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特殊作用：古类书可以用来校勘古籍、校补史籍和辑录已散失的古籍遗文。它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殊功能，和它编纂上的传统特征和优点分不开。古类书在从当时存在的各种书籍中辑录资料时，绝大多数是引用原材料，而且标明出处；虽然有时有删节或个别的更动，但一般来讲，总是忠实于原文的。时代变迁，各朝书籍不免有很多失传；一部分虽还存在，夹带着不断地经过传抄、刻印和其他有意窜改所造成的脱误和混乱。于是，古类书以它特殊的功能为校勘、校补、辑佚的学者所用，在校理古籍的存真、存佚上大大发挥了作用。因此，清朝的考订学者视古类书为宝山，很为重视。如清代学者周星诒说过：《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这四种类书里收录的材料，有许多出自今日已见不到的古书，所以，这四种类书是学者必读的书。当他在垂暮之年将藏书转给别人时，唯独把这四种善本古类书留了下来，仍然孜孜不倦地摩挲披览。他宝贵古类书，于此可见一斑。就是今人亦然。鲁迅先生就用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缵宗刻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书著其异同，校勘了《稽康集》。

我国古籍很多，但历来保存不善，而且兵火频仍，散失很严重。古类书从已散失的古书中引用的片段很多，历代学者就利用这种引书很多的类书作辑佚的工作，甚至可恢复不少已失去的古籍。这种辑录佚书的工作，南宋时即已开始利用类书。到明代，借辑佚而编成的书陆续出来。及至清朝，辑佚工作蔚然成风，甚至成为学者们一种专门职业，作出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乾隆中官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历代佚书，包括宋、元两代的佚书388种，如果加上《四库存目》的127种，从而得知，此前有题目的佚书共515种。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古代文化遗产，更给辑佚工作一个大大的刺激。此后，大规模地掀起从古类书中和其他引书丰富的古籍中搜集先秦、两汉、六朝佚书的高潮，辑佚而成的书籍越来越多。如：清马国翰从各种类书中辑录宋以前古籍626种，汇刊为《玉函山房辑佚书》；清黄奭〔shi是〕辑有《黄氏逸书考》，又名《汉学堂丛书》，辑录古书200余种；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也大多取材于《艺文类聚》等类书。直到鲁迅先生辑《古小说钩沉》，共又辑录了36种，其主要来源，也还是《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以及其他类书。1959年，中华书局整理编印《曹操集》，其中文集三卷，辑录了《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中的曹操的著述就有93篇(节)之多。用类书辑佚的工作，由此可见其盛。

作用很大，一是可以看出对这本古籍做注人的思想，对研究做注人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

二是很多人如果要研究这本古籍，但是他自己很多地方不明白，他就可以去参考那些做的注。三是，有些书，它很难懂，一般人是研究不透的，所以有了注就不同了。有些古籍，有时不出名，但是做注的人很出名，往往两者就相得益彰，如虎添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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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十三经”作为反映先秦历史状况的古籍还有很大价值。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