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本书。

“四书”的由来

儒学自汉武帝以后，取得了官方的学术地位。但是汉代的儒生治学的特点是谨守家法和师法，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弟子一个字也不能有出入，注重字词上的训诂之学。因此，汉代以后儒学逐渐走向衰微，东汉以后，儒学更是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尽管儒学的衰微和道家黄老之学的兴盛、佛教的传入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主要原因是自身思想的僵化。到了宋代，许多儒学大师对儒学进行了改革，儒学呈现出焕然一新的状态。儒学大师朱熹从《礼记》中取出《大学》和《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相配，称为“四书”，“四书”之说由此而来。

“四书”开篇

1、《论语》开篇——修养法则

“学天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长期以来，我们把《论语》第一篇定位为“学而篇”，还说它是没有意义的，这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因为孔子最主要的就是“正名”。“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仰头看天，就是告诉我们，《论语》第一篇应该正名为“学天篇”。

第一句话也就是：学天时习之，不亦乐乎？

向自然学习，以自然为老师，在生活中实践，并养成习惯，不是很喜悦吗？“时习之”，“时”，时常、不时、常常的意思。“习”是什么意思？一般人说习就是温习、复习。没错，但这个层次很低。这里的“习”，应该解释成习惯。习惯怎么养成呢？就是要去做。向自然学习，懂得道理还不算懂，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做得出来才算懂；做不出来，还要继续学。

第二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这里讲的是远方的朋友。若是隔壁的朋友过来，你每次都乐，那就惨了。他天天来，你一吃饭他就来，你也乐不起来，还会翻脸。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古人的用心，不是现代人所能够比拟的。

第三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就是很轻微的生气。人家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有多伟大，不知道你有多大贡献，但是你一点不生气，一点不高兴都没有，不就是一位品德修养良好的君子吗？这就叫做平常心。“这种人连我都不认识，是不是没有读书呀”，你这样想，心里会不愉快。凡是生怨，凡是生恨，凡是发脾气，其实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什么叫生气？就是别人犯了错，结果由你承受。

2、《孟子》开篇——处世法则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开口就问你奔波千里而来，可以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利处？孟子则开口就回答了这一句。简单的一句，提出的却是儒家的重大命题，乃至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重大命题——要仁义，还是利益？

这是一道难度极大的选择题，以至于几千年来，没有几个人能真正选好。所以“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的轮回才不断上演。老子的那句话如同预言也如同注解——“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人在局中迷的太久，陷的太深，也终究会遭遇“价值”二字的逼问。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回到源头去寻找，注定要回到先贤所安立的起点，重新抉择。

3、《大学》开篇——修身法则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既为人道，也是政道。主要有三大纲领，即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之中，依据《易经》“居中为吉”的原则，“亲民”居于“明明德”和“止于至善”的中间，成为核心课题。换句话说，“明明德”必须为“亲民”而“明明德”，而“止于至善”的效果，也必须合乎“亲民”的要求，才能使人安心而乐于顺从。

4、《中庸》开篇——天人法则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中庸》高深，开篇三句说的更是大本大源。

“天命之谓性”。钱穆说：天命所与你的，就是人之禀赋，这就叫做性。人受了此性，这就在人之内有了一份天，即是说人生之内就见有天命，这不就是通天人了吗？

“率性之谓道”。因为人负天命，所以遵循天性，便是人生大道、自然大道。合乎人性，都是道；违背人性，就非道。太多人却早已忘了自己的天性是什么。

“修道之谓教”。上天赋给人善良的本性，顺此发展，择善而秉持，在实际生活中修养及印证，将一切蔽障完全除尽，恢复本来的光明正大，这就叫做“教”。

守得住性，把得住道，做得成教，就是那条天人合一之路。

“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 社会 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大学》中的第一句话。《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朱熹将其单列成“四书”之一。从内容上看，《大学》是一篇极为珍贵的古代教育哲学论文。《大学》体大思精，以人为根本，以培养君子为目标。《大学》的哲理福国利民，是人成就功业、立身行道的指南。全文纲举目张，事理完备。其哲理精微，由内而外，由己而人，从抽象概念到实际功夫，宗旨即是做大人与君子。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个“在”层层递进，被称为大学之道的“三纲”，“三纲”即三个宗旨、三个纲领。而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被称为大学之道的“八目”，“八目”指的是为了达到“三纲”而设计的八项条目功夫，或者说八个进修阶梯。

所谓“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形容词，意指不断地彰明人自己内在的光明的德行（仁义礼智信等），培养高尚的道德。古人认为，人的德行赋之于天，人人皆有，但并非人人都能自觉。孟子讲善性，认为人心是良心，人情是真情，所以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

“明德”即“善端”“善性”。“善端”如星星之火，泉源细流，如欲“善端”培养成“善性”（即圣人之性），必须“扩而充之”，同时还要谨防腐浊的玷污。“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以“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就是要阐明、彰显、发扬光大，这正是修己、内圣之道。

所谓“亲民”，是指亲和百姓，以百姓的好恶为好恶，爱护民众，这也是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来源。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一种亲民的思想。

宋儒程颐、朱熹解“亲民”为“新民”，即除旧布新、洗汰旧的不良习惯，刷新自我、革新人民的精神面貌。其实这两种解释并不矛盾，都是中华文化的一贯思想，也是先圣先贤的理想追求之一。要“新民”，必先“亲民”，“亲民”的目的是为了“新民”，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亲民”者，才能使民“新”。所以，“亲民”正是安人、外王之道。

所谓“止于至善”，是指追求最高、最完美的意境，保持尽善尽美的境界。修己、安人二者结合，内圣、外王二者统一，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而一旦达此目标，就要恪守这一目标而不移。“止于至善”是一种至高境界，最先达到者应是先知先觉者，应是管理者、带头人。所以说，大学之道是大人、君子之学，至善是中国文化中修养的最高境界。至善的境界虽不能轻易达到，但有达到的可能，君子仁人应有达到的希望。以上三点，即《大学》之纲。

1941年4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了一篇文章《大学一解》，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总结清华大学三十年之经验。文章指出，“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大学新民之效……为大学校对 社会 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梅贻琦的这些洞见，是现实与 历史 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人文与科学的统一。值得一提的是，老清华男生宿舍有“明斋”“新斋”“善斋”三斋，也是以《大学》三纲领命名。

今天，我们如何坚持核心价值观，坚守心中的德，继而将这种个人的德汇聚成国家的德、 社会 的德，以大德的力量促使国家前进，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研究的问题。

来自网络

大学之道在于明朋德。意思是，最高的学问，莫过干把德学明白了。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高尚的品德。

明明德，光明自身的德性。才能以德配天，获得天命。

最初可以看作是周王朝的"顺天应命"，为周天子正统而设定的天人合一理论。

孔子创立儒家之后，修身明德成了儒者的目标，"明明德"可以放诸个人身上，修身以明德，修身以俟天命。

虽然《大学》本是"帝王书"，但经过后世儒家的不断注疏，已经是儒家重要的修身经典了，不必都往政治上靠。

《大学》开宗明义即讲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彰显、发扬之意。第二个“明”是形容词，含有高尚、光辉的意思。 第一句话翻过来就是“《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高尚的德行，在于关爱人民，在于达到最高境界的善。”其后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论述是中华文明对做事取得成功之根本所进行的精辟论断。

从现代管理角度解读，《大学》的第一段话表达了二层意思：其一，高尚美好的愿景；其二，要系统做事才能真正成功（近道）。 现代系统理论认为，由各相互连结的部分构成的整体就是系统。核心思想是各局部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对整体发挥影响，因此，不可偏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语出《大学》开篇，意思是说，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关于什么是大学，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目前关于大学是什么，大学教育该如何开展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大学到底应该教会学生什么？是一项谋生的技能还是良好的品德修养，远大的目标和理想？

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校训，校园文化以及培养目标。

目前比较中庸的说法是：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也就是培养学生既要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又要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是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就职演讲时说的，也是大家经常谈论的一种说法。意思是说： 大学，并不是只有高大的建筑的学校，而是要 有名师。引申起来说就是。大学并不是空有大的教育规模（硬件方面），而是要有大的师资力量和优秀的教育系统。

《大学》本来是《礼记》中的一篇，南宋时，朱熹将 《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合成四书 ，作集注，就是后来的《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的集注已被后代学者发现有很多地方，难以自圆其说，所以不能偏听偏信，要有自己的思考。

要理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要先知道 《大学》是为谁所写，目的是什么？

在古代，“大学”是 专门培养贵族子弟成为政治领袖的高等教育机构 ，所以，《大学》并不是写给平民百姓看的， “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家”也非普通百姓之家，而是“大夫之家”。

明白了《大学》是为了未来的政治领袖而作，就能理解 “明明德”这句话是，彰显高明的品德。

在这里，彰显高明的品德并不是沽名钓誉的行为，因为"明德”并非是普通百姓的高尚德行，而是国君善待百姓的美好品德。一个国君如果能在天下彰显高明的品德，就说明君主有君主的风度，臣子有臣子的情操，百姓就会幸福， 社会 就会稳定。

整个《大学》的目的，就是教育这些未来的政治领袖，能够像尧、舜、禹这些贤君一样，彰显善待百姓的美德，能够亲近百姓，能够使国家中的人，都能做自己该做的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实现一个理想的 社会 境界。

可以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整个大学要实现的目标， 也就是《大学》的 三纲。 要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靠个人修为，也就是 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来修炼自己，培养自己作为明君的德行。

《大学》的篇幅虽小，但却意味深远，是先秦儒家哲学一个不可分割的典籍，如果你把《大学》与《论语》、《孟子》、《易经》、《中庸》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里面有孔子所说的 “一道而贯之” ，说到底，先秦儒家强调从国君到百姓都要由内而外、修身养性，形成合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全 社会 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整个国家就会是理想的国家。

清朝学者颜元（1635-1704）曾说过， “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 说的就是，要真正了解孔孟精神，就要抛弃程颐和朱熹的集注。朱熹对于先秦儒家哲学的注解，很多地方并不合理，所以，还是要从阅读原典开始，遇到不懂不明的地方，多参考别的学者的看法，再在这个过程中，加上自己的思考，做出合理的判断，形成自己的看法。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出自儒家经典《大学》一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朱熹把它们与《论语》、《孟子》和《中庸》放在一起合称《四书》。

朱熹将《四书》首先进行了分章断句，然后引用前人的注释并汇集到一起，所以他对《四书》的解释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从公元1313到公元1905年，一直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

《大学》相传是孔子的弟子曾参（曾子）所作，旨在发明古代的大学之旨。

在古代，大学是相对于小学而言。顾名思义，小学是指小人之学、孩童之学。古代8岁入小学，主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这些构成了小学的基本学习内容。

大学则指大人之学，成人之学。古代15岁入大学，主要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概括地说就是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培养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穷理指研究事物的道理，正心指端正自己的思想，修己指修养自己的德性，治人指治理百姓。

“大学之道”，意思就是大学所讲的道理、大学的宗旨。关于“明明德”，首先第一个“明”是动词，发扬、发挥的意思；第二个“明”是形容词，修饰“德”，“明德”就是“光明的德性”。“明明德”意思是充分发扬（内在的）光明的德性。

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意思是，大学的宗旨，大学所教于人者，就在于充分发扬自身内在的光明之德。这句话之后是“在亲民，在至于至善”。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纲领”。

"明明德"一说，出自于曾子所著大学>一文。大学>是儒家的重要经文，江谦在蕅益大师所著大学直指>补注中称:"大学>一书，世间法之总持也，而即为出世资粮。"

为什么大学>堪称"世间法之总持"因为天下太平、国家兴旺的根本，在于修身，修身之本在于正心，正心之本在于诚意，诚意之本在于致知，致知之本在于格物，物即身、家、国、天下之物，即一切物质、精神现象。

蕅益大师在大学直指>一文中说"在明明德，便说尽大学之道。上明字，是始觉之修;下明德二字，是本觉之性。"

始觉之修的下手之处就是格物。因此，必须明了格字之义。江谦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其本正之谓格;格感通也，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之谓格。"由江谦的解释，可以知道格字之义 是正，正其不正而归其本正，即始觉之修达本觉之性，本正即本觉之性，本觉之性即佛性。

如何正其不正而归其本正呢印光大师则说得直捷明了，格物就是格除私欲。孔子之说很是痛快，"诗经三百首，一言以蔽之，思无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说的都是正，即格物。

由格物而达的精神境界，蕅益大师告诉我们:"正其心者，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也;诚其意者，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也;致其知者，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也。"是修道的全部心路历程。

曾子是有修证之人，但因儒家是治世之道，经文虽是心法，但不明言，会者自知。

中国是一个教育制度在夏商周三代就开始走向完备的国家。在周代，王宫、国都乃至闾巷都有办学。以公学为主，也有私学。像孔子就是 历史 上第一个广泛办私学的人。这也是他早期生涯中的一个主要谋生手段之一。

可见“大学之道”指的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其关键“在明明德”，这是有别于所谓“小学”以及“俗儒记诵词章之习”（譬如八股科举应试之学）。

这里两个“明”字，前字作动词解，意为“觉察明了”；后字作形容词解，意为“光明的”。因此“明德”是光明之德，而“明明德”是“去认识明了光明之德”。

也就是说，所谓大学的根本在于去学习认识道德的光明。

人自性的道德能使人心走向光明，这也是陆九渊论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根源。

认识恢复人本具的道德光明，也就是复归本性，如孟子言性善，强调从“恻隐之心”，从“不忍人之性”而习得“王道”。这即所谓的大学之道。

《大学》读后感

《大学》总结了人一生实现远大理想抱负的模式，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作为人生的第一大学问。 “修身” 就是我们所讲的“做人”。一个人只有先学会了做人，然后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进而才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达到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如果一个人没有 学会做人，连自己的事、自己家庭的事都管不好，那么，他就没有资格去做官、去治理国家，否则，将会给他人、给社会造成损害。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样 做人，不管他学富五车，有亿万财富，他的人生最终都是失败的人生。正如古人所说的：“官品即人品，做官先做人”。反过来讲，那些懂得做人，具有高尚的人格 魅力的人，则永远被怀念、被学习。所以，古人说：“才智，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师也”。

大雁南飞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互相协作、互相鼓励、直至实现共赢的过程。它们总是喜欢排成“人”字飞行，在这种结构中，每只大雁翅膀的扇动都会给紧随其后的同伴增添一股向上的力量，支持它们顺利完成长途旅行。

有人这样总结说：一个团队的生命力，不是技术，不是人才，不是资金，而是共同的信念和团结一致的步调。要做像白求恩一平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我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这个集体中来的。这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机遇，一种在履行管理职责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机遇。 而集体是我们每个人施展才能和抱负的舞台，是走向成功的载体，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断增强工作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就能自觉地把个人 融入集体这个大家庭里，与之同喜同乐，无私奉献，贡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

身体力行去实践。按照日常对自己的反思以及改正计划，要毫不迟疑地付诸于行动，把自己对做人的点滴领悟，迅速运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在运用 中学习，在实践中体会，相信一定会有明显的收获。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人生最大的无知是欺骗；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嫉妒；人生最大的 错误是自弃；人生最大的法宝是精进；人生最大的礼物是宽恕；人生最大的罪过是自欺欺人。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对人民有益的人，团结携手建设我们的美好明天！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小说叙述了饱尝人间辛酸的阿廖沙，抱着进大学读书的理想来到喀山，过了不久就参加了秘密的革命活动。贫苦的生活使他在伏尔加河流浪，和搬运工人、小偷、乞丐生活在一起。后来，他在面包店找到工作，向工人们传播革命理想，参加了大学生的秘密组织，鼓励工人罢工。俄国的腐朽和个人的困境使他自杀未遂而受伤。伤愈后，他带着新生的力量，离开喀山，重新走上流浪的道路。

高尔基在他的大学里无情地吸吮着社会发展创造的各种财富。在病态社会里的毒瘤完全没有腐蚀掉他童年岁月里的思考着。 高尔基的生平教会我如何从容镇静地去面对人生的危机与挑战；我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心灵如雨后的晴空，清新、明净，一片蔚蓝。

少年的高尔基在喀山的那段日子里，做过流浪汉，搬运工，面包工人和杂货店伙计。而在如此生活的艰难困苦之中，他依然能够不断地学习，忘我地看书，怎能不令人敬佩？ 面对一个个好看的电视剧，一个个好耍的游戏，一部部好看的**……魂都全给了这些琐事，怎么还有时间来博览群书呢？…

当时在沙俄统治的黑暗时代，如果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就根本谈不上救国救民。知识文化是革命胜利的保障啊……不然，就像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一个个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农民来主持，肯定会失败的！

高尔基生活于一个大杂院的那段日子里，就常常看到走狗警察们到这里来找东找西，监视人们的行动。有那么一位老警察还盘问高尔基看过哪些书，并警告他不要看禁书。但对于青年的高尔基来说，那些所谓的禁书却正是他的真正所求因为只有它们能真正让人民清醒，让人民明智，让人民有打倒推翻沙俄的信心。

若真有心读书，书是绝对可以看到的。高尔基的一位朋友就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开杂货铺的人，名字叫捷林柯夫。看到他那满密室的藏书，大多都是手抄的珍本和禁书，高尔基说不出的高兴。也因为经常在这里看书，他结识了不少形形色色的人物，让他了解了革命的重要，和自己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在高尔基以后的艰苦岁月之中，他努力革命，有很大的成就。 “书”来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他获得了如此大的成就，让很多的人民有了好生活可以过……可见而知，书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啊！它的确让社会进步了，让人类进步了！

如今是“科学”第一的时代，书对每个人来说都变得更加的重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征战，也打的是“科技”战，而不是以前的人力战。而打仗的军费开支也要由各国的科学技术的高低来决定的，科技高的国家，挣的前一定是要比落后的国家多……

总而言之，现代的一切，都与“科技”密切相关，而要“科技”就得日积月累的慢慢学习，学习的内容都在一本一本的书里面……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永远都会是真理！

本文对《大学》的成书和文本进行了考查，指出近代以来认为《大学》

晚出的各种理由均不能成立，《大学》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通过与帛书

《五行》经、传的对比，认为传统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不能成立，《大

学》应为独立的一篇。程颢修订的《大学》最接近事实。

郭店楚简的发现，引起学者重新探讨曾子（包括子游）、子思、孟子一系思想发展的兴趣，而讨论曾子等人的思想，不能不谈到到《大学》。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大学》乃成于曾子及其门人之手。但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又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甚或在汉武帝之后。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大学》是早出还是晚成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土的简帛材料，对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新的探讨。不妥之处，请求方家指正。

（一）

《大学》的作者和年代，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宋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较早，并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颢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大学章句》引）并作《大学》定本一卷，对今本《大学》的章次进行了调整[1]。后朱熹又作《大学章句》一卷，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程朱以上的观点并没有详细的论证[2]，却得到宋明时代学者的普遍响应，有些学者如王阳明等，虽然与朱熹在“格物”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也都承认《大学》是圣贤所传。这可能与当时儒家学者强化道统意识，以与佛道对抗的现实需要有关。但自清代以来，《大学》出自孔、曾的观点受到普遍怀疑，多数学者认为《大学》成书是在秦汉以后，并提出种种根据予以论证。《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献上对其作者和年代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礼记》又是“西汉初年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来源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3]凭此尚无法断定其具体年代，出现争论也属正常。但综观晚出论者的种种论述，其立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不乏武断之处，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给人们思想带来混乱，故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认为《大学》晚出，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大学》与《礼记》中的《学记》有关，是对古代学校制度的反映，而大学制度晚出，故《大学》亦晚出。清代学者陈沣指出，《大学》与《学记》中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论“大学之道”，有密切关系。《学记》的这段文字是：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陈沣认为“‘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致知之事也。”[4]陈沣认为《大学》与大学制度有关，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但他认为大学制度形成较早，“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他仍能够把《大学》看成先秦古籍。而陈沣以后的学者则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的说法，认为周以前仅有“校”“序”“庠”，未尝有大学，大学制度实形成于秦汉之后，这样《大学》的成书也被推后，清代学者陆奎勋[5]、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甚至认为《大学》作于汉武帝后。

不难发现，陈沣等人的观点实际包含两个前提，一是大学制度出现于秦汉以后；二是《大学》与《学记》一样，是对古代学制的反映。而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以上推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首先，大学制度是否出现于秦汉之后，本身就是有争议的。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学制度至少在周代已出现，如对古代学校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杨宽先生就认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起源很早。大概商代贵族已有学校。”“西周贵族教育子弟的学校，已较完备，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并说“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6]杨先生的看法有文献作根据，符合古代学校的实际。如《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更重要的，甲骨文中已有“多子其徙学，返不遘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的记载，金文中也出现“小学”（《大盂鼎》）、“学宫”（《静簋》）、“辟雍”（《麦尊》）等概念，郭店简《唐虞之道》有“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明确提到大学。晚出论者可以怀疑《王制》等篇的可靠性，却无法否定甲骨、金文及出土竹简中的材料，而大学晚出一旦被否定，其结论自然就站不住脚。

退一步讲，大学制度即使果真是秦汉以后才出现，也不就意味着《大学》就一定晚出。因为所谓《大学》与《学记》内容相近，均是对大学制度的反映，本身就是后人的一种联想，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相反，如果将二者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实际存在较大差别。《学记》所说的“大学”，从上下文来看，应是指具体的大学设施，这种大学中是以“离（注：解析）经辨志”，也即是以经学的传授为中心内容的；而《大学》一文根本就没有提及具体的学校制度，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的这个解释比朱熹更为合理，且与《大学》的中心内容“修、齐、治、平”相符合，应该是《大学》的原意。因此《大学》与《学记》虽然均谈到“大学之道”，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连主张《大学》晚出的徐复观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大学》“与《学记》等篇，将教学之基础建立于经典之上的也完全不同。《大学》系完全代表儒家之理想。亦即是说，由《大学》所反映的学问内容，未曾受到西汉以经典为学问中心的影响。……固无俟于《学记》与之相发明。且就两书之内容、规模、气象言之，彼此间决无直接之关联。”[7]其实《大学》的“修、齐、治、平”渊源甚早，（详下）固不待于大学制度形成以后才能出现。从孔子的思想来看，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修、齐、治、平”的概念和语言，但他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与这一思想也大体相符，而孔子正生活于旧的学校制度开始瓦解，新的学校制度尚未形成的时代，若按以上的观点，岂不是孔子的思想也要晚出了？晚出论者的逻辑是，只有大学制度形成和完备以后，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才能够出现和产生，而我们认为“修、齐、治、平”作为儒家的一种人生理想和实践原则，与大学制度根本无关，相反，只有当这一理想独立于学校制度之外时，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和活力，而一旦与学校制度相结合，便意味着它本身的没落和衰竭。这只要将孔孟之类的儒者与汉代以后的经儒作个简单的比较，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出论者的另一个根据，是《大学》的思想在相关文献中出现得较晚，因而《大学》一书亦形成较晚。《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而“八条目”中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对于《大学》的“修、齐、治、平”，有学者认为“此一有体系之层层推阐，孔子未尝言；于孟子仅发其端。”[8]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系以个人直通于天下国家，此必在天下为公的强烈观念之下，始能出现。”[9]所谓“孟子仅发其端”，是指《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言论：“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们认为孟子始将身、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故《大学》成书最早也当在《孟子》之后。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明显有误，因为孟子这段话中说到“人有恒言”，表明是对前人言论的引用，而这一言论一定产生较早，流传较广，所以才能够“人有恒言”。其实在比《孟子》更早的《老子》中，也有一段与此相关的言论。《老子》第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可以说是《大学》“修、齐、治、平”思想的最早来源。以前由于人们对《老子》的成书年代存在争议，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怀疑，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证明了《老子》一书为老子所著，特别是证实了《老子》一书的早出。而楚简《老子》乙本中正好有这段材料，只是省去了助词“之”，作“修于身”、“修于家”、“修于乡”等。目前学术界虽然在楚简《老子》是今本《老子》的节本还是全本等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10]，但上面这段材料为《老子》原来所有，则无可置疑。这就对晚出论者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为《大学》的早出提供了一个旁证。另外，在《中庸》中也有多处文字与“修、齐、治、平”的思想相近，如：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二十章）

“诚身”意近于“修身”，“顺乎亲”近于“齐家”，“信乎朋友”、“获乎上”近于“治国”，“治民”近于“平天下”，它们之间各以前者为条件，表现为由“诚身”到“治民”的层层外推，这与《大学》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大学》与《中庸》的两段文字哪一个更早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大学》而不是《中庸》，这可以从二者关于“诚”的论述中看出来。《大学》所说的“诚”只是指“诚其意”，内含比较简单，而《中庸》的“诚”则是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先天实践能力，并对其作了“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分，与前者相比，不仅内含更为丰富，且更具有哲学深度。从《大学》的“诚其意”到《中庸》的“诚者”反映了思想认识的前后发展过程，因此，《中庸》的这段文字可能受到《大学》的影响，并在哲学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中庸》作于子思[11]，那么，《大学》的成书至少当在子思之前。以往学者认为《大学》的晚出，主要是没有真正理解“修、齐、治、平”产生的历史根源，错把它与不相干的大学制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修、齐、治、平”的思想乃源于古代宗法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古代宗法社会出现较早，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因而也出现得较早，这本身十分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除此之外，《大学》其它一些思想也被证明出现较早。《大学》的“止于至善”，以往人们往往认为源于《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但郭店楚简《语丛三》中有：“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人之性非与？止乎其孝。”说明“止”乃是先秦古义，并非自《荀子》以后才出现，《大学》的“知止”当与此有一定关系。《大学》的“静”，以前由于怀疑《老子》晚出，故往往将其追溯到《荀子·正名》的“虚壹而静”，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身欲静而毋 ，虑欲渊而毋拔。”楚简《老子》甲乙丙中也有多处谈到“静”：“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老子》甲）“知以静，万物将自定。”（同上）“清静为天下定。”（《老子》乙）说明“静”的思想同样出现较早。晚出论者认为《大学》思想出现较晚，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忽略了一些重要材料，其结论自然难以站住脚。

（二）

既然《大学》晚出并不能成立，其作者和年代就值得重新考虑。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对《大学》的文本作一番讨论。我们知道朱熹曾区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对传进行了补充。虽然朱熹的《大学》新本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其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却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并成为讨论《大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然而我们认为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疑点颇多，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传的体例不统一。被朱熹当作“传”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诗》《书》及“子曰”，如“《康诰》曰：克明德。”“《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认为这分别是经文“明明德”、“亲（新）民”及“此谓知本”的传文；一是作者的直接论述，如“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这被看作是“诚意”“正心”“修身”的传文。朱熹把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笼统说成是“传”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前者是引文而不是传，后者是对经文的解释和发挥，同样不是传。

其次，传和经无法统一。既然《大学》包括经、传两个部分，其传文就应该与经文统一，而实际上无论怎样对《大学》的章次进行重新编排，也无法作到这一点。如“《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初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一段，原在“故君子必诚其意”下，朱熹将其前调，认为此章是“释止于至善”。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此章主要是说“自修”“威仪”以及“贤其贤而亲其亲”，与“止于至善”并没有直接关系。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故又进行重新编排，认为此章是“释亲民”[12]，但也同样解释不通。除此之外，“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是故君子有大道”等各段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说明将《大学》分为经传，值得重新考虑。

还有，《大学》文体前后连贯，不象是经、传两个部分。此点崔述已经指出，其所作《洙汜考信余录》中有《〈大学〉非曾子所作》一篇[13]，反对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说“玩通篇之文，首尾联属，先后呼应，文体亦无参差，其出于一人之手甚明，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崔述的说法符合实际，值得认真考虑。从以上分析来看，《大学》并不象有“经”、“传”两个部分，反而倒象是一个整体。

如果说文本的分析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大学》与帛书《五行》“经”、“传”作一比较，用出土的旁证材料进一步说明分《大学》为“经”、“传”并不能成立。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有“经”、“传”两个部分，郭店楚简《五行》有经而无传，说明“传”与“经”可能不形成于同一时期，是后人对“经”的解释和阐发。帛书《五行》经传前后相抄，第二一四行以前为“经”，二一五行以后为“传”，细读《五行》的传文，不难发现其许多特点都与《大学》不同。首先，传的体例较为统一。《五行》传每章皆是作者对经文的解释，不存在直接引用《诗》《书》或二者并存的情况。如“圣之思也轻，轻则形……”一章，传文作“‘圣之思也轻’：思也者，思天也；轻者尚矣。‘轻则形’：形者，形其所思也。酉（柳）下子思轻于翟，路人如斩；酉（柳）下子见其如斩也，路人如流。言其思之轻也……”其中“圣之思也轻”、“轻则形”是对经文的引用，而以下则是对经文的解释，这种体例贯穿了“传文”的始终。值得注意的是，《五行》经文中多处引用《诗》，如“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精长；思不精长，不能悦。《诗》曰：‘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之，亦既观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又如“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注：《诗·大雅·大明》之文）此之谓也。”从“此之谓也”来看，所引《诗》乃是对前面文字的解释和发挥，但它是经而不是传，这对我们理解《大学》颇有启发。

其次，传与经相对应，不存在有传而无经的情况。帛书《五行》除前面几章外，每段经文皆有传，传文往往先引经文，然后加以解释，且不厌巨细，每句必解。如“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一章，传文作“‘不变不悦’：变也者，勉也，仁气也。变而后能悦。‘不悦不戚’：悦而后能戚所戚。‘不戚不亲’：戚而后能亲之。‘不亲不爱’：亲而后能爱之。‘不爱不仁’：爱而后仁。”对于一些实在不必要解释的文句也要加上“直也”二字，表示文意自明，毋庸赘言。如“‘鸤鸠在桑’：直也。”《五行》传只所以每句先要引用经文，是因为经、传被抄在前后两个部分，如果不引用经文，就会使人们不知传文对何而发，造成混乱。而《大学》所谓的“经传”也是抄在前后两个部分，若按传文体例，也当在传文前引用所要解释的经文，而《大学》的几处《诗》《书》文字却没有明确指明与经文的关系，把它看作是“传”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诗》《书》之外“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语是否就是经文的注解呢？我们认为也不是，因为这里的“修身在正其心”乃是对前面“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等语的概括，原文中并没有“修身在正其心”一语，所以与其把它看作是传文，不如把它看作是引申和发挥，“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句的情况也是一样。更重要的，《五行》的传基本围绕经文而发，没有脱离经文之外的议论，而《大学》的“传文”很难与经文直接对应，与《五行》有很大不同。如果说有“经”而无“传”还可以解释通的话，那么，有“传”而无“经”则不好理解，与传文的体例也不相符，所以把《大学》的几处文字看作是“传”显然不合适。

还有，《五行》经、传文体存在较大差异，很容易看出是两个部分。《五行》经文语言流畅，自成一体；而传文则支离破碎，很不连贯，有些纯粹是为注经而注经，显得很没有必要，这与《大学》文体首尾连贯，上下呼应也有很大不同。《五行》的传文虽然不一定就是古书的通例，但其反映的基本原则却是普遍的，由此我们断定，《大学》并非是经传两个部分，而原来就是独立的一篇。

《大学》本是独立的一篇，那么，朱熹为什么要将其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学者对经典的理解有关。前面说过，宋代有些学者出于同佛老争夺正统地位的需要，往往喜欢把一些经典说成是出自孔子，以抬高地位，增加权威性，程颢认为《大学》为“孔氏之遗书”可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朱熹一方面赞同程颢将《大学》推源于孔子的作法，另一方面，他又看到笼统把《大学》说成是出于孔子似乎难以讲通，故提出“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的说法，这样便将原来本是一个整体的《大学》分割为两个部分，而由于朱熹的影响不断提高，他所改定的《大学》新本逐渐取代《大学》古本，《大学》分为经传的说法也以讹传讹，几乎成为了定论。既然朱熹的观点并不成立，他的《大学》定本对理解《大学》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相反，值得重视的倒是程颢改正的《大学》。我们知道，在朱熹之前，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对《大学》文本作过整理，其中以程颢为最佳。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称“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说明自己与二程兄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与朱熹相比，程颢改定的《大学》也有一些根本不同。首先，程颢将《大学》看作是一篇，而不是经传两个部分。他将“明明德”三纲领以及“知止而后有定”看作是第一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八条目看作是第二段，然后是“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正在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各段，而将“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君子有大道”分为独立的两段，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其次，与此相适应，他将《大学》中的《诗》、《书》、“子曰”看作是引文而不是“传”。如他将“《康诰》曰：克明德”等内容放在第一段后，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发挥，而将颇有争议的“《诗》云：瞻彼淇澳”一段放在“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段中，看作是对“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的发挥，不仅合理而且显得颇为通顺。虽然程颢《大学》是“孔氏之遗书”的看法有失片面，但他却由此避免了“经传”问题的干扰，因而能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答案。通读程颢整理的《大学》，全文语气联贯，上下一致，浑然一体，比朱熹的《大学章句》更接近《大学》的原貌，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详见附论）

（三）

我们既否定了《大学》晚出，又证实《大学》并非经传两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那么，传统上《大学》成于曾子及其弟子的说法便值得重视。首先，《大学》一文中明引曾子之言，说明其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所谓诚其意者”一段有一处曾子的言论：“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李学勤先生指出，古人或其弟子在记其言论时，往往直呼其名，此乃是当时著书通例，如《孟子》一书为孟子与其弟子公孙丑、万章等所著，而文中则通呼“孟子”，《墨子》书中的“子墨子”、《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情况也是一样。 而《大学》中有“曾子曰”，故由此推论，“朱子说《大学》系曾子所作，绝非无因。”[14]李先生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大学》中“曾子曰”仅此一见，能否坐实即是曾子还可讨论，但与曾子有一定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除此之外，《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又见于《礼记·祭义》，明确说明是曾子之言：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

孔子有“移孝作忠”的思想，如“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曾子的“孝者，所以事君也”可能即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反映了曾子一派对“孝”的理解。这段材料以往被学者所忽略，然而却是曾子与《大学》关系的重要旁证。

其次，《大学》思想也与曾子有一致之处。曾子以“忠恕”发明孔子“一贯之道”，“忠恕”可以说是其思想的核心。而《大学》多谈“忠恕”，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又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有学者指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大学》一篇之旨尽于此矣。”[15]所以，《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完全是可能的。

还有，从学术的传承来看，《大学》也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与《中庸》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联系，表现出前后的承接关系。《中庸》重视“修身”，并由此推向“治天下国家”，显然是受了《大学》“修、齐、治、平”的影响。除了前面引用的一段材料外，还有以下两条：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中庸》第二十章）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同上）

上面说过，《中庸》的思想比《大学》更为成熟，故《大学》应在《中庸》之前。有学者看到《大学》文字较为整齐，便认为《大学》成书较晚，是不正确的。因为文字的整齐与否，往往与文本的性质有关，而与时间的早晚关系不大。按照传统的说法，曾子、子思上下相承，属于同一学派，既然《中庸》出于子思，那么，《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的可能性就很大。综上所述，《大学》早出，可能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这虽然与传统的观点相同，但它却经过了重新论证，并有新材料的支持，故称为“新证”。

学之道——廉洁修身

大学生是当代社会的文化青年，对大学生进行廉洁修身教育，就是为了让大学生在将来为国家和人民承担属于自己的使命。大学生处于迅速成长，成才的人生阶段，承担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历史重任，在大学生中开展廉洁修身教育，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内在需要，也是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

作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作为振兴中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一代，我们大学生的廉洁修身就有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我们应该像老一辈革命先烈那样抵住“权力、地位、、赞颂”的诱惑，“日三省吾身”，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铭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千古名训。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修身”，并进而通过“修身”来“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就要求我们要潜心道德修养，恪守道德规范，将“修身”作为立身处世之根本。而廉洁正是这修身养性的重要一环，个人的行为廉与不廉，取决于道德素养的高低。有道德的人往往廉洁，不廉洁的人必不道德。

我们作为国家未来高素质人才的后备力量，不能辜负多年来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培养和教育。在大学中，我们既要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丰富知识和扎实的本领，又要加强我们的道德修养，能够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同呼吸共奋斗。我们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坚决摒弃个人主义人生价值观、享乐主义人生价值观、权力意志论的人生价值观；我们要不断提高道德自律意识，增强防腐拒变的良好心理品质，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为马上步入社会，投身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浪潮中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因此，牢固树立敬廉崇洁的思想作风和行为习惯，是我们大学生报效国家、完善自我的必然要求。

在大学生身上，祖国和人民寄托了许多的期望，廉洁修身便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之一。致力于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是当代大学生的首要使命；科学技术创新是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使命；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是当代大学生的文化使命；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内在地包含了对大学生廉洁修身的要求；大学生的崇高使命还要求大学生通过修身树立起高度责任担当精神。树立以社会主义集体为核心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为人民服务，发扬对国家和人民的奉献精神，顾全大局，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养成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习惯。努力做到：诚实可信，勤劳谨慎，言行一致，乐于助人，见义勇为，尊敬师长，礼貌待人，朴素大方，廉洁奉公，尊重他人劳动，爱护公共财务，维护公共秩序，抵制不良社会风气。努力学习新知识，树立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全面进步相适应的开拓进取，进求实效，公平竞争，团结协作，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等观念。具备良好的个性心里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具有较强的心理调适能力。

大学生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培养，具有较高水平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质，拥有巨大的人才资源潜力，而要担当起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的重任还要有廉洁修身的个人品质，报效祖国和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发展科学技术刻苦拼搏的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大学生是知识的传播，运用和创造者，这是大学生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知识分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担当着传播，运用和创造知识的重任。首先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担负着“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历史任务。其次，知识分子是先进科学的技术的运用者，“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先进生产力要求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知识的先进性，也预示了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职责的持久性。专家们预测，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全面开通，科技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提高到百分之九十，科学技术从“间接的生产力”到“直接的生产力”的值将得到更加全面的展示。再次，知识分子是先进的文化知识的创造者。社会的进步需要先进文化知识的不断创造，需要知识分子的不断创新。可以说，文化知识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知识分子的文化知识创新需要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历史文化传承，需要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更新，更需要知识分子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有不为名利所累，孜孜以求真理的心境。大学生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明确了大学生的角色责任，要求大学生在走出校园之前就具备相应的角色担当意识。

大学生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大学生的特殊身份，大学校园的特殊环境以及当代大学生的所处的特殊时代，铸就了大学生廉洁修身的特点。大学生目前尚处于无权状态，也没有相应的社会职务，故大学生的廉洁修身更多的是为将来正确使用权力做准备。廉洁修身的预制性对大学生将来的反腐倡廉具有不可替代的效用价值。因为人的道德品质形成过程是一个渐进积累，无形修养的过程，一个廉洁的人民公仆总是在成为公仆之前就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有了廉洁的自律意识；一个腐败分子，则在其经济与生活腐败之前，已经陷入道德上的腐败。所以，大学生的廉洁修身具有更多的未来意义，是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廉洁进行人才上的道德储备。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历史使命内涵着廉洁修身的人格要求，随着大学生的不断成长，成才，大学生廉洁修身的社会价值将不断得到充分体现。当今天的大学生在未来社会担当其社会重任时，其廉洁修身的美德就会成为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必将为国家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大学生人生旅途的长远性也决定了廉洁修身的预制性。大学生活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关键一站，走出大学校园，大学生就要真实面对社会复杂性和挑战性，大学生漫漫的人生旅途将不断接受重重的道德考验，只有在大学阶段习惯人廉洁修身，才能在社会的风浪中经受洗礼，并用强大的意志力坚守自己的道德精神。

修身只能是一种基础，像是预防针，给注射一种抗原，在最初的体内形成抗体，提供最初的保护，但切不是永恒的，一旦被突破了，“病毒”也能长驱直入，侵害着人体，腐蚀人心。比如：胡长清、成克杰等人，哪个不是在战争中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建设流血流汗的人，后来还是倒在了“糖衣炮弹”之下，晚节不保。所以只能说，修身作为一种防范的方式，是一种低成本的防范方式，但未必是高效的，因此仍要借助法律的强制力量，从而加强自身的约束力，更能保障廉洁。

作为年轻的大学生，更应该重视自己的修养。“君子博学而日叁省乎己”，通过“反省”自身，思考自己的不足，加以改正，提高自己的道德层次，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走人民群众的道路。拥有一个高的起点，将来步入社会才会有个低落点。

作为党员，我们要关注国家的大事，了解国家的形势，政策的动向。提升自己的道德，升华思想，努力向革命前辈学习那种不怕吃苦、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树立高度责任担当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坚持为人民服务；通过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作为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