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多抓鱼

多抓鱼目前是一家月销数十万册的网络二手书店。我们提供免费的上门收书服务，用户可以通过扫码，轻松把书卖给多抓鱼。二手书在多抓鱼会经历翻新、消毒、再包装等一系列处理，最终在新的读者手中重获新生。

2、漫游鲸

成立于2018年4月的漫游鲸与市面上二手流转市场不同的特点有三个：平台“原价”回收旧书、工业化处理二手书、用户“15折”买书。具体流程是用户将闲置书籍卖给“漫游鲸”，可以获得与原价等额的虚拟书费。

虚拟书费可用来在平台继续购买其他书籍，抵扣书籍原价的85%，用户只需现金支付余下15%即可，相当于用“15折”买书。对于直接以卖家身份进入平台没有书费或者书费余额不足的用户，则需付出原价 4~5 折的水平售书，全部以现金支付。

3、阅邻小书市

阅邻涉足全国高校二手书行业，书以教材教辅居多。已经覆盖超过3000所高校、新增200多万用户、与300多家商户签约，以及20000吨库存的可观数据。

4、熊猫格子

熊猫格子有两个特色板块：“为你读书“音频、大咖主页模块。“为你读书”模块是由知名作家、教授等大咖以自己的角度来解读书中内容，用音频的形式；

签售模块是作家推荐自己的新书，分新书个性化签名版、新书定制签名版、新书未签名版三档价格售卖；进口模块是国外原版童书引进专区，主打口号是和英国孩子读同样的书，可根据年龄段选择合适的图书购买。

5、孔夫子旧书网

一个专注做二手书籍交易的平台，孔夫子旧书网创建于2002年，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旧书网上交易平台，是传统的旧书行业结合互联网而搭建的C2C平台，是C2C的精准细分市场。

网站目前以古旧书为最大特色，在中国古旧书网络交易市场上拥有90%以上的市场份额。相信大家对于旧书都是无可奈何，不仅占地方，丢弃了觉得浪费，留着其实完全不会再去看，尤其是学生党，各种辅助资料。

这个平台算是抓住了商机，不仅为处理旧书提供了平台，更为买不起正版新书的用户提供了便利，不得不说是一举数得。

《永乐大典》的编修可谓是耗时耗力，是永乐时期众多文人匠人的心血之作。然而如此浩繁的巨著完成之后却被束之高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问津，以致慢慢遗失。那么封存在皇城之内的永乐大典怎么会流传到了民间？又是那些人为了保护《永乐大典》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到了清朝初年，有人在皇史宬，就是皇家档案馆发现了这部《永乐大典》。可是当时满族刚刚入关，满族贵族没有什么文化，没有意识到这部《永乐大典》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再加上又是前朝遗物，所以没人理会它。直到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决定修《四库全书》，于是这部《永乐大典》再度受到了注意， 可是经过清点发现《永乐大典》少了一千多册，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哪里去了？ 有人向皇帝举报说有三个人很可疑，这三个人叫做徐干学，高士奇，王鸿绪，他们都是康熙年间的探花，选入翰林院编修。高士奇担任内阁中书，经常给康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深受皇帝的信任。王鸿绪也是进士，也进入到翰林当过编修，出任过工部尚书。这三个人饱读诗书，喜欢藏书，所以很喜欢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将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窃取回他们老家。乾隆皇帝一听有道理，立刻下旨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到这三个人家去搜。并且带去皇帝的口谕说《永乐大典》是 的财产，如果你们收藏了交出来就既往不咎。可是这三家人的后人坚决否认，见过《永乐大典》。没办法，两江总督浙江巡抚只好无功而返。 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全国范围内搜查，尤其是贩卖旧书的地方，可是还是义一无所获。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下落不明。其实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的丢失，这三个人虽然洗不清他们的嫌疑，但是全怪他们有点冤。因为《永乐大典》在雍正年间从皇史宬就搬到了翰林院的敬一亭，翰林院的官员们就有机会接触《永乐大典》了，可是当时没有严格的图书管理制度，这帮子官员监守自盗，多年来，这一千多册就这样一本本流失了。不过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对《永乐大典》加强了管理，可是还是发生了一起盗书案。 有一天，一个纂修官叫做黄寿龄，白天工作没完成，想回家晚上加班，就把六册《永乐大典》带回家里。没有想到被贼盯上了，路上这盗贼窃走了。黄寿龄到处找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如实上报。皇帝一听大怒，立刻下令步军统领英廉彻底追查。英廉下令挨家挨户搜查，结果一无所获。结果盗贼就把这六册《永乐大典》放在了大臣早上上朝路过的御河桥边。第二天一早，《永乐大典》的六册失而复得。 《四库全书》编纂完之后，《永乐大典》再一次被弃置在翰林院的敬一亭里，这帮子官员继续监守自盗，偷书的方式很简单，官员上班来的时候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背着一个棉袍，下班的时候棉袍穿在身上，包袱里包几册《永乐大典》，看门人无法发现，就这样一本本地都带出去了。到了嘉靖和道光年间，朝廷要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再次启用《永乐大典》。这一次就没有什么严格的管理制度了，接触这本书的人又更多了，损失就更惨重了。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了北京，对翰林院的藏书大肆劫掠，《永乐大典》损失惨重。这帮子外国人把《永乐大典》当做战利品运回了自己的国家。其实更 的是大清朝的一些官员，他把偷来的书拿到全国使馆，以十两银子一册的价格卖给外国人。在光绪元年，重修翰林院的衙门的时候，对《永乐大典》进行了清理，只剩下大约五千册了。到了光绪二十年，再对《永乐大典》进行清点，就只剩下八百册了。所以《永乐大典》一方面是清朝官员监守自盗，一方面是外国侵略者的肆意掠夺，仅仅几十年之内，百分之九十流失了。 到了1900年，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英国使馆北邻就是翰林院。双方交火，不知什么人纵火烧毁了翰林院的敬一亭，整个藏书全部烧毁，一片狼藉。一个翰林院的学士路润庠在废墟中整理出仅仅64册的《永乐大典》。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当时的 就下令，将翰林院这64册《永乐大典》残本交给教育部。教育部把其中的60册交给京师图书馆，剩下的4册由它自己的图书馆收藏。从此中国 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搜寻，收购工作。 到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我们大片国土沦丧。在沦陷区，民间散失着非常多的古籍善本。这些古籍善本面对着一种被日军掠夺的危险，以郑振铎为首的几位文献学家在上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简称「 ”文保会”。他们向 提出要求，要保存那些流散在民间的古籍善本， 批准并且资助了法币。文保会的工作人员就用这笔巨资在敌占区秘密地搜集收购古籍善本。两年多的时间，一共收购了48000册的古籍善本，其中包括一册《永乐大典》。 可是这个时候，上海已经不安全了，局势越来越危险，文保会工作人员请求 将这批收购来的古籍善本运到重庆去交于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 同意了，但是从陆路走很困难，于是决定走水路，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去重庆。当年这48000册古籍善本运到了香港，暂时存放在冯平山图书馆，工作人员对这批书进行登记造册，核对最后装箱。忙了一个半月，装了117箱古籍善本，可是这个时候从香港到重庆的路被日本人切断了，经有关方面的同意决定把这48000本古籍善本运到美国去交给美国国会图书馆暂时收藏，为了日后索取这些古籍善本有依据，工作人员又打开所有逇箱子，在每一本上都盖上了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印章。可是这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到了1941年的11月底了，工作人员把这117箱古籍善本运到了香港码头，等待美国来的格林特邮轮把这些书邮到美国去，可是这个邮轮在香港码头仅仅停了两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装货卸货。正当人们感到错失良机遗憾时，传来了一个令人惊鄂的消息，格林特邮轮行驶到菲律宾的时候被日军击沉了，人们感到逃过一劫的庆幸，所以这117箱古籍善本又运回到了冯平山图书馆。 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几天之后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一队日本宪兵进驻冯平山图书馆把所有中国籍的馆员全部赶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收回冯平山图书馆，可是这117箱的古籍善本一本都不见了，显然是被日本人拿走了。就在这个时候从日本传来一个消息，日本商务部为了度过战后的经济危机，想要用战争中掠夺来的文物到西方银行换钱买粮食。中国 听说消息之后立刻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 ”文损会”。文损会工作人员立刻提审相关人士，他们矢口否认。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驻日本东京办事处在东京帝国图书馆发现了盖着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印章的中国古籍善本。文损会立刻赶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发现了这117箱古籍善本。经过艰难的谈判和斡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日本人不得已不把这117箱48000册古籍善本还给了我们中国。 1948年这一批古籍善本和许多故宫文物一样迁到了台湾，这一本《永乐大典》也落户了台湾。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 对《永乐大典》的搜集，收购花了更大的力气，中国国家图书馆更是不遗余力，经过外交斡旋，前苏联 分三次归还我们64册《永乐大典》，德国还了我们3册。在国内也广泛地动员，让民间收藏者捐献他们手中的《永乐大典》。经过过年的努力，我们国家收藏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一共有223册《永乐大典》，全世界范围内有8个国家，30个单位和个人收藏的《永乐大典》总共加在一起有400余册。 嘉靖皇帝叫做朱厚熜，他非常喜欢《永乐大典》。嘉靖皇帝在位45年，宠信奸佞，荒*无道，经常不理朝政。其实他之所以喜欢《永乐大典》，是因为《永乐大典》中收藏了大量的道教经典，这就引起了一个一心想当神仙的皇帝的兴趣。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起火，三大殿都烧毁了，大火危及到了文楼，嘉靖皇帝连下三道圣旨，把《永乐大典》从文楼中抢救出来。大火过后，嘉靖皇帝心有余悸，于是决定重新抄录一部《永乐大典》。一百多人经过六年的努力，《永乐大典》终于抄录完成了。这样一来《永乐大典》就有了两个版本，永乐年间的叫做正本，嘉靖年间的叫做副本。可是嘉靖年间的副本抄录完成之后，永乐年间的正本就不见了。现存所有的《永乐大典》没有一本是永乐年间的，对此人们纷纷猜测，人们又这么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永乐大典》被大火焚烧了，还有一种猜测是《永乐大典》藏在黄史宬的夹墙上。第三种说法就是《永乐大典》藏在了嘉靖皇帝的陵墓中。 所以现在的专家们根据以上理由都在猜测，很可能《永乐大典》的正本陪葬与嘉靖皇帝的陵墓永陵之中了。事实究竟如何呢？那就只能等待有朝一日条件具备，打开永陵，让真相大白了。

对不起，我不是来地方的。

我只是想说,PSP带给我们美好的回忆，他陪我度过的日子，带给我的欢乐，不能忘记，这也是我的第一台游戏机，记忆是无价的，虽然它有些过时，但也不贸然抛弃它，它见证了你掌上娱乐的愉快，那老旧的机器上，留有着我们辛勤打机的汗水，那屏幕上，留有着檫试屏幕的细心，那记忆棒上，记录着我们的点点滴滴，所以，请求你别抛弃它。

上海古玩市场大观～～

上海老城隍庙福佑路“古玩市场”北站坐929路车城隍庙下

上海城隍庙第一购物中心三楼“古玩有限公司”

上海城隍庙三牌楼路“汲古斋古玩商场”

上海丽水路88号三楼“古玩公司”

上海福州路406号“东方集邮公司”

上海福州路“古籍书店”

上海福州路465号“上海书城”

上海福建路“古玩收藏街”

上海南京路“新华书店”

上海南京西路694号“集邮大楼市场”

上海电视台礼拜5人多地摊南京西路688号“古玩市场”

上海南京东路422号“朵云轩”

上海福建南路136号“新文化书店”

上海金陵东路到老北门的盛泽路“外文书店”

上海中华路1351号“群众书店”

上海南市区方浜中路#265“藏宝楼”全国古玩中心地位

上海卢湾区鲁班路386号“淮海旧货商场”

上海大木桥路88号“云洲室内邮币卡古玩礼拜日地摊人多市场上海第二大古旧物交易市场”

上海天裕楼三楼大厅“老庙邮票市场”

上海东台路浏河路“收藏市场”

上海山东南路54号“盆景协会经营部”

上海福建中路#120上海旧书店

上海虹口多伦路文化名人街“收藏市场”

上海霍山路(近许昌路)“杨浦收藏品市场”

上海徐汇区龙华旅游城古玩一条街

上海黄河路301号“交运邮社”

上海泰康路“琉璃厂市场”

上海广东路“一条街文物古玩市场”

上海延安中路789号“书刊交易市场”

上海华凉路1500号“东方集邮公司”

上海梧州路185号“东方集邮公司”

上海福州路406号“东方集邮公司”

上海东新路34号“造币厂门市部”

上海北京西路1804号“造币厂门市部”

上海南京西路801号“造币厂门市部”

上海怀德路“洋浦古玩市场”

上海高雄路2号“南泉民间收藏品商店”

上海长乐路339/12“道生殿旧货店”

上海北京东路40号“友谊商店”

上海瑞金二路410/3“新文化书店”

上海江西中路457号“国际藏品公司”

上海打浦路#433淮海旧货济南店

上海鲁班路#386淮海旧货鲁班店

上海公平路#462第35室淮海旧货公平店

上海静安寺古玩城

上海卢湾区局门路600号“卢工邮币卡交换中心”

上海中百一店东楼5层“邮币卡专卖店”

上海市曹安花鸟市场内古玩市场曹阳八村

南京西路旁旁江阴路口花鸟古玩市场。

上海市外滩江西中咯309号协群旧货商店

上海市城隍南方商厦地下室古玩邮币卡市场

上海济南路#173淮海旧货鲁班店

上海市方浜中路459号地下室城隍庙珍宝店

上海襄阳南路218号现代电子城内3楼古玩市场2家

上海市金陵东路68号上海友谊商店3楼文物柜台

上海兰馨大戏院旁文物商行

上海市收藏、邮币卡交易市场

收藏市场

（1）东台路古玩市场，地址：卢湾区东台路、浏河口路，电话：63265254

（2）藏宝楼，地址：方浜中路

（3）老城隍庙古玩市场，地址：南市区方浜中路265号豫园商场华宝楼，电话：63557015

（4）兰馨珠宝文物商行，地址：长乐路398号A，电话：62551667

（5）万博集藏品公司，地址：中山南路1553号，电话：63783479

（6）国际收藏品有限公司，地址：江西中路457号，电话：63218194

（7）东方集邮公司，地址：平凉路1500号，电话：65432353

（8）申泉工艺品公司江宁路经营部，地址：江宁路1420号，电话：62661463

（9）集币服务部，地址：安远路732号，电话：62555068

（10）中国造币公司上海特约经理部，地址：南京西路801号，电话：62564391

室内邮币卡交易市场

（1）太原路云洲邮币卡交易市场大木桥路88号（近肇嘉浜路口）

（2）卢湾区工人体育馆邮币卡交易市场局门路600号（近中山南一路口）

（3）老城隍庙邮币卡交易市场南市区方浜中路265号豫园商场华宝楼

（4）上海新客站邮币卡交易市场天目西路梅园路口（火车上海站广场对面）

张元济（1867 1025 - 1959 0814），中国出版家。字筱斋，号菊生。原籍浙江海盐。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东，1959年8月14日卒于上海。光绪壬辰（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破格召见，政变后被革职。1896年和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1898年冬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注意译书的选题意义，改变原著重译兵书为译社科书籍。后任公学总理，1902年7月后辞职。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1920～1926年改任监理。1926 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1949年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编译所和涵芬楼（后扩建为东方图书馆）藏书，开创了私营出版社设专职专业编辑和图书资料以保证出版物质量。他所参与规划的《最新教科书》获得很大成功，同业相率仿效。从1915年开始筹备，1919～1937年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他选书注重实用、母本讲究善本，以及传真版石印的组织，开创了古籍丛书翻刻、影印的新阶段。

1932年1月29日 日军针对性的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时年65岁的张元济深受打击：“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

一生对于中国文化、出版、藏书事业贡献极大。大力搜求古今图书，陆续收购长洲蒋氏、会稽徐氏、太仓颐氏等藏书家藏书，于商务印书馆内特辟“涵芬楼”为藏书处；不久，又收盛氏“意园”、丁日昌“持静斋”、缪荃孙“艺风堂”的大部分藏书，所积达10余万册之多。1924年名为“东方图书馆”，1926年对外开放。1929年增设儿童图书馆。藏书共达518 000余册，舆图、碑帖5 000余种。宋，元、明、清善本书极多，外国杂志、报纸、图书也极完备，藏书质量和规模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惜于1932年“一·二八”之役被日寇炸毁。仅有500部精品移出得以留存。他唯恐此书散佚，对这些书予以著录。解放后，请顾廷龙帮助整理付印，名《涵芬楼烬余书录》。并将这批书献给政府，现藏北京图书馆。校印有百纳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丛刊》正续篇，辑《续古逸丛书》等几十种，刊刻古籍数千种。私人藏书颇富，先世已有藏书，他搜罗益勤，尤嗜宋刻。藏书楼有“涉园”，沿用明末十世祖张奇龄的书斋之名，九世祖张惟赤辟为藏书楼，延绵数代。“涉园”藏书千余种，3 700余册，后寄存于合众图书馆，供众阅览。上海图书馆潘景郑著有《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为纪念其对文化、藏书事业的贡献，1987年在海盐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的一生。 1898年发生的戊戌百日维新，是晚清王朝最后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后一次革新的机会。但是，它失败了。参加、支持和同情戊戌变法的，被杀的被杀，革职的革职。当时的翰林院里，张謇去办实业了，蔡元培回老家教书了，原本等着坐牢杀头的张元济，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李鸿章将他推荐给盛宣怀，于是他来到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当了译书院院长，后来还当了南洋公学的校长。

或许是李鸿章赏识张元济的才华，但李鸿章向盛宣怀推荐他当南洋公学译书院的院长，还是因为张元济在翰林院时，就创办了通艺学堂，培养西学人才。

张元济在科举时代是和蔡元培一起考中的翰林，他当时就认为中国当时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必须要进行维新，进行改革，而且要普及教育。所以他要办通力学堂，就是在京官里面，扩大他们对新学的知识。他觉得中国那么积贫积弱，不能老是墨守成规，这么搞下去国家就不行了，应该要引进和学习一些西方先进的东西。光绪皇帝在下诏戊戌变法的第五天，召见张元济。他进言的是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原富》。这是英国学者亚当·斯密的著作。在100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然是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当时，张元济看重的是英才的培养。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贤一样，以培养人才为首要，他们痛感变法维新的失败是没有人才的基础。所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期间，创办了南洋公学特班，这个“特班”，按盛宣怀的说法，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培养“大才”。特班只有一届学生，却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等人。 然而时过三年，张元济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加盟商务印书馆。

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创办。张元济放弃了在南洋公学显赫的地位，到一个弄堂的小厂里，跟一个小业主合作，这样的转身，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

直到半个世纪后，因为中风已卧床数年的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告别商务同仁：“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从诗中，人们读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读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

与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感到，南洋公学的规模还很小，那些人才远远不够用，他的思想开始从培养一批英才，转向对国民的普及教育。

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里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在当今那么发展的世界上，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

张元济还认识到，开启民智要出版好的书，要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因此他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请。张元济是翰林出身，学贯中西，他的地位和声望无疑使商务与知识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间有了一座桥梁。

张元济当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他还聘请了一批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有识之士，如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

张元济制订了商务所有的出书计划，影印古籍，他要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他要找最好的翻译者；出版新书，他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甚至对书的排版样式也要一再叮咛：书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宽展一些，“否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包括书稿他亲自看，有些书他亲自编，外面的联系他亲自出马，甚至买纸张，买印刷机，收古书，他都事必躬亲。 张元济走进商务的这一年，清政府颁布了倡导兴学的《学堂章程》，后来，科举也废除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成千上百的与传统私塾、书院不同的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张元济认为，教科书的影响关系到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改变，他决定自己来编一套国文教科书。

张元济编课本的方法很独特，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大家围坐一起，就像今天开策划会一样，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想法和主张，倘若是被大家公认为有价值的，则详细讨论。讨论者从儿童启蒙的特点入手，由简入繁、循序渐进。往往因为一个字，大家会争论得面红耳赤。每一个点都要讨论到所有参与者都没有异议为止。每完成一篇课文，大家再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

1904年，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出版，被全国各地的学堂广泛采用。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挤满了争购的人群。教科书在晚清时候的发行总量占到了全国的5/4，像最新国文教科书曾经翻印过30几次，印刷总量达到一亿册，成为那个时代教科书的范本。其他出版机构争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滥造而牟利。书肆风气，为之一变。

在张元济的擘划下，商务编写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组织翻译出版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其中严复翻译的西学名著和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影响尤为广泛。编辑出版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开创了中国现代工具书出版的先河。同时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刊物。 当年知识分子走上“文化救国”道路的不在少数，惟有张元济选择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后，在商务这个现代商业企业中书写了他的文化理想。在上世纪初的文化巨变中，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巨子的蜕变，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到1910年，商务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商务在张元济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然而在这个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年代，商务印书馆却显得落伍了。陈独秀、罗家伦等新文化的干将在报刊上点名批评商务的保守，商务的业绩日见衰退，1919年积压和滞销的书刊多达60万册。而对张元济来说，他考虑更多的是，曾经引以为豪的商务还能否担当起传播新学新知的责任？

当时商务的老人很多，用的都是文言文，于是张元济主持了“大换血”计划，主张用新人，办新事，首先从受新文化界猛烈抨击的刊物开始。1920年，茅盾走进了著名的《小说月报》。他起草了《改革宣言》，阐明不仅译述西洋名家小说，介绍世界文学的潮流，更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一改过去刊载男女情爱、闲适生活的格调，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著名的老舍、巴金、丁玲都是通过《小说月报》走上文坛的。

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年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

到1926年，商务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在上海的宝山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商务印书总馆，涵芬楼也扩建成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在张元济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用力最勤、费神最多的当属《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两部大书在文化上的影响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

《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历亲为。而其中最大困难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丛刊》出版之前，中国最著名的古籍丛书是《四库全书》，但那部诞生于乾隆朝，以全国之力而成的大书，无论选目还是抄写质量，都颇受后来学者的诟病。而以张元济一人之力，成就于百年中国苦难岁月的《四部丛刊》，无论在选目的精当，还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质量方面，都远远超过前者。

1928年，张元济为《四部丛刊》专程赴日访书。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虽然那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就像见到了自己最珍爱的东西，每天都要做笔记直到深夜。每到一处，都商借拍摄，带回上海影印出版。访书的直接成果则是带回了46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购走的皕宋楼藏书。

直到今天，一个读书人要想看到那么多的宋元明善本，也只能是张元济的《四部丛刊》。

古籍流传世间已久，在岁月的侵蚀下，残破、墨迹不清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迹描清楚，专业人士称为描润，但这只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它还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对照甄别，断其是非。

张元济就是这样亲历亲为地对每一册古书，做着初修、精修、复校、总校的工作。他终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页，每一页都校勘到准确无误为止。直到今天，看过张元济校勘影印件的人，都叹为观止。

张元济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辑校整理古书，钩沉、整理进而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命脉。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却因为这个国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丢弃、破坏而沦丧。因此张元济的工作就更需要眼光、胸怀和毅力。但商务毕竟是企业，搜集、编校古籍毕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张元济的做法难免遭人反对。有股东在报上写文章，指责张元济收购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文弱儒雅的张元济拍案而起：“此事决不使公司于营业上有损！”

张元济这样一个嗜书如命的文人竟同样善于管理和经营，《四部丛刊》初编出版以后，光这套书就赚了100多万。经营上的成功，为他后来能够持续地做这件事情，提供了很大的保障。

在完成《四部丛刊》初编后，张元济又做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二十四史讲述的是中华民族自三皇五帝开始的完整的历史。但历史的流转使它形成了各种版本，张元济不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还要将其它版本不同的地方汇集起来。

“百衲”二字取自于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烂补缀起来的衣服。许多宋代版本的书传下来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还要配页，所以称之为“百衲本”。

顾廷龙先生曾感叹：“这么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写，那些校勘记，那些批注，所耗费的精力工夫无法估量，这整整十年当中张元济就是每天不间断地在做这样一件工作!” 当《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编校一切就绪，甚至影印所需的样张都已完成时，战争来临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一场浩劫将他大半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张元济遭受了人生中无以复加的严酷打击。

在上海档案馆现存的一本影像资料中，记录了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厂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后的景象。那天早上8点多钟，日军的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第一枚炸弹就落在油墨仓库里边，瞬间燃烧起来，那些被溶解了的铅字像水一样在地上流淌。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全部中弹起火被焚毁。随后，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商务印书馆80%的资产被毁。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

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张元济涕泪长流。他唯有自责，因为他太爱书了。他对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他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可挽回的、永远令人痛心的悲剧。

当年商务被毁前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商务的被毁是历史抹不去的侵略者的暴行，而且是侵略者早已有的预谋。日寇曾经放言：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