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并无四轮车发现。在战国时代的器皿刻纹中，出现了一些四轮车，如山东长岛出土的残鉴、淮阴高庄出土的铜器。不过，这种车舆为龙舟形的四轮车并非用于日常生活，而是用作礼仪活动。战国时代的这种礼仪用四轮车，应当是从商周时代的两轮车发展而来的。长期以来，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马车来自西方，称之为“西来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古代马车是独立发明出来的，称之为“本土说”。西来说的论据如下： （1）在两河流域及欧洲，公元前4千年代后期已经肯定有了车，而车最初发明的时间显然还要早。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古车是商代晚期的，系有牲畜的车则在中国考古材料中要到公元前5世纪才出现。 （2）在西方，车的演变有比较完整的发展序列，有从四轮到双轮的发展过程；有从实心车轮到辐式车轮的发展过程；有从用牛（或驴）拉车到用马拉车的发展过程。但在中国，马车的出现则显得比较突然。商代的车是有辐的双轮马车，显然十分成熟。这种成熟的车应该有其较原始的形式，而这种原始的形式在中国找不到。 （3）西方最早出现的是四轮车，后来有了双轮车；车轮有实心的，也有带辐条的；有牛拉的，也有马拉的；众多形式的车轮及车甚至同时并存。因为车发源于西方，其历史比较悠久，所以车及车轮的形式都显得丰富多样，而传到中国的车就显得式样甚少。 （4）自殷墟出土马车后，即有人根据其与两河流域马车在外形上的类同而提出中国马车西来说，但一直无法确证马车自西向东的具体传播过程。 从20世纪70年代在前苏联中亚地区发现了许多有关古代马车的材料（包括实物与岩画），从而使人们得以确定马车的具体传播过程。就车实物而言，拉夏辛及辛达雪塔发现的马车与商代马车基本形式是一样的，都是独辕，双轭，两轮，多辐，轮毂甚长，车舆位于车轴正中，等等。特别是辛达雪塔出土的车，与商代车一样舆门均开在后背。就岩画而言，它所反映的特点与车实物所反映的特点是相吻合的，比如自西向东，车的式样越来越以双轮马车为主；车辐的数量逐渐增多，等等。这些材料都说明了车自西向东传播的过程。 由此还可推测，最先将西方式马车（以四辐条为主）发展为多辐条双轮马车的，可能是生活在中亚草原某个地方的游牧民族，这种马车很快被其它游牧民族所采用，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传播，最后到达中原地区。所以，中国的马车应当是从中亚直接发展过来的，而中亚的马车又来自欧洲及西亚。 （5）中国拉车的家马也应当是从西方传播而来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新古器时代的遗址中很少有马发现，而且基本情况不明，无法确定是野马还是家马。在商代早期及中期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鉴定的十几种动物的骨骼中没有发现一块马骨”。在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后期开始），才有确切的家马骸骨发现。因此，近来有专家推测，商代的马可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6）“本土说”的有些论据是不能成立的。比如，有学者认为：“车的发明，应以轮转工具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其先决条件。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出现的纺轮、陶轮，特别是琢玉用的轮形工具，在技术发展史上都应被看作是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前驱。”而实际轮转工具并非一定能导致车轮的发明。 也有人都引用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关“奚仲始作车”或“黄帝造车”之类的记载，来证明车是中国本土发明的，但这都是传说而已。 （7）中国历史文献的一些记载也意味着中国马车是从北向南传播的。春秋时期，正当原先落后的吴国兴起之时，逃亡到晋国的楚国大夫申公巫臣因为怨恨自己在楚国内的政敌，想利用吴国的力量为自己报仇。公元前584年，申公巫臣来到吴国，“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吴。”（《左传成公七年》）申公巫臣把车战之术传授给了吴国人，吴国更加强大，最后“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这段故事表明，长江下游地区使用车作战，要比中原地区晚几百年；马车先出在北方，然后向南方传播。 中国古代并无四轮车发现。在战国时代的器皿刻纹中，出现了一些四轮车，如山东长岛出土的残鉴、淮阴高庄出土的铜器。不过，这种车舆为龙舟形的四轮车并非用于日常生活，而是用作礼仪活动。战国时代的这种礼仪用四轮车，应当是从商周时代的两轮车发展而来的。 中国的马车来自西邻的中亚。当然，古代中国人并不是简单地引进马车，而是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加工改造，并且还有许多技术上的创新与发明，例如中凹形车轮制造、龙舟形车舆四轮马车的出现、系驾法的演进等等，逐渐形成了中国自身的马车特色与传统。

中国古代车马制度的演变

日前，考古所副所长王巍应中央电视台“藏游世界”栏目“中国古代马车史话”节目的邀请，阐述了中国古代车马制度的演变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王巍介绍，关于中国古代是从何时开始使用车子的，至今还是个谜。《左传》、《墨子》等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有“奚仲作车”、奚仲曾为夏朝的车正的说法。但是目前尚未发现夏代已使用车子的考古证据。在河南偃师商代早期都城中的道路路面上曾发现车辙，表明当时已经使用了车子。但是，该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仅12米左右，远远窄于商代晚期马车的22 24米的轮距。因此，估计它可能不是马车留下的车辙。古代文献曾记载商人的祖先王亥“作服牛”，因此，商代早期商人有可能已经使用了牛车，不排除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是牛车或人力车留下的。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车子实物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距今约3300 3050年前）的马车，目前已发现数十辆。这些马车多被埋葬于贵族的墓葬旁边，一般一座车马坑中埋放1 2辆车。多数马车上有青铜制作的车马器，有的车箱内还有兵器和驾驭马车所用的器具。有的马车边还埋有驾车的驭夫。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的马车主要是用于车战和贵族的代步工具。

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礼制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古代的许多制度出现于西周时期。车马制度也不例外。当时，马车除了继续被用于作战之外，还被作为等级身份的体现物。据周代的礼书记载，从周王到诸侯、卿大夫，依据其身份的不同而在车子的结构、驾马的数量、车马器的形制、车子的装饰等方面有严格的区别。在周代的贵族墓葬旁边，常可发现附葬的车马，坑内埋放车马的数量和旁边贵族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相匹配。迄今所见西周时期的车马坑埋放车最多的可达十余辆，去年发掘的湖北枣阳九连墩一号东周墓旁边的车马坑中的车子达33辆之多。另外，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战车的数量也成为衡量列国军事实力的标志之一，故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

战国晚期，骑兵逐渐取代战车成为东周列国主要的作战手段。秦汉时期以后，车子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二马驾的单辕车变为单马驾的双辕车，车子主要被作为出行代步和运载货物的工具。在汉代诸侯王的墓葬中，可以看到有车子随葬。直至近代，马车的结构和用途未再发生大的变化。

马车是古人发明的

畜力车的出现，使古人从繁重的推挽车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车的驾驭者。畜力车比人力车载运能力大，而且速度快，行驶里程远，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古人使用畜力作为车辆的动力，是以人类对野兽的长期驯化为先决条件的。以马为例，它那魁梧的身躯，奔驰千里的英姿，一直为人们所赞颂。可是马并不是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据说世界上最早的马，只有一尺左右高，相貌和现代的狐狸差不多。以后经过上千万年的自然进化，特别是通过上百万年的人类培育，它才变成供人骑乘和作为车辆动力使用的家马。我国古代一直习惯用马来驾车，马车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 4000 年以前。《尚书》中有“服牛乘马”的说法，夏朝时期的驯马驾车技术就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到了商朝，已经有装设有辐车轮和车厢的马车。春秋战国时期，用马拉的战车多少成了国力强弱的标志，马作为骑乘之畜也开始为我国古人所普遍使用。豢养马、鉴别马的知识技能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西汉时，为了得到马，国家专门颁布法令，要求家家养马，不许10 岁以下的马出关出界。有时为了要马，不惜发动战争，派大将去西域索取骠悍雄健的汗血马。东汉著名将军马援，深刻认识到“马者甲兵大本，国之大用”，认真总结了前人的相马经验，并铸成铜马一尊。他说：相马的知识光靠口耳传授不行，“传闻不如亲见，视影不如察形”。然而，任何一匹具体的马，又不可能兼具各种优点，“今欲形之与生马，则有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于后”，于是铸成一尊铜马，高三尺五寸，胸围四尺四寸，将良马的■［jī积］中、口齿、身中、唇鬐等各部位的长处集于一身，使人一目了然，而且可以长久存在。马援铸的铜马模型被称作“名马式”，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利用模型进行相马术的直观教育，说明马援是很有点科学头脑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用马方面又有了新的改革，这就是六朝人发明了马镫。古代人骑马不用镫，甚至到了三国时期还不知道用镫，所以体力消耗很大。这时发明了马镫，骑马就很方便了。这是一个极其简单而又有很大实用价值的发明。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先生说：马镫传到欧洲，促进了欧洲人的骑兵建设。可惜我们无从知道这马镫的发明者与最初的使用情况了。马车具有快速、灵活的特点，因此在畜力车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汉朝以后，马车主要不是作为战车使用，但作为载客运货的运输车辆，却一直得到普遍使用，并延续至今。

秦始皇的铜马车的四个世界第一:车盖最薄,车盖最大,至今发现过保存最完好的,最古老的

铜车马有两辆，其大小是按实物一比二制作，铜车马主体为青铜所铸，其设计之精巧穷极华丽、工艺之高超，无以伦比。两车各驾有四匹骏马，车上各有一名御手，造型十分逼真传神。两辆马车共由三千多个零部件组装而成，反映当时秦代冶炼与机械制造技术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两辆马车采用了铸接、焊接、镶嵌、套接、活绞链等十多种工艺，结构复杂程度被誉为『青铜之冠』。马车上有大量金银构件，仅二号铜车马上就有黄金三公斤，黄金以公斤计算真是吓人，其工艺制作方法至今还是一个谜。

一号铜车马叫辕车，也叫高车、立车，因乘这种车要保持站立姿势而得名。一号车是前导车，有个遮阳避雨的车盖，车装备以武器为主，车厢前栏板上有一个铜质箭筒，内装50支锋利的铜箭；左栏板外侧的另一箭筒中有12支铜质箭羽，左内侧有两个银质承弓器，并有青铜弓弩一副，左栏板内侧车厢内，还插有一件中国出土最早、最完整的盾牌。

二号铜车马叫安车，因乘坐这种车辆安稳舒适而得名，是主人搭乘的马车，当然就是秦始皇的车辇。与一号车最大的不同是有个穹窿状的椭圆形车盖，车厢内宽敞周围有门扉窗与外界相隔，铺有华贵的褥垫。根据展示厅内的解说，安车最重要特点是车厢窗密布缕孔网眼，一来可以使车内向外看，但是车外却无法窥见车内情况；二来缕孔网眼可以随意调节密合程度，从而调节车内温度，所以，安车又叫「温琼车」。据说秦始皇出巡天下时乘坐的就是这种安车。

铜马车的阳伞，设计之精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那把伞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按着太阳的位置调校以遮挡阳光，还可以从车上拆下来，插在地上或是用手高举。这把伞可以申请专利，考古人员用现代机床复制这把伞亦要经过很多重工序，古代技术人员的本事之高，真叫后人惊叹。

有点杂乱，费点心吧！！！

古代的交通工具有骡车、牛车、驴车、羊车、大车、驴、骆驼、马等。人力交通工具有船、人力车、三轮车、轿和白桥、扛肩、担挑、冰床。“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是对古代几种主要交通工具性能的总结。

1、轿子：形式多种多样。轿厢的结构是一种无轮结构。乘客们坐在里面，然后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抬走。这种车辆的特点是速度慢，但更稳定舒适，适合近距离出行，由于需要雇佣轿夫，所以一般用户是身份人。它相当于现代世界的一些私家车。

2、马：由于马是驯养的，人们开始热衷于使用马作为交通工具。马的优点是跑得快，骑得也快。所以古代有一个马业，一匹好马能一整天都是真的。这对于远古的远方人来说非常方便，所以一千里马非常昂贵。在古代，牛、骡子和驴可以作为交通工具。

3、小船：船是船。在古代，船被发明以便于渡河。在古代，没有金属。一般来说，船是木制的，很容易腐烂。所以它不是很安全，但它也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4、牛车：顾名思义就是牛拉的车子，3000多年前的商代，王亥就发明了牛车。在城市里很难见到牛车，然而在历史上牛车可是非常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尤其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着实风光了四五百年，这其中的缘故，自然和舒适有关。

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表明，我国在商代晚期已使用双轮马车。但关于中国马车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悬而未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马车起源于本土，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马车来源于中西亚或欧亚草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起源于公元前30世纪中期的西亚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马车，在商代晚期时辗转传入我国。近日，媒体关于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车辙的报道，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一个话题再度被提及：中国古代马车起源何处？

二里头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都城遗址，遗址中车辙的发现把我国用车的历史提早了约200年。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翟镇二里头村西南角，占地300多万平方米，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最近在这个遗址发现了一座至少距今约3600年的大型古代宫城，这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同期，在这座宫城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发掘区内车辙长5米余，且继续向东西延伸。车辙辙沟呈凹槽状，其内可见下凹而呈现出层状堆积的路土和灰土，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博士说，从发现的车辙看，当时的车体较窄，只有1米左右，而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的轨距一般为2米多，距此可推测，在二里头宫殿区南侧大路上留下辙印的双轮车，很可能是具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是人力车还是使用牲畜驾车，使用什么牲畜驾车，都有待考证。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用车的传统早在商代以前数百年就已经出现了。”许宏博士说，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特征较为接近，形体较小，与安阳殷墟发现的马车有很大的区别。另外，在中国晚商以前的遗址中也罕见马的骨骸。因此，我国商代晚期以马驾车的习俗，目前尚未在考古学上找到其当地的源头，晚商时期马车的起源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中国的车是夏代奚仲发明的，但从考古来看，奚仲造车还只是一个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郭物认为，从古籍中的记载看，车的发明应归功于夏朝的车正奚仲。《夏书·甘誓》记载了夏初爆发了一场车战。《吕氏春秋简选》记载商族首领成汤推翻夏桀的战争中也使用了战车。

北京大学林梅教授通过研究造车修车的工具来追溯中国造车的历史，时代可以早到夏代。早期的青铜工具多集中在新疆、甘肃地区，奚仲的早期活动地域正在甘肃东部一带，因此奚仲造车是有可能的。他认为中国没有发现早期的车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车是木制的，故不能保存到至今，或者是没有用车随葬的习俗，因此我们今天见不到。

郭物说，从考古发现看，中国的双轮辅式战车几乎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在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已经找到了一些车子的残迹，但还不能准确地弄清车子的全貌。因为木质的车子腐朽后，仅仅在黄土中保留着木头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的带领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首先在河南辉县琉璃阁成功地剥剔了战国时代的车子。根据木痕弄清了它们的形状和细部尺寸，还作了初步的复原。有经验之后，发掘出了一系列商代晚期的车子，而且知道商代贵族陪葬的车马坑大多位于主墓的西南方向。令人惊讶的是商代晚期的战车结构工艺很复杂，十分完善，没有发现原始阶段的车。

在古代，这种材料多样、结构复杂、需要不同工种合作、经过很多工艺流程的机械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一开始国外学者异口同声地宣称中国的战车是从西方传入的。中国文献上明明记载了奚仲造车和夏代使用战车的历史，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考古学家削尖脑袋想在中国找出车的原始阶段。可是找来找去，早于殷墟的地层就是没有车，只有文献的证据，而这些文献记载经过一番考证，有些又是可疑而不可靠的。

1996年，在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的一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底层路土面靠近城墙的部位发现了两道东西向顺城墙并行的车辙遗迹。已经发掘的车辙长14米，轨距只有120厘米左右。偃师商城约为公元16世纪左右，这个时间，比西方最早出现马车的时间——无论是草原还是西亚——都要晚500年。所以单从时间来讲，还是不能排除马车西来的可能。

郭物认为，二里头遗址的车辙为探索中国早期的车提供了重要线索。但是，中国夏代奚仲造车还是一个未解的谜。

专家把中国商周时期的轮辐战车与西方的战车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属于同一系统，有共同的源头。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中国商周时期的轮辐战车与欧亚草原、埃及和西亚的马车相比，会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一些细微的地方也一样，研究东西方战车的王海城先生在详细比较了东西方战车的基础上，把这些相同点进行了归纳。他发现东西方战车都使用辅式车轮，采用的技术都是揉木为轮(即用火反复烤木材，乘木材热的时候，反复对它施加外力，使木材达到人想要的形状)；马衔、马鞭、弓形器的形制相似；系驾方法类似或存在承接关系；都采用了同样的技术制造马车，对马车的维护方法也有相通之处，而且都是由上层统治阶级控制着马车的生产；都是统治阶级炫耀权力的工具，马车的使用具有等级。马车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不是太大。

从构造到功能有如此多的共同特征，说明它们属于同一系统，有共同的源头。当然，东西方的马车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差异，主要体现在马车的大小、车马器的质地、装饰上，这种差异是由东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造成的。而且，如果马车是从西方传入的话，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在这种传播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异恰恰是合情合理的。

附图：

河南安阳郭家庄车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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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发掘的殷代车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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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车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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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足行走，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今天人们以汽车代步，缩小了世界的空间距离。3000年前的商王朝虽然没有汽车，却是一个依靠马车代步的时代。　商代马车的宽度，如果以两轮之间的距离来计算，通常是22-24米。这种车都是两马所御。近年发现一条商代道路，路面有一种轨距只有16米左右的车辙。可见商代的车并不仅仅只有一种。　　有关商代马车的了解，还有一段颇有意思的故事。1980年代以前，考古发现的马车都是直衡的。但甲骨文中的“车”字是象形字。学者们在甲骨字中发现，一些“车”字是曲衡的。后来考古发现果然找到了曲衡车。车舆(yú，车厢)的解读也是如此。早期发现的商代马车都呈方形舆，一些研究者颇以为商代的车都是方舆的，但后来在一处考古工地中，实地清理出清晰的圆形舆。证实商代确有圆舆的马车存在。　　马车的主要部件是木质的。车辆埋在地下，经过3000余年早已朽烂成灰。为什么考古学家还可以从地下“发现”商代的马车呢？　　这是因为马车入土后，木质部件朽于土中，使得土质的颜色和结构发生了变化。我国的华北地区，被大面积的黄土所覆盖。黄土的特性是颜色单一，而且粒度结构比较好。朽没在黄土中的有机物，可渗入黄土并保存在黄土颗粒中。有机物朽烂后，通常呈灰色或黑色，象马车这样的体量相对较大的木质部件，朽烂并渗入黄土中后，局部改变了黄土的颜色，使得有马车部件朽蚀的部位，其颜色与周边不同。考古学家便可以通过仔细的观察和清理，去掉部件之外的黄土，将整辆的马车剥离出来。　　目前中国最早的古代马车实物即殷墟所出。故一些学者认为，马车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　　发掘一辆马车，通常需要2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马车体量极大。从土中剥离出来后，大都会就地何存。但如果原地保存不具备条件，则可能动用大型吊车，将其从考古工地搬运回室内进一步研究。或者直接进入博物馆向观众展出。　　马车的搬迁是一个复杂过程。搬迁之前，先一种被称为三胛树脂的化学药剂将马车整体加固。周围以软性材料填充，再以石膏固定，周围再以细土填充(如果可用于搬迁的吊车和运输车承载力不足时，还要将马车先行切割)。然后掏空马车周围包括底部的原生土，再用条型或板型木材将马车整体包装好，以钢材将木箱加固。最终用大型吊车和运输车将其运出。

车舆。

古书上常见车马并举，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一般地说，没有无马的车，也没有无车的马。因此，古人所谓御车也就是御马，所谓乘马也就是乘车。

古人乘车是站在车舆里的，叫做"立乘"。舆两旁的木板可以倚靠身体，叫做。舆前部的横木可以凭倚扶手，叫做式（轼）。古人在行车途中用扶式俯首的姿势表示敬礼，这种致敬的动作也叫做式。

扩展资料：

车马器是指用于中国古代车马上的青铜配件。车马器的出现是同中回车马制度的出现和发展相关联的。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车子实物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马车，目前已发现数十辆。

这些马车多被埋葬于贵族的墓莽旁边，一般一座车马坑中埋放12辆车。多数马车上有青铜制作的车马器，有的车箱内还有兵器和驾驭马车所用的器具，有的马车边还埋有驾车的驭夫。西周时期是车马制度开始出现的时代，马车被作为等级身份的体现物。

战国晚期，骑兵逐渐取代战车成为主要的作战手段，并且主要被作为出行代步和运载货物的工具。汉代车马器分为两类：御马器和御车器。

-车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