规定了一系列的伦理定常，例如，以十月朔为岁首，衣服旌旗都以黑色为贵等。在灭六国之后，秦始皇在位十二年，出巡过郡县五次，目的在于“以示强威，服海内”，并宣示其统一四海的功德。秦始皇的五次出巡与颁布统一的各种制度、订定文字、大规模移民以及经济上的各种措施结合起来，促进了全国范围内“行同伦”的巨大实施。

  当然了，秦始皇他虽然有很多的功绩，但也遮挡不了他那些过失。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它还有哪些过错吧。

一、在一次宴会上，博士70人上前为始皇敬酒祝寿。仆射周青臣乘机贡谀，说了ー通歌功颂德的话，盛赞郡县制。博土淳于越对周青臣的“面谀”十分反感，发言主张效法商周，实行分封制，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把淳于越的意见交诸臣评议。丞相李斯驳斥了淳于越的观点，进而对当时的学风士习提出严厉批评云：“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认为如果不制止这种行为，“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建议颁令禁缔，并预拟具体条款如下：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当即照准，下制曰：“可。”也就是说，把以上建议作为正式法令颁行全国。这就是焚书等禁令的由来。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焚书”是指秦始皇下令焚烧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与不属于博士馆内的《诗》、《书》等百家书籍。另外在“焚书”期间他还严禁人们私自谈论《诗》、《书》并大力根除私学。若有人私谈将予以死刑乃至灭族；若有人想学法令必须拜官吏为师。秦始皇并没有焚烧所有的民间文籍，也没有禁止一切学习途径。譬如医药、卜筮、种树等书籍便不在焚烧之列。当然有些焚书内容早已印进人们的脑海，避过了“秦火”。像后来出现的不少古籍，就是凭借这些人的记忆复原的。秦始皇焚书在学术史上的最大影响，是导致“汉学”即章句训诂之学兴起。新唐书艺文志序云“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手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以及汉以下《尚书》等典籍的真伪之争都与秦皇焚书有直接关系。秦始皇起初并不排斥儒家。他统一全国后，大部分时间都兼用儒生与法吏，且禄养了七十位博士，以备顾问。据说这数目是特意仿照孔子弟子之数来设定的。另外从他遗留下的石碑来看，他俨然十分维护礼教。只不过他是个极其自信的人，决不容许别人质疑关于他的一切。所以博士主张恢复分封制，就无异于在批判郡县制、否认秦始皇。至于“坑儒”这一说法，现代历史学家们仍观点不一。譬如民国兴起的“疑古派”认为根本不存在“坑儒”，此乃后人杜撰。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逐渐打破了这个观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坑儒”有断章取义之嫌。秦始皇确实坑了一些人，但这些人并非“儒生”，而是引用儒家经典批评时政的“方士”。而这一观点与司马迁的《史记》大致相符，其记载是这样的：据说秦始皇当年为了长生不老，曾派遣许多方士入海寻求神仙与不死药。这不仅耗费大量金钱，而且方士们大多一去不返。就在“焚书”的第二年，方士侯、卢二生答应为秦始皇寻药，但他们自知无果，害怕被处死，便携求仙巨款逃离。更可恶的是，他们在逃离前还诽谤秦始皇暴戾自负、专用御吏、贪恋权势等。秦始皇听后火冒三丈，即刻命人彻查咸阳城内其余方士。没想到这些方士相互指攀，竟牵扯出四百六十余人，最终秦始皇将他们全部活埋。就此看来，秦始皇坑“方士”乃情有可原。而这些方士平日又总打着儒学的旗号，所以秦始皇对儒学便更加厌恶。笔者对于这个“坑儒”观点较为认可，毕竟司马迁与汉武帝同处一个时代，他离秦朝灭亡最多不过120年。更何况他十多岁便走遍中国，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二十二岁就子承父业，担任太史令。所以确切地说他距“焚书坑儒”事件只有65年。在如此狭小的时间跨度里，以司马迁的学识与地位，绝不可能不清楚“焚书坑儒”这般重大的事件。

古文献中关于“坑儒”的记载和地点。《文献通考·学校考一》记载:

“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传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数十人。"据以上引文，则秦始皇有两次坑儒，后一次所坑与秦二世所处罪者（处罪方式不明）均为“博士诸生”，即国学生员。第一次坑儒即《史记》所载“坑之成阳”的那次，具体地点和情节不详。第二次“伏机”坑儒情节，见于唐颜师古为《汉书·儒林传序》所作注中。注文云："今新丰县之处号悯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故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卫安《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此即所谓“瓜丘之祸”，地点在“骊山坑谷中”，西距秦都成阳当有百里之遥。当然史料并非百分百正确，但由此我们能推测出秦始皇焚书、厌儒的原因。或许除了他无法忍受他人批判外，还源自他厚今薄古的思想、极度强烈的控制欲、寻不得仙丹妙药的懊恼。而这些皆是秦朝建立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只不过秦始皇下药过猛，导致百家经典受损。

二、战国时期，各国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都在各自的边境上修筑了长城，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赵长城、燕长城和秦长城。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夺取了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又越过黄河，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七百余里。为了防备匈奴卷土重来，秦始皇命蒙恬在原来各国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绵万余里的长城。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修筑长城是一件极其浩大的工程，要在短短的几年内完成，唯一的办法就是动员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就是囚犯。秦朝实施如此严酷的法律，将那么多平民百姓变成囚犯，就是为了获得大量免费劳动力，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绑架。雄伟的长城下面，是无数囚犯的血泪和汗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或许不过是虚构，可是当年为了修筑长城，有多少普通的家庭妻离子散，多少无辜的汉子葬身边疆，恐怕是没人算得清了。儒家的政治哲学，主张“使民以时”，量力而行，就是要统治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役使百姓。但是在秦始皇的字典中，是找不到爱惜二字的。修筑长城便也罢了，好歹是为了防御外族入侵，修筑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则完全是挥霍无度，浪费民力。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认为咸阳宫中人员增加，而先王留下来的宫室又小，已经不敷使用。又听说当年周文王建都于丰，周武王建都于镐，看来丰、镐一带确实是风水宝地，于是着手在渭水南岸的阿房修建宫殿。当时的想法，要等宫殿修好之后再命名，于是暂时叫作阿房宫。但是这座宫殿的规模实在太大了，以秦始皇的魄力，动员了数十万刑徒来修筑，也没能在他去世前完成，后人便干脆把阿房宫当作正式的名称了。阿房宫究竟有多大？仅从前殿的设计就可窥见一斑。前殿是阿房宫最先开建的建筑，史书记载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据后人在其遗迹上测量，占地约为055平方公里，相当于三分之二个北京故宫。环殿建有阁道，从殿下直通终南山，并在终南山修建了宫门。又从阿房宫修建通道北渡渭水，一直与咸阳相连。除了阿房宫，秦始皇还在关中地区设立行宫三百多所，关东地区设立行宫四百多处，以备其出巡所需。为了检阅各地的建设成就，同时也是为了在天下人面前炫耀武力，秦始皇开始频繁地出巡。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出巡，方向还是东方。这一次出巡，除了震慑天下，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派人寻找长生不死之药。中国古代的传说，海中有三座仙山，分别叫蓬莱、方丈和瀛洲，是仙人的居所。早在第二次出巡的时候，秦始皇就曾委托山东的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乘坐大船入海寻找仙山，结果无功而返。秦始皇并不气馁，这一次又派方士卢生等人入海寻找仙人。结果可想而知，卢生也空着手回来了，但是带回一本神秘的书籍，其中有一句话：“亡秦者胡也。”秦始皇认为胡是指匈奴，于是派蒙恬抓紧进攻匈奴，并且发配大量囚徒前往边疆，加快了修筑长城的步伐。秦始皇每次出巡，都有数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随行，黑色的“秦”字大旗遮天蔽日，鲜明的兵器衣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向天下人昭示皇帝的威严和权力。他坐在并不舒适的马车上——虽然马车经过能工巧匠的改装，通过窗户可以调节空气，但仍然颠簸得很厉害——走遍了黄河流域和大江南北。“这就是皇帝啊！”各个地方的人们操着不同的方言，互相惊叹着，情不自禁地将头低下去，继而屈膝跪下来。即便是那些恨他入骨的人，面对这华贵无比的车队，看到他那张不怒自威的脸，也难免从心里感到一丝震撼。但是也有人对他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当他出巡到江南的时候，项羽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竟然大声地喊了一句：“这个人，可以取而代之！”此举让一旁的叔父项梁大惊失色，连忙用手捂住项羽的嘴，将他拖出了人群。当秦始皇出巡回来，经过咸阳的大街的时候，时任沛县泗水亭亭长的刘邦正好以小吏的身份在参与修建阿房宫。他看着皇帝的车队庄严肃穆地在宽敞的大街上徐徐行进，不禁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喃喃地说了一句：“男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嘛！”

  以上就是秦始皇的功与过了。通过以上的这些文献，你可以分清秦始皇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吗？

  我认为他是功大于过的。因为他做过的那些过失，有些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合情合理的，比如说他好大喜功，滥用民力。这几个字一听起来就知道是不好的。但是你说修筑长城它不应该吗？也应该。因为修筑长城一开始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抵御外来的匈奴。修建灵渠，你说他不应该吗？也应该。怎么说也是贯通了南北两边的经济发展，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综上所述，我认为秦始皇功大于过。

白起早。

白起是战国时期的人（？—公元前257年）

而貂蝉是东汉末年的人三国时期的人（220年－280年）

白起生活的时代比貂蝉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