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彝文书法”一词，自然会产生何为“古彝文书法”的概念。所谓“古彝文书法”，就是指：一九八零年经国务院批准实行的规范彝文产生以前所有被人们应用的彝文所书写的手记和作品都是古彝文书法。换言之，在一九八零年以前出现的所有碑文、陶片、书籍、摩崖石刻等都属于古彝文书法的范畴，对彝文书法的探索和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书法是写字的拓展和深化，然而书法的生存必然要溯源于古老文字创造的开始，彝文书法也并不例外。有人认为：川滇黔桂古彝文区别很大，可是我认为川滇黔古彝文在书写上完全一致，几乎没有差别。当然在文字的读音、结构、字义上确实有所差别，这是事实。古彝文读音、字义、结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古代彝族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文字交流甚少的缘故。随着区域语音的发展和进化，从而造就了后来的语音差异等。经过自己多年的探讨和总结，本人认为川滇黔桂的古彝文在书写上没有多大的区别。

首先从川滇黔桂四省区遗留下来的彝文书法古迹材料看，不论在用笔、结构、章法、笔顺等方面几乎都一致。只存在多笔、少笔、或方、或圆的差异。其次从古籍摩岩石刻来看，贵州留下的古彝文相比较多。从年代的连续性看，字体的变化不是很大，所以无法论断古彝文书法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和年代。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课题，也有待于我们去做更深层次的探讨和研究。通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彝文书法的发展早就走向了多样性和广泛性。根据前人们收集的《彝文纵刻》、《彝文金石图录》（第一、二辑）、《宇宙人文论》、《彝文书法》等书籍里收集的彝文金铭石刻看，有不少是彝汉文并存。这就给彝文书法研究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有的专家和学者认为，“西安半坡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彩陶刻划符号是中国文字的始祖，它既是汉字的原始阶段，而与彝文的创始溯源也有关系。”而有的专家认为，西安半坡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彩陶刻划符号就是彝文的始祖，而且大胆提出以下观点：

（一）“彝族文字与汉族文字同源，后来随着发展和应用而分支。”

（二）“彝文和汉文同源这一观点，让我们扩展了研究视野，让我们探讨的材料扩展到一些出土文物的刻划符号上，并为古彝文书法与汉文书法进行比较性的探讨和研究。

（三）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文字符号又为彝文和彝文书法的历史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关于古彝文的起源问题，由于彝文志书和汉文史志上都没有明确的年代记述，所以彝文的起源尚无定论。学界中也众说纷纭，一时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根据《西南彝志》记载：（一）、彝文的创造者名叫伊阿伍，他是一个聪明无比，知晓天文地理的人，他创造了彝族文字，并用彝文写了许多历史书籍。但文字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能应用得那么繁华。（二）、同时《西南彝志》中又记载有恒本阿鲁创造了彝文象形文字的篇章。（三）、民间传说中，各地又有不同的彝文创造传说。比如：四川凉山传说是比阿史拉则创造说等。（四）、汉文方志中常把彝族文字称为“爨字”，把彝文典籍称为“夷经”。《滇系·杂载》说：“汉时有纳垢酋之后阿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谷，撰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千八百四十有奇，号书组。”《天启滇志》卷三十“爨蛮条”去：“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等。从这些记载中看，彝文的创造至少在汉代以前就已经产生。就出土文物来考察，有专家认为：“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渊源甚早。仰韶彩陶刻划符号，既是汉字的原始阶段，而与彝文的创始溯源也有关系。”谁是谁非我们暂时不作讨论。

（五）、根据有些专家的推断，古彝文的产生比汉代更早，也许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但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有力证据来证实这个观点。根据《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所载碑刻中最早的一幅是记有蜀汉建兴丙午年号的《妥阿哲纪功碑》，该碑不论在书写形式上还是内容叙述中都熟练地使用了古彝文，可见古彝文起源于较早的历史阶段，并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成熟的应用体系。造字和写字是同时产生的，而写字又是书法的开端。所以说：文字是客观事物的抽象表达。从文字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看，彝族文字也起源于象形，因为象形文字最能简明和描述客观事物，易于被接受和传播，逐步形成共识。有了文字就会出现写字，有了书写自然就会在书写者的大脑里产生书写美的意识，这就出现了彝文书法艺术。根据文字创造学的规律，古彝文也是从以图画代物开始发展起来的，但目前我们还无法全部知道。根据《大定县志》卷十三“风土志”记载：“安国亨所译夷书九则，内载：阿唐时纳垢酋，居岩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韪书，即今彝字。文字左翻倒念，亦有象形、会意诸义”。这足以证明，彝文是从象形图画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象形、会意都是古彝文的造字法。有的专家和学者认为：“彝族文字和古代汉字的原始形式相仿，都是东方民族土生土长的古老文字，同属表意字的范围”。

（六）、“在古彝文中，不论是彝族自己创造的文字，或是后来借用的其他民族的文字，都存在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彝文在造字和用字的规律上，有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形声等特点，仅仅没有汉文字的发展那么规范和繁多。”

（七）、“彝文的造字结构不能用汉字的“六书”来解释和说明，而是根据彝族本身的发音和意义来解释和说明。但彝文结构可以通过与汉字‘六书’相互比较，予以科学的来分析加以书写说明。我之所以用‘六书’的术语来称为彝文的各种造字法和书写。也是因为彝文造字方法与汉文有类似之处。”彝文中“既有表音又有表意的情况，可以说是彝文有别于汉文的一种独有的造字方法”。，并认为彝文是“单音节的表意方块字”。

由此可见，古彝文造字法不但具有象形、指事、会意等“六书”造字法，还有一种既表音又表意的造字方法。造字是写字的起步，而写字又是书法的最初元素，也就是说：写字是书法的开始。文字和书写是同时产生，因为写字与书法虽然有区别，但从广义上看，写字就是书法的起步。

书法的概念我是这样认为：“书”就是书写，“法”就是书写的法则。然而，书法艺术是人们后来在书写文字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抽象艺术，或者说是造字艺术的再表现。所以，应该把造字和写字结合起来，作为书法研究的基础来探讨和研究。这样，我们既可以从古彝文书写中进行彝文书法艺术研究、彝文书法史研究、同时又可以借用彝文书法发展史来探讨和研究彝族历史。供我们研究的材料有：目前出土文物中的陶片、碑刻、摩崖石刻等，特别可以从威宁县出土的刻划符号、三星堆出土的文字符号、金沙遗址出土的文字符号开始。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通过与汉文书法对比研究得出彝文和彝文书法起源的历史依据。也可以引用汉字书法继承和学习的方法来学习和继承彝文书法艺术等。

古彝文金铭石刻数量多、分布广、收入书册的仅仅只是少量的一部分，但用作我们学习彝文书法和继承彝文书法艺术，已经足够。当然，用作研究彝文书法史，这些资料还缺少更多的史料。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编入书册的彝文书法并不多。

古彝文书法的点划形质、用笔、字形结构和章法布局都是以点线为基础，点和线反映在书写中就是点划形质，是构成一个字的基本元素。前引汉文史志中称古彝文“状类蝌蚪”，“字如蝌蚪”，就是彝文笔划的点线形质而言。这些说明古彝文书法的点划形质特点之一是大量使用“状类蝌蚪”、“形象如蛇”的弧线和曲线。弧线和曲线构成了古彝文书法的基本元素，形成了彝族古文字的基本面貌。同时，古彝文还具有点、横、直、撇等一些基本笔划。

古彝文书写用笔问题，如果从总体上来概括，用笔有行、提、按、挫、转等用笔方法。从资料上看，彝文碑刻在用笔上，大多是用中锋行笔，只有少量的是用侧锋运笔。可以肯定地说：在彝文书写中很少用回锋用笔和顿笔。用笔的研究要结合到每一书家、书体（碑铭、石刻等作品）来分析。这个问题依然有待于更多的研究者来共同参与研讨。

我临摹了不少彝文书法古帖，从中发现古彝文书法的字形有圆、扁、长、方几种，就《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所收20幅金铭刻石分析，《妥阿哲纪功碑》、《成化钟铭文》、《长寿桥碑记》（岩刻）等，都以圆形为主；《拦龙桥碑记（岩刻）、《何家桥碑》、《杨天一墓石》（石刻）、《李氏墓碑》、《安玉奇墓碑》等，则以扁形为主；《杨氏宗源纪念碑》却以长形为主；而方形古彝文以《水西大渡河建桥碑》为典范。从目前发现的彝族文字金石铭文、碑刻、摩崖石刻和古彝文手抄本看，文字书写主要还是扁形字体。四川彝文在规范以前的古彝文也是如此。

由于古彝文“造字方法的基本特点以‘部首’为主导”。所以古彝文书法字形的布局和结体也有长、短、编、斜、大、小、疏、密、堆、插、并、向、背、弧、单、圆等，这一点上与汉字书写用笔一样。至于每个字的书写顺序，基本上遵循了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先外后内的古彝文书写规则。

谈到彝文书法的章法布局，从《彝文纵刻》、《彝文书法》、《彝文金石图录》（第一、二辑）中所收集的材料看，古彝文书法总的章法结构是遵循每行字从上到下，每幅字（碑铭）从左到右的规则。对于个性作品而言，《妥阿哲纪功碑》在疏密适当方面，《水西大渡河建桥碑》在规范严整方面，《长寿桥碑记》在松散自由方面，《扯垲箐碑记》在紧凑严密方面，《李氏墓碑》在大小主次严明方面，《成化钟铭文》在潇洒风致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我们去学习。要注意的是，由于历史的发展的因素，彝汉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汉文书法的章法结构对古彝文书法也产生了影响。可以说：同一种文字的书法作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书家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字体也有不同的风格。以汉文书法为例，殷商甲骨文、秦篆、汉隶、魏碑（魏书）、唐楷都不相同，都是不同历史时代与不同字体的不同风格。即以唐楷而言，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等不同书家也有不同的风格特色。正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书家，不同的字体铸成了汉文书法百花齐放的景象，形成了不同时代的风格和体系。

从《彝文纵刻》、《彝文书法》、《彝文金石图录》（第一、二辑）中收录的金铭石刻看，古彝文书法在字体上概括的讲，只有一种“正体字”，只有个别字在书写中略有带笔的“行楷”，但这仍然可以归入“正体字”一类，即使是威宁中水陶器陶片上可以识读为古彝文的刻划符号，似也可以归入“正体字”一类。有的个别字的笔划像汉字的隶属笔法，但也可归为“正体字”一类。因此，古彝文就字体而言，书写的风格比较单纯，形成的字体体系也比较单一。书写者在构思图式中，直线主要起着平衡作用，而曲线起着字体审美作用，或者说是具有审美价值。曲线在古彝文字中试具有美感的线条。我们对古彝文点划线条进行归纳，得出古彝文的点线以直、折、圆、弧、绕的结果。所以，从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以直、折、圆来展现立体感，另一方面以弧线和绕线来展示文字书写审美功能的再现。

书法作品是文字的再现，也是人类历史的再现。从上面的论述，我们知道，彝族先民在很早以前就创造了古彝文，并且至少在蜀汉时期形成了完整的古彝语文体系。造字和书法是同时产生。古彝文创造之始，也是古彝文书法产生之初，这是不必争议的问题。虽然古彝文书法的字体体裁比较单一，字体风格也比较单纯，但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而又丰富的彝文书法体系，已经开创了彝文书法艺术的先河，需要我们去继承、传承和发展。

古彝文书法与汉字书法相比较，确实不及汉文书法那样完善，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体系。但就彝文书法的本质而言，古代彝族人民在创造古彝文的同时，已经营造了彝文书法审美的韵味和发展生存的空间以及价值。彝文书法虽然在形式上还不完美和丰富，但“在书法作品中可以寻找民族的精神所在，所以古彝文书法作品是古代彝族人民对人类生存价值的记述和文字生存价值的升华以及延展。

提及彝族文字的历史， 不得不提到的便是至今都没有被学者们定论的彝族文字的起源。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民族语言为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中部6种方言，其中包括5个次方言，25个土语。彝族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的高原与沿海丘陵之间，主要聚集在楚雄、红河、凉山、毕节、六盘水和安顺等地，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地区和方言不同，彝族支系繁多，有许多不同的他称和自称，主要的他称有「 ”夷”「 ”黑彝”「 ”白彝”「 ”红彝”「 ”甘彝”「 ”花腰”「 ”密岔”等。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广大彝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以鼎彝之「 ”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 有关于彝族文字的起源有着很多的传说，根据彝文典籍所记载的一种说法是「 ”创世供奉祖先，发明了天地根源，并创造了彝族的象形文字”（贵州《西南彝志》），并且在该典籍中的另一篇文章亦有记载，说彝族文字是一个名为伊阿武的人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字，据说此人通晓天文地理，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除此之外，根据汉文文献的记载《新纂云南通志》当中所说彝族文字是由汉代人唐阿珂所创造。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自己的文字——彝文。彝文起源时代久远，是独具特性且发展完善的传统文字。彝文首先表现于拥有载体形制多种多样、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文献。 彝文指的是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彝族人使用的文字，又叫「 ”爨文”「 ”韪书”。明清两代不少书里说，这种文字「 ”字如蝌蚪”「 ”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根据民间传说，彝文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最兴盛的时期是从明代以后才开始。 流传和遗存彝族地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岩书、布书、皮书、纸书、瓦书、木犊、竹简、骨刻、木刻、金石铭刻、印章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根据纸质和极少部分所署的抄写年代可知，彝文文献多形成于明清时期。但不等于说彝文文献都首撰成书于明清。除续修的谱牒、部分金石铭刻以及汉文古籍译作等彝文文献之外，绝大部分彝文书籍，特别是彝族毕摩（祭师）传统用于各种祭祀的典籍，是按世代流传下来的内容与格式，从原非纸张为书写原料的典籍上转而传抄成纸书，即绝大部分彝文文献成书年代远不止于明清时期。 现存彝文文献，有云南红河州境3000多年前原始岩画组合画面中的彝文岩书、西汉时期的云南昭通彝文铜印（堂琅印）、蜀汉时期的贵州「 ”妥阿哲纪功碑”、南宋开庆己午年（公元1259年）的「 ”拦龙河碑纪”等。 在彝族历史上，彝文文献从它产生那时起，与其紧密伴随的即是天灾人祸的无情摧残，其中尤烈者为历来的焚烧，但它毕竟是植根于中华民族顽强的自我意识之中，终究「 ”野火烧不尽”。幸存的彝文文献，除石刻在贵州境内尚存二百六十多块、云南境尚存七百外，纸书等类型文献，国内有关部门及英、法、美、德等国收藏的数量，据粗略统计，总计约有一万二干余册，尚有约五千多册仍存于彝族民间。 根据彝文典籍记载，在原始时代彝族曾有过图腾崇拜，相信人类与动物、植物有着血缘关系。目前彝族社会还存在大量的图腾崇拜遗迹，主要有竹崇拜、葫芦崇拜、松树崇拜、粟树崇拜、动物崇拜等。云南、贵州、四川彝族地区许多村寨都有自己的「 ”神树”「 ”神林”。云南哀牢山自称为「 ”罗罗”的一支彝族就把虎作为自己的祖先，「 ”罗罗”即其语言中「 ”虎虎”的意思。每家都供奉一幅祖先画像，称为「 ”涅罗摩”，意为「 ”母虎祖先”。 古彝文是彝族至今仍通行的表意文字，是一种原生的古老文字。彝文典籍的内容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医药、算术、地形、地貌、生物、农牧等无所不包，其中还蕴含着大量的生产与生活的技能和智慧，是彝族人民开发利用所在地自然资源的经验总结和科学的结晶。 内容来源：多彩贵州网、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国彝族网等

夜郎古国人文历史悠久，秦汉时期属夜郎国治地，唐宋曾两次置夜郎县。这里是中国稻作、鼓楼、巫傩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区，千百年前延续至今的“竹崇拜”、“牛图腾”与斗牛、斗狗等独特民族风情，构成了内涵丰富、扑朔迷离的夜郎文化。

夜郎古国的历史大致追溯到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存在约300年后神秘消失。夜郎故事首见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这个很平常的故事后来便演变成家喻户晓的成语“夜郎自大”。

夜郎古国是中国历史上神秘的三大古国之一，它和消失在沙漠的楼兰古国、目前变身著名旅游圣地的大理古国一起丰富绚丽了大中华的民族文化，并成为中国人心里一块当仁不让的历史文化品牌。因此，不但黔地，曾为夜郎县属地的湖南沅水流域都在探讨这个在历史上存留了两三百多年，然后又神秘消失的蛮夷古国。 夜郎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300年。之后古夜郎国神秘消失。这个古老的文明在史籍记载中留下了一团迷雾。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为神秘的夜郎文化揭开了辉煌的一角。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当汉文化在中原大地崛起时，边疆也出现了多民族文化，“西南夷”便是其中之一。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志》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西南夷在历史上泛指云贵高原与川西的古老民族，夜郎文化便是西南古老民族文化的代表。据负责可乐墓葬考古发掘的贵州省博物馆研究员介绍，自1958年在赫章县可乐民族乡发现第一批出土文物以来，考古部门先后进行了9次发掘，但再次引起国家和考古界关注的还是2000年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及历年调查有几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可乐墓葬分布面大，涉及范围达35平方公里以上；二是墓葬高密集中，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墓葬80多座，其中有不同时期的墓葬叠压在一起，为省内考古罕见；三是延续的时代长。战国、西汉、东汉时代都有大量的文物出现；四是反映的文化底蕴丰厚。出土的大量文物，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郎民族文化，以及秦汉时期的汉文化与夜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可乐”以其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文化属性，荣获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可乐遗址·古墓群，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以史书记载及考古成果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后，夜郎国在贵州已成为不争的史实，但夜郎国的都邑究竟在哪里？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可乐“西南夷””墓群的发掘，对探究古夜郎族属和地域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神秘的柯洛倮姆可乐，彝文古籍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作“柯乐”，后演变为“可乐”。今天杂居可乐的彝、苗、布依等少数民族中，彝族人最多。当地人说，彝族最先进入可乐，他们将这批“西南夷”墓葬叫做“莕人坟”或“莕人洞”。一直生活在“柯洛倮姆”的百姓们，哪里想到他们捡回家去砌猪圈、盖茅厕的砖瓦，竟是秦砖汉瓦；那些从“莕人洞（坟）”挖出来，认为带有邪气而随手扔掉的坛坛罐罐，竟然是价值连城的国宝。今天，人们无不惊喜慨叹，贵州这片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土地上，竟然沉淀着厚重的古老文明。

据彝文古文献记载，当时与贵州可乐齐名、能称“倮姆”的，有成都（勒姑倮姆）、重庆（储奇倮姆）、昆明（勒波倮姆）等西南地区的著名城市。贵州考古专家宋世坤研究员分析，将历史的发掘与文献对照研究推断，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可乐地区很可能是属于夜郎国的重要“邑聚”或“旁小邑”的境地。可乐地处滇、黔边界，交通发达。据文献记载，这里曾是进入贵州的彝族默部（黔西北彝族水西始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夜郎故事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说的是公元前122年，汉武帝为寻找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曾遣使者到达今云南的滇国。期间，滇王问汉使：“汉与我谁大？”后来汉使途经夜郎，夜郎国君也提出同样问题。因而世人便以此喻指狂妄无知、自负自大的人。其实，夜郎并非自大，历史上的“夜郎国”曾是一个国富兵强的泱泱大国。。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为寻找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于公元前122年派遣使者到达今云南的滇国，再无法西进。逗留期间，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后来汉使返长安时经过夜郎，夜郎国君也提出了同样问题。这段很平常的故事后来便演变成家喻户晓的成语。

夜郎自大成语至清代已广为流行。清前期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绛妃》中写道：“驾炮车之狂云，遂以夜郎自大。恃贪狼之逆气，漫以河伯为尊。”成书于光绪后期的晚清小说代表作《孽海花》第二十四回写道：“饿虎思斗，夜郎自大，我国若不大张挞伐，一奋神威，靠着各国的空文劝阻，他哪里肯甘心就范呢？” 其实夜郎国君并非妄自尊大向汉王朝叫板。夜郎是僻处大山的方国，即便现在交通也多受限制，两千多年前更是山隔水阻，偶有山外客来，急于打听山外世界，实为人之常情。

古彝文大概有4000多字，其中包含象形字，形声字等等。与现如今的汉字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写法也有很大的区别，同时很多字与现在的汉字读法差距也很大。古彝文的历史比较悠久，并且十分珍贵，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专家一直在研究古彝文。

古彝文的发展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万年的历史，有专家说古彝文能够与埃及文和甲骨文相比，也有人认为古彝文就是古蜀文字。古彝文能够代表历史文字的重要起源，在古代时，这种文字使用率最高的地方是贵州。但是现如今的贵州人很少会认识古彝文。

由于彝族的老年人已经很少，现在的年轻人又不认识古彝文，所以这种文字渐渐被人们遗忘。但是中国有专门研究古彝文的团队，认为古彝文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但是想要把古彝文研究透彻的确是很难，这需要老一辈的配合。

古彝文是地方方言，属于文化遗产，所以每个人都要保护历史文化。现在所收纳的古彝文并不是很多，大概有8000册左右，在彝文中占了半数。可见古彝文，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几乎每个老年人都喜欢用古彝文进行对话。

彝文古籍受到了后人的重视，所以很多人是对其进行了保护进行了整理。发现数量非常多并且很有特色。从字的结构来观察，很像象形字，同时还有很多像会意字，只要使用偏旁，将字进行整合，就可以表达意义。不得不赞叹古人的造字能力，造福后人。

​从字体上观察有些像繁体字，一个字有可能会占用好几个字的面积，字有可能会长一些，也有可能会短一些，字体上给人感觉有些疏疏落落，并且错综复杂。看起来像密密麻麻的字，但是给人的感觉非常庄重。

文化艺术特征和民族传统文化意蕴。彝语东部方言区的彝文古籍文献的特点是文化艺术特征和民族传统文化意蕴，贵州的彝族地区属于彝语东部方言区，这里是彝文的发祥地，是彝文古籍保存最多的地区之一。

       古代彝族先民文明道纪始于公元前 45 世纪的希弭遮时期。彝文古籍《封疆划域》说：“有了乾天的规律，才兴起了君民；有了坤地的运历，才产生了权政；有了权政才有了疆界，有了疆界才有尊卑地位。乾天君称策举王，封疆划地域，依山脉划分。”在此期间，道赤叩、道迫能、特毕余、堵毕得、恒史楚、特乍木六位大教化师先后创立和完善了教化制度，彝族先民的祭祀制度也由此逐步形成；有了集君、臣、师、匠于一体的部落氏族政权，军队也随之产生了。一些部落氏族立起了擎天柱，祭祀天地时各方诸侯聚集，树氏族旗号，决定“分摊赋税以养官兵”，并把领土划分为南、北、中三域。 

        祭祖，是彝族古代一项最重要的全民教化内容，同时又是一种治理国家的重要形式。彝文古籍《象卦论》记载说，一切都要从“清浊”说起，用象卦来推演。有了升降的清、浊运历，清浊气生成“青气尼，浊气能”，青赤气结合称“舍额”。青气运生“乾”，赤气运生“坤”，统称“象卦”。乾坤结合运生“象征纵横的坎、离二卦象”。坎为阳，离为阴，阴阳乾坤统称“卦象”。日运乾阳象局，月运坤阴卦局。两局结合以星运乾局，云运坤局；雾运乾局，霭运坤局；风运乾局，雨运坤局。天象运历圆满后，“兽类以玉兔在先，禽类以金乌为首，人类以六祖为宗”。 彝族古代使用的太阳周天历（简称太阳历），崇拜太阳鸟（金乌）。

        金乌临宫室是君长的星宿。“金乌披金衣坐于乾柱顶端，树造乾地高柱是威荣的象征。荣柱建南方是荣日高照的象征。”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彝文古籍中记载的“乾柱”“金乌”，有助于今人破解四川广汉三星堆、金沙等遗址的不解之谜。 彝文古籍《实索氏族》记载：“实氏族九将领，创下历史，统领索氏族，历史传后世。”“九国九龙君，由龙君治天下，九条龙撑天。”“龙君的势大，龙臣的根深，龙师知识广。四龙镇天界，四龙镇地界，苍天万象新，大地不紊乱。举头观察山，上为乾宫，下为坤宫，中为皇宫；头生角，足长蹄；乾宫坐君，坤宫坐王。”

        乾君的先世称为“皇太祖”，坤王称为“皇太妣”。君国的隶侯，以“岳山称椅座”，以“治地作座基”。天下岳山，按白黄道定位，以中宫为轴，由长氏族治理。下属的隶侯，教化了之后，以贤能布政。 相关彝族史料记载，南尼北能国和中部实索国等都有自己的军队，但遇到战争，总是全民皆兵，“恒洪鲁山之战”就是这样：布兵如霭雾，尼能国侯君，尼能国侯臣，尼能国侯军师，尼能国侯男女，一切都出动。

          实索君、臣、师，会集“恒洪鲁山”，君出头一阵，军民全面参战。 古代彝族君长国政权的核心是“君、臣、师”。彝文古籍《天地结合顺序》说：“君者，统领国度一切，一人权揽天下。”“师者行教化”，行教化的“师”有很高的权威，他们披虎皮行令养兵，人文教化、礼仪教化兴起。教化师的神帽叫“洛洪”，神箭筒叫“樾妥”；洛洪象征“白道”，樾妥象征“黄道”，列“氏族旗号”的“尼慕”活动由师人主持。君臣信奉，全民信仰。在君长政权之中，“施号令者君，执政者臣。君臣是国的父母官。有上必有下，乾在上显威高，坤在下呈荣大；四象生八卦，其理生先圣。