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布了新的年号——“令和”，随着日本天皇5月1日的退位，“平成”这个年号也完成了自己31年的使命，随着明仁天皇一起成为了历史。

要知道现在汉文化圈中唯一还使用年号的国家就是日本，年号制度的起源国中国也在清朝灭亡后废止了两千多年来的年号制度。

“令和”作为日本自公元645年以来使用的第248个年号，这次却和之前的年号大不一样，因为这是日本头一回使用和中国典故无关的年号。

按照惯例，日本年号一定是取自中国典故，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年号制度是日本在唐朝时期向中国学来的制度，据统计日本的年号大约都出自中国106部传统文化典籍中。其中年号出处最多的就是《尚书》，达到了37次，其次是《周易》，达到了27次，再其次是《诗经》，达到了15次。

由于中国长期领先于日本，向日本输出大量先进的文化，甚至很多时候，日本的年号都是直接照抄中国的年号。

最明显的是唐代，当时日本非常积极的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包括像是年号也都直接拿来就用，比如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日本清和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观”，唐德宗的年号是“贞元”，日本圆融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元”。

日本天皇退位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了，日本这一千多年来也用汉字，难道就没有诞生自己的典故的年号吗？

还真没有，原因很简单，日本最古老的传统和歌集《万叶集》中虽然有各种日本传统典故，但是日本的年号必须为两个有实际意义的汉字，《万叶集》里面的汉字只是表示日语发音的片假名，不满足两个汉字必须有实际意义的要求。

其他的日本古籍中的典故则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中国。比如日本二战中用的年号“昭和”就来自《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退位的明仁天皇用的年号“平成”则是出自《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

一直用中国典故来作为日本的年号对于日本国民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一直以来年号“去中国化”成为了日本政府的大难题。

日本天皇访华时特别提出要去西安碑林看看自己的年号出处

最终在年号的选择中，“令和”作为两个出自日本古籍中的汉字，当选成为了日本新的年号，这也是1374年以来，第一次日本年号没有出自中国典籍。

按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解释，“令和”代表了希望，蕴含了在人们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的意思。

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也有日本记者提问道：日本年号第一次没有出自中国典籍，中方如何看待这次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也很干脆：这属于日本内政，我们不做评论。

日本天皇访华

那这次日本年号真的就完全出自日本典籍而和中国无关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次的年号“令和”出自前面所说的日本古籍《万叶集》，虽然《万叶集》源自日本传统文化，但是却无法抹去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在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上都借鉴了中国的诗歌。

更为关键的是，在《万叶集》成书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只能用汉字来作为注音符号记录下来。由此可见，如果日本年号推根溯源的话，其还是来源于中国文化。

唐宋变革论 "的意义在于，中国文化从宋代开始进入现代，中国文化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中国文化也进入了老年期，文化活力下降，不容易接受新事物。因此，中国文化在清代逐渐变得 "老朽"，呈现出 "保守 "的形象。因此，在内藤史学的语境中，中国的 "保守 "形象是由于中国从宋朝到清朝 "过早 "进入了现代，耗尽了活力，进入了老年，自然呈现出 "保守 "的氛围。

也就是说，"保守 "的中国形象是基于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 "唐宋革命论 "的延伸，而不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黑格尔的 "中国停滞论"。虽然其外观相似，但其背景是二元的。因此，内藤在指出唐宋时期书法的变化后说。"书法虽是小道，但探究其兴衰原因后，不能不为之叹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为了保护记载中华文明史的古籍不被日军掠夺，手无缚鸡之力的教授们带着一个100万册的图书馆，从一个地方漂泊到大半个中国，途径上海、南京、长沙、重庆最后到达昆明国立联合大学，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将登记在册的一些珍本运到了美国。

在我们最大的图书馆的17万册图书中，我们只赶出了1万多册，其中一些被日本飞机炸毁。这就是为什么有无数珍贵的中国历朝历代的古籍堆积在日本，却在中国丢失的原因。不是我们不爱我们的民族文化，而是日本在我们贫病交加的时候与我们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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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全中国有4747所图书馆，但是到了1943年，中国图书馆的数量下降到940所，五分之四的图书馆不是被毁坏，就是被抢空。在日本入侵期间，中国损失了图书馆藏书量的40%。

1905年，中国才开始建立现代图书馆体系。到1930年之前，中国所有的主要省市都建立了公共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中的大部分遭到日军洗劫。

根据日本和中国的文件记载，在南京 大屠 杀期间，日本军队对南京各类图书馆进行了系统地劫掠，掠夺图书总数达897，178册。

日本人相传是中国“吴太伯之后”，在中国和日本的古籍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载。不过对于这种说法，史学界却一直存在着争论。那么，日本人到底是不是“吴太伯之后”呢？吴太伯即是周太王的长子，据说此人十分贤德，曾礼让天下于三弟季历，被孔子称为“至德”。据《资治通鉴》记载：“今日本又云吴太伯之后，盖吴亡，其支庶人海为倭。”而日本人自称吴太伯后裔则最早见于诸鱼豢的《魏略》。此外，唐宋时代的《翰苑》、《通典》、《梁书》、《北史》、《晋书》、《太平御览》等均有记录。对此，很多日本学者表示反对。1940年, 村尾次郎发表《吴太伯说研究》。在他看来，日本人绝不可能自谓“吴太伯之后”，所谓“自谓”，不过是中国史家的歪曲之笔。村尾次郎的观点得到了不少日本学者的响应。大森志朗在《吴太伯后裔说》中说道: “关于日本的始祖说，不过是汉民族中华思想的产物，绝非出自日本人之口。”山田孝雄虽然不认同此说是中国史家的刻意歪曲，但仍然否定了它的真实性。他在《神皇正统记述义》中指出：“此非中国人蓄意贬低日本，而是一些古今皆有的日本轻薄之徒，如此献媚弄言，以博彼邦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