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关造价的古书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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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式》在北宋刊行的最现实的意义是严格的工料限定。该书是王安石执政期间制订的各种财政、经济的有关条例之一,以杜绝腐败的贪污现象。因此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工限和料例。例如对计算劳动定额,首先按四季日的长短分中工(春、秋)、长工(夏)和短工(冬)。工值以中工为准,长短工各减和增10%,军工和雇工亦有不同定额。其次,对每一工种的构件,按照等级、大小和质量要求——如运输远近距离,水流的顺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软硬等,都规定了工值的计算方法。料例部分对于各种材料的消耗都有详尽而具体的定额。这些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有效地杜绝了土木工程中贪污盗窃之现象。 《营造法式》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了解,添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还知道现存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椽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栿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 《营造法式》的崇宁二年刊行本已失传,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曾重刊,但亦未传世。南宋后期平江府曾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现在常用的版本有1919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抄本《营造法式》(后称"丁本"),完整无缺,据以缩小影印,是为石印小本,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影印,是为石印大本。 1925年陶湘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校勘后,按宋残叶版式和大小刻版印行,是为陶本。后由商务印书馆据陶本缩小影印成《万有文库》本,1954年重印为普及本。
《营造法式》《营造法式》编于熙宁年间(1068-1077),成书于元符三年(1100),刊行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的《木经》的基础上编成的。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 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
《营造法式》是宋将作监奉敕编修的。北宋建国以后百余年间,大兴土木,宫殿、衙署、庙宇、园囿的建造此起彼伏,造型豪华精美铺张,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贪污成风,致使国库无法应付浩大的开支。因而,建筑的各种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定额、指标急待制定,以明确房屋建筑的等级制度、建筑的艺术形式及严格的料例功限以杜防贪污盗窃被提到议事日程。哲宗元佑六年(1091年),将作监第一次编成《营造法式》,由皇帝下诏颁行,此书史曰《元佑法式》。 因该书缺乏用材制度,工料太宽,不能防止工程中的各种弊端,所以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又诏李诫重新编修。李诫以他个人10余年来修建工程之丰富经验为基础,参阅大量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终于编成流传至今的这本《营造法式》,于崇宁二年(1103年)刊行全国。
编辑本段《营造法式》的内容
《营造法式》主要分为5个主要部分,即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共34卷,前面还有"看样"和目录各1卷。 第1、2卷是《总释》和《总例》,考证了每一个建筑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和当时的通用名称以及书中所用正式名称。总例是全书通用的定例,并包括测定方向、水平、垂直的法则,求方、圆及各种正多边形的实用数据,广、厚、长等常用词的涵义,有关计算工料的原则等。 第3至15卷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的制度,详述建筑物各个部分的设计规范,各种构件的权衡、比例的标准数据、施工方法和工序,用料的规格和配合成分,砖、瓦、琉璃的烧制方法。 第16至25卷按照各种制度的内容,规定了各工种的构件劳动定额和计算方法,各工种所需辅助工数量,以及舟、车、人力等运输所需装卸、架放、牵拽等工额。最可贵的是记录下了当时测定各种材料的容重。 第26至28卷规定各工种的用料定额,是为"料例",其中或以材料为准,如例举当时木料规格,注明适用于何种构件;或以工程项目为准,如粉刷墙面(红色),每一方丈干后厚1.3公分,需用石灰、赤土、土朱各若干公斤。卷28之末附有"诸作等第"一篇,将各项工程按其性质要求,制作难易,各分上、中、下三等,以便施工调配适合工匠。 第29至34卷是图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作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与彩画图案。 “看详”的内容是各工种制度中若干规定的理论和历史传统根据的阐释,如屋顶坡度曲线的画法,计算材料所用各种几何形的比例,定垂直和水平的方法,按不同季节定劳动日的标准等等的依据。
纵观《营造法式》,其内容有几大特点,第一,制定和采用模数制。书中详细说明了"材份制","材"的高度分为15"分",而以10"分"为其厚。斗拱的两层拱之间的高度定为6"分",为"栔",大木做的一切构件均以"材"、"分"、"栔"来确定。这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模数制的文字记载。第二,设计的灵活性。各种制度虽都有严格规定,但未规定组群建筑的布局和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寸,各种制度的条文下亦往往附有"随宜加减"的小注,因此设计人可按具体条件,在总原则下,对构件的比例尺度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第三,总结了大量技术经验。如根据传统的木构架结构,规定凡立柱都有"侧角"及柱"升起",这样使整个构架向内倾斜,增加构架的稳定性;在横梁与立柱交接处,用斗拱承托以减少梁端的剪力;叙述了砖、瓦、琉璃的配料和烧制方法以及各种彩画颜料的配色方法。第四,装饰与结构的统一。该书对石作、砖作、小木作、彩画作等都有详细的条文和图样,柱、梁、斗拱等构件在规定它们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大小、构造方法的同时,也规定了它们的艺术加工方法。如梁、柱、斗拱、椽头等构件的轮廓和曲线,就是用"卷杀"的方法制作的。该手法充分利用结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发挥其装饰作用,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特征之一。
在故宫的庭园里,有许多独具风格的陈设,制做精美的铜狮子就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种。 据古籍记载,狮子又名“狻猊”。《后汉书》和《东观汉记》载,汉章帝和汉顺帝时,安息国和疏勒国曾派遣使者献狮子。唐朝有名的大书法家虞世南所作的《狮子赋》中有“镇目电暇,发声雷响”等句,形容狮子的灵活与凶猛。我国古代很早就把狮子的形象用在陵墓、石窟寺艺术和各种生活用品上,如汉、唐的石雕狮子,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对·狮纹锦,石窟寺中的文殊菩萨骑狮和各种狮子座,唐代铜镜上的狮子纹,南北朝时期印章上的狮子纽,瓷器中的狮子枕和玩具等等。我国民间广泛流行狮子舞,同样表明狮子早已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动物形象。
明清两代在故宫陈设铜狮子,不仅显耀宫廷的豪华,而且用以显示封建君主的“尊贵”和“威严”。这些铜狮分散在六处,每处都是一对。在中路,“前朝”的正门—太和门和“内廷”的正门、乾清门前各一对;在西六宫,皇帝日常办公和居住的养心殿大门—养心门前有一对、后妃居住的长春宫前有一对;在外东路,乾隆皇帝做“太上皇”( 1796-1799年)住处的正门—宁寿门(现绘画馆正门)和养性门(现珍宝馆正门)前各有一对。
这些铜狮都是明清时铸造的。养心门、宁寿门、养性门前的鎏金铜狮是清代造的,在铜狮的胸前或铜座上都刻有“大清乾隆年造”的字样。清代宫廷造办处的“活计档”中详细记载了乾隆三十六年(1772年)皇帝命令造办处将两座旧天文仪毁掉,铸造一对铜狮,以及乾隆四十年(1776年)将一对重七千六百六十四斤的铜狮安放在宁寿门前的情况。乾清门前的鎏金铜狮,挺立威武,造型别致,但没有年款。据明末《酌中志》、《明宫史》记载:当时“乾清门外左右金狮各一”。
因此可以认为它是明代的。六对铜狮以太和门前的一对最大,而且造型精美,装饰更为华丽,配置在宏伟高大的太和门前十分协调相称,但它没有鎏金,且无款式。据其造型及铸制方面推测,可能是明代的。
这六对铜狮造型生动,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它们都是蹲踞在铜座或石座上,其中五对是鎏金的。鎏金就是铜器的表面涂上金和水银的合金,经烘烤后,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器物的表面。鎏金铜狮在阳光照耀下,更加绚丽,光彩夺目。铜狮都作张口露齿状,似乎正在咆哮怒吼;颈上有髦,颈下系铃和缨络;肢爪强劲有力,显示性格凶猛。每对狮子,在右边的,是雌狮,正伸出左腿戏逗小狮子。小狮子作仰卧状,口含大狮爪,充分体现母爱的温暖;在左边的,是雄狮,伸出右腿,正在玩耍绣球,使人联想到我国传说的狮子舞蹈动作,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
王履(1332~?)为元末明初医家,字安道,号畸叟,又号抱独山人,昆山(今江苏昆山)人。通诗文画艺,曾学医于朱震亨。洪武四年(1371)任秦府良医正。著述较多,有《标题原病式》、《百病钩玄》、《医韵统》等,但留传行世的仅有《医经溯洄集》一书。此书不少论述表现出他所主张的“读者当活法,勿拘执”的进步治学思想,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书的古典医理以及宋以后著名医家的论点,有不少独到的阐述和发挥。尤其在论述伤寒和温病的区别上,具有独创见解。如提出“感天气恶毒异气”的病因观点,肯定了温病的临证特点。在医理上,重视心肾和“真阴真阳”之论,继承并发挥了朱震亨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吸收了刘完素的治病以泻火为主的思想,提出治疗温病当以除热为主,奠定了温病治疗中的清热养阴法则,对其后温病学家,如叶天士等很有影响。他所重视并论述的“真阴真阳”之说,对明代医家所论的“命门”说,亦有一定影响。他如主张对疾病从临床症状来分析,反对侈谈运气等等,都有一定意义。王履为元明间医学家兼画家(13321391年)。喜爱医学,后拜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为师。临证讲究遵循《内经》及《伤寒》之原则,然又能活机圆法,灵活变通,而不拘泥于古人臼窠,如认为温病伤寒在治法上应有所区别,而不宜一概师效《伤寒》之法;又如于亢则寒,承乃制之理论思想方面,亦颇有发明,每能独杼己见。所着甚丰,其《医经溯洄集》二书,为后世所重;另有《百病钩玄》二十卷,《医韵统》一百卷,均佚。王氏又工书画诗文,如游华山图、记、诗等,均为时人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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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灵敏的动物生肖猴。
猴子是一个总称。灵长类中很多动物我们都称之为猴。灵长目是哺乳纲的1目,动物界最高等的类群,大脑发达;眼眶朝向前方,眶间距窄;手和脚的趾(指)分开,大拇指灵活,多数能与其他趾(指)对握。它也是中国十二生肖之一。
猴是无臀的,所以坐不住,善於变动,与古时代诸侯性质很相近,古时候诸侯们各据一方,个个多计谋善变,狡猾欺诈的事各尽己能,所以当初形容各据一方的霸主如一群猴子的王一样,善指挥应变,因而诸侯的侯字是将猴的犬去除,代表人而成侯,其道理在此。在中国古籍中猴子的别称有禺,果然,独,狨等。
猴是一个俗称。灵长目中很多动物我们都称之为猴。灵长目是哺乳纲的1目。动物界最高等的类群,大脑发达;眼眶朝向前方,眶间距窄;手和脚的趾(指)分开,大拇指灵活,多数能与其他趾(指)对握。
猴的来源:
猴类也称是灵长类,它是动物界里最进化的一类。猴大脑发达,四肢可以使用简单工具和抓取食物,手趾可以分开,有助于攀爬树枝和拿东西,灵长类中体型最大的是大猩猩,体重可达275千克,最小的是倭狨,体重只有70克。
本目包括11科约51属180种,一般猴按区域或鼻孔构造分布,如按地域一般主要分布于亚洲、非洲和美洲温暖地带。大多栖息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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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历史典故素材:欧阳修借阅典籍
典故:
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自幼天资过人,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家里无钱买纸买笔,欧阳修的母亲郑氏为了让儿子习文练字,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用荻草代替毛笔教小欧阳修写字。欧阳修勤奋刻苦,练成了一手好字,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而这种刻苦精神也影响了他的小伙伴李尧辅,将李尧辅带上好学之路。
人物介绍:
欧阳修
(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
知识拓展:
荻草:
荻(Triarrhercasacchariflora)为禾本科,芒属,俗称荻草、荻子、霸土剑,巴茅,巴茅根,大白穗草,大茅根,岗柴,系多年生草本水陆两生植物。荻是一种多用途草类,可以用于环境保护、景观营造、生物质能源、制浆造纸、代替木材和塑料制品、纺织、药用。因此,荻是开发价值高的重要植物资源,在我国早已广泛栽培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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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历史典故素材:读破万卷书
出处:
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原文: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典故: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童年非常不幸,天花病差点夺走了他的生命。虽然他体弱多病,但是在母亲的教导和鼓励下,顾炎武勤奋苦读,以过人的毅力手抄《资治通鉴》,终于成为一代大学者。
人物介绍:
顾炎武(1613年—1682年),汉族,明朝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人,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所以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关于书籍的名言:
1、书是我们时代的生命。——别林斯基
2、书籍是巨大的力量。——列宁
3、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
4、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统。——莎士比亚
5、书籍是人类思想的宝库。——乌申斯基
高考作文历史典故素材:阎若璩口吃成大器
典故:
的考据学家阎若璩小时候是个口吃的孩子,常受到大家的嘲笑和欺负,在母亲和老师的鼓励下,阎若璩凭着勤能补拙的精神,刻苦读书,付出别人几倍的努力,赶上了正常的同学,此后,阎若璩仍旧凭着这股好学肯吃苦的精神,成为了的学者。
人物介绍:
阎若璩
百诗,号潜丘,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清初学者,清代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阎若璩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阎世科,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著有《敬刑录》、《计辽始末》诸书。
父亲阎修龄,字再彭,号饮牛叟,明末贡生,以词章名,著有《眷西堂诗文》、《红鸥亭祠》行世。母亲丁氏亦能诗文。家学渊源,使阎若璩自幼就置身于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之中,受到家庭的文化熏陶。他幼年体弱多病,口吃,秉性迟钝,甚至“读书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犹未熟”。但仍自强不息,勤勉不怠,“潜心钻研,扶精剔髓,思成一家之言”。每当同学日暮抱书归家之后,他仍“独吟不置,必背诵如翻水乃已”,甚至“发愤将书拆散,读一页辄用面糊粘几背,既熟即焚去”。水滴石穿,积思自悟,他终于在15岁的一个冬夜“心忽开朗,如门牖顿辟,屏障壁落”。从此颖悟绝人,读书过目不忘。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15岁的阎若璩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此后更是钻研经史,深造自得。他立志博览群书,曾经集陶宏景、皇甫谧的名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题于柱上,以此来鞭策自己发奋学习。
多年孜孜不倦的潜心研读,使他成为才富学赡的青年士子,为他日后卓然成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时海内名流过淮,皆与之交接,当地的学者如李明睿、方文、阎尔梅等,亦折辈和他来往,一起讨考古今,切磋学问,使他获益匪浅。
本文2023-08-20 13:33:46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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